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上海

一

火车在平原上跑了整整一夜。

陈河生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看着外面的黑夜。偶尔有一盏灯从车窗外掠过，昏黄黄的，像一颗流星。更多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黑暗，和黑暗里偶尔闪过的模糊影子——一棵树，一间房子，一座桥。

车厢里很吵。有人在打牌，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喝酒。一个中年男人脱了鞋，把脚翘在对面的座位上，呼噜打得震天响。那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一直在哄孩子，哼着一首河生没听过的歌。孩子哭累了，终于睡着了，女人也靠着窗，闭上了眼睛。

河生睡不着。他从来没坐过这么久的火车，也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母亲站在村口的背影，一会儿想起大哥在月台上挥手的姿势，一会儿想起林雨燕站在黄河边的白裙子。他摸了摸衣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像德顺爷的手。

他想起父亲。父亲活着的时候说过，他年轻时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洛阳，坐长途汽车，晃了四个钟头，吐了一路。父亲说，这辈子要是能去趟郑州，看看二七塔，就值了。父亲没去过郑州。他去了煤矿，就再也没回来。

现在，河生要去上海了。

他脑子里没有上海的样子。他见过的最大的城市是洛阳，有高楼，有电车，有霓虹灯。但上海，他想不出来。他在课本上见过上海的照片——外滩、南京路、黄浦江。那些照片是黑白的，模糊的，像另一个世界。

他从书包里翻出录取通知书，借着车厢里昏黄的灯光又看了一遍。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这几个字他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笔划都刻在脑子里了。但他还是想看，好像多看一遍，就能多确认一遍，这是真的。

对面那个看报纸的中年人放下报纸，看了他一眼。

“小兄弟，去上海上学？”

“嗯。”

“哪个学校？”

“上海交大。”

中年人眼睛亮了一下：“好学校啊！考上了不容易。你是哪儿的？”

“河南的。”

“河南？”中年人打量了他一眼，“河南哪儿的？”

“洛阳那边，一个县里。”

中年人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重新拿起报纸，翻到另一页。河生看见报纸的头版有条新闻，标题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上海浦东进入发展新阶段》。他想起那张《人民日报》，想起德顺爷眯着眼睛看报纸的样子。

天快亮的时候，河生迷迷糊糊睡着了。他梦见黄河。黄河涨水了，浑黄浑黄的，水面上漂着铜铃，叮叮当当地响。他站在水边，想伸手去捞，够不着。他想喊人帮忙，张不开嘴。水越涨越高，漫过他的脚，漫过他的膝盖，漫过他的腰。他挣扎着，想往岸上跑，但脚底下像生了根，动不了。

他猛地醒了。车厢里已经亮了，阳光从车窗照进来，照在他脸上，刺眼。他揉了揉眼睛，看见窗外的风景——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不是他熟悉的黄土丘陵，是平的，平得像一面镜子。田里的庄稼绿油油的，地里的沟渠整整齐齐，一排排杨树笔直地站在路边。

“到哪儿了？”他问旁边的人。

“过了徐州了，”那人说，“快到安徽了。”

安徽。他在地图上见过这个名字，但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真的到这个地方。火车继续往前，窗外的风景慢慢变了——平原还是平原，但房子不一样了，瓦房多了，土坯房少了；水塘多了，沟渠密了；树也不一样了，多了很多叫不上名字的树。

中午，火车停在一个大站，很多人上下车。河生没动，他啃了一个母亲煮的鸡蛋，喝了几口自带的水。鸡蛋凉了，但还有咸味。他慢慢嚼着，看着窗外月台上的人来人往。

下午，火车过了南京，过了长江。

长江。河生第一次看见长江。比黄河宽，比黄河清，水面上有大轮船，拖着一串驳船，呜呜地叫。他趴在车窗上看了很久，直到长江消失在身后。

长江这么宽，那黄浦江呢？他想象不出来。

天快黑的时候，火车终于到了上海。

河生背着行李走出车厢，脚刚踏上月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九月的上海，闷热得像蒸笼，空气里湿漉漉的，像拧得出水。他穿着长袖衬衫，背上全是汗。

