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二十年前的体罚

毕竟年代久远，而且是乡下的学校，想查当年的学生信息颇有些困难，连徐正红自己都没法准确说出自己任教的班级了。

最后是崔磊和陈凯线下线上同时作战，总算是将那个曾经饱受徐正红“荼毒”的班级名单查了个七七八八。

不查还好，一查下去，把众人吓了一跳。

那批学生现在都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有十多个定居武州的，民警们隐瞒来意、上门做了询问。结果才只走访了几个，一提到徐正红，每个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有三个都在问“你们警察来了，是不是她死了”之类的话，看上去谁都有动机。

看到这样的反馈，再想想那位拿着“高级教师”的职称、担任着学校的管理职务、甚至还打算继续往上走的“园丁”，刑警们心里禁不住地一阵唏嘘。

如果不经提醒，徐正红可能都想不起来这段教学岁月了；可是在这些学生的心中，这的确是整个学生时代、甚至全部人生最“难忘”的事情。

……

二十年前。

武州市下属的夏江县中心小学，四年级三班。

教室里十分安静，所有的学生都在伏在案头，一笔一划地书写着什么。每个人都写得很慢，小心翼翼。一名严肃的老师坐在讲台后面的凳子上，看着手里的书，时不时抬起头来扫视着每一个学生的动态——正是徐正红。

最后一排有一个胖胖的男生，正写着，突然一咧嘴，轻声吸了口凉气。同桌的小姑娘听见了，斜眼瞥过去，张口只动口型地问道：“写错啦？”

男生苦着脸，答案不言而喻。

小姑娘做了个鬼脸，捏着手指轻轻比划了一个“撕”的动作。

男生又盯着手里的作业本看了看，似乎是没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无奈地摇摇头。他一手用尺子压住这一页纸的最上沿，另一只手轻轻掀起这一页、贴着尺子一点一点地撕了下来，不出一点声音，撕过之后也没有任何痕迹，仿佛这一页纸从未在本子上出现过，手艺精湛得如同一个老师傅。

等到他彻底完成了这一工序，同桌的女生也跟着舒了口气，两人对视一眼，继续低下头写起来。

……

他们在写的东西，是一种叫做“正规作业”的鬼名堂——何为“正规作业”？

就是跟普通作业不一样的作业，不是每天晚上放学回家去写的练习题、也不用第二天老师来讲解答案。正规作业的本子是学校统一下发的，每个周的语文、数学之类的主课都会留出至少一课时的时间，给学生在课堂上写这个东西。

正规作业的内容，全都是早就讲解过的题目，答案是有统一标准的，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运算符号都不能差，所有人写出来的要一模一样才行。

甚至连每行写几个字，都是老师规定好的。比如说，别人交上来的作业，最后写到第三页纸的第五行，这一行只有一个字；而你只写到了第三页纸的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那就说明你肯定写错了，要么是漏了字、要么是数错了没对齐，你得找到出错的那个地方，从那一页开始，撕掉全部重写。

最终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一个班级能交上来完全一样的作业，由老师打上整整齐齐的对号，根据笔迹是否好看写上“优”或者“良”的评价，然后整理收好，等待上级领导来检查的时候拿出来看。

很假，甚至是稍有脑子就能知道这是瞎扯淡的玩意儿，既浪费学生的时间、钱财又毫无意义，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哪怕这东西写的再好，学生们就真的全都学会了吗？所有人的作业上一个错误都没有，能让他们每个人在期末考试都考满分吗？他们从这里面能学到什么呢，弄虚作假、装模作样？

但十几年前的乡下学校，真的是这么干的，领导们要看，学校要交。

而在四年级三班，除了这个虚伪又繁琐的正规作业之外，还有另外一件让学生们心惊胆战的事情。

……

快下课了，已经有同学陆陆续续地写完了作业，交上去。时不时会有学生的名字被点到，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他或者她的作业本被从讲台上扔下来，然后当事人哭丧着脸过去捡起来，拿在手里，在讲台边按照被点名的先后顺序站成一排。

