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因祸得福

我乘着黄鱼车到了县医院。值班人员一看这情况，二话不说就把夜班正在休息的医生叫来了。

这是个男医生，大概四十岁左右。他真的也是我命中的贵人。每次我命运多舛时，就会有一个好人来相救。

他一见我是非常紧急情况，瞌睡马上就没有了，在急症室里，临时做了一个手术台，让我把手放在医院的那种简单的桌子上，四条腿加一个桌面的那种。他又吩咐护士搬来一架台灯，补充亮度。然后在我手下铺上纱布，纱布立即红了……他马上用止血带扎在我的手臂上。

我与他面对面地坐着，他的手术开始了。

简单地消毒后，他说：“我要打麻醉了，是局部麻醉。”

我点点头，虽然身体虚弱，可脑子非常清晰。

谁知，一麻醉，我感觉自己在下坠，整个人变成了一个漏斗，那点儿生命力在慢慢地从漏斗里流走，我开始委顿下去了，……

“医生，我不行了……”我虚弱无力害怕地说，

那个医生，马上坚定而又果断地命令值班护士：“两针肾上腺素！”

我已经在迷糊了，人的神魂不可控制地在游走……陪我来的那个女老师，赶快过来死命扶住我……可我的耳朵边还是听见了敲碎玻璃瓶的声音……护士抓起我的右手，救命的液体流进了我的身体里……

一会儿功夫，我好像又感觉到一种生命力的回归，一点一点，脑子又清楚了，可以坐直身体了，呼吸均匀了……

就这么，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奈何桥边，却又起死回生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想笑一笑，也很想说什么……

医生非常理解我，他开始对我说话了：“你最好不要看我在做什么，你就听我告诉你。”

“好的，我不看，虽然我不怕。”

“你的命真够大的，”医生一边查看我的伤情，一边说：“这个盗贼不是想来要你的命，只是想要你的手表，对吗？但是他的三刀只要再偏几分，割断的就是动脉，你早就已经没有命了。现在是静脉割破，看看，也流了那么多的血……”

我就笑了，“我是命不该绝呀！”

“你还可以笑呀！……真有你的！……不过，是应该笑，我看到你另一个命大了，控制你大拇指，食指与中指的神经没有割断，我找到了，如果他再多使一分力，这根筋就断了……在这么个深更半夜，我们没有可能去找专门的设备，来帮你查找断掉的筋在哪里？你的这三个指头就会永远成了鸡爪形，残废了。”

“太感谢命运了！”

“那不？你还得感谢碰巧遇到了我，一个外科医生在值夜班……现在我要给你缝合了……为你缝这么乱割的三刀，是多么考验人的本事呀！……要知道，这可不是外科医生开刀的下刀技术，切口混乱……现在就得全凭我的手法艺术了！”医生要护士把另一个手术包打开，然后，埋头做起缝线的技术活了……

这个医生出现在我的生死关头，出色地救了我，可是，待我的手全部包扎完毕后，他已经累得只会对着我摆摆手，就此别过。

可是，他的形象却一直顶天立地在我的灵魂里，“两针肾上腺素！”他的那句命令，也一直回响在我的心田里，因为他，我才会活到今天，来写写这件事！

回到学校，我却发现自己又成了“名人”了。天还没有亮，“有个高安师范女老师被入室抢劫了”的新闻，已经传遍了角角落落。好多好多的人，都跑来看我了，熟悉的，不熟悉的……但是，他们大多被警察拦在外面。因为我的房间，自己也进不去，成了“犯罪现场”，警戒起来了。

医务室的柯医生来接我去她家，把我安顿在她的床上，让我再睡一下，等会儿公安局的人要来找我。她告诉我：“老廖和几个校长去地区开会了，三天后才能回来，这两天你住在我这儿。他们要我好好照顾你。”

我很感动，廖校长夫妇真是太好的人了。

“我想马上回上海。”

“回不去呢，”她又告知我：“要配合公安局调查，起码得晚一天走。到时候，学校会派车送你的。”

我开始与三名办案的刑警在一起了。

一行人先去了我的房间。我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经过，他们记着、问着。那两个盗贼入房的途径，就是通过摇头气窗。有一个小个子的，从摇头窗伸进头、手臂和半个身子，够到了门上的插销，打开后，开锁就容易了，那是做贼的基本功。

我真懊悔，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的，之前还煞有介事（有模有样）地查看了一圈，以为……“以为”就是最危险的信号！

