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新生事物

这个学期一开学，我们学校除了“金榜高中”的大事外，还有不少新生事物。

首先是果然来了好几个老大学生，我们艺术教研组是一对快五十岁的夫妇，曾老师与他的妻子。他们接替了庄之梦老师的工作。曾老师两夫妇，一听说我是奉新县来的，他们马上就惊喜地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你写了不少儿童歌曲，是我们帮你登载在奉新的文艺杂志上了。我们奉新文化馆正在寻找你呢。想不到，在高安师范碰头了！”我们还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意，这是音乐的力量，会“牵线搭桥”，让我多了好几个朋友了。

还有，美术专业来了个新大学生，胡一群老师，上海人，很健谈，性格十分爽朗，一下子让我们都很喜欢她。七八届也有留校的，是一直在专门管乐器与服饰仓库的龚老师。这个从来不见人影的教研室热闹起来了。但是，热闹也只是一会儿，大家还是都各自为阵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重点专业，需要独自“修炼”。

我们女生宿舍区也有了新变化。

教中文的陈老师果然勇敢地向那个什么人猛烈回击，然后毅然决然选择调走了。后来我也是从“闲言碎语”里听来：她的男朋友分在军工企业，厂部有人来学校外调她的情况，明摆着她会在结婚后调过去。可是，学校这边有人却趁机乱说她，什么成份有问题呀，什么教学有问题……真不能小觑那些“闲言碎语”，差点把她打入“地狱”。我记得在解放前，上海唱越剧的十姐妹中有一个叫“小丹桂”的，就是被人的口水“淹死”的。还好，陈老师是个“战士”，她用“榔头”砸碎那块露出水面的“石头”，然后，理直气壮地马上就调走了。我心里暗暗为她高兴，为她加油！

中文系调来了一个罗老师，新大学生，她住在俞老师旁边一间。她是个很真挚也很平易近人的人。从此，我有了一个可以聊聊自己爱好的人了。而陈老师的那个套间里，也来了一个上海人余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专业是物理。

人事的更新，让我们学校朝气蓬勃。也让我们兴奋不已。以学术为主的气氛更浓烈了。谁也不敢怠慢了学习。

学校在礼堂放了两只新买的大电视，高调宣布，有时间想学习英语的师生可以报名，北京央视开播了电视大学，有广播英语的学习专栏，陈琳教授担任了第一学期的老师。我们学校几乎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报了名，也有一部分学生，大礼堂被挤爆了，黑压压一片脑袋。

我总是提前一刻钟，搬椅子去抢位，可还是只好坐在很后面了。大家的那种求知欲，那种奋斗精神满满高涨呀！

因为我有初中英语两年的基础，也有自学许国璋英语的基础，我听陈琳老师讲课非常轻松自如，也很喜欢陈老师的讲课风格，她的语音语调那么的好听，她对语法的详细讲解，让我本来已经懂得的知识点更加清楚，而以前模糊不清的地方现在明白了。我是那么如痴如醉地投入了进去。

有一次我们学校开大会，碰巧坐在我旁边的是金花老师。她手里拿着英语书翻看着，不时问我一些问题。

我手里拿的却是一本《楚辞》。她不解了，问我：“你想换专业吗？”

“很想，搞文艺不可能一辈子的。留校吃‘萝卜干饭’三年后，年龄却不饶人了呢。”我也不掩饰。

“你这么看一字就得看一条注解，什么时候能学会呢？”她还是不解，甚至觉得我有点儿自不量力。

“我这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呢。”

“还是省点力吧！”

我突然想起与她一起去靖安县外调的事，之后没有任何动静。我倒是碰到了县文化馆的赖老师，他问起过我这件事。我还一口回答；“聂老师没有事。”虽然我是不懂，但是直觉告诉我，应该不会再有事了。

这会儿，我得问问清楚：“聂老师的事情有下文吗？”