月台上挤满了人。有人扛着大包小包，有人拉着行李箱，有人抱着孩子，有人举着牌子接人。喇叭里在广播，上海话，他一句都听不懂。他跟着人群往出口走，被人流推着，身不由己。

出口外面更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灯。霓虹灯、路灯、车灯、广告牌上的灯，五颜六色的，晃得他眼花。他站在出口处，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新同学！新同学！上海交大的新同学！”一个声音在喊。

河生循着声音看过去，看见几个年轻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上海交通大学新生接待处”。他挤过去，一个人接过他的行李，问他：“船舶系的？”

“嗯。”

“好，上车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他被领上一辆大巴车。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新生，大包小包的，叽叽喳喳地说话。河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行李放在腿上。车开了，驶出火车站，驶上一条大路。

他看着窗外，眼睛不够用了。高楼，一栋接一栋的高楼，几十层的那种，在老家想都不敢想。马路上车流如织，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像河里的鱼。路边的人行道上，人们走得很急，好像都在赶路。霓虹灯闪个不停，红的、绿的、蓝的，把夜空都照亮了。

他想起德顺爷说的那句话：“上海外滩，洋楼高得能顶到天。”德顺爷说得不对。不是洋楼高得能顶到天，是所有的楼都高得能顶到天。

车开了很久，穿过了大半个城市。河生已经分不清方向了，只觉得到处都是灯，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最后，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冠在路灯下投下斑驳的影子。车停在一扇大门前，门柱上挂着块牌子：上海交通大学。

河生拎着行李下了车。站在校门口，他看着那块牌子，看了很久。

这就是他要来的地方。

二

报到的手续很繁琐。先到系里报到，领宿舍钥匙，再去财务处交学费，去后勤处领被褥，去食堂办饭卡。河生一个人跑来跑去，在一栋栋楼之间穿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排队。他不太会说普通话，跟人交流的时候，对方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重复好几遍。他脸红，出汗，觉得自己的口音像一块疤，贴在哪里都不对。

宿舍在七号楼，一栋旧式的红砖楼，三层。他被分在三楼朝北的一间，六个人住。推门进去，屋里已经有两个人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正趴在床上看书，看见他进来，抬起头，用一口北京话说：“嘿，新来的？哪儿的？”

“河南。”河生说。

“河南哪儿？”

“洛阳。”

“洛阳好地方啊！我去过龙门石窟，漂亮！”胖男生跳下床，伸出手，“我叫赵磊，北京的，学船舶的。”

河生跟他握了握手。赵磊的手胖乎乎的，很有力。

另一个男生正在整理东西，听见他们说话，也转过来。瘦瘦的，戴着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我叫孙海平，浙江宁波的，也是船舶系。”

河生跟他们点点头，找到自己的床位——靠门的下铺。他把行李放上去，铺好褥子，套好被罩。母亲做的被褥是棉花的，比学校发的厚实多了，铺上去软软的。他闻了闻，有太阳的味道。

后面几天，另外三个室友也陆续到了。一个叫刘建国的，安徽农村的，黑黑瘦瘦的，话不多；一个叫张伟的，江苏南通的，家里是渔民，说话嗓门大；还有一个叫陈志远的，上海的，本地人，白白净净的，穿着时髦，说话慢条斯理的。

六个人，六个省，六种口音。河生觉得，这大概就是大学了。

开学典礼在大礼堂举行。

大礼堂很旧，但很大，能坐上千人。墙上挂着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河生坐在船舶系的方阵里，听校长讲话。校长是个老头，头发花白，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很稳。他讲了学校的历史，讲了钱学森校友，讲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传统。河生听着，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他走进了一条河，一条很大很大的河，里面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事，无数的可能性。

校长讲到最后，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交大人了。交大人的肩上，扛着国家的未来。”

河生的心跳了一下。

散会后，赵磊拍着他的肩膀说：“怎么样，激动不？”

