第63章　张说文治

第一节封禅之议——泰山之行的政治学

开元九年九月，姚崇病逝于东都洛阳，年七十二。

同月，一道敕令自长安发出：兵部尚书张说，同中书门下三品，入朝为相。

张说进京那日，带了三车书。守门的兵卒拦住盘问，张说的随从指着车道：“这是相爷的家当。”兵卒掀开草帘，一车一车的，全是书卷。兵卒愣了：“别人做官，带的是金银细软，相爷怎么带书？”

张说在车里听见，掀帘笑道：“姚公给大唐留下的是规矩，我带来的是文章。规矩管当下，文章管长久。”

长安城里传开了这句话。有人嗤笑：好大的口气。也有人点头：这位张尚书掌文学三十年，这话，他当得起。

张说掌的是兵部。兵部管的是打仗，他却一上任就上了一道奏章：请修文德。奏章里说：天下底定，府兵日弛，与其修武备，不如修文章。治国如写文章，字句通顺了，气脉自然通畅。

玄宗把奏章看了两遍，对高力士说：“姚崇在时，教朕办事；宋璟在时，教朕守规矩。如今张说来了，要教朕写文章。”

高力士道：“陛下，文章写得好，江山也漂亮。”

玄宗笑了。

开元十二年冬，群臣请封禅。

封禅，是古来帝王功成治定之后，到泰山顶上告祭天地的盛典。自高宗乾封年间封禅以来，已经六十年没有天子登过泰山了。群臣的奏章雪片一样飞进宫里，说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请陛下告成功于天。连年高岁稔，仓廪皆满，奏章里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恳切：陛下若不行此典，天下人的心气，往哪里安放？

玄宗有些动心，又有些犹豫。他私下对高力士说：“朕即位十三年，做了些事，也闯过些祸。封禅是告天，天看得见朕，朕不敢欺天。”

高力士道：“陛下怕什么？”

“怕两样。”玄宗道，“一怕边境有事，典礼办到一半，烽火就烧起来了；二怕劳民伤财，大典办完，百姓的怨言比万岁声还响。”

高力士道：“陛下何不问问张说？”

于是玄宗把张说召来，当面问他：“朕即位十三年，配得上封禅吗？”

张说答得干脆：“配得上。陛下诛韦后，平太平，除积弊，开元以来，岁丰人安，仓廪充实，四夷酋长岁岁入朝。古之帝王，功成治定，莫不封禅。陛下若不行，后世史官写到这里，要问一句：开元天子，为什么不敢上泰山？”

玄宗道：“朕不是不敢。朕是怕——怕泰山之巅，风太大。”

张说笑道：“风大，才见天子。”

玄宗看了他半晌，终于道：“好。封禅。你来办。”

于是张说领了封禅使的差事。办差第一件事，是定仪注。他翻出贞观年间的旧礼，又参照显庆礼，一条一条地改定：斋戒几日，登山几日，燔柴几堆，玉册几道，写得分分明明。有人劝他：“封禅之礼，礼官自有成规，何必事事亲为？”

张说道：“盛世的大典，一丝一毫都要是盛世的样子。礼定则人心定。”

筹备了整整一年。造玉牒，用的是蓝田美玉，金绳缠束，金泥封缄；制石䃭，用的是泰山青石，打磨得光可鉴人。张说亲自监工，连玉牒上刻字的笔划，都要看三遍。匠人们私底下说：这位封禅使，比造玉册的还较真。

又拣选随行官员。张说定了个规矩：随行登封者，须是五品以上，德行清正。名单报上来，他勾勾画画，改了一多半。有人不服，张说道：“泰山顶上，站的都是大唐的脸面。脸面不好看，封什么禅？”

开元十三年十月，车驾发东都。

队伍出洛阳的时候，洛阳城里的百姓夹道相送。百官公卿，四夷酋长，僧道儒生，车马绵延数百里，望不到头。史官在辇旁记下这一幕，笔尖都发颤。沿途州县，十里一亭，五里一堠，供帐之盛，百姓传为奇谈。