金花老师很奇怪，我怎么那么孤陋寡闻呢？她马上回答：“你不知道？上面已经说了，以后任何政治运动都不搞了，就是一个目标，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不同意见，大家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不愧是政治老师，我听了万分的轻松。趁着会议还没有开始，我又拿起手里的书，读一字查一字：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如果这个时候环顾大礼堂，还有不少人在分秒必争，尤其是那几个，跳过高考准备直接考研究生的。国家急需人才，迫不及待地又开通了一条上进的渠道：可以作为与大学生同等学历报名考研。我认识的考生里就有达世平，那个与我一起留校，张主任执意要开掉我，留下他——我的“同门师弟”。他准备报考上师大古汉语文字研究，导师是他父亲的朋友。还有教过我们几节课的才子陈晓荷老师，他考的是江西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他因为太奋斗，过于劳累，旧病复发，有一次竟然晕倒在操场上。大家这才得知他有外伤性癫痫病。结果是，有人离开了他，可有一个当地的女生至死不渝地追随他。（后话就是，那个女生成了教授夫人了。）

苦读的人很多很多，这几个“大鸿雁”他们准备要飞得更高更远！

这次会议的主题内容，与我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差不多，但是，有二个细节让我这个班主任，得忙一会儿了。

我们学校所有的课桌椅更新换代，新的已经在运来了，一个一个班以新换旧，换下来的旧桌椅，分给老师。我的房间也多了两张桌子与椅子了。

还有是我们每个班有一笔钱，大约一人有五元，是伙食费里多余的。发给各班当班费与特困生补助费。因为我们班有六十

人，分到了300元的“巨款”。文艺班的学生，困难户很少，开班会调查，也就几个同学需要补助。我与班委会一起讨论决定：发给家庭贫困生补助费，最多的一个是五十元，还有两个三十。然后，我提出建议：在本学期结束时，我们班用这笔钱评奖学金，可以更好地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一等奖三个，20元一个，二等奖六个，10元一个，三等奖八个，5元一个。多余的作为班费。我报上去后，学校批准了。可是，不少人对我说：你这是作茧自缚，会惹不少麻烦的。

我还是那一根筋的脑子，没有想出来会有什么麻烦。兴高采烈地在班里宣布了。

我与蔡依旧两三周会见面一次，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国庆节前夕，我们约定好了，假期一起去仰山库前。我这是想带个“准女婿”去，让石队长看看。

而蔡对我说，是否可以顺便购买一些铺板，因为结婚需要家具，

那时的上海已经在流行，结婚要有“三十六只脚”，即：大衣橱，五斗橱，大床，两只床头柜，八仙桌，这是二十四只脚，还有高低柜，梳妆台，书橱。当然条件好的，还要什么“两圆两转两响”

就是自行车，大喇叭录放机等。

我一样也不懂，连一个欲望也没有。但是购买铺板我会，这个“会”就是拿出钱来，其余的要石队长帮忙，要凌萍帮忙。

我与蔡两个人凑了一百元钱，他哥哥也给了他一百元，我们去了奉新。

先找凌萍，她看到我与蔡一起去的，好高兴哦，一连声地说，这个忙我一定帮。我们给她留了两条烟，“路路通”，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仰山库前，石队长早就笑呵呵地等着了。我们住在他家，我睡在客房，蔡与石队长睡在一个大床上呢。

这次又是那么巧，只有石队长与光桃在家，和他们家新添的一个才几个月的“接班人”，叫“坚纳德”。承业不在家，是去开会了。两个大点的孩子，送去了光桃的娘家。

石队长帮我通知了许多人，我还未到，铺板已经到了。他们看到蔡都议论纷纷，说我一定不会再回来库前了，连男人都已经说好了。对他们的发问我笑而不答。

两个晚上，石队长告诉了我许多事情，印象最深的就是，库前的知青都走了，没有上调的也是去了公社农林场。与彭家大女德香结婚的杨英，他们虽然一起去了工厂，但是，队里在分田林到户时，还给他们分了一座山呢！

我听了好妒忌呢，说：“如果我回来了仰山，不也有一座山？”

石队长笑眯了眼：“那一定会有。”

“我后悔没有回来了，”我也笑着打趣，“有一座山多好，我就把山取名为‘建华’山，我也再不是无产阶级了，我会天天坐在竹林里看书，多罗曼蒂克呀！等以后死了，就葬在山上……”