河生点点头。

“我反正激动坏了，”赵磊说，“这可是交大啊！钱学森的母校！将来毕业了，我也要去搞导弹！”

河生没说话。他想起林雨燕说过的话——“你物理那么好，应该学造飞机大炮。”他当时没当回事，现在忽然觉得，也许她是对的。

军训开始了。

九月的上海，秋老虎正凶。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操场上没有一棵树，水泥地晒得发烫，走在上面能感觉到热气从脚底往上窜。河生穿着迷彩服，戴着军帽，扎着武装带，站在队列里，汗从脸上流下来，流到脖子里，流到背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

教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安徽人，黑得像块炭，嗓门大得能把玻璃震碎。他站在队列前面，喊口令，纠正动作，一个一个地抠。站军姿，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不许动，不许擦汗，不许眨眼。有人晕倒了，被扶到树荫下，灌一瓶十滴水，歇一会儿，又回来接着站。

河生没晕。他从小在地里干活，晒惯了。但腿还是酸，腰还是疼。他咬着牙，盯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心里默数：一、二、三、四……

晚上回到宿舍，六个人都累得不想说话。赵磊趴在床上哼哼唧唧，说他这辈子没受过这种罪。刘建国一声不吭地揉着脚，脚上起了两个泡。张伟倒头就睡，鼾声如雷。陈志远慢条斯理地擦着防晒霜，说你们农村来的就是皮实，我们城里人不行。

河生没说话。他躺在铺上，看着上铺的床板，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想起家里的地，想起锄草时弯着腰一干就是一整天，想起挑水时肩膀磨出的茧子。那些苦，比站军姿苦多了。但他从来没觉得苦过。那时候，他只想着怎么把活干完，怎么让母亲少累一点。

现在呢？他站在这儿，穿着军装，站在上海交大的操场上，听教官喊口令。这一切，像梦一样。

军训第四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练正步，教官让他们一排一排地走。河生走得很认真，每一步都踏得很实。但教官还是不满意，说他的手臂摆得不够高，腿踢得不够直。让他单独走一遍。河生走了，教官还是摇头，让他再走一遍。又走了，教官还是摇头。

“你到底行不行？”教官有点不耐烦了。

河生没说话。他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周围的人都看着他，有人憋着笑，有人小声议论。

“再来一遍！”教官说。

河生深吸一口气，又走了一遍。这一次，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每一步都用尽全力。走完，教官看了他几秒，忽然笑了：“行，这一遍还行。归队。”

河生回到队列里，心跳得很快。赵磊在旁边小声说：“哥们儿，你没事吧？”

“没事。”

那天晚上，河生躺在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白天的事，想起教官不耐烦的语气，想起周围人的目光。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跟人打交道，连走个正步都走不好。他在老家是全县第一，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是乡亲们嘴里的状元。到了这儿，他什么都不是。

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凉凉的，在他手心里慢慢变暖。他攥着铃铛，过了很久，才慢慢睡着。

军训结束后，正式

上课了。

河生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教室，发现和高中完全不一样。教室很大，能坐一两百人。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下面坐着一片人，没人点名，没人管你听不听。有人在看闲书，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写别的课的作业。河生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认真记。他怕自己听不懂——老师讲课用的都是普通话，语速很快，偶尔还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他听不太懂，就使劲听，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下课了再慢慢消化。

第一学期的课有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计算机基础、工程制图，还有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河生最怕的是英语课。他在中学学的英语是哑巴英语，会做题，不会说。老师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憋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全班都看着他，他脸红得像火烧。

下课后，英语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姓李，戴着眼镜，说话很温柔。

“陈河生，你中学是在哪儿上的？”

“河南，一个县里。”

“英语基础怎么样？”

“还行……就是……不会说。”

李老师笑了：“没关系，这是很多新生的通病。尤其是农村来的学生，口语普遍弱一些。我给你推荐几本听力材料，你每天听半个小时，慢慢就会好的。另外，学校有英语角，每周五晚上，你可以去练练。”

