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5章 雨季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香港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更早。

清水湾片场食堂门口，那棵凤凰木的第二茬花苞，被雨水打落了三成。

威叔蹲在树下，用竹签把落花拢进簸箕。

动作很轻，像在收拾谁家写信时撕下的纸边。

“威叔，别扫了。”

谭咏麟从录音棚那边走过来，雨衣没系扣子，露出里面汗湿的背心。

他低头看那些泡烂的胭红花瓣，忽然蹲下去。

捡起一片完整些地，夹进随身带的歌词本里。

“阿伦，今日不是要录《想将来》？”威叔抬头。

“录完了。林敏骢那后生仔写的词，有一句‘昨天的我，今天的你’，我唱了十七遍，辉哥还是摇头。”

谭咏麟把那片花瓣按平，合上本子。

“他说我太用力。唱到‘今天的你’四个字，牙关咬得太紧，像在报仇。”

威叔没接话。

他起身去拿花洒，给凤凰木冲掉叶面积尘。

谭咏麟蹲在原地，看着雨水从树冠滴下来。

他今天本该高兴的，新专辑《想将来》母带刚送去压片厂。

八月十三号上市，四白金的印量，是宝丽金给他的新台阶。

可他坐在树底下，忽然问：

“威叔，你说一个人要唱多少年，才能把‘昨天的我’唱得不恨也不怨？”

“你问错人了。”

威叔把花洒放下，“我只懂道具。一棵树要开几次花才肯扎根，得问树自己。”

傍晚，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过来。

他穿着《失业生》里的校服外套没换，领口蹭了灰。

电影拍到后半程，他的戏份从阳光少年，变成落魄青年。

导演说眼神要“空”。

他空了一下午，收工后不想说话，开车绕到清水湾。

食堂里，徐小凤在挑布料。

她把邓丽君从新加坡，寄来的娘惹绸一匹匹铺开。

对着窗缝里，挤进来的暮光比颜色。

助理递剪刀，她摆摆手。

改用指甲在布边，轻轻掐一道痕。

这是陈师傅教的，丝绸有记忆，掐过的地方知道该往哪边折。

“Leslie，过来帮我拉布。”

张国荣走过去，捏住绸角。

他拉得很平，指节用力，布料纹丝不动。

徐小凤看他一眼，没问戏拍得怎样。

她从手边茶壶，倒出一杯凉掉的菊花茶，推过去。

“我1981年7月1日，CBS/Sony要出《新曲与精选》。”

徐小凤声音很淡，“公司说这是精选集，不用宣传，不用拍封套，从旧专辑挑十四首歌拼起来就行。他们把《风的季节》放第一首，说这首歌在电台播得多，能带动销量。”

她顿了顿。

“我没去录音棚。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我怕听见自己三年前的声音，比现在年轻，比现在亮，比现在不知道往后八年要发生什么。”

张国荣握着绸角，没松手。

“后来呢？”

“后来我去了。”

徐小凤把掐好边的布料叠起来，“不是去听歌，是去听我自己。三年前唱《风雨同路》，我以为那是最难的事了。三年后才知道，最难的不是唱过去，是唱完过去，第二天还要进棚录新歌。”

她抬头，看着张国荣。

“你那个《声音剧场》，录到第几个了？”

“第十一个。”

张国荣说，“剩最后一个，槟城橡胶园割胶工的后代。他阿公1942年把全家福照片，埋在胶树下，1945年回去挖，照片烂了，铁盒还在。”

“你打算怎么录？”

“让他讲铁盒。不讲照片。”

徐小凤点头，把叠好的布料放进樟木箱。

“你那个独白演唱会，准备在哪办？”

“还没定。”

张国荣松开绸角，“许导说可以去

建筑工地，但安全审核通不过。鑫哥说等《槟城空屋》首映之后再看。”

“那就等。”

徐小凤扣上箱盖，“等得起。”

晚上九点，赵鑫办公室亮着灯。

桌上摊着三份传真。

第一份来自台北。

谭咏麟凭《假如我是真的》，拿下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颁奖礼是十一月的事，但消息已经传开。

中影的人，转弯抹角打探：

谭先生接下来有没有档期？

台湾这边，有几个本子很适合他。

第二份来自北京。

谢晋的字，比年初更潦草。

“小赵：《天云山传奇》十一月公映，审查通过了，一刀未剪。成荫的《西安事变》也定在同月。我们两个老家伙，算是赶上这趟车。”

家三部曲的事，我没再提。

不是不想提，是知道提也没用。

但这几个月，我做了一件事。

把《家庙》的油印本，寄给了北电七八级的毕业生。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我没说让他们拍，只说留着。

哪天觉得自己该拍点什么的时候，拿出来翻翻。

有个学生回信说：谢老师，剧本里林国栋，在青砖上写粉笔字那场，我哭了。我爷爷一九六八年也在牛棚墙上，写过我的名字，用木炭写的，下雨冲没了。

我不知道这个学生，将来能不能当导演。

但我知道，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

谢晋。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份来自新加坡。

陈启明的公函，措辞比以往更郑重。

“赵先生：关于《故土之心》的调研申请，我国文化部已完成最终审批。李光耀先生将在七月下旬安排专门会晤，就‘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这一命题，与主创团队进行三小时闭门交流。”