房间里到处是血，雪白的墙上有好几道血色彩虹，床上地下，满眼的血，有的还是一滩，不堪入目……

我拿起满是血迹的毯子，给他们演示我去盖住贼的那一瞬……突然，从毯子里掉出了一个用毛巾制成的蒙面罩……他们立即拿出袋子，小心翼翼地用钳子夹着，放了进去，这是盗贼唯一留下的线索。这个线索说明盗贼入室是有预谋的。

完成了现场勘查，我们就一起坐在一间临时开门，为此事腾出来的办公室里，警察开始办案了。首先他们要我参与一起讨论，盗贼预谋来偷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次入室的样子是朝着五斗橱上那个三用机的。只是惊醒了我，他们才看到我手上的手表，于是突然改变了歹心，手表比三用机更好。

有个年纪轻一点的警官，可能因为看我很会提供线索似的，他就问我，“你看清楚了他的模样吗？”

“没有，他把我眼睛打得睁不开了。”

“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你认识的人？”

“什么意思？”

“有一个体育老师，第一个到现场，会不会……”

“你说什么？”我一下子从心里涌起一阵剧烈的旋风……

“我听群众反映，他住在后面，怎么就是他听到你的呼救，而住在你边上的人都说没有听到。有没有可能……”

我突然怒火攻心，对着这个警察发火了，“你不要瞎听就瞎说，那个盗贼割我三刀，我会不知道他是不是熟人？！”

这会儿，我越说越忍无可忍，用沙哑的声音吼叫，同时眼泪直流：“他是唯一来救我的，他第一个到达现场，或许就是他可能救我的命！你们也这么怀疑他，那么以后，谁还会来救人！”

他马上不做声了。另一个警官一直没有开口过，这时插了一句：“不要生气，作为群众反映的情况，只是问一下而已。”

我也一下子沉默了。警察叔叔说得对，他们没有错，而是那个反映情况的，不知道是谁，才是非常可怕的！

可是我一激动，声音没有了，说不出话来，人软倒在桌子上，于是，他们就让我先去休息了。

我回不了自己的房间，还是去了柯医生家，坐在她家的简单的沙发上歇一会儿。此时，零零落落，不断有朋友和没有回家过暑假的老师来看望我。

他们说我命大，这种情况下能把命捡回来了；有人说我勇敢，与那个盗贼搏斗了，叫喊了，吓走了他；也有人说是那块表救了我，不然，盗贼要拿走三用机，你去抢夺的话，或许就牺牲了。有朋友说笑话：你怎么可以叫“救命”？应该叫“救火”，那样才会把人都叫出来！我苦笑笑，是呀，救命，是你个人的事，救火，那才是与他人有共同利益关系的。

杨主任跑来了，他脸上并不好看，问我三用机在哪儿，我说放在余老师那儿了。他说有个谁要用，就准备去取，回头一句话，把我又给重重地气了一下：“如果三用机被偷走了，你就得赔！”没有给他送“大前门”，居然他会如此恨我？！他的爱憎分明也实在太“分明”了吧？！

柯医生中午给我烧了猪肝汤和大排骨让我吃了，还吩咐我赶快睡一会儿。世上的各种人，关键时候不用去分辨好呀歹呀，我心里很快都体会出来，并分门别类地装在记忆里了。

下午，警察又来了，要我去警局，说是抓到了一高一矮两个作案的嫌疑犯。他们知道我走不动，就开来一辆摩托车，旁边附加一只小船的那种。我第一次坐在小船里，警灯忽闪，警笛长鸣，不由得也觉得生出了三分的豪气。

到了警局，他们告诉我，在接到我这个案件之后，又接到了锦河上一个船家的报案，有人摸上船来偷东西。可船家不是好惹的，一下子就扭住了他们，送来了公安局。

是不是同一伙的？是不是就是对我下手的盗贼，又去接着作案？警察们要我仔细认认。

我躲在玻璃窗后偷眼望了一下，一高一矮，……，不行，我马上浑身颤抖起来，本来就哑了的声音更是抖得吐不出一个像样的音来，“是，是，”我一边点头，一边逃走，像看到恐怖的鬼一样，又几乎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人要瘫软下去了，别说我怎么这么胆小，一只惊弓之鸟，安全感一点也没有了，而且伤势严重，已经让我浑身无力，我忘了周围都是警察，只想歇斯底里地叫“来人呀！”

警察见我这样，就扶我到另一间会议室去休息，还给我倒了杯水。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他们又要我再去确认一下，我却死命咬住，就是他们，不愿再去看一眼了。警察们很想可以立即破案，其实我是更想快快把坏人抓住，可是，现在的我，实在身体与心神都极度虚弱了。我倒在桌子上，看上去也根本成不了一个勇敢的警察助手了。

