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终于又回上海了

我与维琪手挽手走在浮桥上。

当踏在由几十艘扁舟连在一起的桥上时，人的确会“浮想”联翩，因为锦河水流湍急，桥会随之不断晃动，动律是轻柔的，有规律的，非常像站在一只大摇篮里。如果你想躺在链接船只的木头栏杆上的话，肯定一会儿就睡着了，做的梦，也会是最美的……

维琪好像洞察了我的心事，她说：“夏天时，是有人喜欢在桥栏上过夜，不怕那三根粗粗的杆木硌得慌。”

“我们现在就在栏杆上坐会儿？”我的傻劲又来了。

“不行，现在坐一会儿就会感冒，冬天的湖面上，会刮起刺骨头的风。”

真的，我们只是停步说了两句，浑身就打颤了，颜面上被硬硬的北风割得有点疼痛。不敢再停，加快脚步向对岸走去。

可能锦河是自西向东流去赣江的，它把高安县城一劈为二，北边“瑞州镇”像是个“文卫中心”，我们的高安师范就处在北边，在大观楼背后一百多米远。我们学校的左边是高安二小与大操场——以前是个停车的空地，刚被我们学校改造成了大运动场。再向左（东边）过去一里路是高安县医院。而我们学校的右边，只隔开一条公路便是高安中学，这是一所省级重点学校。

我一直在没有什么商店的北区，入校半个学期，始终未挪动过，今天终于有空去县城的南边了。

走过浮桥，又是很高的石阶，如果说北边的大观楼和大大的台阶有点文采和大家子气势的话，那么一踏上南边的石阶就觉得有点古朴，却又有点小家碧玉之感了。石阶整体是围着一个半圆的高台，有点陡，而砌成阶梯的石块许多是嶙峋不齐的，很多阶层的平面刚够放一双鞋，已经黑黝黝的苔痕还随处可见。

登上了有点峭拔的高高的台阶后，在不大的平台上，站着一棵百年大槐树，因为是冬季，枝繁叶不茂，可依然像个神气的卫士，守在石头砌成的门旁边。这门不大，只有大户人家的私宅门那点大小。石头柱上挂了一个旧木牌，用黑漆写的“筠阳镇”，字迹已经淡淡的了。门的两边是一人多高的砖墙，有点像守卫在锦河边上的“长城”，只是也有点古老破旧，好在在两旁延申出去都有十几米高，这年岁久远的“长城”，整日整夜看着锦河奔流不息。

穿过这个其貌不扬的门，就是一条古街的开始。地面依然是石块铺就的，但是很平整。铺面列在两边，有的是陈旧的老铺面，有的是蛮有现代感的玻璃门窗，玻璃柜台亮晃晃的。左右两面的商店，一版接着一版，向前望去，蜿蜿蜒蜒很长，不知另一头在哪里。

我还没有立即沉浸到商海里去，却先想到了那个窄窄的石门，多简陋呀！谁能想到，高安的“南京路”就躲在那么个小门后面！

我的思维就喜欢在看到新鲜的东西时不断“潮水”乱涌，不知道为什么会陡然冒出这么个想法：三国时被曹操忌杀的杨修，曾经悟出曹操为什么在大门上写个“活”字……，这时的我在想：这个门后面也有个“活”字，商机活跃呀！不知道来来去去的谁，一定要是个有权的人也悟出来就好了，那么这门就会……当然，那时候谁也是想想而已，即便心里有什么设计必然是埋在心底了……那门就只好还是丑陋地，并且也还是很委屈地站在“南京路口”，它不响，谁敢响？什么人胆子一大，或许就会被“革命的曹操”一刀砍了的……

我的神思正在乱七八糟海阔天空……维琪叫我了：“去看看，那个商店有瓷器买呢。”