河生点点头。

从那天起，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到操场边上的小树林里，戴着耳机听英语。听一遍不懂，听两遍；两遍不懂，听三遍。他把每个单词都抄下来，查字典，背下来。晚上下了自习，他再去英语角，站在人群里，听别人说，偶尔自己说一句，结结巴巴的，但越来越不害怕了。

一个月后，李老师又叫他去办公室，让他念了一段课文。他念完了，李老师点点头：“进步很大。继续坚持。”

河生走出办公室，心里忽然觉得，也许他什么都能学会。只要肯学。

三

十月初的一个周末，方卫国来了。

方卫国在华东师大读书，离交大不远，骑车二十多分钟。他骑着一辆崭新的山地车，穿着运动服，戴着棒球帽，一到宿舍楼下就大喊：“陈河生！陈河生！”

河生从窗户探出头去，看见方卫国站在楼下，朝他挥手。他跑下楼，方卫国冲过来，一把抱住他。

“兄弟！想死我了！”

河生也笑了。这是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真心地笑。

两个人找了个小饭馆，要了几个菜，一瓶啤酒。方卫国话多，一坐下来就开始说，说华东师大怎么样，说他们系里的女生多漂亮，说他加入了学生会，说他准备竞选班长。河生听着，偶尔插一句。

“你呢？”方卫国问，“交大怎么样？”

“还行。”

“还行？你们学校可是钱学森的母校！你学什么专业来着？”

“船舶工程。”

“造船？”方卫国愣了一下，“你咋想起来学这个？你不是物理好吗？应该学核物理、搞导弹啊。”

河生没说话。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选了船舶工程。报志愿的时候，他看着招生简章上的专业列表，一个个看过去。机械、电机、化工、土木……他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看到“船舶与海洋工程”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闪过黄河，闪过黄河上的木船，闪过德顺爷拉过的纤绳。他就选了。

“造船也挺好，”方卫国说，“将来造航空母舰！”

河生笑了：“哪有那么容易。”

“怎么不容易？”方卫国喝了一口啤酒，“你想想，咱们这一代，什么干不出来？我前几天看报纸，说中国要造大飞机，要造高速铁路，要造航空母舰。这都是机会！你学造船，将来搞国防，多牛！”

河生想起军训时教官说的话，想起校长说的“扛着国家的未来”，想起林雨燕说的“学造飞机大炮”。他忽然觉得，方卫国说得对。也许他真的能造点什么。

“你呢？”他问，“你学什么？”

“中文。”方卫国说，“将来当记者，或者当作家。写文章，记录这个时代。”

河生看着他，方卫国的眼睛里有一种光，很亮。他说：“你肯定行。”

“那是！”方卫国笑了，“咱俩一起努力！你在交大造航母，我在报社写文章。等将来老了，咱们坐在一起喝酒，吹牛，说当年……”

他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眼眶有点红。

“河生，”他说，“你知道吗？我来上海之前，我爸跟我说，你跟河生好好处，那是你一辈子的兄弟。我爸说，你们俩都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不管走到哪儿，根都在那儿。”

河生点点头，没说话。他端起啤酒杯，跟方卫国碰了一下。

两个人喝完了酒，走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十月的上海，天气凉快了一些，桂花开着，香得很浓。方卫国指着远处的一栋楼说：“那是我们系的教学楼，民国时候盖的。漂亮吧？”

河生看了看，是一栋老建筑，红砖墙，拱形窗，爬满了藤蔓。他说：“漂亮。”

“你那边呢？交大有什么好看的？”

“有……图书馆很大。”

方卫国笑了：“你就知道图书馆。”

两个人走了很久，走到一条河边。河水不宽，两岸种着柳树，柳枝垂在水面上，在路灯下晃晃悠悠的。

“河生，”方卫国忽然说，“你给家里写信了吗？”

“写了。”

“我也写了。我爸回信说，我妈想我想哭了。我看了信，也哭了。”