晚上，我躺在柯医生旁边，不过我根本不能入睡，只要刚眯起眼睛，就好像有一高一矮两个人影进来了……我马上惊恐万状地睁大眼睛……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叔叔们只好说让我回去吧。后来听说，由于我的瞎指认，把警察们忙乎了三天，才发现此“一高一矮”非那“一高一矮”，他们连高安师范的大门朝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两个小偷，有作案动机，却犯罪未遂，三天后放了。

这种案件，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要说探头到处都是，就是凭那个蒙面罩，DNA一查一个准，还用得着来要我协助破案？而我也却太不是一个英雄了。

蔡的二哥也来送我们，我与李子一起上了火车。我一直不敢与周围旅客聊天，沉默地熬了一个晚上，终于，在一大早，看到了爸妈和蔡。

激动呀！可是我来不及哭，忙着搬行李，抱下李子。妈妈对着我只有一句话：“活着回来就好。”蔡说：“明天下了班，我就来看你。”

回到家里，父母与两个弟弟都围着我坐，一边看我喝着鸡汤，吃着清蒸鱼，一边迫不及待地要听我说说怎么回事。

我也顾不上去睡一会儿，“奇遇记”的故事已经在心里呆不住了，就嘶哑着嗓子，把怎么遭遇“蒙面大盗”，如何“搏斗”的情节拿出来，先讲了一遍给他们听。我发现父母是提心吊胆地听着，可弟弟们却像听评书，津津有味。

自此，一连三周，我都是白天做一个“英雄”，给每天来看我的邻居、朋友和亲戚们“演讲”；晚上却得了“恐惧症”，缩在妈妈的边上睡，还一再会惊醒，幻影幻觉厉害，那个“一高一矮”依旧在错乱我的神经，我只好成了一个胆小鬼，做了“狗熊”而已。

蔡每天下班都会来。他现在实惠了，买了一辆自行车，骑来骑去。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四点半就下班，这段时间他顾不上做积极分子，拎着大包小包的吃食，先来安慰我了。

妈妈让我们“躲”在里面一间卧室去，就不用出去“压”马路了。

“你妈妈‘懂劲’格。”他说。

“啥格叫‘懂经？’”我不解地问。

“就是……”他突然发现我语言已经落后了，在上海几个月，他开始融入了“海派”；就是走进了正在开放的环境里了。

不过，他只是一笑而过。因为有一件头等大事是急着要给我看的，他得了“新长征突击手”的奖状，那是仪表局发的。他说本来可以送到市里去，但是，仪表局觉得他刚进厂，还是应该让给老工人。

我已经很高兴了，这是我们在为今后有机会可以调在一起努力铺路的第一块“石头”，尽管这条路崎岖曲折，沟壑交错。

“我差点儿手就残废了……”我有点后怕地告诉他，

他倒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怕什么，我不是突击手吗？就是因为手快，让我来照顾你！”他又接着说：“还有，我已经说服了家里，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我高兴地又说又笑，“碰到这件倒霉透顶的事，却带来了一个好处，我妈妈写信去为我请假，学校准许我下学期在上海休

养呢。”

“太好了，”蔡说，“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准备一下了。”

我告诉他，我对这件事最不开心的是：当时就住在旁边的人没有来救我，还要污蔑来救我的人。

他听了，没有顺着我，而是不紧不慢地给了我许多为他人做解释的话，就是这些解释，让我真的感觉到心宽了，有了一种彻底的释怀。

他分析说：罗校长不是说他喝醉了，所以没有听见吗？那天没有及时出来，应该是他的妻子有点儿私心，一个农村妇女，没有高境界很正常的。罗校长后来还为你安排了车子了，这就够了，你心里的那块垒石要早早放下。

“还有那个电工，”他说：“我认识他。你知道他是怎么调到高师的吗？”

“不知道。但是，他装傻，他就住在旁边，应该他是第一个听到的。”

“不要随便怪人哦，自己已经没有事了，就原谅那些人吧，他们也是无辜的。只有自己的心里没有了疙瘩，才会活得开心呢。”蔡给我说起了那个电工的故事。

他原来是八井煤矿的工人。两年前的一天，他们是八个工人一组，在一个工作面上干活。他正好想去解手，刚离开的一瞬间，突然瓦斯爆炸，他们工作面上另外七个工友全部被活埋了，他虽然被炸昏，但没有埋进去，更幸运的是另一个工作面的人，发现了他，并把他背出去了。他逃是逃过了那个劫难，可也差点儿变疯了，托了亲戚朋友帮助，好不容易调到高师的。他心里的恐惧感还没有消除呢。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现在你也有恐惧症，别人在叫救命，你会怎么样？