我们在玻璃大柜前俯首折腰，对那些洁白细腻的瓷器左看右看，舍不得走。

最后维琪买了几只碗，她说除了带几只回上海外，也留几只在高安，春节后会带只煤油炉来，要是吃不惯学校食堂的饭菜就可以自己做。

营业员见我还在看，两只“贪婪”的眼神已经超出家用品的范围，一直在那些艺术品里转……

“你喜欢瓷器的花瓶吗？我们高安有很多刚出土的元代青花瓷的文物，有人模仿制作出来了赝品……”她边说边拿出来许多的蓝白色系的瓶瓶罐罐，造型古朴典雅，绘画很美，都是古代的美人与顽童……

我看看标价，几十元到几百元，只好又哑了嗓子了，沉重地摇头，准备与维琪走了，因为不但兜里的钱有限，时间也有限，我们还要采购带回上海的土特产呢。

那个营业员马上叫住我：“我这儿有一对朋友托卖的花瓶，家里传下来的，如果你要，二十元一对。”

我还是回过头来了，口袋里的确有库前带来的二十几元钱呢。

营业员真从柜台后面搬出来一对青花瓷的大花瓶，放在地上有半米高。造型美观，特别是瓶口设计，不是外翻，是平卷，花瓶肚子上的图案也好看，画满了故事，有很多人物，男女老少，神态各异，还有许多不同的花和树……我不懂怎么鉴赏古玩，当然不知道这是真品还是赝品，可我被吸引住了。

“能便宜一点吗？这易碎的物品怎么包装才不会碎呀？”

老练的营业员知道我动心了，马上说：“给你最低价15元。我还会给你一对盒子，帮你包严实，不管你带到哪儿都不会碎。”

于是，我又像在库前买铺板一样，十分爽快地摸出钱来。当然，这花瓶没有人偷，后来我很顺利地带回了家。只是惹得不少人笑话我，用这么“大”一笔钱，买了一对插鸡毛掸子的花瓶回上海。三年没有回去，给爸爸妈妈带去的礼物是这么一对“废物”。

维琪想阻止我的犯傻，但是没有用，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地买下来了。于是，土特产我只买了五斤绿豆，五斤花生米，和两包腐竹。

我们各提着满满两旅行袋的东西又走在回学校方向的浮桥上了。

突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低沉的哀乐声，在锦江上沉重地回荡……

我们都惊得浑身颤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快回学校去，快……

二十斤东西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我们俩不顾一切地死命驮着，扛着，拖着……总算是回到了宿舍。而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又奔向教室，教室里也是空的……奇怪……这时，却瞧见外面有几个人在急匆匆地跑去大礼堂，也可以说是大饭厅。我们也心急火燎地赶过去了……

大礼堂里已经是一片雪白，白纸糊成了许多的幡，挂得到处都是。我们钻到了礼堂最前面，才看到了巨幅的照片，原来是最敬爱的周总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种突如其来的悲痛把人震在那里了……怎么会是他？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呀！一个大大的家的顶梁柱呀！他走了，不是家要塌下来了吗？！

所有人都在哭，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聚拢来了，哭声抽泣声响成一片……高音喇叭的声音在礼堂里听起来很遥远……学校在礼堂里放了一只大的收音机不断播着：“深切哀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我的脑子空空的，不会思考了，就只是哭着，莫名其妙地还喃喃着一年级学的歌谣：“花喜鹊，叫喳喳，周总理访问到我家。爹递烟，妈端茶，我把板凳拿……”可越说就越哭得更厉害……

游老师与喻班一起来叫我们了，他们手里拿着一叠白纸，要我们都回教室，做一只花圈，我们班的花圈。

我们泪眼迷蒙，看到有别的班已经做好了，一班人排成队伍来敬献。于是就赶快一起去教室。

在教室里，会做花的人做花，会扎圈的人用铅丝扎圈，都哭红着双眼，默默做事……我们依然不停地垂泪，不时听见有人擤鼻涕……

那个时候的我们，每个人都心地善良，纯真的秉性里没有什么杂念的，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总理，都悲痛欲绝！

学校里让我们每个班自己扎花圈，自己去敬献和吊唁。学校一连两天没有上课，其实也已经上不成课了，领导、老师与学生都一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第三天，所有领导与师生们集中在大灵堂里，跟着收音机的广播参加了全国的追悼会。

