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访户（上）

信封没有封口，她直接将信抽了出来，一打开，发现一摞厚厚的A4纸中夹杂一个黄色布袋，巴掌大小，布袋正面印着一串扭扭捏捏的文字，“बोधिचित्त

पृथ्वी

जस्तै

हो,

यसले

सबै

संसारलाई

कायम

राख्न

सक्छ”，她见过，尼泊尔文，可并不认识。翻过来反面印着“菩提心者，犹如大地，能持一切诸世间故”，她想这应该就是中文翻译，拉开袋口，竟是一串尼泊尔小凤眼菩提，眼形方正，浅褐色，直径大约1cm，纹路浅，皮质细腻。

“这东西可不简单，我家那串大小都到了1.5，赵衡一个小小的镇党委书记，如何搞到？夹杂在这里面，莫非是？”刘丹心中嘀咕，打开信纸，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展开没料到却是一份红头文件，内容是《1999年年3月春风镇关于上访户摸底排查情况的报告》：

1999年3月春风镇关于上访户摸底排查情况的报告

县委、县政府：

根据《来回县关于全面做好1999年上访户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相求要求，我镇立即开展摸底工作，排查全镇户籍人口21.3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0.1万人，外出务工人口11.2万人），流动人口982人（在镇辖区内租住，户籍在外地的人口和1-3月流窜到本镇的乞丐、精神病人等），共排查出上访户35户，上访人38人，其中35人上访至县信访局（县信访局有存档），2人上访至市信访局，3人上访至省及中办国办信访局，根据上访户划分标准，现将5人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一、顽固上访人员宋氏三兄弟相关情况

宋氏三兄弟，来回县春风镇谷雨乡人，父亲宋来，母亲袁梅，均已过世。

长兄宋去，小学文化，年龄51岁，1948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XXX，未婚，无业，无长期固定居所，30岁犯故意杀人罪，根据1962年刑法草案第27稿“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相关规定，被判无期徒刑，后在狱中表现良好。3年后因举报狱友隐瞒的其他罪行，立功减为有期徒刑13年，实际执行刑期16年，于1994年1月21日出狱。

狱中服刑期间，给县法院、县检察院、县纪委等多个部门连续写信，申述自己冤枉，坚称没有杀人，法院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为某些有背景的人洗白。出狱后，经村上干部核实反馈，回了一趟村里，左眼失明，右腿残疾，跪在被洪水冲塌的房子前大哭一场。之后向村民打听了父母埋的地方，在坟前烧完纸、磕完头，在那里静坐一夜，第二天一早离村，便不知去向。

直到1995年6月12日来回镇接到县委、县政府电话，要求陪同信访、公安的同志去北京，才知道是去接宋去。见面时宋去头发蓬松、衣不蔽体、骨瘦如柴、饔飧不继，在距离最高法大门几百米的位置沿街乞讨。

我们将其带至宾馆，进行询问，得知离村后，他先后去过成都、西安、郑州、石家庄等地，在成都为了养活自己，面试过餐厅勤杂工、工地安全员、超市收银员、公共汽车检票员等工作，后因性格孤僻、不爱与人说话，被同事排挤离职。或者因罪犯的身份被人发现，不得已离职，他将攒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车票和印制上访材料，温饱不济。

他购买的车票均为短程票，到达新地方后，再想办法赚钱，基于成都遇到的情况，从西安开始，他没有再去找工作，而是用仅有的一块三毛钱，买了一个碗，开始沿街乞讨，一路讨饭讨到了北京。

据他交代，他先后四次在省高院、省检察院的门前跪着

喊冤，要么被保安驱赶、要么被警察驱赶，直到第四次，保安问他要联系方式，他说自己没电话，保安说，没电话可不行，将来万一案子受理了，怎么联系你，于是他拿着捉襟见肘的钱买了一部小灵通和一张电话卡，登记了临时住址及电话信息。

登记信息后，他便在省城等待结果，结果等来的是一大堆警察，那天恰巧他出去了，回来时看到了几辆警车在门口，于是他转身就去了火车站购买了到西安的车票，之后便是一路乞讨、一路北上，到达北京。

北京期间，他每天蹲守在最高院门口，观察哪个领导出来陪同的人多，就冲过去喊冤，直到我们找到他，当时他反问我们怎么找到他的。我们告诉他，“你都亲口承认杀人的事实，案卷上都记载的清清楚楚，上访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们这样整我，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我顶不住了，只好承认杀了人。”

1995年6月21日，我们将宋去接回了村中，为他修了简易的可供一人使用的木板房，并办理了低保，但他仍不安分呆在村上，时不时出去流浪，隔三岔五传回他又去上访的消息。

以下是宋去案件基本情况：

1978年2月1日清晨，夏荷镇锦江河边发现一具女尸，该镇位于春风镇下游，女尸被肢解成6块，随后来回县成立“2.1特大杀人碎尸案”专案组。上级公安机关要求限期破案，在对失踪人员的排查中，警方发现曾在县城“福源旅社”做过服务员的杨一诺离奇失踪，随后被警方认定为被害人。

警方根据肢解尸体的手法比较专业这一特征，将疑凶的调查范围集中在医生和屠夫两类人身上。经过对杨一诺社会关系调查发现，宋去为其男友，18岁后跟随父亲杀猪，多次对杨一诺进行过殴打。