十一月，车驾至泰山下。玄宗斋戒三日，登封坛设在泰山之巅，坛高三丈，四出陛，坛上设昊天上帝之位。玉牒用金绳缠束，玉册置于石䃭之中，石䃭深埋于坛下。

登山那日，天朗气清。玄宗乘马登山，百官跟随。山道陡峭处，马不能行，玄宗下马步行，百官相扶而上。到得绝顶，风果然大，吹得旌旗猎猎作响。玄宗立于坛前，南向而拜，燔柴祭天，烟气直上九霄。礼官朗声读祝文——那祝文，是张说亲自写的，字字铿锵。

读毕，玄宗亲手将玉册放入石䃭，封土为坛。山下，群臣伏地，山呼万岁。万岁之声，回荡于群峰之间，久久不绝。

礼毕，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扈从百官，皆加阶进爵。

推恩的时候，张说多引了自己的亲信。有随行的中书省小吏，一夜之间超授五品，章服都来不及换，绿袍上缀着绯色的绶带。张说的女婿郑鉴，本是佐史小吏，被张说引为随行太祝，登山行礼，礼毕超授五品。中书舍人张九龄看不过去，寻了个空子，私下对张说：“公掌封禅，天下拭目。恩典太滥，恐招物议。”

张说笑道：“我掌礼，礼毕酬功，理所应当。九龄，你多虑了。”

张九龄道：“公，郑鉴是您的女婿，天下人都看着。”

张说脸上的笑淡了些：“登山行礼，论功行赏，与亲戚何干？”

张九龄不再说话。他看着张说的背影，总觉得这位老长官，把封禅当成了自己的一场大典。

回程的路上，车驾绕道曲阜，玄宗幸孔子宅，以太牢之礼祭孔子。

张说陪祭。祭毕，玄宗立在孔子像前，看了很久，忽然问：“张卿，泰山封禅，告的是天；曲阜祭孔，敬的是什么？”

张说道：“敬的是‘文’。天授命，文立命。陛下封禅，是告天成功；祭孔，是告天下：大唐的太平，不靠刀枪，靠的是文章。”

玄宗点点头，亲自燃了一炷香。

出曲阜那日，朔风渐起。玄宗与张说并辔而行。远山如黛，残阳如血。

张说望着泰山的方向，忽然说：“陛下，泰山之巅，是天下最高的地方了。”

玄宗望着远山，轻声说：“最高的地方，风也最大。”

张说一怔，还想说什么，玄宗已催马向前。那句话，就那样落进了风里。

第二节改政事堂——中书门下体制

要论这盛世的架子，得从封禅前两年说起。

开元十一年，张说进中书令，拜真宰相。

他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理政，是改堂。

政事堂设在门下省。自高宗朝起，宰相们每天卯时到这里议事，议完各回各衙。这堂没有印，没有属吏，没有一间档案房。宰相议了事，还要写成状子，送进宫里画敕，再转回尚书省施行。绕一大圈，事情才能落地。

张说在中书令任上坐了三个月，越坐越觉得不对劲。他算过一笔账：一桩救灾的事，政事堂议定，要三天；送宫里画敕，要两天；转尚书省行文，又要两天；等公文到州，七天过去了。州里再逐级往下传，灾民早就饿得啃树皮了。

还有一桩，更让他堵心。开元初年，河南大水，政事堂议定了赈济章程，文书在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间转来转去，有一份底稿竟在吏员案头压了半个月。张说追问起来，那吏员委屈道：“相爷，政事堂没个专管的房，文书该归谁，谁也不清楚。”

张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

这日散朝，他把几位宰相留下，指着政事堂的匾额说：“诸公，这堂，该改了。”

宰相们面面相觑：“改什么？”

“改名字。”张说道，“从今往后，不叫政事堂，叫中书门下。”

有人问：“换一块匾，有什么讲究？”

张说道：“讲究大了。政事堂是个‘堂’，是个商量事的地方；中书门下是个‘衙门’，是个办差的地方。堂，散了就散了；衙门，得有印，得有吏，得有规矩。宰相要担天下之重，先得有一个担得起的架子。”