播音员带着哭腔的解说，与我们悲切的心在一起缠绕着：

“群山肃立，江河挥泪……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

礼堂里的哭声又成了波涛汹涌……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八亿双眼睛都想看一看您，八亿颗心都在为您哭泣……”播音员抑制着她的悲伤，继续努力地为全国人民述说着，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传播，人们只好在她的言辞里找到那种难忘的画面，“灵车队呀，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八亿神州泪纷飞……”

我们还是事后得知，北京十里长安街上，全挤满了人……

“……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播音员也说不下去了，人们的耳朵里，所有的音波都是哭声……

好不容易，播音员得以控制住了情绪，她哽咽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滴滴的热泪洒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朵朵白花系在天安门前的苍松翠柏上……人们已经把总理的丰碑建造在心上。……”

到最后，有很多人差不多与播音员一起说起来了：“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这是铭刻在中国史册上、中华民族的不寻常的1976年、那一连串的悲痛事件的起始……

我的脑神经记忆被悲痛打败了，后面竟然有点模糊，只记得游老师要我上两天的汉语拼音课。我先极力推脱：我们上海人的普通话舌尖音有力，而团音无力，翘舌音就更不好，哪怕想到要卷起舌头，发音

还是很费力，显得有点做作，尤其分不清楚的是前鼻音与后鼻音，那个r化音……

游老师说：“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可以。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要我去处理，这是委托你帮忙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又义不容辞了。

在高安师范的第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

奇怪的是，我这个学生，在脑海里怎么没有多少做学生的印痕？好像我并没有把精力都投入到孜孜不倦地“啃书本”中去，我还好像依然是个库前学校的老师，忙忙碌碌地排练，下乡筑路劳动，还上了好几节课……但是，我对二班的老师与同学们有着最亲切的，最淳朴的，也是最深厚的记忆。

这一页就那么快地翻过去了……接着，我要回上海了。

前一次回家探亲是三年多之前，故乡的滋味都淡忘了，心里塞满了惆怅，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疑疑惑惑，真怕家人会“笑问客从何处来？”，那种奇怪的思乡忧愁溢满心胸呢。

而快要临近春节的绿皮火车已是一票难求，我们二班的上海人一起回家，怎么采购那十几张票呢？还好，现在有南昌同学帮忙，他们也是克服了“艰难险阻”，终于帮助我们“抢”购到了最热门的硬席票，使我们一群人，一放假就可以热热闹闹地坐上了火车。

那时候的火车，误点厉害，十四个小时的车程竟然要二十六个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每个小站都停，不断上来站票的人，一会儿车厢里就挤满了，哪怕是厕所，也已成了“小包厢”。

那种“没有吃没有喝，只有那乘客挤上前！”的杂乱不堪现象，我们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人的“三急”怎么办？“小包厢”里的人不愿意出来，我们女生几个拼命地钻过密密的人墙，去找没有被占领的厕所，可是没有找到！

谁知在人挤人的混乱中，事故还是出现了，姜同学的车票找不到了！是掉了？还是被盗了？他急得满头大汗，搜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没有！当然，在这种拥挤的情况下，火车上根本不可能查票，就是怕到了上海，难以混出站去，万一被罚，我们这种知青又刚入学的人，个个兜里没有几个钱，怎么罚得起？

于是，我们几个一商量，去找列车长。

姜同学的车票前一张票号是张东城，后一张票号是戚祯。张同学说他不愿意挤车，把票换给了我，要我帮忙。我二话没说，与他交换了车票。谁叫我是班干部呢。之前，我左右捣鼓，要他们帮忙上台去演出，现在遇到事情了，轮到我义不容辞地为他们出点儿力了。

我们三人一起出发去七号车厢。为了能证明他没有逃票，我和戚祯拿着两张连号票陪他去，心里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证据确凿呀！当然我这么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还是有点小心思的。我想中间要跨越十四个车厢，总有救救我内急的地方吧？戚祯与姜同学最近走得很近，当然不怕困难，为那份友情也要挺身而出。