我强词夺理地说了一句：“我会敲木撞墙，一起呼叫‘救命’。”但是，心里的褶皱已经被他抚平了，而且，我也算是明白，我为啥会喜欢他这个“白丁”了：对别人的理解，对自己的承诺，他都很有让我欣赏的一面呢。

中山医院的外科治疗室，我去了好几次，消毒换药，查看伤势。我这才知道，我这种刀伤，医院是要报警的，会登记在册。

上海的外科医生看了我伤口的缝合，无不称赞，一个小县城的医生，居然有如此高超的技术！我也不由得常会想起那个救我命的医生，还有他说的话，“你命大，碰到了我！”

医生要我“间隔拆线”，我不懂，医生还给我耐心解释：你这种伤口，一次性拆了线怕会裂开，要分两次拆……

世上好人真多，不经过一难，哪里知道到处都有爱心呀？认识的，不认识的“爱心”们，也在慢慢治疗我遗留的恐惧症。

爸爸等我线拆了，才告诉我家里的一个打算。两个弟弟都要结婚了。

大弟弟已经顶替父亲进了上医，分在放射医学研究所。他考进了上医的夜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医疗器械。他们已经有了成家的基础。

小弟弟还在南站，开铲车，日夜倒班，很辛苦。女朋友也在南站工作。他与大弟弟一样考了上医的夜校，专业是“遗传学”。

可是，现在我家的房子是旧式的，很难当成新房。于是由父亲向上医申请换房。那时候是没有房屋买卖的，房子也很少，但是老少无欺，都是由组织上来评定。

我父亲说了一个故事，让我刻骨铭心。那是发生在1969年我去插队后的事。在那个动乱不堪的年代，父亲奇怪地当了上医“牛鬼蛇神”的大队长。他每天要“管理”好多好多被dadao的老领导。他小心地处处地照顾着他们。有一次，来了一个不太熟悉的红卫兵，气势汹汹，肆意要找一个姓刘的老处长的岔子。那天，也正巧，刘处长发烧，父亲就安排他整理一下宣传小册子，可以坐着干活，还不时能偷着睡一会儿。却被那个红卫兵看到了。他一把揪起那个处长就要斗他，还吼叫着要他去扫厕所。父亲冲过去解释，说是他安排的，并答应那个红卫兵，自己去扫厕所。那个蛮不讲理的“兵”，见爸爸挡住了他的事，就论起大巴掌狠狠地抽打了我父亲一记耳光，我父亲满嘴鲜血，头晕耳鸣，两眼一黑，差点跌倒在地……（别看只是一记耳光，打得不巧，父亲从此犯下了头晕的后遗症。）

但是，也是这一记耳光，为老处长更不可设想的后果，担待了过去。现在，这位老处长恢复了原职，正好是他在负责分房。于是，申请得到了他的支持。可剩下的只有两套，要么五楼，要么一楼。我们就选择了五楼。

新房的面积并没有增大，三间房，没有厅，厨房卫生间也不大。只好凑合。一间十六平带阳台的，爸妈加我挤一挤，一间朝南的十四平，给大弟弟做婚房，小弟弟只好住在后面的九个平米的北屋。后来就把他的新房建在这个小屋里。

我们那时候年轻人的婚事，都是因为感情好，才走在一起的。如果要以房子来作为结婚条件的话，特别在上海，那就没有几个人能结婚的了。

我们搬家了，大弟弟也结婚了。

妈妈问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蔡过了一天，就拿着户口本来，他悄悄告诉我，是他偷出来的，我们赶快去登记。我有点不明白，为啥要偷？他父母还是不同意？

他答非所问：“我打听了，结婚是在民政局登记的。”说着就拉着我去了那儿。

结果，民政局的人问：“你们单位的介绍信呢？”我们被问傻了，只好回转来。

他的介绍信一下子就开好了，因此，他的父母也就知道了他偷户口本的事。接着，他与父母开始深一步地交谈，这次是“硬碰硬”地谈，谈了许多具体的问题。

他把我在江西对他的好，一桩一桩地说给父母听：我是怎么去大城找他，并同意了三年以后结婚的；怎么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了他去做人情；还怎么样地辛苦为李子断奶……感动是感动的，但是，他们这么小的家，而我的家也没有空余的地方，怎么样可以结这个婚呢？

