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走出去

傅斯年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家了，人对三岁以前的事，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一年回几次家，每次在家待的时间也都很短，他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感情总是相处出来的，虽然父子关系，不同于一般人的关系。总之，对于父亲，在感情上和朝夕相处爷爷、母亲是无法相比的。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学生们经常来家，每次总要说起他们敬爱的老师，从学生们的口中，傅斯年才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逐渐被偶像化了。因为和父亲在一起相处的时光很有限，这样一来，这有限的时光变得十分珍贵起来。

在没人的时候，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拼命的回忆自己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他反而特别思念起父亲。过去，和爷爷、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怎么愿意谈父亲的，但现在，他特别愿意和他们谈父亲，特别渴望的想知道有关父亲的事情。当然，他也同样特别想听父亲的学生们说父亲的事情。渐渐的，他特别希望父亲的学生来自己的家。在他看来，似乎，能看到父亲的这些得意门生，就如同看到了父亲一样。

傅斯年这一家人都知道，在傅旭安的学生中，他最中意的是侯延塽。家里人能感觉到，资助和帮助侯延塽，是傅旭安这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平日里谈起他的学生，侯延塽是常挂在嘴上的。

傅旭安去世后，给这个家最大帮助和安慰是傅旭安的这些学生，在这个家，最受欢迎的也是这些学生。

因此，不难想象，侯延塽的到来，会受到怎样的欢迎。特别是傅斯年，跟在侯延塽身边，几乎是寸步不离。

侯延塽，虽然是出身旧学，但他的思想是很开通的。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政法三年。中华民国初年，历任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监督。1921年，辞职闲居济南，后入山东省“红字会”，兴办慈善事业。1937年严辞拒绝伪省长唐仰杜(其世侄)邀请他到伪政府任职。从这些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个怎样的人。

人是有缘分的，侯延塽和恩师在一起的时候，恩师到是经常谈起他的这个大儿子。话里话外，能听出恩师对这个儿子是很满意的。虽然过去接触不多，但侯延塽能感觉出，傅斯年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

尽管如此，在和傅斯年深入接触后，侯延塽还是很出乎意料。他有些不敢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能读这么多书，怎么能有这样深厚的国学功底，怎么

能有如此的学问和见识。而且他很快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而且记忆力远超常人。

无意中发现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他本来想是大略的浏览一下，没想到自己会很快被文章吸引。他惊呆了，如果不是人就在眼前，怎么敢相信，这些文章是出自一个不满十三岁的孩子呢！侯延塽打心眼里为自己的恩师欣慰，同时也更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他愈发喜欢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孩子。如果说，先前，他要帮这个家，帮傅斯年，是出于报师恩，是一种责任，是不得不办的事，现在则成了不能不办的事。成了他心甘情愿必须做的事情，也成了他特别开心的事情。

对于侯延塽说来，报师恩很重要，但为眼前这个自己喜欢的孩子做点什么更重要。

按侯延塽原来的想法，不过是想办法筹集资金，使傅斯年能够完成学业，但是现在，他的想法变了。

侯延塽进京赶考后，见识了外边的世界，接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也结识了不少与众不同的朋友，使得他视野大开。

一个人要想求发展，首先，他脚下站立的这块地很重要。比如，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和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给人提供的机会能有可比性吗？

傅斯年所在的聊城，这个曾经的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相会的之地，交通和商贸发达曾使其富甲一方。而经济的繁荣也使其在方方面面成为引领潮流之地。但是，随着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河道堵塞，更主要的是海上运输的兴起，发展机遇开始由内陆转向沿海。聊城由一个交通便捷之地，变成了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从商贸发达之地，退回到了以内销为主的地方。在农村，商贸的发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占据了统治地位，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

经济萧条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的思想还沾沾自喜的停留在经济发展时期。正如傅斯年后来对此情况的反省中所说：

“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的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现在经济上状况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在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

文化的进来”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

这时候的侯延塽，已经深刻意识到：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他萌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但是，一方面，这个决心不好下，一方面，光靠他一个人还是不行的，他需要帮助。所以，这一次，他没有把这些想法表露出来。

他返京的时候，征得了傅斯年同意，带上了傅斯年的几篇文章，他当然有用。回京的路上，他先到了天津。这里有他几个好朋友，其中之一《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还有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

这些人都是有识之士，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这些人也都是爱才之人，有的人还和傅家有特殊的关系，比如傅淦的学生孔繁淦。大家都主张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

侯延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北京也不回了，直接从天津又返回聊城。

同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虽然很有些不舍，也担心傅斯年太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但是，无论傅淦还是李叔音，都是识大体的人，他们知道，孩子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

傅斯年虽年龄尚小，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对祖父、母亲尚有依恋，自然愿意出外求学，于是，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一九零八年冬，少年傅斯年离别了养育自己十三年的故乡，在寒风料峭中踏上了求学的征途。

当时，东昌府境内尚无公路，也没有汽车。一辆榆木和枣木制成的独轮车上，一侧坐着傅斯年，一侧装着行李，由车夫推着，“吱吱呀呀”地走在去禹城的路上。侯延塽跟在车的后边，他们是去禹城乘火车赶往天津。

对于傅斯年来说，这一步走出去，可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试想，当年的黎元洪，如果不是他的父亲，把他从黄陂带到天津，他怎么会有后来的精彩人生。袁世凯如果没有离开家乡从军的一举，怎么可能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叱诧风云。

同样，如果傅斯年没有这走出去的一步，谁知道他以后的人生会是怎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