别以为想想很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的车厢里人挤人的程度难以想象，已经塞得没有一点缝隙，就是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真叫水泄不通。记得先前我们挤过一次，虽然没有找到可以使用的厕所，但是，还是挤得过去又挤得回来，人与人之间毕竟有个放脚的地方。

这一次已经不是我们凭经验想象的可以钻过去了。我们绝对得从人头上爬过去！起初我们还客气地打招呼：“请让一下，我们要过去。”没有人会动一动，也有人说：“不能过去！要么你们自己试试。”好在已是深更半夜，大家都挤坐在地上靠得紧紧地打瞌睡。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踩，也不知道踩在什么上面，我不断说：“在行李上踏下去”……我们就这么一会儿东倒下爬起来，一会儿又西倒下撑起来……在人们稀里糊涂的一片谩骂声中，我们终于磕磕碰碰地挣扎着爬到了七号车厢。

那车厢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们去敲门，被告知不可以开门。我们横说竖说，要找列车长有事，才终于开门允许我们进去了。

这节餐车是我们这趟列车上最高级别的嘉宾席了，虽然也坐满了人，但是，走道还是空的。尤其是空气干净，没有那种污浊之气。我们打了几个喷嚏后，顿觉人清新不少，也终于可以直起身子像个人样，走到列车长坐着的位子前，与他交涉起我们遇到的困难了。

列车长还是很耐心地听了我们的申述，还仔细查看了我们的前后联票号，觉得我们不可能撒谎，而且，我们这么“翻山越岭”地来找他，他也被感动了。他提出姜同学补买一张杭州到上海的票，3元几角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们犹豫了，这笔钱可是我们十碗米粉炒肉的代价呀！然而我们的再三辩解不起作用，无奈之下，姜同学也只好就这么咬咬牙，拿出了这笔莫名其妙多付的钱，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的难题也同时解决了。餐车的厕所又干净又空闲。只是我熬小便实在太久，居然一下子出不来了……

戚祯还笑我：想躲在厕所里过年，这里的厕所比我们车厢要舒适吧？我哭笑不得，独自闷在里面努力放松、憋气、用力……运足了全身的“气功”，才算解出来了。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心想，之后，怎么样也不敢再吃喝了……

餐车里的人除了列车工作人员外，其余都是“高级人员”吧？反正他们的那股悠闲模样，让我们羡慕死了！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当然还想赖在那儿，可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正好，火车又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了，说是要暂时让车，一共停留十分钟。那个给我们开门的列车员来要求我们离开了。

我们说穿越那挤得严严实实铁板一块的十几个车厢有点害怕。她很理解，就给我们出主意：你们从车上下去，从站台上走，去找自己的车厢，然后再上车。一边说着，一边就打开了餐车的车门让我们下去。这种不容置喙的驱赶方式，我们也回拒不了，就只好赶快下车，在站台上奔跑起来。

我们先是找不到自己的车厢，一路来回狂奔着，而且也休想让乘客去叫乘务员来开门，那些挤在车门口的人只是看着我们这焦急的样子，无助地笑笑……我们知道，只有赶快找到我们班同学们都在的那个车窗了。可是，车窗都是关着的，如果他们都睡着了，怎么办……？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我们会跑到列车外面那黑漆漆的站台上来了呢……？

还好，21号车厢找到了，还好，又数到了第四个车窗，我们开始拍打车窗与车身……突然，窗打开了，蔡同学伸出半个身子与我们打招呼，我们都开心地大笑：不管怎么样，“自己的部队”找到了。接着我们就得赶快攀爬上去，这是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条路，从窗户里钻进去……

我觉得自己是党员就得最后一个上，我让戚祯先爬。里面的人抓着她的手和衣服死命提，外面我与姜同学用足力气将她的脚垫住并往上送，她爬进了车窗，然后是姜同学，他自己也有点力气，一会儿功夫就翻身进了车厢，最后，我这个“先人后己”的党员开始爬窗户了……