他家一栋小楼，上面两个房间，一间南北通透，已经是他大哥的新房。还有一间小的，九平米，朝北一扇窗对着永嘉路，朝南的窗对着楼梯，东窗对着隔壁一栋三层楼的楼梯窗，就这个小间，原本是他父母与两个妹妹住着。他回上海后，一直睡在楼梯上面的阁板上。下面一个大通间，连着厨房一起。外面还有一个作为进出的窄长的通道。

他们商量了很久，才最后定下来了，楼上小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们做新房。楼下用一只大橱，一只单门立柜，还有两只床头柜叠起来，形成一道墙，在楼下通间里面，被隔出来了一间，再在上面用两副铺板搭一个阁楼。他的妈妈与两个妹妹睡在阁楼上，下面放一张床，他爸爸与李子睡。这个搭建的任务，就交给了他很有手上功夫的二哥。他二哥与二嫂回上海来帮忙了。

这个计划让我与蔡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终于有了一间新房！要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敢想过，只要在什么地方帘子一拉，权当婚房，我也不会作声的。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小房间，管它怎么样，装得下两颗真诚的心就可以了。

我这边，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学校办公室，希望能开出证明。虽然学校拖了好久才开出来，但是，还是开了。过后才听说，因为学校的领导大调动，廖校长与柯医生调去了宜春，那个张主任也调走了。

很意外的是，七九届文艺一班的司同学这时来看我，告诉了我一个也是意外的事情。他因为家庭有困难，他上面几个哥哥姐姐都去支边的支边，三线厂的三线厂，一个都没有留在家里，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没有人照顾，他家便申请到了让他回上海的指标。想不到，他的批准了的申请被人先利用了，那个人倒是回了上海，他却回不来了。于是，他向地区教育局再三请求，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他。可是，他与局长之间没有沟通成功，言辞激烈地碰撞起来，一气之下，他坐在教育局门口，开始绝食。并且一直坚持了好几天，眼看事态越来越严重，高安师范派老师来劝解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他心情沉重，我也心情沉重，知青已经在大批地回上海了，但是，依然有许多被掉在了“坑”里，回家之路艰难而没有方向，我们都是属于难以自拔的一族！

我告诉他我受伤的事，他们班的毕业分配事宜都交给邢大隆老师办了。不曾想，这个插曲，后来会演变出来了一个糟糕的尾巴。

我们家为了省钱，也为了蔡家的经济拮据，我与小弟弟一起办婚宴的。那是1980年的元旦。

小弟媳的嫁妆用小型面包车装来的，她的许许多多让人耀花了眼睛的东西，吸引了好多邻居来观望。我的嫁妆是蔡与我一起，装在黄鱼车上拉去新房的。妈妈只是给了我一包长生果与红枣，要我到处放满，不要有空罐子。

我把这次回来，才最后完成的毛衣给了蔡，他二话不说就套上，这件“温暖牌”也就成了他新郎官的服装了。我的新婚服装是妈妈给我挑选的老式的骆驼毛的棉袄。

在婚宴上，我小弟弟西装笔挺，英俊潇洒，我小弟媳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来宾全被他们吸引过去，早忘了还有我们一对新人。

我舅舅记起来了，他突然大声地提请大家注意，说：“建华也是新娘子，但是，她是一个党员式的新娘子，简朴是美德。”

我灿烂地笑了，舅舅的话为那时候还在刻苦寻路，囊中羞涩的知青，盖上了最精彩的一块“遮羞布”。但是，后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发现，这块“遮羞布”变了性质了，我真想告诉大家，我们那个年代多么珍惜这块“布”呀！

我的爸妈在完成了这些事后，从还剩下的钱里面，特地拿出来了八百元，偷偷给了我。因为蔡买了一架两百元的播放机后，窗帘也买不起了。我用纸贴在玻璃上。妈妈差点儿眼泪掉下来，说：“我的女儿，我要一样对待。”

我来到了蔡家生活。

我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走进他家的。即便进了的是“寒门”，可还得低人三分。等蔡的婚假结束、他去上班后，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出来了，“外地人”意味着什么？

他的父母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也是为了儿子，让出了房间，自此他一家五口人，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了。

他们当着蔡的面，对我客客气气，可只要蔡不在，他们就都翻脸了，对我爱理不理，哪怕吃饭吃东西也不来叫我，我成了这个家的“透明人”了。

那时候，我的手正在长神经，哪怕对着皮肤吹一口气都是痛的，更不要说浸冷水了。蔡很懂我，所以他每天下班回来，忙上忙下，为我烧饭做菜洗衣服。这么一来，弄得他的家人对我更加恼火，一个女人，整天看书有什么用？儿子八小时上班，回家还要这么辛苦地来照顾她！他的家人也就看着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她母亲恨得就剩没有出口骂人。