说罢，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纸，上面写着改制方案：中书门下下设五房——吏房掌铨选，枢机房掌机要，兵房掌军政，户房掌钱谷，刑礼房掌刑法与礼制。五房分曹，各主一摊。另铸“中书门下之印”，设堂后官、主书，掌文书档案。

有老臣嘀咕：“宰相议事，历朝如此，何必多此一举？”

张说道：“历朝如此，是因为历朝宰相不用担这么重的事。如今户口日繁，政务如山，五房分曹，令出即行。诸公若怕麻烦，日后中书门下忙起来，你们自然明白这‘麻烦’，省了多少麻烦。”

又有人道：“添了吏，设了房，养的人多了，朝廷的俸禄——”

“俸禄是小账。”张说打断他，“公文压着不办，赈灾误了时辰，误的才是大账。诸公算一算，哪头划算？”

满堂沉默。改制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换匾那日，是个晴天。老木匠拆下“政事堂”三个字的旧匾，又挂上“中书门下”四个字的新匾。匾是新楠木的，黑漆金字，在日光下闪闪发亮。

围观的人里有位致仕的老臣，拄着拐杖看了半晌，叹道：“老头子当了一辈子官，见过政事堂挂过三块匾。这一块，怕是挂得最久的。”

有人问：“何以见得？”

老臣道：“前两块匾，挂的是‘商量’二字；这一块，挂的是‘权力’二字。权力有了衙门，衙门就会越长越结实。”

张说正好经过，听了这话，脚步顿了顿，回过头来，向那老臣拱了拱手：“老丈说得是。可也请老丈记住一句话——衙门越结实，坐在里头的人，越要有怕。”

老臣眯着眼看他：“张相怕什么？”

“怕手里的印。”张说道，“印盖下去，就是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怕它，才不敢乱盖。”

老臣拄着拐杖，看了他半晌，忽然笑了：“好。老头子活到这把年纪，头一回听见宰相说怕。张相，这块匾，挂得值。”

张说没有再说话，迈步进了堂。

当晚，张九龄来中书门下找张说议事。走到门口，抬头看见新匾，站住看了很久。张说迎出来：“九龄，看什么？”

张九龄道：“看公改的这个堂。公改的哪里是堂，改的是宰相的分量。”

张说笑了：“你看出来了。”

张九龄道：“公，容我说一句不好听的。从前政事堂没印没吏，宰相议完事就散，想专权也专不了。如今中书门下五房俱全，印信一新——日后坐在这堂里的人，若不如公，怎么办？”

张说沉默片刻，道：“那就要看这堂里的规矩，够不够硬。规矩硬，好人坐得稳；规矩软，坏人坐得住。所以我才要五房分曹，事有专主——把权力关进格子，一格一格地关好。”

张九龄望着这位老长官，忽然觉得，他改的这块匾，比封禅的玉牒还要重。

五房初设那几个月，中书门下乱成了一锅粥。堂后官是新选的，主书是新补的，档案房是新盖的，连案牍的格式都要重定。张说索性搬到堂里住了半个月，一张一张地看文书，一房一房地捋规矩。老吏们私下说：张相这是把宰相府当成战场来守了。

等一切上了轨道，张说才松了一口气。他指着档案房里新立起来的一排排架阁，对张九龄说：“九龄你看，从今往后，大唐每一条政令，都在这架阁里留底。日后有人翻出来，知道哪一年哪一月，朝廷做过什么、为什么做——这就是‘规矩’的账本。”

张九龄道：“账本记的是过去。公，账本能不能管住将来？”

张说道：“管不住将来，也照着它做。人心里有账本，手才会抖。”

此后数年，中书门下成了大唐真正的权力中枢。诏令从这里发出，政事在这里决断，五房文书如山，堂后官跑断了腿。有人骂张说揽权，也有人夸张说立制。不管骂还是夸，宰相府的印，从这一年起，正式盖在了大唐的诏令上。

变化是看得见的。从前一桩赈灾的公文要转七天，如今五房分曹，户房当天议定，堂印当天盖下，第二天就能出京。没过几年，有一年关中大旱，从政事堂议赈到长安开仓，只用了三天。县州的急递驿马在官道上跑，驿卒们私下说：如今朝廷办事，快得像换了个人。

