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任重路远

派出所，审讯室。

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现居住地等一通常规讯问过后，顾菲菲和艾小美了解到：坐在对面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男子叫方大民，外省人，平时靠打泥瓦匠散工为生……

“这个买书的人是你吧？”艾小美将平板电脑屏幕上的定格画面举到方大民眼前问。

“是、是，是俺。”方大民忙不迭地说道。

“你喜欢看书？”艾小美瞪着眼睛问。

“看不懂，书是俺帮别人代买的。”方大民摇了摇头说。

“给谁买的？”艾小美紧接着追问。

“不认识，俺真不认识。”方大民又是晃头又是摇手，急着想撇清自己，“俺就是帮人买了两本书，他做过啥坏事可跟俺无关啊！”

“你别慌，我们相信你，你把受人委托买书的经过说清楚就可以走了。”顾菲菲和颜悦色地安慰道，她看得出方大民只是被人利用了。

“好，俺想一想。”方大民憨憨地点点头，飞快眨巴着小眼睛，回忆一会儿，说，“上个月4号傍黑大概6点，本来那个时候一般我早回去了，可那天没揽着啥活，就想多待会儿。然后有个男的走到我跟前，说要给我点活干。他给我200块钱和一个小布兜，让我隔天下午1点到新华书店帮他买两本书，之后到一楼大堂排队等着让写书那人帮着签个名。他跟我说了书名和写书人的名字，还告诉我书店在哪儿、怎么坐车，说隔天傍黑还是那个时候来找我拿书，到时候再给我200块钱。”

“日子怎么记得那么清楚？”艾小美质疑地问。

“啥力气也不用出，就能挣那老多钱，我肯定记得！”方大民声音有些高，竭力证明自己没说假话。

“他有什么特别交代吗？”顾菲菲跟着问。

“有，让我仔细观察那个作家签名时候的姿势，特别是手都碰哪儿了，书签好后我也不能乱摸，要直接装到他给的布兜里。”方大民说。

“那人长什么样？”艾小美问。

“哪儿能看出他长啥样啊！”方大民感叹着说，“那时候天还挺凉的，他穿个黑色的长棉衣，戴了个毛线帽子和大口罩，还戴个线手套，反正捂得严严实实的。”

“讲话什么口音，身体有什么特征吗？”顾菲菲再问。

“听口音应该是本地人，声音有些哑，身材嘛……”方大民又使劲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下说，“个子挺高的，感觉至少有一米八，有点驼背。噢，对了，走路有点瘸，一高一低的感觉。”

“欣乐社区”位于城区西北部，1997年始建，至2007年“3·19”案发生，已发展到五个分小区，至今更是形成八个分小区的规模，面积达9.3平方公里，为西州市内最大的居民住宅社区。由于地处城市边缘，又紧邻机场地带，房价在整个城区商品房中属于最低阶的，人口构成复杂，以低收入人群为主，基础配套设施落后，安保松散，为犯罪多发区域。

早年间“3·19”案中的三起案件，分别分布在欣乐2区、欣乐4区、欣乐5区。由于年代久远，房子也早已搬进新住户，入室考察价值不大，也免得人家忌讳，所以韩印更多的是留意周边的地理环境。总的来说：三个案发现场相距比想象中要远，周边环境也并不闭塞，其中一个所在的单元楼临近市场，还有一个临街，且楼下就是公交车站，只有中间第二起案子的现场算是在楼群深处。凶手屡次作案成功，未引起任何人注意，应该对整个小区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倒是与于作国的背景信息对得上。

眼下两起案子，现场只隔着几排楼，都出在欣乐2区。跟早年间案子一样，案发现场楼道出入口均未安装防盗门，有利于凶手对目标跟踪——提到防盗门的问题，张世杰是一肚子气，警方曾多次向开发商建议为整个小区楼道口统一安装防盗门，但开发商一直以资金周转问题为由，置之不理，不然凶手哪儿会那么容易跟踪目标到户。至于周边环境，相对来说要僻静得多，作案风险也较小。当然这一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有可能凶手个性谨慎，又或许与该住宅社区内老龄化群体越来越庞大，凶手比较容易猎取到心仪目标有关。

案发区域楼房均为小户型，一梯三户，两边是南北向户型，中间是双南向户型。“4·23”案中，两起案子现场房号分别为201室和603室，也就是说，均为两侧南北向户型。第一作案现场均在客厅中，与房门有一段距离，说明被害人系主动放凶手进屋的，那么会是熟人作案吗？韩印认为可能性不大，两名被害人都是外出回家不久便遇害，或许意味着她们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凶手锁定并被跟踪了。

