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难乎为情

玉蓉吃了晚饭就走了。

谁知学校的团委书记刘老师来找我，手里拿了一大叠的电影票，说是今天晚上七点，在县剧院有电影，票子拿来晚了，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场，让我帮她到校门口去发票。只要是本校师生，想去的就发。

我一口说好，这还不容易，平时有电影票，不是一抢而空？

不过，才站在校门口半个小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原来周末的晚上，大家都有事，没有几个人是有空的，连我自己班的学生也大都行色匆匆，说是发晚了，不然，早一天发票，还是可以安排的。我有点着急，把自己移到校门外，哪怕不是我校的师生，都想能吆喝过来，帮忙领一张去。

票子是发得不理想，可突然来了一个人，让我惊喜万分。蔡同学突然出现了！他走到我面前笑着问我：“发什么票子呀？”

虽然路灯昏暗，虽然好久不见，可两个人的突然会面，真有点像是大太阳灿烂地照着彼此，心跳脸红，血液在血管里膨胀……可我们俩有个共同点，十分会“克己服礼”，那阵激动只是昙花一现，立即被“道貌岸然”的理智压抑住了……

我说：“听说你分去了大城中学？”

“这个学期刚去，”他显得很轻松，也很快乐，“我实习时是被分在田南公社下面一个很偏僻的大队的中小学。我哥哥真是费了不少周折，才算把我挪移到了大城。”

他想说说他的遭遇，我也想说说我的情况……话都在两个人的嘴唇上了……可我却想起了手上的票，我那个完成任务的傻劲儿又来了，

“今天晚上有电影，你去看吗？”

“好的，给我两张，我住在我哥那里，他们农修厂离剧院很近。”

我马上撕下两张票给他，然后偷偷地把后面一张联票藏起来，给自己留下了。“你赶快去吧，马上就要开映了呢。”

“好，”他好像还有话要说，可见我手里有一叠票呢，就转身离开了。

我不敢对他说，我有你旁边的一张票，但是我心里是想好了，有话等会儿剧院里说吧。

后面，我手里的票是发掉了一些，由于我自己也想去，早已心不在焉，便带着票跑去剧院了。谁知剧院门口才好发票呢，人们涌上来抢，一会儿功夫票就没有了。

今天的发票子让我好生没趣，但是，那是天意，借这个事儿我才意外地在校门口碰到了蔡，这才是我最想像不到的大收获呀！不发票我是不会一直站在校门口，也就绝对碰不到他，因为他是怎么样也不会深入“敌后”，到我们女生居住的地方来的。

我很开心，像是捡了一个天赐良机，自遇见他后，心里就在打腹稿，准备找到我的位子后，与他坐在一起，有的是时间可以聊，主要是怎么聊，聊什么？

可是，我的位子旁边是空的，他还没有来？我的腹稿却已经打了一、二、三、四，五稿了……不知道换了多少主语，谓语，宾语……

很快电影开始放映了，可他还是没有来，我的心越来越烦躁，仿佛坠入了冰窟窿，一身冰凉……就在此时，前面几排有许多人骚动起来，两个黑影刚从外面进来，与他们打招呼……这些人不顾他人，都在激动得叽里呱啦……我这才发现了，居然都是我们七七届的毕业生，不知道怎么的，他们也有票，还挤在一堆。同时，我借着电影的光发现了，原来蔡也在他们堆里呢，那里有他球队的人，他们毕业后的第一次相逢，说什么也得热闹一下……我的心就渐渐地平复下来，只是可惜了我那么多的腹稿了……

这个天赐良机一会儿就消失了，电影散场后，又各奔东西。我直懊悔没有与他约好什么时候再见面，这个“后悔药”在我心里晃荡了好几天。

周三，我没有课，就准备去维琪的信访办坐坐。他们那儿一天到晚接待人，不用担心领导的批评。我们果然可以大大方方地说一会儿话。她告诉我：这次春节回上海，她要办婚事了。我也很有信心地告诉她：我准备找老二班的蔡新华了。因为，就是刚才，我路过校门口的信箱，收到了他的来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他这么写：

“你好！谢谢你给我电影票，让我碰到了许多同学。我会在周五再到县城来。蔡”

他的信像一张便条，但是，我们已经心照不宣了，这次的“良机”大有后效！

不过，维琪听我说要想找蔡，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为什么？你不是留校了吗？”

这种事与留校不是没有关系的吗？我没有想明白，感情是属于生活的一个体系，而留校工作是属于另一个社会体系，应该没有交接的点吧？我的傻瓜式思考逻辑好像又在与众不同了。

她马上又问，“他找你会不会感到害怕？你们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我还是有点迷惑，依旧用我一贯的“花岗岩脑袋”去思维：他喜欢体育，我喜欢文艺，我们是文体互补。

