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最早的世界霸主，曾经以万国供养自身的大明

张懋的背影消失在承天殿门外之后，殿内重新安静了下来。

十一月的日光从两侧宽大的窗棂间漏进来，在地面上铺开两道斜斜的光带，光带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慢悠悠地旋转着，像是一群迷了路的金箔。

地龙还在烧着，暖意从脚底下慢慢升上来，包裹着朱厚照的身体，但他感觉不到那股暖意。

他的目光还落在殿门的方向，但已经不在看那道门了。

他的思绪已经从“春雷之策”的细节里抽了出来，跳到了更远的地方。

跳到了那片蔚蓝的海面上，跳到了那些满载货物、扬帆远航的宝船上，跳到了那些他从未亲眼见过、却在天上飘荡的数百年里反复目睹过的画面里。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这句话是他在天上飘着的时候听到的，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的后人说的，但他记得很清楚。

打仗从来都不是一件便宜的事，哪怕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把国库和内库都填得满满当当。

哪怕他抄没了三阁臣、三法司、张家兄弟和福建全省士绅的家产，哪怕他催缴了天下各省历年拖欠的赋税，哪怕新定的五等商税正在持续不断地往国库里输送着银两。

但打仗这件事，就像往一口无底洞里倒水，你永远不知道要倒多少才能把那个洞填满。

粮草要银子，军械要银子，战马要银子，将士的赏赐和抚恤要银子，运输粮草的民夫要吃饭，沿途的驿站要补给，战损的装备要更换。

哪一样都离不开银子，哪一样都是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往外流。

汉武帝当年打空了文景两朝几十年的积蓄，把自己治下打得几乎民不聊生，那还是在他有着足够大的国家机器来支撑消耗的情况下。

如果他的国库没有文景两朝留下的底子，如果他的商税没有足够的进项，如果他的手里没有那些可以源源不断变现的财富来源，他拿什么去打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朱厚照不想重蹈汉武帝后期的覆辙，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库在大战的消耗下一天一天地瘪下去，不想看到自己治下的百姓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卖儿卖女。

所以他必须在大战开始之前，找到一条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朝廷输送财富的通道。

而那条通道，在他的前世，曾经存在过，又被人亲手掐断了。

朱厚照的目光从殿门上收回来，落在自己面前那份还没有合上的军情奏报上。

他的视线没有聚焦在那些字上，而是穿过那些字，望向了更远的远方——望向了那片他从未亲眼见过、却在记忆中反复浮现的海面。

他想起了昔年的郑和。

想起了那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曾经七次驶向远方的船队。

想起了那些宝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那些在大明境内几乎一文不值、却在海外被当作真金白银接受的大明宝钞。

他想起了《大明会典》里记载的那些数字——一个青花白瓷盘，在海外价值五百贯；一个青花白瓷碗，价值三百贯；一个青花白瓷瓶，价值五百贯；一个青花白瓷酒瓶，价值一千五百贯。

而这些瓷器在大明境内的生产成本，不过几十文钱。

几千倍的差价。

不是几倍，不是几十倍，是几千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朝廷每年能往海外输出十万件瓷器，就能换回上千万贯的财富。

而十万件瓷器对于大明的瓷窑来说，不过是几个月甚至更短时间的产量，几乎不会对国内的瓷器市场造成任何影响。

意味着朝廷可以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从海外换回真金白银、香料珠宝、珍奇异兽，以及那些在大明境内价值高昂的货物。

他想起胡椒。

郑和船队在苏门答腊等原产地的胡椒收购价是一两白银一百斤，而运回大明之后，胡椒的官方售价约为每斤十两至二十两白银。一千到两千倍的差价，二十倍以上的利润空间。

他想起郑和船队用来支付这些东西的是什么。

大明宝钞，少量的永乐通宝铜钱，以及丝绸和瓷器。

永乐通宝铜钱的数量不多，价值也不高，可以忽略不计。

丝绸和瓷器在大明境内的生产成本极其低廉，甚至低廉到可以忽略不计。

而大明宝钞——朱厚照想到这里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一个说不上是嘲讽还是无奈的表情。

大明宝钞，太祖朱元璋发行的纸币，理论上应该像宋朝的交子、元朝的中统钞一样，成为大明的法定货币，流通天下。

但实际上呢？大明宝钞从发行的那一天起就在不断地贬值，到了弘治年间，它的价值已经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一张面值一石的宝钞，在市面上连半斗米都换不到。

说它是废纸都是抬举它了，至少废纸还能用来包东西，而大明宝钞连包东西都嫌它太薄。

百姓不愿意用它，商贾不愿意收它，朝廷自己都不愿意用它来发俸禄，因为发了也没人愿意要。

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在大明境内几乎毫无价值的废纸，在海外却有着真实不虚的价值。