也有人说闲话：“张相把宰相府修得这么结实，怕不是给子孙修的吧？”

张说听了，只回了一句：“房子修结实了，住进去的不管是张是李，都替大唐办事。”

他倒没想过，这话日后要应验。

第三节集贤之院——“开元文治”的总成

开元十三年四月，张说又上了一道奏章：请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丽正书院本是修书之所，开元初年设立，聚了几个文人抄抄书、讲讲经，冷冷清清。张说要把它扩成一座大书院：聚天下之书，聚天下之才，校书、修书、著书，兼备天子顾问。

奏章里写：“国家之盛，不止于兵甲之利、仓廪之丰，亦在于文教之兴。愿陛下置集贤殿书院，聚文学之士，整比经籍，撰述典章，使开元之治，有书为证。”

玄宗看了，大悦，亲自题写院额。挂匾那日，张说请了玄宗临幸，满朝文臣都来看热闹。玄宗看着“集贤殿书院”五个字，笑道：“集贤，集贤。朕的贤才，一半在朝堂上，一半在这书院里。”

张说知院事，张九龄等为学士。一时名士，皆在院中。

集贤院是一座跨院的深宅。院子中央是藏书楼，四壁皆书架，书架从地面顶到房梁，分甲乙丙丁四部，藏两京之书。书是按类分的：经史子集，各占一壁；版本不同，分架而藏。执掌书楼的典书吏，手里有一本账簿，哪本书借出去、哪本还回来，记得分毫不差。

楼里常年有几十个抄书手伏案疾书，笔尖沙沙作响，像落雨。抄书手是从各州县征调来的善书者，写一笔好楷书。一页抄完，校书郎接过去对勘，错一个字，整页重抄。有人嫌费纸，校书郎板着脸道：“书是传子孙的，错一个字，传下去就是错一百年。”

张说每天散朝后，都要到集贤院坐一坐。他不坐正堂，专爱坐在抄书手中间，听笔尖响。有一回，张九龄问他：“公日日来听这个，听出什么了？”

张说道：“听出太平。打仗的时候，没人抄书；饿肚子的时候，没人抄书。笔尖响，是天下最安静的声音——只有仓廪实、百姓安的时候，才有得响。”

张九龄默然。

这一年，集贤院开始修一部大书——《唐六典》。

这部书的来头，要追溯到开元十年。那年玄宗下诏，仿《周官》六典之制，修一部大唐的官制总典：中央六省一台九寺五监，地方州县，官职品秩，职权隶属，一一写明。书名就叫《六典》——六典者，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也。

修书是苦差。学士们白天翻档案，夜里核旧制，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有一回，为了一处官名的沿革，张说与两位学士争到深夜，最后翻出贞观年间的敕令底稿，才定下来。散席时，张说揉着发酸的脖子，笑道：“修书如打仗，一字一关。守住了，才算赢。”

张九龄陪他熬到半夜，揉着眼睛问：“公，一部官制书，用得着这么较真吗？”

张说道：“用得着。天下这么大，政令要有一个准头。六典修成，官有官制，吏有吏法——一千年后的人翻开它，也知道大唐的官是怎么当的。这比修一百座城池都值。”

他又说：“九龄，你记住。城池会被攻破，宫室会朽烂，只有字，火烧不烂，水浸不烂，刀砍不烂。字，是比砖石更结实的东西。”

张九龄望着灯下那堆卷帙，忽然明白了：张说修的哪里是书，是一部“规矩经”。

开元十四年，张说又奏请修《开元礼》。

他说：“封禅是礼，祭祀是礼，婚丧嫁娶也是礼。礼定则俗定，俗定则天下安。国家富有四海，不可以无礼。”

玄宗准了。于是集贤院又开了一摊：辑五礼之文，参酌古今，撰修一部大唐的礼仪总典。这一修，就是六年——修到张说去世，又修到开元二十年，方才成书，凡一百五十卷。

集贤院最热闹的时候，院中有学士、直学士、侍讲、修撰、校理，加上抄书手、装潢工、典书吏，数百人。两京书库的藏书，一年比一年多。外邦使节来朝，玄宗常带他们到集贤院走一圈，指着满楼的书说：“此朕之库藏。”

