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我一直折腾到了天亮。刚刚昏昏睡去，晓君就穿着红西服站在我的面前，我一跃而起，晓君倏然不见。而在我惊醒的一瞬间，耳边清晰的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女人的叹息声。

我向齐兰隐瞒了撞车的事，只说是在无为喝醉了酒，摔了一跤。她也没有多问，吃完早饭就领着儿子匆匆出门了。由于是白天，我没有了恐惧感，就笃悠悠的，美美地一觉睡到午后。起床之后，本打算去找雪儿，可是发现镜子里的自己额头上鼓着个大包，还有几处伤痕。另外由于内火攻心的缘故，鼻子下面人中处生出一个黄豆大的疙瘩。再加上面色晦暗憔悴，已然是面目全非，我断不能这样去见雪儿。思索再三，只好改变计划，打算先看晓君的笔记本。

晓君的笔记本上足有十万字，写了几十篇故事。有短篇小说；有日记；有叙事散文；还有人物评论，记录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人和事。这些故事时间跨度很大，现在这样连贯地读起来，让我觉得很有趣。要是把这些素材糅合起来，完全可以写一篇长篇小说。我想，这大概也就是晓君把笔记本交给我的本意。

晚饭过后，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回味着晓君的笔记本。那里边描写的事，大多有迹可寻，记录和刻画的人物基本也是确有其人，就连我也是其中之一，唯独对纪嫣红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也让我对纪嫣红平添了几分好奇。

我正在闭目思考，怎么用一条主线把晓君写的这些人和事进行串联，然后展现出来。这时，齐兰在我旁边坐下。她一边削着苹果，一边跟我聊天：“你知道吗，昨天我们楼下出了件大事？”这里有个停顿。这是齐兰的叙事习惯，她在等我恰到好处地问“什么大事？”可是我偏不问。我知道根本不需要问，她自己会说的。

果然，等不到我开口，她就迫不及待地说：“十一楼那个大个子上海女人被车轧死了，真是太惨了！昨晚九点多，她骑车到补习班接儿子放学回来，停在路口等红灯，一辆渣土车右转弯，把她的自行车带倒了。她在紧急关头，用力把儿子推出来，儿子受伤较轻，但车轮从她身上压了过去，压成了薄片，救护车没到就断气了。”

这的确很惨，然而世事无常，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在心里这样想着。齐兰又说：“后来有件事很奇怪，她丈夫在事故现场和医院都没找到他儿子的书包。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书包在他们家十一楼的电梯口……”我的心咯噔一下子，如同被锤击了一般，头皮发麻，后背直冒冷汗，浑身瑟瑟发抖。齐兰削好苹果递过来，我也没有接。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齐兰发现了我的异样，她用手试了一下我的额头。“像是发烧了，我给你拿药，”齐兰一边说着，一边就起身朝卧室走。我慌忙跟在她身后。一进卧室，我就一头栽倒在了床上。

那一夜，我高烧不退，满嘴胡言乱语。迷迷糊糊地，晓君站在我的面前，对着我说话。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只得不断地向他表达我的歉意，为他在向我求助的时候没能伸手帮他一把而深感愧疚……后来，我还看到了那个高个子女人，她冷若冰霜的样子，阴气逼人。我的耳边时不时的还会响起一声长长的叹息。

第二天的下午，我的高烧渐渐退了，但还是极度萎靡，虚弱的像个纸人。接下来连续几天我都窝在家里，想要抓紧把晓君最后交给我的事完成了，也好给他一个交代。但是，我只要一去思索，头就痛的厉害。看来，我的写作能力和身体状态，还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于是，我想到了余文友，他是最佳人选。

我和余文友已有几年未见。他半生坎坷，如今又成了寡人。

余文友那年劳教回来之后，他的女朋友——那个陕北姑娘，就为他生了个女儿。就这样，他们没顾得上举办婚礼，就草草组成了家庭。

婚后的余文友继续打工养家。然而，冷菜师的行业渐渐饱和，工资不升反降。而生活成本却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越来越高。他们的日子逐渐就拮据起来。于是，在女儿上幼儿园之后，他的老婆不得已，只得又开始打工补贴家用了。