所有的东南亚藩属国都认可它，都愿意接受它，都把它当成真金白银一样对待。

因为它是大明的宝钞。

因为大明是他们的宗主国，是他们的上国，是那个拥有着强大武力、足以让任何不服气的藩属国付出代价的天朝上国。

在那些藩属国的眼里，大明宝钞就是大明的信用，就是大明的威严，就是大明的天威。

他们不知道大明宝钞在大明境内已经贬值得一文不值，或者说他们知道，但他们不在乎。

因为对他们来说，大明宝钞代表的是大明的存在，代表的是他们与大明的联系，代表的是他们在大明的庇护下可以安心做生意、安心过日子。

只要大明还在，只要大明还是那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天朝上国，大明宝钞就永远有价值。

这就意味着，大明可以用一堆在大明境内毫无价值的废纸，从海外换回大量在大明境内价值高昂的货物。

这就相当于用废纸换真金白银，用空气换真金白银。

朱厚照想到了他前世在天上飘着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画面。

他看到过美利坚，那个在他飘荡数百年之后崛起于西半球的庞大帝国。

他看到美利坚是如何利用自己的霸权，不断加印那些本身没有价值、仅仅因为信用而被认可的美元，然后从世界各国运回一批又一批真实不虚的商品——石油、矿产、粮食、电子产品、汽车、各种各样的制成品。

那些国家拿到美元之后，又把美元重新投入美利坚的资本市场，购买美利坚的国债、股票、债券，让那些被印出来的纸币重新流回美利坚，而美利坚则用这些回流的热钱继续购买全世界的商品。

一次又一次，一轮又一轮，美利坚用一个几乎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循环，持续不断地从全世界吸血，供养着自己的繁荣和强大。

朱厚照当时在天上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原来如此。

原来这个世界上的霸权，还可以这样用。

原来所谓的“铸币税”，还可以这样玩。

原来一个国家可以用一堆纸，买遍全世界的商品，买完之后那堆纸还会重新流回自己手里，然后再印更多的纸，再买更多的商品。

无穷无尽，永不停歇。

而他当时看到的那个国家，那个用纸张换取真实财富、用信用购买全世界的国家，正是曾经的大明在十五世纪就曾经做到过的事情的翻版。

只不过，大明用的是宝钞，是丝绸，是瓷器。

而美利坚用的是美元，是国债，是金融工具。

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利用自己在他国眼中的信用，用自己的纸换取别人的货。

把别人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真实财富，换成自己轻轻松松印出来的纸。

朱厚照想到这里的时候，手指在椅子扶手上又轻轻叩了一下。

他想起了郑和船队下西洋的那些年，想起了那二十多年里，太宗永乐皇帝同时做的那些事。

永乐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在这二十二年里，他疏浚了大运河，营建了北京紫禁城，迁都北京。

他五次亲征蒙古，把鞑靼和瓦剌打得服服帖帖。

他占领了安南，在那里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

他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着黑龙江、乌苏里江、乌第河、库页岛那片广袤的土地。

他在西北设立了哈密卫，在西南设立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他对南海地区积极经营，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他还编撰了《永乐大典》，那部古今第一全书。

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是极其耗钱的大工程。

如果仅仅靠着朝廷征收的那一点点土地赋税，靠着那低得可怜的商税，别说做这些事了，连维持日常的开销都够呛。

那么，永乐皇帝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怎么在同一段时间内，既迁都又修运河、既亲征蒙古又经营边疆、既编撰《永乐大典》又下西洋的？

答案很简单，因为下西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来源。

郑和船队每一次出海，带出去的是瓷器、丝绸、茶叶、宝钞，带回来的是香料、珠宝、象牙、珍珠、珍奇异兽、真金白银。

那些香料和珠宝在大明的市场上能卖出极高的价格，那些象牙和珍珠能成为宫廷和贵族争相抢购的奢侈品，那些真金白银可以直接充实国库。

而朝廷付出的成本，不过是那些在大明境内生产成本极低的瓷器和丝绸，以及那些在大明境内几乎一文不值的大明宝钞。

这是一笔极为划算的买卖。

账面上看，朝廷是用瓷器、丝绸和宝钞去换胡椒、香料和珠宝。但实质上，朝廷是用空气去换真金白银。

因为瓷器和丝绸的成本接近于零，而宝钞的成本——在它已经贬值到几乎没有任何购买力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同样是零。

零成本的投入，换来巨额财富的回报。

这就是永乐盛世能够同时支撑那么多大工程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永乐皇帝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本事，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从海外往大明输血的方法。