维琪的优点，就是理解别人很快，于是，她马上善解人意地说：“你们在老二班就谈了？这么保密？”

“没有谈呀？前几天刚碰到他，准备约他来，可是他不愿意进校门。”

这让维琪特别不可思议，我们的老二班只有半个学期，而后来的新三班有三个学期，也就是说隔了两年没有来往的人，居然可以一步跨越银河？……

“那容易，到我们知青办来。我们周日不休息的。”维琪热情洋溢地邀请，当然，也有点猎奇的心理。

“好！”我一口答应。

那天，我回去就写信给他：

“信收到。周日下午一点，我们一起去维琪他们信访办碰头。她也想见见你。”

两张便条，加两张四分钱的邮票，传递出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第一份热情，也可以说是准备交往的“信号弹”。

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星期天，我一早就去浮桥那头的“南京路”，想买点零食，聚会时大家一起随意吃吃，分散一点可能的尴尬。

迎面一辆自行车飞驶而来，我闪在一边，猛一看，背后坐着不就是蔡？他也看见了我，呆了一下，就笑着示意，但是并没有跳下车来，而是随着那车快速地飞驰而去。

这下我呆住了，他……去了哪儿？下午我们要聚会的呀？……别多想了，我们是约在下午，现在还早呢。自我安慰后，我还是高高兴兴地买了一包瓜子，一包花生，还有我很喜欢吃的江西冻米糖。

然而，我想错了，他下午根本没有来。我与维琪等了很久，他还是失约了。突然撞见他时，那张真诚的笑脸，在我心里不断地走马灯，可这会儿让我的心在流泪了……我只是把眼泪憋在心里流，脸上得装作无所谓，因为，这个时候，他有他不来的权利，那两张便条，又不是现在的合同。

维琪也觉得这事有点儿不好说了，她只好安慰我几句，聚会就这么没有结果的结束了。我心里的聊天草稿，当然是换了新的版本，可又一次给作废了。

接下来的一周，想都想得出，我失神落魄了——神不守舍，“停笔投杯不能食，推书四顾两茫然”……失恋了？但是我又想，还没有恋，哪来的失呀！……我没来由地唱起了越剧《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花魂鸟魂终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记得我学会唱整本越剧《红楼梦》，是在插队时，我在知青农林场过春节期间，那时候唱呀唱呀，唱了好几天，不过，我们唱得根本没有“情”也没有“意”，大家不过是大合唱而已。而现在的我，唱着唱着，真的有了一点悟性和感觉了……还是用眼泪裹在一起的感觉：“若说你我无缘份，为什么合一付心肝合一付肠，若说你我有奇缘，那又为什么隔一座高墙隔一座山……”

我有时想想自己也是奇怪，克制了两年的情感，要么不开闸，一开就像“洪水泛滥”，可是，流向哪里呢？前面突然没有了目的地了……

这次是熬到了周三，我在信箱里翻来翻去，连便条也没有……一颗心已经沉到了大西洋地下去了……我怎么什么事都坎坷不顺？看人家做事手到擒来，马到成功，我呢，明明“马”在前面，一伸手，“马”就跑了。

那天，我的排练课是做小品训练，要同学们一个一个来表演，表演的人用自己的想象方式做几个动作，并且从教室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想传递出来什么意思写在字条上；同时让在观看的同学们也写出自己的体会，看看有多少人是心灵相通的。同学们都哄闹骈阗，投入十分。我却心乱如麻，魂还没回来……还好，那时的学生们都是成年人，年龄最大的是两个上海人，班长是复员军人，小我三岁，最小的学生也已经十七岁了。他们都会自行管理，这节课我设计了很久，可现在只好混了过去……

下课后，学校办公室的高主任来叫我去接电话。

我虽然有点吃惊，但好像此刻灵魂儿回来了，一针“兴奋剂”自己打下去，便飞也似地冲了过去。

“喂，”我迫不及待地抓起电话，……

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还很是高兴似的：“好久不见，你好吗？”

“谁？”我的心像被雷电击中，怔忪不安，意料之外……这几天，我本来仿佛是一直在盼着蜜蜂快来，可盼来盼去，结果却飞来了一只马蜂……

“老同学，我是牛洪泳呀！”

早听出来了，他那急促的声音，一音未了连一音的说话方式。但是，我听了还是让整个血液循环像是被凝固住了，不知有多失望……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还要继续来堵我的心……？

“我已经想办法调到新建县了，进了省劳改局的一个下属单位，”他那高兴劲儿把电话机震得“嗡嗡”作响，可是我却提不起精神来，默默听着……难不成他是来向我报喜的？不，不是报喜，是来示威的？对他，我只会这么想……