从现场出来，三人站在街边简单议论了会儿，韩印提议：“就‘4·23’案来说，随机作案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凶手也未必没失过手。咱仨不妨分头行事，在这两个案发现场中间的居民楼内挨家挨户问问，也许会找到潜在目击者。”

“噢，相关排查，尤其针对被害人所住单元楼的住户，我们专案组先前已经细致盘问过，没有人在案发当日看到被害人与可疑人员接触，也未发现有可疑踪影在被害人住房附近徘徊。”张世杰深表不然，觉得韩印此举纯属浪费时间。

“您误会了，我当然相信咱们专案组的排查工作，”韩印姿态不卑不亢，坚持着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也许有些居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曾见过凶手。”

……

结果正如韩印所想。

天刚擦黑时，住在欣乐2区93号楼里一位姓王的老阿姨，在杜英雄的耐心启发下，想起李芳遇害当天，早上9点半左右，自己曾经与一个男人讲过话。当时她刚散步回来，便听到有人在外面敲门，声称自己是煤气公司的，受公司委派，免费上门为居民检修管线设备和更换煤气管。那时王阿姨老伴也在家，她随口问了句老伴家里需不需要更换，等回头决定要换时，门外已经没人了。老两口觉得可能遇到骗子，就没怎么在意，先前办案人员盘问时也忘了提及。

“4·23”案首个现场所处单元楼为90号楼，与王阿姨家仅间隔两栋楼，对话又发生在案发一小时之前，那个听到王阿姨并非独自在家而悄然消失的煤气检修工十分可疑，连张世杰也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凶手——当日他未在王阿姨身上得手，在路上又将刚跳完广场舞正欲回家的李芳锁定为目标，之后通过尾随，搞清楚住所，利用同样的借口，诱使她打开房门，发现家中并无他人后痛下杀手。另外，王阿姨当日遛弯时，也穿着一双肉色长筒丝袜，这就让上面的推测看似更加可信了。

至此，“4·23”案凶手选择目标的方式以及入室手段基本清楚，遗憾的是，王阿姨当日只是隔着自家门上的猫眼大致看到敲门者是个戴着帽子的男人，无法进一步描述出具体相貌。当然，没人会相信那个男人的身份真的是煤气检修工。

看过犯罪现场，韩印觉得是时候与耿昊谈谈了，便让杜英雄打电话约下时间，耿昊那边倒很爽快，说半小时后在一家咖啡厅见。张世杰开车将两人送到约定地点，不过他懒得应酬耿昊，便先回队里去了。这也正中韩印下怀，若他在场，估计有些话耿昊也不太好说。

二人走进店里，在招待员引导下找了个幽静的座位，不多时耿昊也到了，彼此寒暄几句，一人点了杯咖啡，便开始切入正题。

“让你出来目的很简单，想听听你对‘3·19’案有什么看法。”韩印眼睛看着耿昊，温和地问。

“关于那个案子，我想说的话都写在我的书里了。”耿昊低头用左手慢悠悠地搅着咖啡说。

“抱歉，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拜读大作，不过大概意思我听他们提过，你怎么会认定凶手另有其人呢？”韩印顺势问道。

“这才是你们约我的重点吧。”耿昊停止搅拌动作，抬头哼了下鼻子，端起咖啡放到嘴边轻呷一口，说道，“从我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3·19’案的最大亮点其实是杀人者于作国。他先天患病，家庭生活不幸，在穷困和病痛折磨中长大，青春期难以压抑性欲本能，致使他蜕变成一名残忍变态的连环杀手。后来他主动投案自首，却又在精神病院意外死亡。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人生变化，充满了戏剧性和可塑性，所以起初我看过网络上和报纸上关于他的一系列背景调查后，特别急于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甚至是整个人生。我去了他在欣乐社区的家，但早已人去屋空。他父亲于得水早年抛下他们母子，不知去向，母亲在他出事时已身患绝症，没多久也离开人世。他在本地又没有别的亲属，我只好采访他住过的精神病院和他当年的代理律师，想尽可能去挖掘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而采访中意外从律师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后来出现了，我于是通过律师要到电话联系上于得水，见面之后对于作国的死便更加疑惑了。”