他家的房子是依在隔壁洋楼旁边另外建造的小楼，没有厕所。之前，有扇小门可以通到隔壁去如厕的。但是，那座洋楼归了环卫所，成了办公楼，于是，不再允许居民进出。没有厕所就成了蔡家最麻烦的事。好在我是个“外地人”，这点儿苦吃得起，还不就是天天倒痰盂罐？只是不习惯在永嘉路上，一个上海的“上只角”，端个痰盂跑几十米远的地方。我感觉一路上都是异样的目光，如芒针刺背。于是，我常会放在晚上去倒。如果蔡回来了，他就帮着我去倒，这又增加了他妈妈对我的不满，老是嘀咕儿子，太宠着我了。可我，一到晚上，我与他两个头放在一个枕头上时，我就开始对着他嘀嘀咕咕，说他爸妈对我处处冷眼。

他的“三夹板”做得真不容易，一声不响，埋头苦干，帮我做了事，再帮父母做事，他家的马桶成了他的任务了。还要照顾小李子。他就这么用无怨无悔的付出，来减少家里的摩擦。

我看着他每天默不作声地辛苦干活儿，就学着把怨言吞下肚子去了。

他呢？还是懂我，说着父母的不容易，也说着我的忍耐的不容易。

什么是婚姻的幸福，我琢磨过，因为在物资上，我要什么没什么，在精神上，我也是被冷漠的那个，那么，我得到了什么呢？

“他懂我，”这是一个非常无价的财富，“他为我常拂心尘，”就是我的另一种精神上的受益。有了这些，我的婚姻没有成为“爱情的坟墓”，因为“懂”，我们最淳朴的感情一直在畅流中。

好像这种“懂”，放在那时的社会上，也一样可以“流通”。他们单位的工会在春节前，评他本年度先进个人，事迹就是：没有将外地女友抛弃。

这种自我修炼来的“幸福生活”，也过得飞快。又一个学期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与所有新婚夫妇一样，如胶似漆，怎么舍得分离呢？于是，

我又写信去请假了。我问了“破案”的进度，并陈述了自己的伤势依然处在不能自理的阶段，也强调了精神上的不能解脱……言下之意……

还好，学校新校长刚进校，一切待兴。而且，校长们还是对我十分同情，这事他们有责任的。公安局那儿也没有新的进展情况。于是，校方又一次批准了我的带薪请假。妈妈是一再感谢我们学校的宽宏大量，“你们的领导真是好人呀！”。

然而，我知道这种求来的一时平静，一时的团聚，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必须要付出努力，来实现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的目标。然而，怎样努力呢？前面一片茫然。

从学校传来了消息，政治俞老师调回了上海。有两个版本的传说，一是她搞到了人才商调，二是她结婚了，开到了夫妻两地分居的商调。这把我羡慕得不得了。引得我想入非非。还有与我同时留校的达同学，考取了研究生，也回了上海！更是让我“四望起遐思，奔哪却不知。”

不知道是谁提醒了我，我就吵着一定要去上海市府信访办，去找大领导帮忙，给我一个商调的名额吧。于是，大家拗不过我，蔡和妈妈陪我去的。

市府信访办一位同志接待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亲切和蔼的他，就只想把自己心里的渴望、委屈与不甘都说出来，絮絮叨叨，居然说个没完。

他起先是坐着听，后来就站起来走着听，再后来，眼睛望着窗外听……我终于没有话可以再说了，他才回到桌子前，对我依然脸带公事公办的专业笑容，说：“你不就是想调回上海吗？”

我觉得他太思路清晰，直奔主题而忽视了我表达的许多情感，心里有点迷茫起来，但没有任何理由不点头呀，于是，我默然地点点头，却暗自觉得，我的话已经被他搁浅了，估计不会有下文了。

果然，他说：“这儿是没有任何商调名额的，如果你们已经结婚，就可以向你丈夫所在单位申请。”

我们一行人怀着极大的希望来，这会儿失望地打道回府。但是，我与蔡和妈妈的感受是不同的。

妈妈说这位接待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够那么耐心地听我说废话，然后一语道破天机，他以后一定在仕途上大有前程。而蔡却抱怨了我几句：“你说了那么多自己的想法，一句也没有在点子上。”

谁也猜不到，我却是有个非常稀奇古怪的感觉：为什么我会如此喋喋不休？为什么我会如此地虔诚？这是不是与佛教的信徒有点相同？在菩萨面前，祈祷着的人，一定与我是一样的……傻乎乎地许着愿，痴呆呆地还着愿……，不管你唠叨多少，菩萨就是不开口，如此，信徒们反而络绎不绝地来，说呀说呀……究竟芸芸众生是为了什么呢？图个保佑？许愿成功？还就是为了吐出心结，把心平静下来？