“我有个弟弟，叫牛洪渌，他就在你的班里，请你多多照顾哦。”

总算到正题了，原来他的电话是为了这个目的。其实我早知道牛洪渌的哥哥就是牛洪泳，学生资历表上填着家庭社会关系。我从来不会把个人恩怨放进工作里，也不会把张的帐算在李的帐上，但是，营私舞弊也不会，更不要说与他的那份特殊的同学“私情”了，他怎么敢打电话给我？我不由得佩服他的那不一般的心理素质了。我就是想要练达的人情世故，此时也练达不起来了，生硬地“嗯”了一声，就只是拿着话筒在犹豫……挂上，挂上，下一秒就挂……但是，还是终于礼貌地熬到他说“再见”，我马上也说：“再见！”就“砰”地一声急急丢了话筒。

办公室的高主任是七五届留校的，他的确是以“练达”而又“润滑”的人情世故，以及出色的社会交际能力留校的。他对我深深地看了一眼，那眼神就是政治得了100分的人，在看另一个只有50分的人一样。

我又飞一般地逃回了教室，继续着教学活动，但是，我的心更加不是滋味了，一会儿浸在水里，一会儿掉进火里，还要关照着同学们的活动……体验着什么叫心碎了的痛苦与烦恼。

牛洪泳的弟弟却不知道我的复杂心事，下课后还特地与我说了句：“是我哥哥的电话吧？他总说要与你说说话。”

“是的，”我很勉强，可还是用笑来装饰了一下自己，“他说要你好好学习。”

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了这两天的，但是，周五一早，信箱里躺着蔡的一封信。

我比拆家信还要激动，马上抓在手里看起来。难怪做父母的总是会说，“有了小娘忘了老娘”，我这是什么？“有了小爷忘了老爷”？

这张便条多了几个字，说他忙着要为大城中学举办一次全校运动会，本周不回县城了，要我有空去大城中学看看。

哈哈，他真是了解我，我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腆着脸送上门去的；因为我急，我的人生任务，要么想不到，要么一想到就得动手去落实；也因为我傻，分不清女人的角色与男人的角色都该怎么扮演才好；更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上下左右之分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没有“摆标经”（沪语，端个架子）的功夫，于是，我立马买张车票，冲去了大城。

大城中学位于国道大公路的枢纽点上，一个战略要地。但是，对于生活在那儿的人却并没有“重要”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也觉得这所学校是有点落荒孤独的。

我站在校门口，有点恍恍惚惚，像是回到了赤岸中学。只是，大城中学没有那一大圈的围墙，简单的篱笆在说明，一座三层楼房，一座二层楼房和连续三四排的平房就是中学的全部了。

有个人从里面出来，看见我在发呆，就问我，“你找谁？”

“哦，”我这才从被孤寂罩住的瞎想中惊醒：“请问蔡老师住在哪儿？”

那人马上就笑起来，热情地带着我去那座二层楼房，还高声喊：“蔡老师，有客人来了。”

他们学校的周五下午，也与赤岸中学一样的清冷，他那一嗓子，都会觉得震动大地……当然把蔡“震”出来了。

蔡看到我，那表情“春夏秋冬”全都有了，我只要感觉到了“春”的动情，与“夏”的热情，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用一种看你怎么说的姿态，默不作声地笑着……

他对那个好像很会意也很理解的同事道了声谢谢，就领我进了办公室。

“你看，一桌子都是东西，等着我做呢。”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工作，也就是他的任务，让我觉得有点儿一拍即合，顿时没有了拘束感。

我拿起一叠运动会的报名表，模仿高师的，很不错，还有一本运动会的程序安排，一个个项目都列出的清清楚楚，他马上解释：“这也是高师学来的。”

我突然把这些他的任务也好、工作也罢一股脑儿地放下，一句憋在肚子里的委屈蹦了出来：“上周约会你怎么缺席了？”

他有点歉意，却还有点奇怪地说：“你不是看到我与我哥走了吗？”

“那是上午，我们是下午。”

“我本来还在想怎么样告诉你一声的，正好让你看到了，我以为……那天是因为我哥帮我去祥富中学借体育用具，搬运的三轮车都装满了，我只好直接就回来了大城。”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写信告诉我？”我还是觉得委屈像放在竹筒里的豆子，没有倒干净。

“因为太忙了，中学里没有单纯的体育老师，学校又给我加了两个班的政治课。我白天上课和准备运动会，晚上要备课……”他好像怕这些理由分量不够，又加重了语气说：“你是知道的，我调过来不容易，我一心想要做点儿什么来报答大城中学。唉，我没有想到自己实习会被分在比插队的大队更糟糕的地方，那是‘纸船明烛照天烧’，没有全烧干净的区域。”