河生没说话。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大哥，想起了那封他寄出去的信。

那是他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写的。他在信里说，上海很大，学校很好，宿舍有六个人，食堂的饭不贵，让他妈别挂念。他写得很短，一页纸。写完以后，他去邮局买了邮票，贴上，塞进邮筒。

信寄出去以后，他就开始等回信。一天，两天，三天……第七天，回信来了。是大哥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他都认识。

河生：

信收到了。妈让我给你回信。她说，让你好好学习，别挂念家里。家里都好，地里的玉米收了，今年收成不错。你嫂子有了，明年春天就当爹了。妈的身体好多了，你别担心。

你在上海，要照顾好自己。吃饭别省，该花的钱就花。天冷了，上海比咱这儿暖和，但也要多穿点。

大哥

河生看了三遍，然后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和铜铃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梦见了母亲。母亲站在村口，穿着那件蓝布衫，朝他挥手。他朝母亲跑过去，但怎么也跑不到跟前。母亲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风里。

他醒了，枕头湿了一块。

四

十月底，河生第一次去了外滩。

是陈志远带他去的。陈志远是上海人，家就在徐汇区，离学校不远。他说，你们外地来的，来了上海不去外滩，等于白来。

他们坐公交车去的，15路，从徐家汇到外滩，坐了大半个小时。河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街景。南京路，他在地图上见过无数次的地方。路很宽，两边全是商店，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衣服、鞋子、手表、电器、化妆品。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东西摆在一起。路上的人多得走不动，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老人，有孩子，有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有背着大包的外地人。

到了外滩，陈志远领着他走到江边。黄浦江在眼前展开，比长江窄一些，但更热闹。江面上有货船，有客轮，有小舢板，还有一艘大游轮，张灯结彩的，像一座漂在水上的宫殿。江对面是浦东，跟这边完全不一样——这边是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一栋栋老洋楼，像一排老人，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站在那里；那边是空地，稀稀拉拉几栋楼，更多的是农田和工地。

“那边，”陈志远指着江对面，“以后就是上海的未来了。我爸说，浦东要开发，要建金融中心，要建世界最高的楼。”

河生看着那边。他想起那张报纸，想起***同志站在空地上的照片。原来，就是这里。

他趴在江边的栏杆上，看着黄浦江。江水是灰绿色的，比黄河清，比长江浑。水面上漂着一些垃圾，塑料瓶、泡沫板、树枝。一艘拖船从前面开过，突突突地响，船尾拖着一串驳船，装满了集装箱。

“你知道吗？”陈志远说，“这黄浦江，跟你的黄河，是通的。”

“通的？”

“对啊。黄浦江流进长江，长江流进东海。你从洛阳坐火车来上海，黄河的水，比你先到。”

河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想，也许德顺爷说得对。黄河的水，流到哪儿，都是黄河的水。

陈志远又带他去了城隍庙。城隍庙人多，挤得走不动。有卖小笼包的，有卖五香豆的，有卖梨膏糖的，有卖丝绸的，有卖工艺品的。陈志远买了一笼小笼包，请河生吃。小笼包很小，皮薄得透明，里面包着汤，咬一口，汤汁流出来，鲜得河生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好吃吗？”陈志远问。

“好吃。”

“这是上海最有名的小吃。以后我带你多吃几家。”

河生点点头。他忽然觉得，陈志远这个人，其实挺好的。

回来的路上，河生坐在公交车里，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想着心事。他想起母亲，想起大哥，想起林雨燕。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母亲是不是在院子里纳鞋底？大哥是不是在工地上搬砖？林雨燕是不是在新乡的大学里，坐在教室里听课？

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凉凉的。

回到宿舍，赵磊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去外滩了。赵磊说：“外滩有什么好看的？我去过，就是一堆旧房子。”

河生没说话。他觉得外滩很好看。那些旧房子，每一栋都不一样，每一栋都有自己的故事。他站在那些房子前面，想起德顺爷说过的话，想起那些他从没见过的洋楼，想起父亲说的“这辈子要是能去趟郑州，看看二七塔，就值了”。