后来的情况，我听余文友轻描淡写地讲过。说是她的老婆在一家星级酒店当前台，认识了一个香港客人。那个香港人常年住店，跟店里的员工都很熟悉，而且相处的不错，隔三差五的请他们吃饭。有一回，晚餐之后，港客带他们去钱柜唱歌。那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卡拉OK刚刚兴起，打工族很少有机会去消费，所以大多数人不太会唱歌。然而，余文友的老婆是陕北人，从小就唱信天游，练就了好嗓子，一首首陕北民歌就把港客给迷住了。那港客铁了心，要娶这个会唱信天游的女人。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决然的把原配给离了。毫无疑问，在金钱面前，所有的感情都不值一提，没有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余文友的老婆当然也不例外。

余文友离婚的时候，女儿刚上小学，为了争夺监护权，他书面承诺：不把孩子留在乡下，必须让其在上海上学。为了这个承诺，余文友付出了很多，一直没敢再谈恋爱。后来，女儿面临中考问题，他没有了方向。权衡再三，只好主动放弃了监护权，女儿就被前妻带去了香港。

女儿去香港那年，余文友不到四十。按理说，完全可以一切重来，可是，不知为什么，余文友拒绝和任何女人交往。就连我们有时候叫他一起小聚，他也推辞。慢慢的我们就少了联络。

几年前，余文友在嘉定老城区开了一间茶叶店。据他自己说，几年下来积累了一些老客户，基本衣食无忧。平时空闲的时间比较多，但他很少出门。只是读书写字，偶尔写些小文章，自得其乐。

余文友的茶叶店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店面看起来不过十几平米。我站在门口的时候，他正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对我的到了浑然不觉。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穿着唐装，手里拿着一把黑色折扇，一派儒雅风范。他身边的电脑音响里播放着陕北民歌，看来他对前妻还是恋恋不忘。

由于来之前，我们已通过电话。因此，余文友对我的突然造访并不感到惊讶。他为我泡了一杯上好的安吉白茶，然后就和我闲聊一些彼此的近况，以及日常见闻。他依然口齿伶俐，思维敏捷，说到重点处，还是不改老习惯：用折扇重重敲一下桌子，仿佛青天大老爷在敲惊堂木。后来我跟他说到晓君之死，他唏嘘不已，当即还流下泪来。

我把晓君的笔记本交给余文友，向他说明了来意。余文友匆匆看了几篇，欣然同意。并且我还向他口述了晓君和吴大海的恩怨，以及岳芬芳多年前的卑劣之举，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素材。听着我的叙述，余文友紧锁眉头，沉思不语。大概是就此开始了长篇小说的构思。

从余文友的店里出来，我一身轻松地打车往回走。今天是周五，一路上车行缓慢。回到小区门口，天已擦黑。虽然小区里还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我却莫名生出一丝恐惧。到了电梯口，我已吓得浑身发抖。电梯门打开，我却不敢进去，预感那个高个子女人还会扒门而入。

我在楼道口等了片刻，终于回来了一个老头，我就慌忙尾随其后。老头只到五楼就下。我只得硬着头皮，紧握着双手，继续乘着电梯往上走。我的心紧成一团，担心电梯会在十一楼突然停止。然而，可怕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电梯一口气到了二十楼。一出电梯，我撒腿就跑。到了家门口，我来不及掏钥匙开门，就一边用力敲门，一边慌慌张张的两边张望，生怕高个子女人会突然出现。儿子刚把门打开，我就不顾一切，一头扎了进去。

我被吓坏了，惶惶不可终日。始终让我无法解开心结的是梦里的晓君怎么会突然穿着红西服，还有十一楼的那个女人明明是九点多出的车祸，又怎么会在十一点多和我在电梯里和我相遇。恰逢连日暴雨，天像是被捅破了一样，还夹杂着电闪雷鸣。我连续三天都不敢出门。到了第四天，烈日当空，我才稍稍恢复了一点胆量，就想着该去找雪儿了。