虽然他们里面人手是多，可窗户那么小，只容许两个人伸手用力，我外面没有了推力，靠我自己用脚蹬……这才发现车厢外壳是弧形线条微微凸起的，脚没有踩得住的点，一踩一滑，实在爬不上来了……几番挣扎，我都快失望了，心里想：如果我是第二个爬，外面有姜同学，我也很快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我一个逞强，违背了自然规律，女生哪有这把子力气，单靠手臂力量，把全身横着拉进车窗……怎么行呢？

在里面的姜同学说：“让我出来，把你送上去……”蔡同学也说：“我来，我先出来，帮你……”

火车可不管你是谁，还吊在外面，它要启动了，“呜……”叫了一下，“咕隆……”车身接着就动了一下……这下我们里面外面的人都惊恐地大叫起来……我急得汗流浃背，两脚在车身上乱擦，做最后的挣扎……里面的人紧紧抓住我的手，虽然我都快瘫软了，都快放弃了，里面的他们依然不松手……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完了”，火车一加速，我一定会摔下来的，我要牺牲了……

就在这大家拼命扯着我，而我是垂死挣扎之际，我的脚突然有了着力点，加上大家都一起用力，我总算爬进了车厢，也就在我软瘫在桌子上时，火车启动了……我只呆晕了一下，马上翻身下来看窗外……一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在他手提的信号灯弱弱的光线下，我看到他慈祥的笑脸，他习惯性地向火车头挥了挥手，马上，火车加速开过去了……我还是伸出头去，大声地对着黑沉沉的夜色说：“谢谢！”……希望寒冷的北风呀，把话给我带过去吧，那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哪……我的眼里又噙着泪花了……

我心神未定地挤在小餐桌边，却不知道在哪儿可以坐下。刚才惊魂一幕让我一时有点迷迷瞪瞪，糊涂了。

我们本来是两个对面的三人座，现在都挤坐了四个人。戚祯与姜同学已经勉强把他们的身子挤进了在我对面的座位上，靠窗是蔡同学，旁边是姜同学，然后是戚祯，最外面是个陌生人，他怎么也不肯站起来让位给我们，还一脸的怒气，有点怪我们怎么从窗子里爬进来了……

我的这排靠窗是小范，然后是维琪，而我本来的位置上坐着三个人，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和怀里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的少妇。那个女的用一双可怜兮兮的眼睛看着我，男孩睡眼朦胧，一个劲地蹭着母亲，呜呜地带着哭声地吵闹着，看样子想睡可又坐着睡不好，难过得不行。

我的脚下

好像也很挤，转睛向下一看，原来小桌底下也有一个人缩在里面躺着……天哪，就一会儿功夫，我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了。怎么办？把这些人赶走？显然不现实，也不忍心。但是我，惦着脚尖挤在桌边，能熬多久？

维琪与小范联合起来与那个女的交涉，位子的主人来了！……，可那个女的不做声，小孩就是哭个不停……蔡同学脑子还清醒，他想出来一个办法，让那个女的把怀里的小小孩放在餐桌上面睡，而她抱起大的，这样就可以让我坐下来了……

总算，我像杂技演员表演“缩骨术”似的，挤坐下来。那个躺在餐桌上的孩子，哭了一会儿，睡着了，只是浑身的尿臭味，让人一阵阵作呕。孩子的尿一定是湿了棉裤又干，干了又湿，也不知道孩子难过成什么样？那个大孩子抱在妈妈怀里，也不安定，不断用脚踢，踢得我没有办法，就用手挡一会儿，那个母亲就只好对我抱歉地笑一笑，又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戚祯已经缓过劲儿来了，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我们怎么补上了票的经过。

坐在背面的阿兰与她的男朋友乔老爷也听得很入神，还不时地站起来，探过头来插嘴。乔老爷的一句随便话，把我们千难万险得来的“功劳”给一股脑儿地擦干净了。

他说：如果是免费给张票，那还差不多，不然，到站后想办法买一张五毛的站台票，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出去，还怕混不出去？！”

