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1章 谢晋的宫外孕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威尼斯利多岛。

电影宫三楼露台，亚得里亚海的夜风，裹着咸涩的水汽。

把香槟杯壁上凝结的水珠，吹成细斜的泪痕。

颁奖礼结束两小时了，楼下的鸡尾酒会还没散场。

谢晋独自站在露台边缘，背对那扇通往喧哗的法式长窗。

他把金狮放在石栏上。

不到二十厘米高的金属雕像，在夜色里泛着幽暗的光。

狮子面朝大海，看不见表情。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不是皮鞋，是软底布鞋，踩在大理石上的那种轻而稳的声音。

成荫走到他左边，同样把双手撑在石栏上。

六十岁的人了，从北京飞罗马，转威尼斯。

经济舱十一个小时，落地时膝盖肿了一圈。

他没提。

“老谢，”

成荫望着海面，“你上台的时候，我看见你在发抖。”

谢晋没否认。

“不是紧张。是那个话筒太高了。我踮了脚，膝盖就响了。”

成荫沉默了几秒。

“1968年冬天，你蹲在牛棚墙角堵风，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站不起来，是我把你拉起来的。”

“你那时候手也是抖的。”

谢晋没接话。

成荫也不需要他接话。

两鬓斑白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从中山装内袋摸出一包烟。

大前门，过海关时买的，一条两块八。

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老凌呢？”

“在里头和意大利人比划。他比划的是武术动作，对方以为是太极拳。”

谢晋也笑了一下。

很浅，比亚得里亚海的风还浅。

但这是今晚他第一次笑。

露台的门被推开，凌子风端着一杯香槟出来。

六十岁的延安电影团老导演，领带歪到锁骨，袖口沾了一块红酒渍。

他把杯子往石栏上一顿。

“那些意大利人问我，中国导演怎么学会拍这种镜头。我说，不是学会的，是没忘掉。”

成荫把没点燃的烟，从嘴里拿下来。

“忘掉什么？”

“忘掉你妈怎么教你拿筷子。”

凌子风看着谢晋。

“老谢，你上台说那句话的时候，全场没一个人听得懂。但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他顿了顿。

“你知道为什么吗？”

谢晋没回答。

“因为他们都有妈。”

夜风停了片刻，又起了。

利多岛的十一号码头，最后一班水计程车已经收工。

只剩几艘贡多拉系在桩上，随浪起伏。

成荫终于划燃火柴。

火光照亮三张脸。

皱纹，白发，眼角，都埋着同一个时代的灰。

“老谢，”

成荫吐出一口烟，“这片子，回国怎么交代？”

谢晋没说话。

他把金狮从石栏上拿起来，握在掌心。

狮子底座硌着他的虎口，那道红印还没褪。

“不交代。”

“不交代？”

“嗯。”

谢晋看着海，“八十万港币，香港来的钱。剧本我自己写的，演员不拿片酬，周师傅义务出镜。这片子从娘胎里，就没吃过公家一粒米，我向谁交代？”

成荫把烟叼回嘴里，没点。

“你向自己交代就行。”

凌子风把空杯子放下，“老谢，你知道这片子在内地叫什么吗？”

谢晋转头看他。

“他们给这片子起了个名，叫：谢晋的宫外孕！”

凌子风说，“上周北电七八级的学生，偷偷放了一场。放映室塞了一百多人，过道都站满了。放完没人说话，有个女生哭了半小时。后来他们给这片子起了个外号，叫‘谢晋的宫外孕’。”

他顿了顿。

“孩子是活的。足月，健康，七斤六两。就是没长在子宫里。”

谢晋没说话。

凌子风继续说：“可那帮学生说，宫外孕也是孕。活下来的孩子，也得认。”

成荫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指尖。

“局里怎么说？”

“没说法。”

凌子风摇头，“不提，不批，不讨论。就像这片子没存在过。”

他看向谢晋。

“老谢，你后不后悔？”

谢晋没有回答。

他想起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电影学院那间小放映室里。

银幕上，周师傅用粉笔，在楠木板边缘写下“永宁镇”三个字。

“不后悔。”他说。

成荫把烟收进烟盒，烟盒揣回中山装。

“那就行。”

露台的门又开了。

这次不是意大利人，不是翻译，不是侍者。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穿着一件在威尼斯地摊买的薄毛衣。

深灰色，领口有点起球。

他站在门边，没立刻走过来。

谢晋转身看着他。

隔着五米距离，隔着八个小时时差。

隔着1949到1981这三十二年，隔着金狮奖杯底座那道反光。

赵鑫走过来。

他没有祝贺，没有寒暄。

他走到谢晋面前，站定。

“谢导，”他说，“信收到了吗？”

谢晋没回答。

他把手伸进中山装内袋，摸出那封1979年12月20日写的、没有寄出的信。

信封泛黄，边角磨毛。

没贴邮票，没写地址。

收信人一栏只有两个字。

“阿母”。

赵鑫看着那封信。

“您不是让我存着吗？”

谢晋把信放回内袋。

“等土壤准备好了，你再替我存。”

赵鑫没问等多久。

他从毛衣内袋里掏出另一封信，白信封，没封口。

“谢导，威尼斯之前，新加坡陈参赞来电话。”

他把信封放在石栏上，搁在金狮旁边。

“李光耀先生问，《家的生物学》愿不愿意去新加坡放。”

谢晋没接，也没看。

“放一场还是放一周？”

“不是一场，不是一周。”

赵鑫说，“是进国家博物馆的常设放映厅，和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片名不叫《家的生物学》，他们翻译为另一个名字：《哺乳者的历程》。”

成荫的烟，悬在半空。

凌子风把空杯子握紧。

谢晋看着石栏上那个白信封。

“条件呢？”

“条件是，”

赵鑫顿了顿，“谢晋导演本人，每年要去新加坡做一次大师班，连续五年。机票食宿他们出，讲课费没有。”

“为什么没有？”

“李先生说，给您讲课费，是对母亲的不尊重。”

谢晋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个白信封收进中山装内袋。

“我今年六十三了。”

“李先生六十一。”

赵鑫说，“他说，他们这代人还活着，有些话得当面讲。等这代人走了，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谢晋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冬天，在北京电影学院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

成荫把《家庙》的油印本，推到他面前。

“老谢，这个本子你怎么看？”

“我用眼睛看。”

“敢拍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那时候不知道答案。

现在他知道了。

“八月二十号，”他说，“钱到上影厂的账。”

“八月二十一号，我打电话给周师傅。”

“周师傅？”

“北京西单，修表店的。周永和。他父亲1942年死在槟城，牌位背面刻了十六个名字。”

谢晋顿了顿。

“我问他愿不愿意出镜。他说愿意。”

“我又问他，您父亲叫什么？”

“他说，周永泰。1942年死在槟城。没回来过。”

“我再问他，您恨不恨？”

周师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谢导演，我已年过半百，今年五十四岁。恨一个人恨三十九年，太累了。我现在只想让他知道，永宁镇还在。虽然我回不去，但镇子还在。”

谢晋把资助函叠好。

收回内袋。

和金狮并排放着。

“我想让那块牌位，被看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