耿昊端杯喝口咖啡，缓口气，接着说：“于得水当年离开西州后混得不错，开了家建筑公司，也再度成家，但老婆始终怀不上孩子，他备感落寞，对亲生儿子便越发想念。2008年，他回到西州市，一打听才知道原配病入膏肓，儿子因杀人被收监在精神病院。他非常自责，后悔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才让于作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他特别想见见儿子，不过由于警方在侦查期间规定嫌疑人只可以与律师见面，所以只能委托律师带话，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歉意，为显诚意，他还特别嘱咐律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儿子，但没想到父子俩终究还是没见上面。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于得水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在电话里于作国先是一阵沉默，很快又迫不及待地声称他其实并没有杀过任何人，于得水当时正在公司开重要会议，便没容他多解释，只是表示下午会带律师到医院，见面再详说，可就在那天的中午，于作国死了。”

耿昊的情绪愈显激动，说：“人家上午想翻供，中午就死了，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我曾与张世杰私下探讨过这个问题，可他始终端着一副不屑的样子，声称他们当时办案的程序和证据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从市局的熟人口中打听到，原来张世杰和‘3·19’案办案组负责人——已经退休的老局长，都是因为在侦办‘3·19’案时表现出色而获得晋升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有阴谋。”

“如果你的结论是对的，那你觉得于作国为什么要做替罪羊呢？”耐着性子听完耿昊冗长的讲述，杜英雄立马抢白道。

“也许是他太孤独了吧，又或许被人利用了，我终究不是你们这样的专家，这个问题实在说不好。”耿昊略显犹豫地说。

“你都说不清楚，还在书里乱写一通？”本就印象不好，又见耿昊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杜英雄有点搂不住火。

眼见他声音越来越高，韩印赶紧使个眼色，制止他再说下去，跟着打圆场问：“你有于得水的联系方式吗？”

“有，等一下……”耿昊当然不甘被呛，狠狠瞪了杜英雄一眼，才打开随身带的皮夹，“喏，这是他的名片。”

与耿昊的会面以不欢而散收场，杜英雄仍气愤难平，坐在出租车里一个劲数落耿昊不是东西，韩印此时也懒得管他，扭头看窗外徐徐闪过的夜色，默默在脑袋里拼凑纷乱的案件枝节。这种动作对他来说就好像是玩拼图，只有把各个拼片放到对的位置，才能显现出图画的本来模样。当然，首先拼片数目得完整，韩印手里现在就少一块，因此他需要向张世杰讨要。

张世杰办公室半敞着门，像是算准他们会来而故意留的，但韩印还是礼貌地敲了两下才和杜英雄走进去。见到二人，张世杰放下手中的文件，指指身前办公桌上两个扣着盖子的饭盒，关切地招呼道：“忙到这会儿，饭还没得空吃吧？食堂晚上蒸包子，特意给你俩留的。”

“太好了，早就饿了！”杜英雄一屁股坐到张世杰对面，掀开饭盒，顾不上拿筷子，伸手抓了一个大包子就塞到嘴里，边嚼边说，“还是热乎的呢，对了，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呵呵，你们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张世杰卖关子似的笑笑，又特意与刚刚落座的韩印对了下眼，其实两人心里都有数，虽然相关信息在案件卷宗中都有记载，但有些东西还是面对面讲清楚为好。他起身倒了两杯水放到二人身前，再坐回椅子上，语重心长地接着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实质上最感兴趣的不是眼下的案子，而是‘3·19’案嫌疑人于作国，对于这个主动投案的嫌疑人，局里做过全面而又深入的背景调查。于作国年幼时个性还好，机灵懂事，智商方面甚至表现出比同年龄段孩子要高出一些的苗头，起初上学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随着癫痫病不时当众发作，他逐渐被同学们视为另类，与老师和同学之间互动少得可怜。后来又因家境困难，无法持续得到医治，他的认知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后期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个性便逐渐趋于孤僻自闭。浑浑噩噩升到初中后，学习越来越难跟上，性格方面受青春期叛逆情绪影响，开始出现暴力反社会倾向，严重到在课间把自己的教科书用打火机点燃，差点酿成一场严重火灾，因此被学校劝退，草草结束学生生涯。

“辍学后，由于母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于作国便如脱缰野马般整天在社区里东游西荡，以拾废品变卖挣取零用钱，然后去网吧挥霍。而不知道是不是受网络淫秽图片影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那一时期他开始疯狂迷恋女性丝袜，尤其是被女性穿过的。后来我们搜查他家时，在他床底下发现200多双丝袜，其中大多是捡来的，也有从别人家阳台上的晾衣架上偷拽下来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入室盗窃而得。据他交代，他从网络上查到撬门开锁的方法，在地摊上购买相关工具做成简易开锁器，撬开一家房门只需两三分钟，并且普通人难以察觉门锁被动过。加之入室后从不乱翻乱动，只以丝袜为目标，所以若不是他主动交代曾有过多次入室盗窃活动，被盗住户根本不会发觉家里进贼了。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得知，其实有些受害人是有所察觉的，但碍于丢的是丝袜之类的女性贴身物品，羞于启齿便未报案。