“血吸虫病？”

“是的，没有人愿意去，原先在这个地区送去高师的人，走了关系，据说分去了工矿。”他神色有点暗淡，接着说：“上面有指示，这个区域只许进不许出……你能猜得到，我有个什么样的实习生活？”

他的话一下子击中了我心灵里最软弱的地方，连刚被拔掉的牙床也隐隐地又痛起来，我不断地点头，心里还在想，我的赤岸中学实习与他的一比，简直就是小巫见了大巫了，怪不得毕业分配像一场“战争”……

同情心让我忘了委屈了，我喃喃道：“唉，我是怕别人笑我单相思了……”

他笑了，笑得那么深刻，“凡是会相思的，哪有单的呢？我们都不是傻子，否则，我更不敢到校门口来找你了。”

我有点明白他了，他更不容易呢！世上的男男女女们的感情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俗规”，只是从来没有让我这个“愣头青”感到为难。可“俗规”还是会把他难住的，而且，我们分班后的两年多没有说过什么超过同学关系的话，他怎么能够判定我对他也有好感呢？好感也不一定会发展呀？这次，我一接到他的信，就马上跑过来找他，他终于可以确定，他对我隐隐约约的感觉是对的。

但是，他却突然问我：“你是属兔子的吧？”

我呆了几秒钟，点了一下头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这条“俗规”我们又不符合了，他是属蛇的。

“你是不是很难过，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男人就是男人，他多么理智呀，根本不因为我冒冒失失跑来找他就作为“敲定”了，他是要把路上的磕磕绊绊都整理好。

“我……”我的心在痛苦，我已经像个“喇叭筒”，到处宣扬过想找他的事……，而且，我确实也是反复掂量过的，我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男人；一个会理解我支持我的男人；一个会欣赏我而不是利用我的男人，与他平起平坐会使我感到坦然轻松……至于别的，我没有了思考能力了……

他不做声，默默地看着我，一对亮晶晶的眼睛里，也流露出一种犹豫、害怕、纠结与期待……

“来不及了……”我轻轻说，

“哦？”

“我既然来了，就已经想好了。”

他马上开心地笑了，那种痛快，很彻底，很坦然。

“走，”他站起身轻松地说：“去老杨李颜那儿，他们已经结婚了。”

老杨与李颜用十分惊讶的神态，接待了我们。

老杨也不掩盖，与他那爽快的性格一样，“没有想到你们会走到一起？一个河东一个河西……”

“因为我们都是老二班的。”我笑着回答道：“我们那时候就对上了‘密电码’。”

“哈哈哈！”老杨笑起来还是有点李玉和喝完那杯酒的英雄气概，“你们什么‘密电码’？两年了也不过期？”

“他说我是善良的人，我感动了，善良是我们俩的缘分，永远的缘分。当然，还有我们的老二班，……”

“对，老二班是我们不会忘记的一个集体。你那时候‘的阔’（老杨习惯‘的确’的发音）有组织能力……”

“不是，组织演出是大家帮忙的……”我真诚地说：“因为老二班亲如一家人。”

我们说着话时，蔡出去完成了他的任务，也顺便去拿来了一把别的老师的房间钥匙。

我们几个老同学，从食堂打来了饭菜，老杨还做了一碗热乎乎的蛋花汤，就是我们的“聚会宴席”了。

从东拉西扯中，我又知道了好几个同学的去向。首先是郜海雷，他也调进了高安县政府机构，老杨感慨地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分到了大城中学，他们怎么那么神通广大。但是，”他还听说了别的县的情况，“赵熙文很有本事，留在了上高县一中，文艺委员凯丽与燕芬进了二中。想不到的是两个班长都分得不好，邹班好像在下面的蒙山中学，而谷班又回到插队的那个公社吧……”

世事难料呀，一个班的同学们，从此各人都在艰难的生活中沉浮了。

第二天，我心情舒畅地回学校去了。

因为心放开了，我的工作干劲又来了，马上写了一个舞蹈的构思《喜讯传苗寨》，交给庄老师。他作曲又快又好，我马上又把曲谱交给乐队。然后，我参加了乐队的排练，在他们不断地练习中，我闭着眼听，等乐曲形象与我的构思合在一起后，我的舞蹈动作与队形编排也同时产生了。

周三这天成了我与蔡的一个约定了，他又来了一封信。信还是那么简单，三言两语地告诉我：我知道你需要踏实，我准备三年以后结婚，你同意吗？因为我的两个哥哥接二连三地结婚了，父母没有经济能力马上让我成婚呢。”

我看着这封信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恼，他真不愧是“灌篮高手”，这种事也可以“三步上篮”？看别人的婚事，都会先谈恋爱，谈恋爱是浪漫的事，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然后再一起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我们这是……？