默契，熟练，让人心酸。

最后一排那个女生写得比同桌快一点，先一步站起来去交了作业。谁知，还没等她走回到座位上，就听见“哗啦啦”一阵声音，她的作业本已经摔落到了她眼前，而她的名字也响在了教室里。

女生的脸色“刷”地变白了，她一向成绩优异，还从未在作业上出过岔子，因此也从未受过“那个”惩罚。

可今天，不知是不是因为写作业的时候分心了，总之，一贯老实的她鼓不起勇气去询问自己哪里出了错，只能唯唯诺诺地跟其他人站作一排，瘪着嘴几乎要哭出来。

同桌的男生交作业时，经过她身边，担心地看了一眼，却无能为力，低着头回了座位。

……

等到所有人都交完了作业，所有出错的都已经被徐正红“揪”了出来，在讲台边，面向课桌间的过道站成了一排。

“还等着干什么？犯错了该怎么做自己不知道吗？”徐正红大声训斥着这些学生。

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无奈地跪下，沿着过道向前爬去，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无声而沉重。

“来，过道两边的同学，对这些犯错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们？正规作业都做不好，考试岂不是还要粗心？帮他们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学习、写作业的时候要更认真一点！来，帮帮他们！”

这个“帮帮他们”的命令一下，座位靠近过道的学生仿佛一下子来了劲，操着卷起的书本，向爬行中的同学身上打去，甚至还有的直接抬脚踹在这些同窗的身上。最兴奋的是第五排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其中女的那个还是副班长，两人隔着过道相望，每次有同学爬行经过他们俩中间，两人便一对眼神，默念个“一、二、三”而后一起踢在中间同学的腰间，经过多次排练的动作默契得像同一个人。

被踢的同学连左右摇晃、躲避的机会都没有，尚未成长发育完全的身体就像被两个撞锤同时撞上，几乎窒息地要吐出舌头来，却不敢有丝毫停顿，只能继续往前爬去，耳中再传来后面的人被踢的声音，不论男女。

一趟惩罚下来，每个爬行的学生身上都是褶皱、脚印，默然不语地揉着自己的双手、膝盖和被踢打过的地方。那个女生啜泣着捡起作业本回到座位，同桌的男生帮她轻轻拍打了身上的灰尘，什么话都没说。

……

“为，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也会做出这样的事？”对于这样的事，裴晓文惊得嘴巴都合不上。

走访对象是一个姓宋的先生，成了家、也有了孩子，现在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心理医生，但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那儒雅的气质一去不返、仿佛所有的修行在此事面前都不堪一击：“警察同志，你听说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吗？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让参与实验的大学生分为狱警和囚犯的角色，来体验生活。可是，原定为两周的实验，在第六天就被迫中止了，因为参与的学生已经深深陷入了角色当中，狱警中有人疯狂地迫害囚犯，而囚犯则先后精神崩溃……”

“那么小的年龄，对老师除了服从，还能怎么办？在我们的脑海里，压根没有别的选项出现过。你不踢别人，等到你爬的时候，照样有人会踢你；你不犯错，尽情地踢别人，但万一自己有一天阴沟里翻船了呢？那些挨过踢的，轮到他有机会踢人的时候，踢得更狠。”

“有的人爬的次数多了，早就不在乎了。我当初算是学习好的，出错少，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一共爬过三次，第三次最狠，挨了三拳六脚。现在我学心理学快十年了，到现在仍然无法让自己彻底摆脱这段回忆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很想知道，当年的那些同学，现在过的好吗？”

“一整个班的学生，居然没人对家长说？没人跟学校反映？”裴晓文觉得匪夷所思。

宋先生苦笑着：“警察同志，你年轻，而且一看就是城里人，你没见过。那个年代的乡下人，当家长的能懂啥，指不定自己打孩子下手更狠，谁在意这个？我们那地方又破又落后，本就没多少有文化高素质的人。学校也不是什么好学校，嘿，人家徐老师说了，‘你学狗爬，你好意思跟别人说吗？这以后就是你的小辫子，别人知道了就随时能揪住你的小辫子；不想把小辫子落在别人手里，就别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