我们这一群就忍不住七嘴八舌地讨论起多付的三元钱值不值得。

突然，躺在我们餐桌下的人大声地抗议，“妈的，吵得人睡不着！”接着，那些坐在地上的人都响应，“你们不想睡，我们跟你们换个位置。”

于是，我们坐在位置上的人像很内疚似的，都闭住了嘴巴。

我本来也没有开口说话，因为刚刚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怕无穷呢。我呆呆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会儿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一会儿是餐车里铺着洁白桌布上那一瓶瓶鲜花；一会儿是挤在一堆的疲劳而又臭哄哄的乘客；一会儿是那个救我的；在站台上孤零零的人影与他慈祥的笑容……

三年没有回上海了，这次回去是带着我自己经过努力奋斗而入校的喜悦心情的，想不到回家的路居然更加艰难了……

原本列车经过一夜行驶，早上七八点到上海的，可那时候哪有准点的车次？天渐渐地亮了，不多会儿又到了中午，而我们车才过了杭州站，还是那么慢慢吞吞地走十分钟，临时停车半小时。不过，车厢里面的环境有了一点改善，那些“站票”终于站起来，有的甚至可以坐下了，因为每一站下车的人越来越多，直奔终点站的上海人却不多，挤在我们位子旁边的一家人，连同桌子下面的人都下车了。我们也总算可以坐直身体，大声地激动地嚷嚷着。

我可没有力气说话，一夜未睡，这时候眼皮老是耷拉着，怎么也睁不开。

“快看呀，进上海了，”戚祯兴奋地站起来把车窗打开，“大家都醒醒呀，我们要到家啦！”她还特地拉我的衣袖：“还想睡呀？三年没有回上海了，好好看看吧！”

火车是在快速前行，好像很懂我们的心思似的，还拉响了汽笛“呜……”大叫着穿行在一片枯黄的田野里，许多的烟囱一忽儿远一忽儿近，在交替着旋转着……虽然窗外冰冷的新鲜空气吹进来，让我混沌的脑子好像清醒了不少，但是，我还是睁不开眼睛，眯缝着，依然靠在椅背上，耳朵里只是那枯燥的车轮滚动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当然，这个响动就是我们离家近了的希望……，我感觉得到周围都是青春萌动，他们闪亮的眼睛饥渴地望着外面……

可突然，火车“咔，吭！”又急刹车停了，广播里说“临时停车”。大家的心也卡住了似的，泄气地又坐回了椅子上。最可笑的是乔老爷，他已经把行李都从架子上卸下来了，就差去车门那儿排队了。

这么一停车，我一脑子的浆糊反而清了透了亮了，也眨巴眼睛看看有点失望的戚祯、维琪她们。

蔡同学笑着对她们开玩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这列“老牛破车”还要耐心地在老北站的外围等站里有车位空出来了，才有资格进去。

不过，不甘寂寞的戚祯却利用了这个间隙，提出了倡议。她说我们这次同学们一定要在春节里聚聚，一家轮一次接待所有同学。并自告奋勇：大年初三到她家吃中饭，一个不许缺，还特别关照，乔老爷可以与阿兰一起来。维琪响应，年初四到她家。

我实在为难，三年没有回家，一回家就要带一帮人来给父母添麻烦……可我是个班干部，怎么能做个熊包呢？还未等我开口，戚祯干脆就安排起来，年初五到“文娱委员”家，年初六到小范家，初七到阿兰家……，她们都说好，我也就应了下来，只是心里很虚。戚祯扫了一眼男同学，他们都不做声，蔡同学说：“到时候看看吧。”

火车终于进了老北站。一车困顿疲惫的乘客都像打了强心针，逃难一样从车上乱哄哄地挤下来，大呼小叫地把伙伴们聚集在一起。我的行李是蔡同学帮忙从架子上搬下来，又帮我从窗口递下去的。接着，我们同学们急匆匆道了再见，就各自提着行李，赶去剪票口了。