他想，父亲要是活着，要是能看见这些，该多好。

五

十一月，天冷了。

上海的冬天不像老家，老家冷是干冷，穿厚了就不冷了。上海是湿冷，冷到骨头里。河生穿着母亲做的棉袄，还是觉得冷。赵磊裹着一件军大衣，在宿舍里走来走去，说这鬼天气比北京还冷。

河生不觉得鬼。他觉得冷就是冷，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从小冬天都穿不暖，习惯了。

但有一件事让他不太习惯——上海的冬天会下雨。不是老家那种暴雨，是毛毛雨，细细密密的，一下就是好几天。空气里湿漉漉的，衣服晾在外面，好几天都干不了。河生把衣服晾在宿舍里，挂在床头，把整个房间弄得潮乎乎的。赵磊说他有意见，但也没说什么。

十一月下旬，系里开了一个会，请了一个老教授来给学生讲专业。老教授姓孟，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说话中气十足。他站在讲台上，讲船舶工程的历史，讲中国的造船业，讲世界船舶技术的发展。

“同学们，”孟教授说，“你们选择船舶工程，这个选择是对的。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广阔的海域，我们要保卫海洋权益，要发展海洋经济，要靠谁？靠你们！靠你们这些学船舶、学海洋的年轻人！”

他顿了顿，看着台下的学生，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张脸。

“我知道，有些同学觉得，学船舶没前途，不如学计算机、学金融。我告诉你们，这是短视！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造船工业，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真正的强大。你们去看看历史，大英帝国为什么称霸世界？因为它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为什么能当世界警察？因为它有十一艘航空母舰。我们中国呢？我们有什么？”

教室里安静极了，连呼吸声都听得到。

“我们什么都没有。”孟教

授的声音低下来，“我们的大多数军舰，还是六七十年代的老旧装备。我们的民用船舶，很多都是买别人的技术，造别人的设计。我们离世界先进水平，至少差二十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目光又变得锐利起来。

“但是，正因为有差距，才需要你们去追赶。正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才需要你们去创造。你们这一代人，是中国造船工业的希望。你们要记住，你们学的不是一门普通的技术，你们学的是国家的脊梁。”

教室里响起了掌声。河生也跟着鼓掌，拍得很用力。

那天晚上，他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想孟教授的话。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从黄河里捞出来的那棵树，想起那棵树卖了三十块钱，给家里买了头猪崽。他想起德顺爷，想起德顺爷拉过的纤绳，想起纤绳勒进肩膀的肉里，一步一叩首。他想起黄河上的木船，小小的，破破的，在浑黄的水里颠簸。

他想起孟教授说的“国家的脊梁”。这四个字，他以前听过，但从没想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忽然觉得，也许真的有什么关系。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被他磨得越来越光滑了，上面的字迹还是看不清。但他知道，那上面刻的是“平安”。

德顺爷，您放心。我会平安的。我会好好学，将来造大船，造大舰，造咱们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

他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从哪来的。也许是从孟教授的话里，也许是从方卫国的酒话里，也许是从林雨燕的那句话里。也许，是从黄河里。

六

十二月，河生收到了林雨燕的信。

信是寄到学校来的，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字迹秀秀气气的。他拆开，里面是两页纸，写得满满当当。

陈河生：

你好吗？我到新乡已经三个月了，一直想给你写信，但不知道写什么。今天终于下定决心写了。

我在河南师大数学系，学校不大，但挺漂亮的。宿舍住六个人，都是河南的，有两个是郑州的，一个洛阳的，一个南阳的，一个信阳的。大家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上课有点难，高数跟高中的完全不一样，一开始听不懂，急得哭了好几次。后来慢慢习惯了，也能跟上了。我们老师挺好的，讲课很仔细，不会的可以去问。

你那边怎么样？上海大吧？交大好吧？你学得怎么样？听说交大很严的，你要加油。

前几天，我去黄河边了。新乡这边也有黄河，离学校不远，骑车子半个钟头。我一个人去的，站在河滩上，看着黄河，想起了咱们在洛阳的时候。你记得吗？你走之前，咱们在黄河边见过一面。那天太阳很大，我穿着白裙子，你穿着那件蓝衬衫。