另：

我国国家档案馆，已完成一九四二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所有华族、印度族、马来族互助史料的数字化整理。

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首次向境外制作单位，开放该层级档案。

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我们等的是一个，愿意把这些碎片，拼回原处的讲述者。

陈启明。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赵鑫把三份传真收进抽屉。

窗外雨停了，凤凰木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威叔搭的遮雨棚还在，棚顶积了两寸深的水。

月光照上去，亮汪汪一片。

他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

海水也是亮的，但不是月光。

是边防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像把看不见的剪子，要把黑夜剪成碎片。

那时候他只有一个破背包、和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念头。

六年了。

那个念头，长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谭咏麟的四白金唱片。

不是张国荣的《声音剧场》。

不是徐小凤的娘惹绸展。

不是邓丽君的南洋民谣采集档案。

甚至不是金像奖。

是谢晋信里那句话：“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

是陈启明公函里那句：“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是这个夜晚，这棵凤凰木，这片积在遮雨棚上、照见月亮的雨水。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六年做的所有事。

不是在造一艘船，是在编一张网。

船只能渡一个人过海。

网能接住所有落水的人。

敲门声。

周慧芳拿着一份刚整理好的报表进来。

“赵总，一九八一年上半年香港上映电影统计。”

她翻开第一页。

“一月到六月，共上映七十三部港产片。武侠功夫类三十一部，喜剧类二十三部，恐怖灵异类十二部，风月类四部。”

她停了一下，翻到第二页。

“涉及历史、人文、社会议题的，”

笔尖点在空白处。

“两部。”

“一部是许导的《槟城空屋》，七月三十号首映。”

“另一部呢？”

周慧芳把报表翻过来。

背面手写一行备注：

“《父子情》，方育平导演，凤凰影业出品。讲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和想拍电影的儿子。成本八十五万，排片只有三家戏院，上午场。”

赵鑫接过那张报表。

七十三比二。

三十六点五比一。

他看着那个数字，忽然笑了。

“周总监，你说这比例，要多少年才能变成十比一？”

周慧芳没回答。

“我不奢望五比一。”

赵鑫把报表放下，“哪怕二十年之后，香港一年拍一百部电影，有十部是这种‘不赚钱但该拍’的东西，我们就赢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赢不在我们在的时候。”

“赢在我不在的时候。”

七月三日，邓丽君从新加坡飞回香港。

她带回来十七卷开盘带，是过去三个月在南洋各地，采集的民谣母盘。

同机抵达的，还有一口樟木箱。

里面装着八位老人，托她转交给《槟城空屋》剧组的物件：

一张一九三八年的船票存根、一束用油纸包了四十年的头发、一枚刻着爪哇文和中文两个名字的银戒指。

“那位阿嬷说，戒指不用在电影里出现。”

邓丽君把樟木箱，交给许鞍华，“她说，只要有人知道这枚戒指存在过，就行了。”

她没提自己，这三个月怎么过的。

但录音助理，私下告诉赵鑫。

邓小姐在槟城住的那间旅馆，窗外就是汕头街旧址。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趁早市还没开始、录音环境最安静的时候，扛着设备在老街来回走，录石板路的回声。

“她说，一九四一年蔡国维，走这条路去码头的时候，鞋底也是这个声音。”

许鞍华抱着樟木箱，久久没说话。

七月七日，顾嘉辉和黄霑，完成《槟城空屋》全片配乐的最后一次混音。

五十二轨音源。

包括邓丽君采集的三十七段田野录音、张国荣念白的十二段独白、谭咏麟在伊丽莎白体育馆现场，录下的两千人合唱呼吸声、以及顾嘉辉自己，用那架调哑钢琴弹奏的八小节未完成曲。

黄霑在混音台边，坐了一夜。

凌晨四点，他把监听耳机摘下来，揉了揉耳朵。

“老顾，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

“一九四一年。”

顾嘉辉没说话。

“不是听见音乐，是听见那年秋天，槟城早市收摊时，椰子壳扔进竹筐的声音。”

黄霑看着窗外发白的天空，“那年蔡国维就是听见这个声音，决定把信留在钢琴上。”

七月十三日，《槟城空屋》，通过香港电检处分级审查。

电检报告在“备注”一栏，写了八个字：

“无删减。建议家长陪同。”

许鞍华拿到报告时，手在抖。

她在这行干了八年，第一次有一部电影，拿到“无删减”的评级。

不是因为她拍得温和，是因为电检处，换了一批年轻人。

“许导，不是电影变安全了。”

给她递报告的审查员，二十四岁，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是我们这代人，不想再做上一代人的剪刀。”

七月二十日，清水湾片场，收到一张从台北寄来的手写请柬。

第十八届金马奖执委会，正式邀请《槟城空屋》参展。

不是竞赛单元，是“观摩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