有使节问：“陛下，这一楼书，值多少钱？”

玄宗笑道：“无价。钱买得来米，买不来这一楼字。”

张说站在一旁，没有作声。他心里清楚，这满楼的书，有一半是从他笔底下流出来的。掌文学之任三十年，朝廷的大述作，诏书、碑文、祝文，多出其手。时人把他与许国公苏颋并称，叫作“燕许大手笔”。

玄宗也常到集贤院听学士讲书。有一回讲《周易》，学士讲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玄宗忽然问张说：“张卿，什么叫‘化成天下’？”

张说答道：“以文章化育天下。打仗只能让人怕，文章能让人服。陛下治天下，靠的不是刀，是这一院子的书。”

玄宗环顾满楼的书架，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可高力士注意到，离开集贤院时，玄宗回头看了那座藏书楼一眼。那一眼，看了很久。

回宫路上，玄宗忽然说：“高力士，朕的文治，一半在张说的笔底下。”

高力士道：“陛下，笔底下的是文治，笔底下也是人心。”

玄宗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这话，高力士记了很多年。后来他常常想起，那是他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

集贤院的灯火，一院一院地亮着。张说没有看到《六典》成书——那部书修了十几年，到开元二十六年方才成书，凡三十卷。他也没看到《开元礼》颁行——那一百五十卷礼典，成书之日，他已去世两年。

可集贤院的灯火没有灭。灯下修书的学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书架上的新卷添了一卷又一卷。后来的人翻开《六典》，看见三省六部的条目清清楚楚，谁也不记得最初熬夜校字的那个人是谁了。

字，果然比砖石结实。

第四节与宇文融之争——宰相与财臣

开元九年，张说入相的同一年，监察御史宇文融上了一道奏章：请检括天下逃户。

所谓逃户，是战乱之后逃亡隐匿的户口。人逃了，田荒了，税也没了。宇文融的办法是：宽乡客户就地附籍，既往不咎，补纳轻税，永为课户。

玄宗看了这道奏章，眼睛一亮。户部报上来的账，年年是亏；宇文融这一括，括出来的可都是钱。

于是宇文融领了差事，一路检括下去。他的办事班子，人称“括户使”，账册随身，驿马疾驰，到了州县，先把逃户名单抄出来，再按图索骥。有逃户的人家，官府上门，不抓不罚，只把户籍补上，就地附籍。

百姓起初害怕，后来见真不追究，便陆陆续续回来登记。宇文融每括一县，都要写一封报捷的奏章，把数字报得漂漂亮亮。几年之间，检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每年增收的租庸调，数以百万计。玄宗大喜，擢宇文融为御史中丞，恩宠日隆。

宇文融得势之后，奏章递得更勤了。今日请括田，明日请括户，后日请减官。张说坐在中书门下，看着这一道道奏章，眉头越皱越紧。

这日，宇文融又递上来一道奏章，请扩大检括的范围。张说压住不批，把宇文融叫到堂上来，当面问他：“宇文中丞，逃户括了多少？”

宇文融拱手道：“八十余万。”

张说道：“够了。再括下去，括的就是民心。”

宇文融脸色一变：“张相此言差矣。逃户不括，国用何出？”

张说道：“国用要出，民心也要安。你今日括户，明日括田，后日还要括什么？括到有田有户的人家头上，就不是括户，是剥皮了。”

宇文融的脸色白了白，没有再争。他退出中书门下，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新匾，眼里像淬了刀子。

此后两年，宇文融的奏请，张说多所抑损。二人结怨渐深。

宇文融不是一个人。他在朝中结交了御史大夫崔隐甫——就是开元年间以铁面著称的那一位——两人一拍即合，专等着抓张说的把柄。

把柄，张说自己送上门来。

张说信术士。中书令府里，常有方士出入，替他占星望气，卜问吉凶。这在太平年景是忌讳——天子尚不敢妄言天命，何况宰相？又有人揭发，张说任封禅使时，收受地方官馈赠，封禅推恩，多引亲信。