我跟你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我说了，就不后悔。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记得你。你也要记得我。

林雨燕

河生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字迹，第三遍看那些她写的时候可能犹豫过、改了又改的句子。他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和铜铃、书签、照片、大哥的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给她写了回信。

林雨燕：

信收到了。我也很好。

上海很大，交大很好。我学的是船舶工程，就是造船。老师说，这个专业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海洋权益。我一开始不太懂，现在慢慢懂了。

高数确实难，我也在努力。英语更难，我连话都说不利索。但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已经好多了。

你说你去黄河边了。我也想去。上海的黄浦江也流进海，但跟黄河不一样。黄河是浑的，黄浦江是灰绿的。黄河的水声很大，黄浦江的水声很小。我在黄浦江边站着的时候，听不见水声，只听见船鸣笛。

但我想，水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儿，都是水。

你在新乡好好的。当老师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当老师吗？将来毕业了，回洛阳，教学生，多好。

我会记得你的。我说过的话，不会忘。

陈河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寄了出去。

七

一月，期末考试。

河生紧张得不行。他虽然平时学得认真，但大学的考试跟中学不一样，题量大，难度高，还有很多需要灵活运用的东西。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

图书馆是老建筑，民国时候盖的，红砖墙，拱形窗，里面全是木头书架，走在地板上会咯吱咯吱响。河生喜欢这个地方，安静，暖和，到处都是书。他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每天坐在那里，看书，做题，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的梧桐树。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幅铅笔画。

赵磊也来图书馆，但他坐不住，看一会儿书就要出去抽烟。刘建国也来，他比河生还认真，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张伟不怎么来，他说图书馆太闷，他喜欢在宿舍看书。陈志远偶尔来，来了就坐在河生旁边，问他题。

考试周那几天，河生瘦了五斤。他本来就瘦，这下更瘦了，脸颊凹下去，颧骨突出来。但他不在乎。他只想考好。

成绩出来那天，他去看榜。船舶系一百二十个人，他排第十三。高等数学九十二分，大学物理八十八分，英语七十五分，计算机基础八十一分，工程制图九十三分。

他站在榜前，看了很久。十三名。不是最好，但也不差。他想，下学期再努力一点，也许能进前十。

赵磊考了第二十八名，拍着他的肩膀说：“哥们儿，行啊！比我强多了！”刘建国考了第九名，还是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张伟考了四十五名，嚷嚷着说下学期要努力。陈志远考了第六名，慢条斯理地说：“还行吧。”

河生回到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哥他考了第十三名。他没有说总共有多少人，他觉得第十三名已经很好了。

信寄出去后，他开始想一件事：寒假回不回家？

火车票很贵，硬座要六十多块。来回就是一百多。他算了算手里的钱——学费是大哥东拼西凑借的，生活费是母亲卖鸡蛋攒的，加上他平时省吃俭用，手里还剩不到一百块。要是买了火车票，下学期开学就没钱吃饭了。

他犹豫了好几天。最后，他决定不回了。

他给大哥写了封信，说寒假在学校复习功课，不回去了。让大哥别挂念，让他妈别担心。

信寄出去后，他心里空落落的。他想家，想母亲，想大哥，想黄河。但他知道，他不能回去。回去一趟，一个学期的省吃俭用就白费了。

寒假第一天，宿舍里空了。

赵磊回了北京，刘建国回了安徽，张伟回了南通，陈志远回了家——他家就在上海，骑车二十分钟。只有河生一个人留在宿舍里。

整栋楼都空了。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河生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书，做题，听英语。饿了就去食堂——寒假期间食堂只开一个窗口，每天供应三顿饭，菜色简单，白菜炖豆腐，馒头，稀饭。

他有时候去图书馆，但图书馆寒假只开半天。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校园里走。冬天的校园很安静，梧桐树光秃秃的，草坪枯黄了，只有几株腊梅开着，黄黄的，香香的。他站在腊梅前面，闻着花香，想起老家院子里的枣花。枣花也是香的，但跟腊梅不一样。枣花的香是甜的，腊梅的香是清冷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