我一路走一路想：如果哪一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菩萨，一旦开口告诉了你真相的话……，信徒们就会与我现在一样了，反而沮丧落魄，没有了方向……，多奇怪的感受！

比我实际得多的蔡，马上到单位里去问询和登记了。他回来告诉我一个消息，不知道这算是什么样的信息，好？还是不好？

他们工厂有夫妻分居的商调名额，有时一年一个名额，有时三年才一个。现在他们厂有一个已经排队八年的老工人，还没有解决呢。我们的商调只好登记在最后。

这个消息，让我忍也忍不住地流了半天的泪。

不是还有一条路吗？考研究生？我也想去试试，但是，怎么去考呢？达同学的导师是他父亲的朋友。而我，连门与路在哪都不知道。

妈妈有办法，她说找舅舅帮忙。

舅舅说：“好，人是要凭自己的志气和努力！”没有两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的一个干部。

这个老师很热情，告诉我：今年他们有一个考研的学科，“外国教育史”没有报满，他可以以同等学历帮我报考。但是，时间很紧张，只有两个月了。要考试的科目有四个：外国教育史，世界通史，英语，与政治。

我马上就说：“我想试试。”

为什么我有如此的大胆，是因为我以为自己依然有一个好记性。那个时候，正处青春期的我，真有过目不忘的记性，记得，妈妈要我一个下午背出“陋室铭”，我读三遍就背出来了。还有，在文艺班的时候，几个人一起去看了一台节目，只有我背出来了四个节目，其中一个是相声《画像》。

说是说同等学历，可我连一本相关的书都没有。舅舅的朋友就一方面帮我报考，一方面帮我借来了几本书，两本《外国教育史》，两本《世界通史》，一本外国教育学者的语录集。政治与英语让我自己买参考书。

我还写信去学校要求帮我出具了证明，是关于工作与学历的证明。学校也很快给我寄来了。

于是，愣大胆的我，摩拳擦掌，想用二个月的时间来攀登学术高峰了。当时是二十三个考生，争夺两个名额。

我没日没夜地拼命投入，第一个月就完成了《外国教育史》的厚书读薄，我的摘录笔记有六本。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喜欢这门学科，读得还是津津有味。只是《世界通史》许许多多的年月日，我实在背不出来，我这才知道自己的记忆力，由于那件“蒙面大盗”的事，或许是过分害怕，或许是出血过多，下降了许多。

为了外语考试，我买了一本《一千考题》的书，可政治考试没有相关的复习资料，只好收集报纸，摘录一些有关的报道。

虽然我当了八年的老师，两年的师范学校学生，但是，对教育学，教学法的专业理论学习，从来没有接触过。我能这么系统地读着外国的教育思想与历史发展，其实意义是双重的。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一些激动着我的内容。

比如：从远古时期，尤其是到了古希腊时代，人们就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教育思想体系大约有两种，一种是“斯巴达式”的教育理念，着重于军事化训练，有体罚，培养吃苦精神……，还有一种是“雅典式”的，重视文学艺术，所谓的欧洲七艺，学习自然科学，发展智力，……我一看就喜欢“雅典式”的方法。我在高师做学生时，每学期要我们学生参加一个月的劳作，好像是带有了“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

说起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苏格拉底，亚理斯多德，我本来就深深着迷。他们除了是大哲学家，也还是大教育家。

苏格拉底的问答式教学法，让我觉得趣味十足，不去考虑他的内容是唯心还是唯物，他的教学方式是科学的，而且培养的学生一定是思维活跃，创造性特强的。他的这种教学方法被称为“产婆术”，一个奇怪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

在这套书里，他们先哲中加了一个人，德谟克利特，是个无神论者，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在复习时，我没有特别重视去读他，想不到，考试时题目中出现了他。

后面沉闷的中世纪，让人压抑。文艺复兴后，好几个教育学家，特别让人瞩目。卢梭的“自然和自由教育”，他的《艾弥尔》至今还影响欧美的儿童教育思想。十八世纪，瑞典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他提出老师可以像太阳一样，照亮一教室的学生，使得普及教育成为可能。他说：智慧不是通过机械地记忆别人的思想，而是在自己思维活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可是十八世纪的教育家早就告诉我们话，可惜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却不记得了，怎么都成了标准答案的教学方式了呢？我有时候在找，这个学科的研究生去了哪儿？他为什么没有出来疾呼！

