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南迁

毫无疑问，在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展史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一个转折点。自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无疑是史语所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殷墟的15次考古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藏整理，大量的民族学、语言学资料的调查，语言学实验室的建设……

这些可以彪炳史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是只做这其中的一个，也是可以值得终身炫耀了，而这一桩桩，一件件，竟是这样的让人目不暇接！

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是处于太平盛世，傅斯年领军下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会创造怎样的辉煌呀！

然而，战争把这美好的一切都破坏了。

上一章说到了，在1937年8月17日的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上，为了躲避战乱，傅斯年坚决主张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南迁，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响应与支持，这一点，会后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

这也就正式宣布，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和平津重点大学开始南迁。

而在这特别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又身患重病，正在沪治疗。而中央研究院名义的二号人物，总干事朱家骅，正做为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而坐镇东南，根本无暇顾及中央研究院的事务。也就是说，不但是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担子，也全部压在了傅斯年这个代理总干事的身上。这么大的一个机构，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是国宝级的机构，在战乱中搬家容易吗！这时候的傅斯年，可是忙得一塌糊涂。而他的管事能力，也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

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之中，最难和最复杂的还是史语所，不说别的，光是15次从殷墟中发掘出来的那些东西，多大的量呀，而哪一件损坏，都无法弥补呀！还有内阁大库的档案，那么多的图书、资料。

对了，还有正在规划中的中央博物院里的国宝，哪一件不是价值连城！

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一起迁至湖南长沙。

其实，正如胡适所说，傅斯年“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最有条理”，早在淞沪会战之前，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打包装箱，准备内迁。

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南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往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

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迁到长沙后，史语所寄驻在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筹组了“长

沙临时大学”，也借用圣经学校上课。

1937年12月，日本开始向武汉进攻。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多公里，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必遭攻击。

面对危局，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电令史语所向昆明转移。

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

1938年1月，赵元任等语言组的人员到达昆明，在拓东路663号建立办事处。很快，人类学组、考古组和历史组的人员亦先后抵达昆明。拓东路的房屋不够使用，又租下青云街靛花巷3号作为办公地点。

7月，史语所集中在靛花巷3号办公，附近的竹安巷4号则作为职工宿舍。由于日机轰炸昆明城，10月，史语所疏散到城郊的龙头村及其周围地带，四个组分别在棕皮营的响应寺及龙头书坞、瓦窑村的普慧庵、龙头村的弥陀寺、宝台山的观音殿。

刚刚安顿下来，傅斯年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和研究。

在昆明期间，傅斯年除了承担着繁重的行政事务之外，完成和出版了其代表作《性命古训辨证》、发表了《序》、《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及多篇时论文章。

同时，带领历史组有序的对《明实录》和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校勘整理，他本人亲自校勘《太祖实录》36卷。

陈寅恪到昆明后一直住在靛花巷3号，他为他的住处起了个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青园学舍”。他在这里曾大病一场，但他的重要学术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在此期间完成。

语言组带着1936年春季调查湖北方言资料，到昆明后，在赵元任的主持下下，写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在此期间，语言组对云南方言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参加调查的主要有丁声树、董同龢、杨时逢等人。先后调查了云南省98个县、123个方言点，几乎覆盖了全省。这些调查材料由杨时逢整理编撰成《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年在台湾出版。赵元任为之作序。这部书全面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云南各县汉语方面的状况，语言描述精确，且有方言与古音的对照，是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及语言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深受学界好评。

语言组中的昆明人、音韵学家董同龢根据调查材料写成《保山话记音》。

李方桂很早就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30年代初期曾调查过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这期间又对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傣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这些为其日后的重要著作

《比较傣语手册》和多篇论文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材料。

罗常培则在1938年发表《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昆明话的特点。以后又发表《云南之语言》，这是第一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研究云南语言的论文，对云南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特点、分区及系属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发，这篇文章在云南语言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组在李济的领下，开展殷墟陶器研究，为编制《殷墟陶器图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李济本人在龙头村主要进行殷墟各类陶片吸水比重实验，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在此期间，李济被推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兼任云南大学教授。他还兼任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这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设在竹园村，那里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董作宾在完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后即着手编撰《殷历谱》。这是一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法，进而研究商代纪年的宏大工程，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和大量的计算，有相当的难度，在辗转迁徙过程中董先生一直坚持研究，前后十年，终成名著。

正如傅斯年在其序中所说，“发乎勇，成乎智”，“昔在昆明彦堂（董作宾）始为祀谱其好合之妙，不特见者惊之，即作者亦自惊也。”

梁思永研究西北冈的铜器，将铜器高低、顶部宽窄在旁画图注明。

胡厚宣曾以3个月时间写成《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达10余万字，引用卜辞二千余条，后编入《甲骨学商史论丛》续集第一册，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被誉为“长篇巨制，气象万千”。

吴金鼎与王介忱、曾昭燏等开展大理洱海一带的考古，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发现史前遗址21处，发掘了其中的5处，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对于认识中国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奠定了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这份报告于1942年中央博物院出版。

人类学组主在吴宝良带领下，先后开展了“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殷墟颅骨研究”、“各族下颚骨颏孔位置比较”、“罗罗体质分析”、“中国人蹠骨与跗骨之比较”、“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凌纯声和芮逸夫密切合作，在龙头村，他们整理撰写《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介绍湘西苗族的第一部学术著作，50余万字，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47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凌纯声先生作为“内政部”聘请的专家，编写出《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并参与筹划全国风俗简易调查，起草调查表等。他撰有《中国边疆之土司制度》、《云南民族之地理分布》、《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