他一鼓作气省略了重要环节，没有了“谈”，也就是没有了浪漫，但是，是三级跳远，一步跳到实际阶段，却又推远了目标，放在三年以后？

这种毋庸置疑的决定，他又一次考验了我对“俗规”的认知了。

虽然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慨，更多也是对他沉淀得太深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所有的俗规了。我也会反复想想：好的婚姻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志同道合……我们一个也没有……有的是什么？你的心中有我，我的心中有你，这就够了，于是，我同意三年以后结婚。

又隔了两周，他带着他的哥哥终于穿过了长长的校区，找进了我的小房间。可想而知，会是一块怎样的“大石头”掉进了学校的那一池本来就不平静的水里了。

我的小房间里挤三个人，够呛！可我还在忙乎着，书桌上的书都搬去了床上，此时堆满了肉蛋食品。我一边告诉他们：昨天学校发了元旦的福利，一个人十五斤鲜肉。我已经到食堂去切了一些小块，用我的小炭炉煮了一锅子的红烧肉，炸了一碗猪油，油渣烧了豆腐，和白菜粉丝汤，还用绞肉机粉碎了一碗肉糜，买了两斤蛋，正在做蛋饺呢。

蔡把我在平底锅上做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蛋饺，拎起来一只晃了晃，对他哥说：“不会做家务吧？还好，样子像了。”

“谁说的，”我有点不高兴，马上争辩几句：“以前在家里，做蛋饺是我的任务，放在大勺子里做，很均匀，这平底锅不行……”

“我来吧。”蔡接替了我，他还真的做得又快又好。

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好吃的上海味道。

还来不及与蔡多说几句，他就要与他哥回去了，说他嫂子一个人带几个月大的孩子，忙不过来，母女俩需要营养，是不是这些肉可以带走？

我点点头，他就急匆匆地与他哥一起走，还把剩下的肉与蛋饺全都拿走了。他要借用一点我的力气去感谢他的哥嫂呢。留给我的只有一桌子的空碗。还有一碗猪油。

对于物质很淡然的我，第二天就又去食堂买饭菜了。倒是蔡送他哥过去后就直接回了大城，这让我有点空寂感和失落感。其实，就从这一天开始，我与蔡这种两地遥望的“谈恋爱”就此拉开了序幕。

学校里的闲言碎语我听到不少，但是，我也安心了不少，管他呢，自己走自己的路。

就连办公室的高主任，那个“有修炼”的交际达人也说了一句玩笑话：“世上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还有好心人提醒我：“三年后结婚，他可以，你怎么可以，三十岁的女人豆腐渣了。”

当然也有好话，廖校长的夫人，柯医生说的话最让我开心了，她说：“蔡新华我认识，每次去男生宿舍检查卫生，看到床铺叠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就是他一个。他长得也精神，穿件好一点的衣服，很像样的。你们以后可以想办法调在一起，就很称心了。”

当然，我的朋友们说的话更有意思，我去维琪那儿，认识了她的男朋友王西林，一个热爱画画的、有很大潜能的未来艺术家，他对我说：“我和你都是属兔的，一个样，归属两条蛇管。”

小提琴文秀来了，她要在学校办一些事，顺便与同学们都会会面。晚上，我们睡在一起闲聊，她说：“蔡同学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你与他有点不合适，你是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而他是个俗世中的人。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更上一个层次的。”

我第一句回答就是：“我不漂亮。”

她很诧异，“为了这？”

“是的，让我仰视的人，我会很累，上帝没有给我资本，我需要安全感。”

她是个才女，我们二班的最有文学基础与修养的人，默不作声了。

留校后的我，当成了一个天底下“最大的官”——班主任。平时的繁杂事情多得会让你成为陀螺，自己抽几鞭，别人也抽几鞭，还是吃力不讨好。同学之间的矛盾，看起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就是互不服气，针尖对麦芒；而还有另一些问题，正好相反，一对对的要紧谈起了恋爱。前者，怎么做工作，合不拢，后者，哪怕是威胁，分不开。

然而，最大的“官”却配了一间最小的屋，召集同学们来开会，谈心，研究，安排等等，我们就只好开公开的露天会议。差不多天天在我的房门口坐许多人，或站许多人。

我们学校的变化开始了，首先就是学生以学为主，没有了“开门办学”，但是考试制度严格了许多。我需要深入学生工作的压力也大了许多。

有一天，学校几个校长在专门管校基建工作的罗老师带领下，视察女生寝室的调动安排。路过我的房门口，被站着的一大堆人给吸引了，过来一问，才知道我在开班务会，因为马上要学期结束，我们班除了各科考试之外，还有一台文艺汇报演出及美术作品展览的任务。我与同学们正热烈讨论，手里还拿着笔和本子，边说边艰难地记录着。这让校长们看了好一会儿。