后来美国有一个杜威，是社会实用主义的教育家，我们的三校生与大专专科学校，是否受了他的思想的影响？

一个多月的奋斗，我疏忽了一个生理现象，“老朋友”不见了！

对于要参加考试的我，这可不是好事，因为，我可能怀孕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它会害了自己，也害了我。

学校要求参加考研的考生都要体检。那个医生觉得我腹部有个“肿块”，多按了几下。于是，我开始“见红”了。

“怎么办？”又是一个“怎么办”让我陷入了困境。蔡与妈妈一起陪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先兆流产”，要保胎。

我坚决不听他们要我放弃考试的劝说。我就一边保胎一边学习。可是胎儿保不住了，一直流血不止。在考试前一周，我咬着牙对蔡和妈妈说，“去做掉吧！”他们又陪我去了医院。

“做掉”一个已经三个月的胎儿，意味着什么？歇斯底里的痛！大汗淋漓，九死一生！

我这一次经历的生死搏斗，是为了去搏一次考试的机会。

吃尽了苦头后，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心情沉重地望着窗外的云，向我那逝去的孩子道歉；一会儿，焦急地看着桌子上那一大叠书，在想，这最后一周，还得怎样来再次拼命。

请了三天假来照顾我的蔡，一声不吭，端来一碗肉糜粥，让我喝了。我要他帮我，拿着书来给我读，我用听觉来复习……他读着读着，一颗一颗的泪珠滚落出来，实在读不下去了……我就安慰他：我很好，不要紧，如果我成功了，以后还是会有孩子的……他实在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你不要去考了，身体要紧。”

“不，”我给了他一个顽强的笑脸，“我要凭着自己的奋斗，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最后的一周，在他的帮助下，我又复习了一遍大概要考的内容。

考试开始了。妈妈要我回家住，每天，由大弟弟请假陪着我去考，一天考两门，两天完成。听着就是两天功夫，其实我发现自己，实在身体太虚弱……这可是个小产，手术后才一个星期，要集中考那么高精尖的四门课，谈何容易！我只要思想一高度集中思考问题，全身就会痛，从头顶心一直痛到脚底心，浑身上下没有一寸不痛的。可是我坚持考完了。

在第二天全部课程结束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年老的教授，他问我考什么，我说考“外国教育史”，于是，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说起了英语。我本来就是个“哑巴”英语的学生，再加上疼痛难忍，一句也听不清楚他说了什么，只好看着他失望地离开了。其实，我也快撑不住了，只想快点躺到床上去。

弟弟总是觉得我失去了一次机会，为什么那个教授不问别人来问我？而我却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折腾了我半条命的这次考试，我却不再去奢望会有什么结果了，读进脑子里的教育理念才是真正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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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坚编审评：

本章内容叙述是在血色中展开的。

女主人公经历了一个生死瞬间。作者没有用“生死瞬间”词语，但其实这就是一次生与死擦肩而过的血腥经历。这可以从给做手术的外科医生的说词得到足证。盗贼的三刀幸好没割断动脉，否则就不用做手术了；连接大拇指、食指、中指的神经得亏没有挑断，否则就残废了。

在生死线上走过一遭的人，大抵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此沉沦，“生无可恋”，对生活再也激不起热情和勇气。再一种是“我已经死过一回了，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的”，越挫越勇，去跨越一个个人生关口。

女主人公是后一种人。经过岁月的沉淀，作者晚年已能用平静的口吻丶详尽的细节来叙述这件难以解怀的事，没有对命运对她的不公发出什么怨怼之言，苦痛的回忆里没有悲愤。尤其是，此事过后不久，又向命运发起挑战，冒着病痛丶孕期反应丶人流苦痛，超负荷复习参与外国教育史研究生考试，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不得不承认，女主人公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经历人生劫难后把人生看通透的人。从大历史观来说，苦难总是与辉煌联结在一起的。就个人历史的角度而言，磨难总是与生命高点联结在一起的，不论最后研究生考取与否，女主人公都已经在人生至高点上走过一回了。

本章中，作者注重细节描写、善于细节描写的能耐再一次突显出来，无论用毯子蒙住盗贼，还是小县城里高明的外科医生，人物形象都极其鲜明。还有，罗校长、柯医生、第一个冲来救助的体育老师、索赔三用机的杨主任、来慰问的各色人等、办案的警察，蔡的善解人意不紧不慢的劝解，一个个活龙活现地在读者面前亮相。妈妈的一句“活着回来就好”令人泪目，同时把一个通透人生至理、充滿人生智慧的母亲形象写活了。在铺陈主要情节的同时，把围绕这件事的众生态呈现出来，这是作者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