我在洗漱的时候，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头发根根树立，像发情的刺猬；额头上的包已经消了，但还有一块紫色的印迹；人中的疙瘩消了，但还有明显的黑痕；眼角的伤口也结了痂；脸色蜡黄却又发着质感的光，仿佛涂了胶水一般。我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就试着笑一笑，活动一下脸皮。可是只看到嘴角在动，看不到笑容。再怎么挤，还是皮笑肉不笑，甚至还显得有些狰狞。于是就心情瞬间低落下来。

我郁闷地窝在沙发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齐兰回来之后，一直小心翼翼地，跟我说一些儿子学校的趣闻。她一边说着，一边时不时的斜睨我一眼，表情异样。一开始，我不明所以。后来她拐弯抹角地问我，要不要看医生，她说她联系了一位心理方面的专家。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指着自己的头，咬牙切齿地冲她大声说：“你是说我这里坏了？”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可怕，齐兰一脸惊恐，跑进厨房半天没出来。

晚上，余文友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小说的框架基本已经搭好了。只是有一块故事缺失，就是那个广东女人和晓君是怎么认识的，有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刻骨铭心的事。如果有，那么整个故事就会丰满许多。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张纸条，那张写着纪嫣红电话号码的纸条。

晓君已死的消息，我在电话没有直接告诉纪嫣红。只跟她说想聊聊关于晓君的事，她很意外，也很期待。她给了我她在广州的地址，我们约好明天下午两点见面。

我买的机票是第二天早上八点的航班。想着晚上就能赶回来，所以连行李都没带。但飞机到十二点还没起飞，再和纪嫣红通电话，她就让我晚上直接到她工作的地方找她。

到了广州，我索性先安排好吃住，再去找纪嫣红。

按照纪嫣红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一家四合院改建的音乐酒吧，名字叫“往日时光”。院子里搭建了透明的屋顶，有十几个桌子。其他的房间，皆设为包间雅座，舞台设在左厢房的位置，视野很开阔。酒吧从里到外，都是民国时期的格调和氛围。置身其中，恍若隔世。

夜幕虽已降临，但对酒吧来说，为时尚早，然而这里已然开场了。院子里坐了五六桌，雅座了也有人影晃动。舞台上竖着根仿古的金话筒，站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浓妆艳抹的，手里还拿着绒毛扇子。乐队也很齐全，这一切都是电视里常见的旧上海大世界的场景。

我确信，此时站在台上唱歌的女人就是纪嫣红。因为这首广东歌我很熟，是邓瑞霞的《缘分》。她模仿的很像，几可乱真。同时我也明白了，晓君那么爱听邓瑞霞的歌，原来根由是在纪嫣红这里。

我在最角落的位子上落座。还没等到服务生过来，台上一曲终了，已经换了人。一个大腹便便的乐手准备吹萨克斯。而纪嫣红下台径直朝我走来，看来她已经猜出我了。

看着坐在对面的纪嫣红，我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她用力吸了几口烟，然后淡淡的说：“他到底出来什么事你说吧，我有思想准备。”她一开口，我也无法回避了，就把晓君去世的事简短说了一遍。她先是紧锁着眉头，而后又慢慢放松，恢复平静。

“他这个人书生意气，脸皮薄，自尊心太强，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另外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再好的朋友，他当面从不说你好，背后却不允许别人说你坏。当初我觉得他是耿直正义，嫉恶如仇，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是有些自恋和自命不凡。他所有的这些性格，在当今社会，肯定会吃亏的。我料定他不会过得很好，但没想到他会把命搭上。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晓君的性格固执，不肯妥协。既然无法融入，也接受不了这个社会，干脆就离开。这符合他的个性。”纪嫣红将烟头摁在烟缸里，面无表情，仿佛是在说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人。短短的几句话，句句重点，看来她对晓君了解的确很透彻，这更引起了了我的好奇，