两天后，那个管后勤的杨主任，气喘吁吁地跑来要我搬家。

这个杨主任来我们学校没有多久，听说很会用权，玩得出神入化。但是，因为我不懂，故与他没有直接交往过。然而，几次在寝室的分配上，见识了他的厉害。

他是个圆滚滚的人，头是个小圆，身体是个大圆，可圆脸上没有笑意，“你怎么啦？需要大房间吗？有必要去向校长反映？”

“我？”对这种责问，我噎住了……

“好吧，我把你先调动一下，跟我来吧。”

我的新房间就在旁边，原先女生寝室东头房间的对面。那个大房间真的很大，一分为二，外面一间是架在通往地下一层音乐教室、和一条可以走到外面的通道上，里面一间足有二十平米，全部朝东，一排三扇大窗户，房间的北面也有一扇窗，对着一个小院子，有一棵大树，就靠在北窗上，院墙与泥地都湿漉漉的，终日不见太阳，显得暗幽幽阴深深。

正好那天是个大晴天，一大早，朝东的房间阳光灿烂，我一看就觉得很好。

我笑得合不拢嘴，杨主任也干笑了笑，可他的笑不自然中还带点阴丝丝的。

于是我写信告诉了蔡。周末他来了，帮我搬家，忙了半天。他说他也有东西在学校，就出去了。一会儿，他与达同学一起搬来了一只大

大的木箱，那是他寄放在达那儿的，达与他是一班的同班同学。

这让我奇怪了好久，原来他好像早知道，这只大箱子的归宿是在我的大房间里。

大箱子里都是他的宝贝，原来他们俩兄弟出外插队，他父母就把家里的一些外国货；奇形怪状，千姿百态的一些玻璃器皿与瓷的碗盆等分给他们三兄弟。现在，我有了大房间，他就赶快搬了过来。我欣喜万分地一个一个拿出来把玩，这正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额外收获呢。

他看我那么高兴，就顺势说：“达同学是个好人。”

“我不清楚他，只是在分配时我们俩个被别人放在一起作比较。就好比这只花瓶，”我拿起了箱子里一只翠绿的玻璃花瓶，圆鼓鼓的肚子，上面一圈荷叶边，和另一只瓷器盘子，盘子犹如一朵盛开的蓝色荷花……“两件东西，各有功用呢。”

“我是很佩服他的，”蔡说，“他每天一早起床就练陈氏太极拳，全身柔和得可以团在一起，不是一般的功底。他的国画是家传绝技，父亲母亲都是画家，与著名的画家齐白石有共同的作品。还有，他在很耐心地背词典，背一页撕一页，厚厚的一本只剩下几页了……”

这下，我也肃然起敬了，觉得自己真的不如人。蔡就是这样，他会调节你的心态、对他人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认知不可以主观，更不可以情绪化，都要摆在一个真实和合理的位置上。原来他并不是盲目的“克己服礼”呢。

我的大房间是方便了同学们的来来往往。在我们演出前，一伙人一起制作苗族服装，制作饰品，很放得开；找人谈话，或学生找我谈话，觉得宽敞舒适；还有人会来找我伴奏唱歌，声音也婉转悠扬了许多……

不过，来往的人多了，听到的闲言碎语也会多了起来。那些让我透不过气来的怪话又时不时地钻进了我的耳朵。主要是两点：一点是老调重弹，但是这次是把“老调”弹进了新来的学生里面。学生对老师的传说，好奇心本来就强……而另一点是说我们文艺班的学生们纪律太松散，什么弹琴，都在“谈情”，再不严厉管理，恐怕又会出事。

一边在批“矛”，一边在骂“盾”，让我夹在里面，看你怎么办！我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鼓，但是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在这么两难之间挣扎度日。

学校的日新月异才不管小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呢，她的变化很快显现出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新的校园的扩大：老校园的旁边那一大片小树林区，叫郭家山，全部划归了高安师范。学校准备在这个叫山却没有山的地方上，建一个大操场，操场对面规划建座五层楼的艺术大楼，有音乐教室，各种舞蹈体操排练室和一百多个琴房，底楼有个演播大厅。在“山”的右面，校门口建一座四层楼的新教学大楼。而“山”的左面要建两排二层楼房，教工宿舍，规划把自来水与厕所建在一套房间里面。当然，目前，让我们兴奋不已的改变，还在一堆堆的土木工程材料中，只有女生宿舍已经变化了。