旅馆老板反应，杨一诺出事前，宋去发现了杨一诺与另一男人在旅馆开房，并被捉奸在床，宋去当即与男人打了一架，杨一诺也提出了分手，宋去扬言要杀二人全家。

后杨一诺被老板开除。据杨一诺父母回忆，当年的1月11日，闺女回到村里，说请了一段时间假回来休息。1月13日宋来到家里找闺女，具体什么事儿不清楚，但听见宋去骂闺女，闺女也骂宋去，之后宋去悻悻离去。

后面宋去又来了几次，但闺女再也没见他。1月26日，闺女说出去找闺蜜杨燕玩几天，顺道去看看新工作，我们问她是不是工作不开心，想换新的，她说“是的，我准备看看新工作”，我们嘱咐她注意安全，过了几天警察就找上门了，我们才知道她出事儿了。

之后，警方询问了杨一诺的闺蜜杨燕，杨燕证实杨一诺确实来找过她，杨一诺对她说，“我来找你躲躲，现在很害怕宋去来骚扰她”但没跟我说跟宋去具体怎么回事儿，我陪她去成都耍了3天，1月29日回到县城。1月30日，宋去来到我这里跪着求复合，他之前来过这里，知道地址，杨一诺对他说出去说，我不想在闺蜜面前聊我们之间的事儿，于是他们俩就出去了，当晚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他们合好了，在外面过夜，直到你们来找我。

另一方面，警方对与杨一诺开房的男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旅馆登记薄上记载是假身份证、假名字。该男人被打之后，骑了一辆摩托朝出城的方向驶去。后宋去反馈，他对男人长相记得不清，据他交代，当时只知道要干死对方，别的没注意，男人被打的一路小跑出了旅馆，骑上摩托车就跑了。

警方分析，一，该男人虽说身份不明，但未有直接证据表明，男人离开后与杨一诺有交集，作案可能性不大。二，宋去作为屠夫，刀工一流，且案发前与杨一诺在一起的只有宋去，符合作案特征。三，女尸肢解的脖颈处有被

掐过的痕迹，虽然已经模糊，通过技术手段，已经认定这是宋去留下来的指纹。四，在女尸的YD里提取了男性JY，证实属于宋去。

警方最终决定与1978年2月28日对宋去进行逮捕。经审讯宋去承认了全部的犯罪事实，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二弟宋自，小学文化，年龄45岁，1954年3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XXX，离异，与前妻罗娟育有一女，女儿宋福英，北京大学大四学生，据了解，该生从小学到高中，成绩均名列班上第一，性格安静、自制力强、生活规律、不喜交流，是宋自多年的精神寄托。

“罗娟？”读到这里，刘丹迟疑了一下。

前妻罗娟，小学文化，年龄45岁，1954年3月11日出生，身份证号：XXX，系宋自小学同学，同学期间互有好感，17岁，进入来阳市豆粉厂工作，同年，宋自进入该厂，期间二人联系频繁，三年后，登记结婚，1975年宋福英出生。

1977年，知青回城浪潮逐渐兴起，来阳市豆粉厂调来新厂长，各个班组陆续接纳回城知青，23岁的罗娟结识了大她两岁的厂长褚建，其英俊的外表、深厚的学识、殷实的家庭深深吸引了她，在罗娟的追求下，开始了长达2年的地下恋情，1979年4月罗娟与宋自离婚，孩子归宋自抚养。

离婚后，宋自生活压力倍增，为了维持开销，豆粉厂下班后，又从事人力三轮车工作，穿梭在来阳市大街小巷。1979年8月，宋自在对过滤后的豆浆进行调味时，误将硼砂作为白糖加入，被质检环节的质检员检出，倒查源头，发现宋自误操作，褚建以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为由将其开除。

宋自不服，连续二十多次找褚建讨要说法，去工厂去他家，去他常去的饭馆堵他，申述自己工作认真细致，每天上班都会仔细检查添加剂，可以吃的均会用嘴尝一尝，坚称当时的原料没问题，自己一定是被人陷害了。

褚建报了警，说宋自寻衅滋事，严重干扰他正常生活，扰乱豆粉厂的生产秩序，很快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诉讼，法院依据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依法判处宋自拘役30日。

拘役结束，宋自继续干人力三轮车工作，兼职挤奶工、修鞋匠，宋福英交给父亲宋来照看，半年后，宋来去世，老家再没有老人了。

宋自将孩子接回来阳市，与自己生活在一起，之后，牛奶厂发现宋自受过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将其辞退。

三轮车司机群体，听说了这件事，他以前空闲时打牌的一帮人躲的远远的，从此，宋自独自蹬三轮、修鞋。

他说，尽管做着最底层的工作，还经常受到“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相关人员的排挤，没收过很多次自己吃饭的家伙。

为了给宋福英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自己被迫从来阳市回到了老家来回县，在县城租房，干老本行供女儿上学。

好在女儿争气，一直受到学校老师的喜欢和器重，我怕罪犯的身份影响她学习，幸运的是遇到了好校长、好老师，他们不断向教育部门保证，一定为县里培养一个北大出来，县里面领导听说了这个事儿，很高兴，来回县多少年没出一个北大清华了，这是大好事儿，就给了孩子机会。

那以后，我没再给上级写信或上访，怕耽误孩子，直到高考被录取后，这才重新踏上上访之路，不求别的，我一生清清白白，只想把身上罪犯的帽子摘掉，让自己的女儿能够抬得起头做人，这些年苦了她了。

以上是宋自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