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 蔡润寰怒掀洋学潮

第34节  蔡润寰怒掀洋学潮

陈独秀沉思了一会儿说：“朱先生，你要求参加GCD的态度很坚决，这使我十分感动。但是，我还是得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吸收党员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对在旧军队任职的高级军官就更为慎重。这件事，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陈独秀的态度使朱德感到意外，他不明白今天是怎么啦，孙中山委他于重任，他谢绝了，他希望迈进GCD的大门，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可这扇大门偏偏不向他敞开。行伍出身的军人难道就没有资格为劳苦大众效命！他还想再争辩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凡事不能把话说绝，后退一步天地宽，先到欧洲留学几年，回来以后再作议论。想到这里，他的胸怀宽阔了许多。他站起身十分得体地告别了陈独秀。

在长沙城的北部，有两个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靠下塘的村落便也因塘水得名清水塘。

毛润之从上海开会回来就在清水塘租了三间平房，既是住房又是党的秘密活动场所。因房前有一条大道直通长沙城，人来人往，倒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已是盛夏，长沙城里暑气逼人。可清水塘这地方因多是菜农住的小平房，挡不住东西南北风，并且既有房前屋后的树林遮荫，又有那一池清凌凌的塘水帮着降温，所以要比城里凉爽多了。

正午时分，大道上很少有人赶路，身怀六甲的杨开慧，坐在门前的大树下，手中捧着一本线装书。她低头看一会书，抬头望一望路上的动静，然后再回头看一看屋里。

屋里的谈话高一阵低一阵，不时夹杂着润之的询问声。这是李隆郅在向毛泽东汇报安源路矿的情况。

李隆郅不是与蔡和森一道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了吗？怎么在此汇报安源路矿的情况？

原来，李隆郅、蔡和森与众多去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一样，到法国之后，除补习了几个月法语和进工厂做工之外，直到1921年6月还没能进入大学正式学习。

一天，润寰、陈毅和李隆郅从一位法国工程师那儿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秘密来法，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筑路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全国50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向法国借款3亿法郎。

润寰、陈毅和李隆郅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笔丧权辱国的买卖，凡是爱国的人都绝不会允许。他三人立即分头把消息透露给在法的同学，并很快通知旅法各华侨社团。在蔡、陈、李等人的呼吁下，旅法各界代表于6月30日在巴黎召开了“拒款大会”。

巴黎的拒款斗争，很快影响到国内和国际舆论。中国国内的工人、学生、知识界、工商界都支持中国留法学生的这场爱国运动，并迅速掀起反借款斗争，法国的正义舆论也同情中国学生的斗争。但是，北洋政府无视国人的反对，一意孤行，毅然与法国签订了借款密约，并且将借款数额从3亿法郎增加到5亿法郎。

蔡、陈、李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组织了规模更加宏大的“拒款大会”。会上，与会代表控诉了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并痛打了拒不说明借款真相的代表驻法公使陈箓来参加会议的公使馆秘书王曾思，迫使他代表陈箓向法国外交部声明“借款密约”作废。从而使拒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但“拒款斗争”却同时激怒了中、法两国政府。“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还发了一个《通告》，说勤工俭学生若入里昂中法大学者，必须有“财力”保证，有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这实际上是要将勤工俭学生拒之于中法大学的门外。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吴稚晖等人在国内另外招收了一批学生，并将于9月21日抵法，里昂中法大学也将于是日开学。

学界都知道，里昂中法大学是法国政府利用中国“庚子赔款”专门为中国勤工俭学生创办的大学。如今这所大学却要对勤工俭学生关门了。为了与有关当局进行谈判，讨回公道，蔡、陈、李等人将已经汇集于巴黎的各地100多名勤工俭学生代表组成“先发队”，于9月20日占据了里昂大学。尽管这100多名学生代表自觉维护秩序，并申明只是要与有关当局谈判，别无他求。但是在中国驻法公使馆、中法里昂大学当局和法国政府方面看来，这已经成为他们进行镇压的口实。他们三方勾结，把这100多名代表强行从里昂大学押走，送上“波儿特加”号邮船，并一直押送至上海。

到上海之后，蔡和森与陈毅、李隆郅等人辗转找到了中共组织并加入了GCD。这之后，三人便各奔东西：蔡和森被陈独秀留在党中央做一些日常工作，陈毅到四川省府为川籍赴法勤工俭学生筹资，李隆郅则回湖南。

李隆郅一到长沙，毛润之便让他到安源路矿搞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总称。安源煤矿地处与湖南接壤的江西萍乡县境，创办于1898年，是以“官督商办”的名义，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进行开采的大型煤矿。这里矿藏丰富，煤质优良，每天可出煤2000多吨，炼焦700多吨，主要供湖北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作燃料。为了将煤运往这两个地方，专门修筑了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线，与粤汉路相接。1907年，汉阳、大治、安源三个企业合组为汉冶萍煤铁路矿有限公司。后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靠向日本、德国借债维持，公司的实权就逐渐被日本人和德国人操纵，而企业的管理则实行的是封建把头制。

安源路矿共有工人将近17000人，除一部分机械工人和杂工属计日工资外，大部分工人都实行的是包工制。即矿局按所需出工人数包给工头，再由工头给工人发工资。但包工头在发工资时，则用种种借口剋扣工人工资，工人所得不足一半，其余全被工头剥削。如窿内采煤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元二角七八分，而工头只发给工人二十六七枚铜元，仅合一角二三分。除此之外，工头还要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干满一月也只能拿到二三元钱。而工头除了剥削工人之外，还与矿局职员勾结，采取“吃点”（向矿局领30人工资，只雇20人做工）、“做窿”（虚报隧道所用材料和人工）、“买空”（虚报产量）等手法中饱私囊，因而工头每月可得银洋700～1000元，总监工王鸿卿每月至少可得银洋2000元。

煤矿当局和工头们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就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等办法来盘剥工人。工人每天要做工十二甚至十四五个小时，工资不仅低，还时常拖欠。工头、监工和地方帮会头子还在煤矿附近设立赌场、烟馆、妓院等，向工人榨取最后一滴油水，致使许多工人三九天还穿着破烂的单薄衣裳，生了病也只有硬撑着。

矿局和工头、监工拿工人根本不当人，一间三丈长，丈余宽的房子要住四五十人。床俱叠置如同笼格，室内潮湿，空气恶劣。工人的食物也十分粗劣，就连洗澡池也小得如同市区的泥沟。上工之后，自矿长到职员、工头、领班等，均有对工人随意辱骂、殴打、罚工钱，直到关禁闭或开除的特权，稍不如意，即棍棒相加。

“一大”后，毛润之曾先后几次到安源调查了解，李隆郅回湘后，毛润之又亲自带他到这里熟悉情况，并告诉他：我们现在作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先站稳脚跟。现在时兴平民教育，你可以用平民教育这个旗号开展活动。要尽量与地方上比较开明的人士取得联络，再通过他们打通地方关节，取得合法地位。

李隆郅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长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在安源路矿开办平民教育的呈文，请求立案。这位县长大人一看，十分高兴，立刻批准，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李隆郅便很快在安源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并通过办学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今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工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游行中，不知是谁还带头高呼：中国GCD万岁……

毛泽东听到李隆郅说到这里，插言道：“喔，游行、喊口号是可以的，但一下子把GCD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GCD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政治色彩太浓的言辞一般不要讲，一定要稳当。”

李隆郅听完润之的话，说：“好吧，今后一定注意。”接着又汇报了工人们要求罢工的情况，并请求毛泽东去领导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