我们的这个“日”字形宿舍区已经成了“目”字形了，也就是延长了女生宿舍，新旧楼接口的上下两层都建了盥洗室，虽然还是公用的，厕所也还在外面，但已经好了很多了。于是，所有的女学生全部搬进了新居。我们以前住过的那栋楼。全都腾出来，变成了单身教师的宿舍，上面二楼男老师，下面一楼是女老师。于是，我的对门邻居，第一间住进了刘老师，那个称我“婆婆心”的团委书记。第二间是金花老师，南昌人，她是七五届留校的，教政治。第三间是俞老师，上海人，七六届留校的，也是政治老师……反正一溜五间都住进了老师了。

我也开始有了点热闹的感觉。下了班，吃了晚饭，有了空。我们几个就会端个小凳子，坐在走廊上聊聊天。那时的我们最多的是讲故事，像《伊索寓言》，和以前不敢提到的外国名著等。政治老师们的调子也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变化着。

学期结束的那几天，俞老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悄悄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何校长去过上海看病？”

我摇摇头，母亲的来信没有说。

她接着告诉我：何校长要拍个X光片子，她的父母帮忙搞到了，但是却要排队一个月以后，就只好找我的妈妈了。我妈妈认识中山医院的医生，是一起在宜春地区办学的同事，果然感情不一般，那个医生很快帮忙把拍摄时间提前了三周，所以何校长现在已经回来了。俞老师说这事不要对外说。

我听了不知道有多高兴，总算有个机会让我感谢一下何校长了。当然，我知道轻重，这事情是不好随便说出来的，因为那个正在又“矛”又“盾”，玩着“报复游戏”的人，正愁没有更多的“论据”呢。

一个学期很快又过去了，一般的中学已经放假，蔡来等我一起回上海了。

可是，在高安师范工作就是不一样，暑假因要招生，老师们比别的学校晚半个月放假，眼下是寒假，也会生出一点事来，这次派我陪着金花老师外出调查“四种人”。

我基本是个“政治残疾人”，不仅瞎还听不见，什么是“四种人”？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没有搞清楚。只是被调查的人，却是个让我在意的人，是我的政治老师，可敬可佩的聂老师。

他有什么问题？那场整人的运动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惴惴不安地跟着金花老师去爬山越岭了。

我们去了三个地方，最后上了靖安县一个高山上的公社。山路崎岖，冬景萧条，天气寒冷，还乌云低压。金花老师不愧是政治老师，她在不断与人谈话记录，我坐在旁边，比木头人多了一口气，心里还老是惦记着蔡。他虽然住在他哥那儿，可也是为我牺牲了三天假期。金花老师可能觉得我很无知，干脆也不问我，她一个人在努力工作。最后，她告诉我：“完成了。”

我傻呆呆地问她：“我们可以回去了？”

“是呀，不然我们还在这儿过年？”

“聂老师怎么样呢？”我很高兴，但还是很担心他。

“你不是一起听了？”金花老师有点嗔怪。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们那些对话，我不感兴趣，都成了耳边风，早就不知道刮去了哪里。不过，金花老师也不怪我，只是对聂老师她什么也没有说，却告诉了我另一件事：这里是我们文艺班的夏芳分配来的地方。然后她就带着我，一路问一路找，找到了夏芳所在的公社中学，也找到了她的房间，只可惜，她的房门一把大锁冷冷地挂着。

这个公社就是建在山上的，高高低低没有几个平面。夏芳的房间也建在一个坡上。我站在门前的阶石上想：她的房间里会不会也有坡度？这么一来，我整个心都揪在一起了，原来她也是分得那么苦……

他们中学的老师告诉我们，夏芳身体不好，提前一个多月就回上海了。金花老师这才对我说，其实我们还有另一个附带任务，学校领导要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分配后的情况。但是，扑了一空，一般中小学校都已经放假了。

我们便立即返回学校，因为头顶上只有三尺高的乌云里，落下来豆粒大的冰雹，噼里啪啦，打在脸上生痛，说是马上山里要下大雪了。还好，最后一班车，我们硬是挤了上去。

第二天，我终于可以锁上自己的房门，放假了。

我去了蔡的哥哥那儿。他哥也有东西要我们带回上海。明天一大早正好他们农修厂有车去南昌，可以送我们。

这下我见到了他的二嫂与他的小侄女李子。他的这位二嫂就是高安祥富人。人长得漂亮，眼睛大大的，对人热情似火，哪怕对陌生人也都好像没有一点距离感似的。她操着四种方言对我说话，但是，我除了她的祥富当地土话有点丢下不少意思外，还是都可以交换信息的。她的普通话与高安县城话差不多，都学得半吊子，让人很诧异的是她的上海话，讲得很有水平，只是那时候还掌握得不多，常常是“咯嘣”出来一句，会让我很惊喜。