还没等我说完，蔡就赶紧把我打住：“不要瞎说，你有时间来打理山林吗？”

“隔壁小翠她好吗？经常回来吗？”我赶快换一个问题。

“她有了两个孩子了，没有时间回来……”石队长有点吞吞吐吐，好像不想说什么，我也难再打听下去。小翠的事，总是我的一个遗憾。

我留给石队长五十元，石队长又一次给了我一副铺板，还有一捆方木。

等车子来了，石队长送我们出来。大家心事复杂，或许……不知道……还有可能再见吗？所有的人都沉默着，我的眼睛湿湿的。

回到高安，蔡跟着车去了他哥哥的农修厂，说是把铺板放在他哥那儿，而且，他哥这次给了他一百元，铺板要分一半给他哥。

我知道他是把兄弟之情放在自己之上的人。反正这些铺板足够做成“三十六只脚”，平均一家“十八只脚”，对于我来说，还是可以的。在钱财方面，我是多少也不在乎的傻人。

庄之梦老师走了。我的作曲创意不那么开阔，受到音乐知识少得可怜的限制，对自己的谱曲，怎么也觉得不好。于是，我想出来了一个不用音乐，也不用台词的独幕活报剧：“巧妙脱逃”，借用了前苏联来我国演出过的哑剧“警察与小偷”中的剧情与构思。

大幕拉开，台上有一个修鞋小皮匠，背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台前。台后有几个年轻大学生在刷标语，“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dadao日本鬼子！”，“中国人民万岁！”小皮匠看看他们，点点头，然后在舞台一边坐在箱子上，左右看看，又拿出一只皮鞋敲敲。后面的大学生走进幕后。

从另一侧出来一个胖胖的警察。他看见小皮匠就走过去，脱下一只鞋子，要他擦鞋。小皮匠就赶紧忙乎起来。他又脱下一只，擦得差不多时，幕里警笛大作。他马上夺过鞋子就走，小皮匠拉住他，要他付钱。他胡乱套上鞋就挣脱出来，赖钱走了。

小皮匠无奈，坐在箱子上发呆。突然，后面的街上跑过那群年轻学生，然后就是几个警察，他们都跑进幕后时，还有几声枪响……小皮匠背起箱子准备离开，突然，从舞台另一边跑出来一个年轻学生，他受伤了。小皮匠赶快拉他过来，帮他包扎伤口。紧接着口哨声又起，越来越近，小皮匠就把那学生藏进了鞋箱。可是，只把头和身体藏进去了，两只脚还在箱子外面，怎么办？小皮匠灵机一动，他马上跪在木箱的半边盖板上，把他长长的围兜盖住了自己的膝盖与学生漏出来的膝盖，他们两人合成了一体，看上去是一个人了。

那个警察来了。他打量着小皮匠，小皮匠与年轻学生开始做双簧表演。这一段双簧是全剧的重点。只要警察想拉小皮匠

，小皮匠就问他要钱。几次危机，都给出色的双簧表演遮盖过去了……口哨声又起，警察跑了。小皮匠把学生放出来，然后扶着他一起走了。

我选了三个表演能力很强的男生做主角，还想办法让学校基建工程技术人员中的木匠，特制了那个道具：木箱。

这是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节目。

但是，我们班的一整台节目里，还有两个时间比较长的剧：一个是半小时的高安采茶戏，《沙家浜“智斗”》；另一个是二十分钟的二人转演唱，“探亲”。讲的是一位大娘千里迢迢去部队看儿子，一路上都是帮助她的好人好事。演员要拿凳子上台，排成长长一溜，成火车车厢状。他们这组演员唱得好，也演得好！是由我们班文艺委员滇平导演的。他一直信心十足，认为这个节目可以大受欢迎。

我们师生对这次所有节目都很有感觉，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得到班级大奖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偏偏来了！

团委书记刘老师，找我谈，说我们班超时！两个文艺班合演一台戏，规定一个班一小时，你们超出二十分钟，得减掉一个节目。不然，大家超时，一个晚上时间太长了。

我几次争取，没有成功。于是，我找班委商量，大家都不吱声。我没有办法，还是让滇平的节目暂时撤下。每个导演对自己的节目都看得很重，往往会把节目当成自己的“孩子”。这个“探亲”要被夭折在摇篮里，任谁都难以接受。