那个方法，就是下西洋。

就是那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一次又一次驶向远方的船队。

就是那些满载着瓷器和丝绸的宝船，以及那些由大明宝钞堆砌起来的、看不见的信用之桥。

朱厚照的手指停住了。

殿内的光线已经移动了一段距离，从窗棂的正中移到了窗棂的侧边，在地面上拖出一道更长的、更斜的光影。

然而永乐皇帝用下西洋支撑起了整个永乐盛世的财政，但仁宗皇帝一登基，就停了郑和下西洋。

朱厚照的记忆里浮现出仁宗皇帝的形象，那个在位只有短短十个月的皇帝，那个被后世称为“仁宗”的人。

仁宗皇帝停了郑和下西洋的理由，在史书上写得很清楚——“下西洋耗费民力，所获不足以偿所费，且远国进贡，多为虚名，实利寡少。”

朱厚照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天上笑出了声。

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那种被气笑了的笑。

耗费民力？

郑和船队的水手和工匠，大多是沿海卫所的军户子弟和沿海各港口的熟练船工。

他们原本就是吃这碗饭的，在造船厂里造船、在码头上搬运货物、在海上航行，是他们的本行。

不让他们下西洋，他们依然会做这些事情，只是在为民间走私商贾服务而已。

朝廷组织了正规的下西洋舰队之后，这些水手和工匠反而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有了朝廷的保障和军饷，有了在大明官方的旗帜下航行的安全感。

所以，下西洋如何耗费民力？

所获不足以偿所费？

一个青花白瓷盘在海外价值五百贯，在大明境内生产成本不过几十文。

几千倍的差价，一千倍以上的利润空间。

这叫“不足以偿所费”？

远国进贡，多为虚名，实利寡少？

郑和船队带回来的那些胡椒、香料、象牙、珍珠，在大明的市场上能卖出什么价钱？

那些东西每一船每一船地运回来，每一船每一船地充实着大明的国库。

这叫“实利寡少”？

朱厚照在心里默默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那些话不是仁宗皇帝自己想出来的，是有人在仁宗皇帝耳边说的。

那些人是文官。

是那些江南的士绅，是那些靠着海上走私发了大财的士绅家族，是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尝够了走私带来的暴利的文官集团。

他们不希望朝廷把下西洋的生意重新夺回去，他们不希望朝廷用自己的船队和官方渠道去和他们争抢海外贸易的利润。

因为一旦朝廷重新掌握了下西洋的航线，一旦朝廷用自己的船队把那些瓷器、丝绸、宝钞运到海外，换回胡椒、香料、珍珠，那么那些靠着走私发了大财的士绅家族就会失去最大的财源。

他们的船队还在海上跑，但他们的货物不再有以前的优势了。

朝廷的船队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航线更稳，他们的走私生意会被挤压得没有生存空间。

所以他们要说服仁宗皇帝停了下西洋，他们要说那些话——“耗费民力”、“所获不足以偿所费”、“实利寡少”。

他们把下西洋描述成一个赔本的买卖，让仁宗皇帝觉得那是浪费国帑的事。

他们用一套看似有理实则荒谬的逻辑，把大明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掐断了。

仁宗皇帝信了，或者说，他想信。

于是郑和下西洋被停了，那些宝船被闲置在港口里，那些航海图被束之高阁，那些经验丰富的舵手和水手被遣散回家。

然后，宣宗皇帝登基了。

宣宗皇帝比仁宗皇帝清醒得多，他知道下西洋的价值，知道那些宝船和航线的意义。

他重启了下西洋，派郑和的副手王景弘率领船队再次出航。

但是，那些已经尝过走私暴利的士绅文官们，又怎么会舍得将这份暴利重新让回给朝廷呢？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船队，有了自己的航线，有了自己遍布东南亚的商业网络。

他们不需要朝廷的船队来替他们做生意，他们只需要朝廷继续关闭那些官方渠道，让海上的贸易继续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所以宣宗皇帝的重启下西洋，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宣宗皇帝的正统七年，王景弘最后一次出航之后，下西洋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而宣宗皇帝本人，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突然驾崩了。

朱厚照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又叩了一下，这一次比刚才更重一些，发出“笃”的一声闷响。

英年早逝，突然暴毙，不到四十岁。

这三个词放在一起，让朱厚照的目光微微沉了一下。

他没有证据，但他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见过太多次类似的“英年早逝”了。

那些挡了士绅文官财路的皇帝，往往都会“英年早逝”。

他们的死因在史书上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病笃”、“不豫”、“暴崩”，然后就翻篇了，没有人再追问。

宪宗皇帝也是“英年早逝”，死在刘文泰手里。

弘治皇帝也是“英年早逝”，也死在刘文泰手里。

宣宗皇帝呢？

他挡了士绅文官的财路，他想要重启下西洋，然后他就“英年早逝”了。

朱厚照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一个带着寒意的表情。

他想起了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在正统年间也曾想过要重启下西洋，他甚至已经下旨重新建造海船了。