她说是她主动追求蔡的哥哥的，“那个人死脑筋，又“闷格子”，我怕他一辈子打光棍，我就找了他。不过他的修理技术在厂里是一顶一的，没有人及得上他。”她还说：“我还怕新华找不到老婆，已经在给他物色呢，想不到，他找了你。”

我们谁也插不上嘴，就是听她热情洋溢地说。好在小侄女李子醒了，她赶紧去隔壁抱过来。小侄女才八个月，长得很健康，胖胖的，也是大眼睛。那双大眼睛很紧张地看着我，我对她瞟一眼，她就要哭，可是，她与“爷叔”却很熟。

吃过晚饭，他哥就带我们去旁边一排宿舍，他在那儿还有一间房间。蔡就是常在那儿睡的。他哥很快就走了，把我们留在了那里。

我对蔡说：“看样子，你哥要我也在这儿睡了。”

“是呀，”他淡淡地说：“等会儿你在床上躺一会儿，我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

以前读过“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蔡就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以前是同学，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心都自觉“捆绑”起来。但是，现在的角色转变成了“恋人”了，结果也是只有“恋”，没有“人”，一个学期，我们就只见了五次面，他还是匆匆忙忙地来，又匆匆忙忙地走。我知道我们的“雷池”还有最后一道关——三年以后的登记结婚，所以大家都很有定力。我们坐谈着，这次算是把“恋”给丢在一边，“人”聚在了一起，而且时间大大的富裕，我听着他说话，心里暖意融融的。

他诉说着他的家事，解释了他为什么提出要三年以后才能结婚的来龙去脉。他的大哥是六六届初中生，分在上海最大的一家工厂“汽轮机厂”做了车工。他参加市车工比赛，得过第一名呢。他的女朋友也是同厂的工人，本来准备去年春节结婚的，但是，他二哥出事了，二嫂有了身孕，只得紧急求援家里。结果，哥俩翻脸，父母受累。当然，最后大哥让了一步。他父母手里的积蓄全部给了二哥，先帮他完了婚。今年春节，他的大哥要结婚了，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在外面偷偷找人借了一笔钱。这些事他都知道，只是他欠了二哥的情，也欠了父母的情，他必须得先为一家人的生计和安定考虑。

原来他心里憋着事呢。看来，他的这趟子“雷池”，根本就是越不过的，他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也早已捆绑了很多的忧愁。

我的傻，也就在这里，明白了原因，就好似理解了他的一切，没有半点不开心地把他的忧虑全盘吃进。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他哥就突然来了……对我们两个人正襟危坐，高谈阔论，看上去就是“金童玉女”那般的纯洁，非常的疑惑不解，一脸的诧异。

现在，我也已经了解了他哥心中的希奇古怪了，对他一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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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坚编审评：

本章叙述“后知青时代“的恋爱往事，感情真摰，语言质朴，在庸常的教师生活中透出珍贵的人生中的暖意。这是我读来第一个感受。其次一个感受：戏剧性有一点，诗意就少了。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与一个俗世界的人谈恋爱，似乎没“谈”起来。

我在想，作者用小说筆法，加以不小的篇幅叙写恋爱故事，总要告诉读者一点主人公的爱情观什么的。

是什么样的爱情观呢？

是女孩想通过婚姻改变自身的命运。好像不是。维琪说过，你们两人已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了。她的潜台词是女高男低。

是《人生之路》中黄亚萍的不看出身，只看才华。好像也不是。小说中没见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

那么，是《简爱》中女主人公那样首先追求的不是爱情，而是尊严，坚持自我。也不是。主人公是抛弃了女性的矜持去大城中学的。

我重新阅读文本，结合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进行思考，得出一个看法：主人公是有爱情观的，其爱情观打上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烙印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还糅杂了人性的自觉和不自觉。

“后知青时代“的年轻人，尚未受到后来的多元文化和西方爱情观的影响，骨子里是传统的、人性化的。

看得出，由人性中生发出的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会让人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女主人公不顾周围人们物议，抛开自己内心的挣扎，去追求心念的目标。这反映出年轻人对美好爱情的响往和渴望，以及在爱情面前的勇敢和执着。

在具体选人上，作者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他说我是善良的，我感动了，善良是我们两的缘份““你的心中有我，我的心中有你，就够了”不，君不见，那个年月选恋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对方老实、本分、好人”，而不是问月薪几何，有车有房否。这是妥妥的时代烙印。

作者深层次的观念是：我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理解我支持我，欣赏我而不是利用我，与之平起平坐会坦然轻松的男人。

可以看得出，女主人公秉承的是一种超然物化，精神至上，发乎人性至情，而同时又是接地气，同俗世界里选恋人标准一致的爱情观。

从现在这章，还看不出这段恋情是修成正果了还是无果而终。且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