河生去食堂吃饭，发现食堂做了饺子。他打了一份，坐在空荡荡的食堂里，一个人吃。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皮有点厚，但很好吃。他慢慢嚼着，忽然想起去年小年，他在家里，母亲包了饺子，大哥喝了一瓶酒，嫂子挺着大肚子，在灶台边上帮忙。那天的饺子也是白菜猪肉馅的，但比食堂的好吃。

他吃完饺子，走出食堂。天黑了，路灯亮着，照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很安静。他站在路灯下，看着自己的影子，长长的，斜斜的。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凉凉的，被他焐热了，又凉了。他把铃铛举起来，对着路灯看了看。铃铛里面刻着两个字，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

平安。

他把铃铛贴在脸上，闭上眼睛。

德顺爷，我很平安。您放心。

除夕那天，河生去了方卫国的学校。

方卫国也没回家。他说，他想在上海过一个年，看看大城市是怎么过年的。两个人在华东师大的食堂里吃了一顿年夜饭——食堂加了菜，有鱼有肉有鸡，还有一瓶黄酒。方卫国喝了两杯，脸红红的，话更多了。

“河生，”他说，“你说，咱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不知道。”

“我有时候想，十年后，二十年后，咱们在干什么？你也许在造船厂，在研究所，在设计航空母舰。我可能在报社，在电视台，在写大新闻。咱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吗？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河生想了想，说：“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方卫国，我是陈河生。”

方卫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很响，笑出了眼泪。他擦了擦眼睛，说：“你说得对。不管变成什么样，咱们还是咱们。”

吃完饭，两个人走在校园里。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在夜空中炸开一朵朵火花。方卫国指着天空说：“你看，上海过年也放鞭炮。跟老家一样。”

河生看着天空，看着那些火花在夜空中绽放，又熄灭。他想起老家的除夕，想起母亲在院子里烧纸，想起大哥在门口贴春联，想起德顺爷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听着鞭炮声。

他想，德顺爷已经不在了。德顺爷的土坯房，已经沉在水底了。他家的老院子，也已经沉在水底了。那些他走过无数遍的路，那些他爬过无数遍的坡，那些他挖过野菜的河滩，都在水底了。

黄河的水，淹了它们。黄河的水，流到了这儿。

他站在上海的夜空下，看着烟花，忽然觉得，他离老家并不远。黄河的水流到东海，东海的浪拍到上海的岸。他站在这里，就是站在黄河的尽头。

烟花放完了，夜空又黑了下来。方卫国说：“走吧，回去吧。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河生点点头。两个人走出校门，各自往各自的方向走。

河生走在上海的街头。除夕夜，街上没什么人，路灯亮着，照得路面明晃晃的。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踩着自己的影子。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的味道。

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温温的。

德顺爷，过年好。

他对着空气，轻轻说了一句。

然后他加快脚步，往学校走去。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他要看书，要学习，要准备下学期的课程。他要考进前十，要拿奖学金，要把学费挣出来。他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要让大哥不再那么累，要让父亲在天上看见，他的儿子，没有给他丢人。

他走进校门，走上那条两边种满梧桐的路。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

他忽然想起德顺爷的另一句话。那是在黄河边上，德顺爷说的最后一句话。

“黄河的水，流到哪儿，都是黄河的水。不管你走到哪儿，走多远，你都是从黄河边上走出去的人。别把自己忘了。”

他没忘。他不会忘。

他走进宿舍楼，走上三楼，推开宿舍的门。屋里黑着灯，静悄悄的。他摸黑走到自己的铺位，脱了鞋，躺下来。

枕头底下，那些信、那个书签、那张照片、那支钢笔，都在。他把手伸进去，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凉凉的，慢慢变暖。

窗外，鞭炮声又响起来了，远远的，隐隐约约的。除夕夜还没过完，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一九九五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