开元十四年四月，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联名弹劾张说：私引术士，窥测天象；纳贿徇私，滥赏亲信。

玄宗震怒。满朝哗然。

敕旨下来，罢张说中书令，改授尚书右丞相，仍知集贤院事。

高力士奉命去中书令府看了一趟。回来奏道：“陛下，张说蓬头垢面，席藁待罪，府中门可罗雀。他见奴婢去，只说了一句话。”

玄宗问：“什么话？”

“他说，陛下若许，臣愿留集贤院，把《六典》修完。”

玄宗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封禅那日，张说立于坛前，字字铿锵地读祝文的样子。他想起张说进京时，那三车书。

“朕不是气他贪。”玄宗终于开口，“朕是气他——他本该是最懂规矩的人，怎么自己先破了规矩？”

高力士没有接话。他看见玄宗的眼圈，微微地红了。

张说罢相之后，果然闭门修书。府里没了车马喧闹，倒成了半个书院。集贤院的学士们来看他，他拉着人家的手问《六典》修到哪一卷了；《开元礼》的稿子，他派人一趟一趟地往院里送，批注写得比正文还多。有人劝他：“公已罢政，何必再操这个心？”

张说道：“相位是陛下的，书是自己的。陛下拿得走相位，拿不走书。”

他校书校到深夜，案头一盏灯，照亮一堆稿纸。窗外风雨大作，他伏案写着批注，笔尖不停。家里人说：相爷做了一辈子官，最体面的日子，竟是罢官之后。

开元十七年，风头过去。玄宗想起这个老臣，复拜张说为尚书左丞相，仍知集贤院事。

召见那日，张说老了。他鬓边全是白发，走路也慢了许多。玄宗在殿上看着他一步步走近，忽然有些恍惚——眼前这个人，替他写了封禅的祝文，替他改了政事堂，替他攒了满楼的书，如今连腰都弯了。

“张卿，”玄宗道，“这些年，委屈你了。”

张说伏地道：“臣不敢言委屈。臣闭门三年，把《六典》的稿子又校了两遍——今日正好呈给陛下。”

玄宗一愣，随即笑了：“你还是老样子，见了朕，只谈书。”

张说道：“书是臣的命。陛下叫臣回来，想必也是想让臣把书修完。”

玄宗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他望着张说的背影退出殿去，忽然觉得，君臣之间，隔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这一年，朝中还有一桩大事：宇文融拜了相。

检括逃户出身的人，竟也坐上了中书门下的堂。消息传出，有人摇头，有人艳羡。可宇文融这相位，坐了不到百日。他括户时逼得太急，州县怨声四起；拜相后又急于立功，奏请清查天下户口，户部与州县皆苦之。于是弹章又飞上来——这回弹的不是张说，是他宇文融。

贬官，流放。宇文融死于贬所的路上。

他括出来的那些户，他收上来的那些钱，终究没保住他那一顶官帽。

张说听到宇文融死讯时，正在集贤院校《六典》的稿子。他放下笔，沉默了一会儿，道：“括户没有错，错在括急了。急火攻心的人，走不远。”

说完，又提起笔，接着校书。

回朝那日，张说走进中书门下——如今他亲手改的这座衙门——抬头看见那块黑漆金字的匾，站了很久。

守门的吏员认得他，垂手行礼：“张相，堂上正等您议事。”

张说点点头，迈步往里走。忽然，他停住了。

他想起四年前，封禅归来的路上，自己说过的那句话：“陛下，泰山之巅，是天下最高的地方了。”

玄宗望着远山，轻声说：“最高的地方，风也最大。”

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句话。

此后的风，他都自己扛了。

开元十八年冬，张说卒于长安，年六十四。赠太师，谥曰文贞。

他留下的文集，三十卷，后人称作《张燕公集》。集子里有诏书，有碑文，有封禅的祝文——唯独没有那一次对话。

风过泰山，千年不止。集贤院的书，一页一页，还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