蔡同学见我左右手各提一只大旅行袋，还背一只小包，摇摇晃晃地走不动。他又转身回来，把自己两只沉重的大旅行袋用绳子绑在一起，再用毛巾裹上，就扛在肩上了，一只袋子靠在前胸，另一只贴在后背，然后腾出了一只手来相帮我提那只重一点的旅行袋。

我有点过意不去，连连说：“我是因为不吃不喝一整天了，一夜没睡，才没有了力气……你们也是……，你快走吧，不用管我……”

他的额头上又冒汗了，但是他还是迈开步子向前走，“跟着，先出站再说。”

我们默默地赶路，追上了前面的同学。直到顺利出站，才看到了许多来接站的亲人们。维琪的弟弟妹妹都来了，他们说已经来过一次，知道这次列车要晚点，回去后又来，可是不准买站台票，说是好几列火车一起到站，人太多了……

我没有人来接，那是因为我怕父母吃不消就没有告诉他们，我决定把兜里还剩下的五元钱用了，叫出租车回家。蔡同学就把我送到了等车点，他就走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疏忽，也有点过意不去：我不是可以让他一起搭乘车的？他帮我提行李，我却只顾了自己……

出租车载我飞快地行驶，一会儿就到了徐家汇。在那个热闹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条很大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批林批孔批中国最大的儒家周公”……

我心里一阵刺痛，谁都知道这“周公”指的是谁？可我不知觉心里的话就漏出了嘴唇……

出租车司机接嘴说，“他刚逝世，……”

我忘了要谨慎说话，莫谈国事了，马上就带着哭腔说：“人民不会答应的！”

“是的，他是我们人民心里最敬仰的人！”

“他不是病死的，他不是累死的，他是气死的！”我又哽咽了。

“嗯！”

后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悲痛中沉默。到了我家里弄的大门口，司机下车为我开后备箱，帮我拿出行李，可只收了我三元钱，余钱不要了，他说因为我们是有共鸣的人。

弄堂口好几个人围上来看我，突然有人惊讶地嚷起来：“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有什么贵客来了呢。”

三年多的时间不是可以淡淡抹去的，那些已经长大相见不相识的大孩子们，他们认出了我，我已经认不出他们了，这不打紧，他们欢笑着，飞跑着，去我家报告去了，他们也觉得稀罕，我居然乘出租车回来了……

这事儿，我妈并没有唠叨我乱用钱，还说这样更好，自己累不着，也没有让父母在火车站等一天。当然，因为我上学了，家里的经济也在慢慢改善，小弟弟毕业分配在上海工作，再加上大弟弟的病退批准下来了。我家阳光灿烂起来。

我大弟弟那张嘴在三年里变化可大啦，能说会道，还会吹笛子。看来他想靠嘴吃饭了。

我们在餐桌上，互相地述说着分别三年中的许多故事，都抢着说，一件事往往说了个开头就被别人抢走了。我一整天不吃不睡，头晕得厉害，把汤菜合在饭里，边迷糊着听，边迷糊着吃……

母亲帮我倒好了洗澡水，让我换一身干净的睡衣裤，我就立即上床，两床棉被都是洗晒得香喷喷的，头一挨枕头，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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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坚编审评：

读本章，感觉作者像是在时空中穿梭，叙写历史变迁中的国家丶城市和人的生存。

本章的落脚点是“回到上海”，作者还原了当年艰辛回家路的种种苦涩丶不易。火车车厢像沙丁魚罐头一样拥挤透不过气来，爬火车窗口险象丛生，从人堆上爬过去上厕所……作者在这里复刻了那段岁月艰难行旅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回上海那年正是1976年。1976年是铭刻在中国史册上丶中华民族不同寻常的一年。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低沉的哀乐声在锦江上空沉重地回荡”“大礼堂像雪地一样地白”；写到在上海的出租车上因为反对批周公，同出租车司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司机执意少收女主人公的车钱。

国家巨变和小民日常两条叙事线索铺陈在同一章里，并不违和，反而奏出了家国连心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