他与我起了争执，还一怒之下告上学校领导。

某个校领导来找我了。我就直截了当地说：那边的领导要我必须撤一个节目，你们这边的领导又要我保留这个节目。怎么办？采茶戏下来，多撤十分钟，活报剧下来，撤少了十分钟？？？可两边领导都不松口。

这下，我算是在懵里懵懂中明白了，学校要我自己担肩膀。我就咬咬牙，还是强硬地撤了滇平的“探亲”。

谁知道，这个全国最小的“官”又做错了，为了这个节目，我四面八方得罪人，不止是领导还有一部分学生。我好像又闯进了“狂风暴雨”里，转不出来了。那个“闲言碎语”发出调子：“看到吧，她就是没有本事，要我就超时二十分钟，又能怎么样？”这会儿，我觉得“闲言碎语”说得没错，只是“事后诸葛亮”，太迟了。

之后，我是一直在反思，是不是应该算一下，以得罪人最少的那个目标去努力。唉，人生呀人生，有学不完的东西。

这事还没有完，学期快结束时，我们班评出的奖学金名单里，没有滇平。而滇平的学习工作品行都是很优秀的。

原来，生了气的滇平，他请假回家办事去了。同学们就把他有意“忽略”了。因为他的个性与众不同……说实话，有点才气的都会不同与众。结果，与他不合拍的，眼见他与老师也不和；而与他有相同“政见者”，此时也在静观其变。所有的声音都沉默是金。

我却很生气！我知道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说不定还是同类人，而那些看上去与你没有意见者，也许貌合神离。

当了老师，我就有了一点权力。在班会课上，我激情洋溢地赞起了滇平的成绩；我理直气壮地选了滇平奖学金的一票；我忧虑重重地分析了人性的弱点……然后，我很真诚地检讨了一下自己，把那个很好的节目拉下来，是我的决策能力不够。我应该想到怎么去节省时间，就可以摆平所有的问题的。我这么折腾了一下，滇平被同学们补选了一个三等奖。

乘着三中全会的东风，百花齐放，1978到1979，

一切都在飞快地改变中。

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课考试了。我与拉手风琴的费老师的成绩名列前茅。于是，学校成立了外语教研组，调来了老教师刘诗群做教研组组长。我与费老师横跨两个组，既是文艺组的，也成了外语组的成员了。明年，学校准备就开英语课。

每次寒假，火车票会很难买。但是，我与蔡这次托了人帮忙，买到了迟一天的票。

就在学生陆续走空的那天傍晚，滇平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口。他还带来了两只小号的热水瓶，上面刻了字，“送给汪老师留念”。

我不要，但是他说：“我知道您不会要，所以刻了字。”把水瓶放在桌上，他转身就走。

他在跨出房门时，回过身来补充一句：“钱没有份量，是理解，您的话刻在了我的心上！”

君子合而不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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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坚编审评：

故事的时间轴来到70年代。经过**十年的沉寂，这时的社会在苏醒、生气涌动，出现了许多作者口中的新生事物。在这章里作者还原了许多历史细节，保留了不少历史场景。读本章，好有一比，好比作者手拿一叠老照片，在读者眼前拉出一长串历史长景头请读者欣赏，又好比在请读者喝一杯陈年老茶，回味绵远悠长。有相似阅历的读者会与作者共情：这一段情节同我的某段经历很像，那一段情节又同我的另一段经历相似。看到老师们热情学英语，我就想起我那年月边工作边学了一段时间日语。看到同滇平消除误会达成互相理解，我就想起某学生在校时一直同我闹别扭，几十年后一再向我道歉，同我友好相处。岁月在变迁，但岁月未来是什么样的，本章中，作者还很迷惘。

在这一章里，作者写到高安师范岁月中的酸痛丶苦涩，但同时字里行间又氤氲着一种质扑的有韧性的温情。这些酸痛、苦涩、温情交织在一起成为本章的基调，其实也是全书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