“于作国到案后供述了一系列作案情节，基本与案情是吻合的，他能精确指出所有犯罪现场地址，也能大致说出作案时间，尤其他交代了一个隐蔽性证据，连我们办案组都没怎么注意到——他说在第二次作案时，曾不小心碰到床头桌，他记得有支口红掉到地上，被他随意一脚踢到床头桌下面。结果去痕检科核对，还真有这么一支口红。”

“当年社会舆论和媒体对案子关注得多吗？”韩印插话问。

张世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那还用说，那案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发生过的性质最为恶劣的案件。消息曝出后，很快便成为街头巷尾老百姓的热门话题，尤其在案发区域的欣乐社区，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媒体更别提了，那段时间差不多都是头版头条，尤其在全媒体经济时代，某些纸媒和网络媒体为生存和扩大影响，根本顾不上什么原则问题，也不听招呼，就跟疯了似的，穷尽各种手段从被害人家属口中甚至是局里的熟人关系中挖掘内幕，还给凶手封了个‘丝袜杀手’的绰号。还有，那时虽未有微博和微信，但很多网民利用博客和论坛对案件的议论也很热烈。可以说案子的瞩目度和透明度确实前所未有，也加重了局里的办案压力。”张世杰顿了下，饶有意味地看了韩印一眼，接着说：“我懂你问话的意思，其实局里也担心他是被人利用，所以每次提审都全程录像，还邀请专家做过测谎，结果没发现他有说谎迹象，关键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社会交往很少，根本找不出‘顶罪’动机。”

“您介绍得很具体，但这些还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杜英雄也卖了个关子，狡黠地笑道。

“小同志别沉不住气，我是觉得应该尽可能把我掌握的东西多跟你们说说，希望能有利于你们从专业角度做出更客观的判断。”张世杰抬手点点杜英雄，玩笑一句，接着说，“于作国投案后，由于癫痫病发作过于频繁，看守所方面担心发生意外，所以在侦查取证期间暂时将他收监到市局定点的精神病院，而他的死完全是一个意外。事发当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期间他去了趟厕所，结果突然发病跌倒，后脑碰到小便池的陶瓷外沿，虽救治及时，但终因伤势过重死亡。意外发生后，局里做过慎重调查，当时在厕所里还有两名医生，两人描述的意外经过与技术勘查结论相吻合，从厕所外面的监控录像看，两人是先于于作国进入厕所的，且除了医患关系外，日常与于作国没有任何其他接触和利益关系，基本可以排除二人谋划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至于他父亲于得水的质疑，局里也认真考虑过，经查，于作国当天上午确实曾借有病人发狂引起医院混乱之际，溜到医生办公室给于得水打过一个电话，但所谓‘翻供’只是于得水一面之词；再者说，于作国本身思维和精神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即使真说过他没杀过任何人的话，也不能代表他说的是事实。更何况人又死了，调查根本无法展开，所以绝不存在‘舞弊’和‘阴谋论’的问题！”

说着说着，张世杰突然摆出一副严肃表情，郑重其事地说道：“卷宗你们也看过了，到最后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结案，所以我必须严正声明一下：社会上的舆论、老百姓之间的传言，包括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其实是对整个案件的认知存在根本性误区，他们的意识里都认为于作国就是凶手，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畏罪自杀，案子也以他的死亡而终结。但事实上，我们警方从未正式对外宣布认定于作国系‘3·19’系列强奸杀人案之凶手。原因咱们做警察的都明白，除了口供，证据方面只支持于作国到过后两起案件的现场，其余的什么也证明不了。还有他说作案时戴的手套，被他扔到小区里的化粪池中，我们也一直未打捞到。也就是说，直到他意外死亡时，调查取证工作也仍在继续，当然最后是无疾而终，所以理论上说，这个案子至今都还悬着。”

“既然你们都清楚外界传言有误，为什么不澄清？”杜英雄不解地问。

张世杰微微撇了下嘴角，皱着眉沉吟一会儿，说：“虽然整体证据不足，但于作国大部分问题交代得还是蛮清楚的，除非是案件当事人，否则很难做到。另外，说来也不算什么证据，自于作国投案，至他意外死亡，调查取证长达近10个月，而在那段时间里相似的案件确实没再发生，甚至直到本年之前也未再出现，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说句实在话，局里大部分人，也包括我，早已心照不宣地在心里默认于作国可能就是‘3·19’案的凶手，所以对外界的传言采取不认同也不否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