“你跟晓君是怎么认识的？”我直奔主题。

“我们的故事其实很平淡无奇，”纪嫣红不假思索，语速很快，仿佛早已打好了腹稿，“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我的父亲独自在无为教书，几乎每年的暑假，我都是在无为度过。认识晓君那年，我只有十一岁。我的父亲说晓君是他的得意弟子。而我看他第一眼，就莫名的喜欢上了他。自那时开始，整整十年的时间，虽然颠沛流离，聚少离多，但我们的通信从未间断过。我们既像是无话不谈的知己，又像是互相牵挂的兄妹。可是，我始终都不敢确定，他对我到底有没有爱恋。直到我的父亲在合肥抱病去世，我和晓君在医院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父亲嘱咐晓君好好照顾我，晓君点了头。自此，我以为尘埃落定了。然而，他对我后来的几次写信暗示都有意回避。他说他刚到上海，立足未稳，前途渺茫。我知道，是他的自尊心在作怪，但我不急，我愿意等。可是，一年之后，我却等到了他寄来的一张照片，是他和一个女人的合影。照片上那个女人笑的像花儿一样，而他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我本想大气一点，写封信祝福他，但心里的怨恨让我做不到。”

纪嫣红点了根烟，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而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纪老师的女儿。

“几年之后，一个香港男人追求我，我同意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香港是有妻室的，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他向我承诺，马上就回去办离婚，等我生完孩子就结婚。可是没想到，我生了个儿子还没满月，就被他偷走了，从此无影无踪。”纪嫣红长长吐了口气，一股青烟射出来，弥漫在空气里。这个故事有些老套，没想到会真切地发生在她的身上，不禁让我陡生感慨。

“还好，那个男人总算良心还没坏到极至，”纪嫣红重归平静，“他留了一笔很可观的钱给我，我就买下这间院子，开了这间酒吧。开始只是为了过唱歌的隐，没想到歪打正着。现在客人们基本都是特意来听我唱歌的。这几年我对晓君的恨也完全消了。几个月前我还去了趟无为，既是故地重游，也是想要打听晓君的下落。我想，我跟他的爱情虽然不存在了，但兄妹情，朋友情应该还是有的。”她再次将烟头摁灭在烟缸里，然后扑闪着双眼问我：“你特意从上海飞过了，就是为了听我说这些？”

“也不全是，还有一件连晓君都不知道的往事，我要替他告诉你……”被她一问，我回过神来，就将岳芬芳换信的事说了出来。为了让她不再怨恨晓君，我还特意将晓君穿红西装跳楼的事也说了。纪嫣红先是呆若木鸡，然后泪流满面，痛苦地低下头，一只手抚这额头，哽咽着说：“怎么会是这样，真是天意弄人……”

良久过后，纪嫣红稍微平静了一下，冲我挤出一丝苦笑说：“难道这就是宿命吗？”我未置可否。一个服务生走过来，俯下身子，说客人们都在催着，要听红姐唱歌，她就起身走上了舞台。

音乐响起，纪嫣红眼里闪着泪光，动情地唱起了粤语经典名曲——《无奈》：

“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

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

在纪嫣红凄婉的歌声里，我走出了“往日时光”酒吧，来到灯火辉煌，人流如注的街道上。我独自行走在这个燥热的南方之夜，想着晓君和纪嫣红令人唏嘘的往事，想着晓君的一生，我无端的烦闷起来。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人生，爱情，还有信仰；晓君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这一刻，我突然变得很茫然。我似乎有些理解晓君了，也许在他看来，苟且地活着，还不如一死来的痛快。这正应了北岛的那句名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回到宾馆，有个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子尾随我上楼。在我开门的时候，她表情暧昧地贴到我身边，细声说：“靓仔，要不要服务？”我虽毫无兴致，但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来打量她几眼。可是她忽然惊恐起来，向后倒退两步，转身就跑。我心下疑惑：难道我看起来有这么可怕？我仔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除了神情有些呆滞，其他并无异样。于是也就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