但圣旨刚下不久，浙江矿工叶宗留就率众起义了，福建佃农邓茂七也率众起义了。

两场起义几乎是同时爆发，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席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数省，涉及数万矿工和农民。

朝廷派兵去剿，他们就利用福建的山地地形和朝廷的兵周旋。

朝廷的兵来了，他们跑了；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起义军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最后朝廷被迫调动中央大军镇压，耗费了无数银子和兵力，历时近五年，才将这两场起义镇压下去。

然后，下西洋的事就被搁置了。

再然后，就是土木堡之变。

英宗皇帝被俘，朝廷元气大伤，下西洋的事就再也没有人提了。

想到这里，朱厚照又想起了郭琰墓碑的事，那块碑是后世考古发现的，碑文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英宗皇帝下令建造一百二十条海船的事。

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在后续的《明史》里面却没有任何记录。

一百二十条海船，那是什么规模？

那是足以组成一支远洋舰队的大型船只，不是几十条小船。

造一百二十条海船需要多少银子？需要多少工匠？需要多少木料？需要多长时间？

这些在碑文上都有记载，但在正史里却一字不提。

朱厚照的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这不可能是忘记了，也不可能是漏掉了。

修史的人连皇帝某年某月某日吃了什么、说了什么话都要记下来，怎么可能把造一百二十条海船这么重要的事漏掉？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是故意不记的。

修史的人是文官，是那些江南士绅的子弟，是那些靠着海上走私发了大财的家族的子孙。

他们要把下西洋这件事从历史里抹去，抹得干干净净，让后世的人再也不会想起大明曾经拥有过那样一支庞大的舰队，再也不会想起那个曾经用废纸换回真金白银的辉煌时代。

土木堡之后，英宗皇帝重回皇位，又问起下西洋的事，大臣们不同意。

宪宗皇帝继位之后，又咨询大臣刘大夏下西洋的事，结果不仅被直接回绝了，刘大夏还把那些珍贵的航海图直接烧了。

烧了。

那些郑和船队用了几十年时间绘制出来的、标注着无数航线、港口、水文、风向的航海图，那些记录了东南洋各国地理、物产、风俗、政局的珍贵档案。

那些凝聚了无数水手和舵手心血和经验的航海资料，就这样被一把火烧掉了。

朱厚照前世在天上看到这段记载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些文官，是真的什么都敢干。

为了维护那份海上走私的暴利，为了不让朝廷重新掌握海外贸易的渠道，他们什么都敢干。

他们敢烧航海图，敢杀挡路的皇帝，敢在史书上篡改记录，敢把大明的舰队和航线从历史中彻底抹去。

朱厚照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殿内的暖意包裹着他的身体，但他心里有一块地方是冷的——那是被愤怒和清醒同时占据的地方。

他现在已经彻底想明白了。

如果朝廷能够重启下西洋，能够重新掌握从大明到东南亚、从东南亚到印度洋的航线，能够重新用瓷器、丝绸和宝钞从海外换回真金白银，那么大明的国库就不会因为战争而枯竭。

因为下西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朝廷输血的通道。

那些瓷器和丝绸在大明境内的成本几乎为零，而宝钞的成本更是负数，因为那些宝钞在大明境内已经没有任何购买力了。

用这些东西去换胡椒、香料、珍珠、象牙、真金白银，等于空手套白狼，等于无本万利。

而且，如果下西洋的航线重新掌握在朝廷手中，那些江南的士绅文官就会失去他们最大的财源，他们就不再有那么多银子去贿赂官员、培养子弟、经营关系网。

他们的经济基础被抽空了，他们在朝中和地方上的影响力就会随之萎缩。

但同时，朝廷手里有了源源不断的银子。

那些从海外运回来的胡椒、香料、象牙、珍珠、宝石，每一件都是钱，每一笔都能变成军饷、变成粮草、变成战马、变成边墙、变成军械。

有了这些银子，他就可以每年春天都出兵草原，一年接一年地扫荡、焚烧、驱散，直到鞑靼各部像当年的匈奴一样远遁漠北，再也不敢南望。

有了这些银子，他就可以继续推行国内的改革，修路、治水、办学、赈灾，一样都不耽误。

有了这些银子，他就不用再靠抄家来补贴国库了，他的内库就再也不会空了。

一条海路，连着草原的刀兵和朝廷的国库。

海路通了，银子就有了。

银子有了，刀兵就利了。

刀兵利了，草原就平了。

草原平了，大明的北疆就稳了。

北疆稳了，朝廷就能安心经营海外了。

经营海外，银子会更多。

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一个互相支撑的闭环。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