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明清档案整理

1929年春，史语所迁至北平后，傅斯年立即着手筹划对这批明清档案的整理。

首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分散的档案，还是集中到一处整理的好。而十二多万斤的纸张，光存放保管就需要不小的地方，何况还要进行整理。为了找到合适的地方，傅斯年可是下了一番功夫。找来找去，他看好属于历史博物馆的午门楼。

经过一番操作，一直到这一年的7月，由教育部出面将此房舍拨给中央研究院，再由中央研究院决定，交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使用。

地方有了，傅斯年随即找人对午门东西廊房进行了简单的整修，拟作为为工作室之用。同时购进了整理用具。

与此同时，傅斯年派人将存放于天津的部分，运回北平。存放北平的部分，也陆续运到午门楼。待平津两地档案陆续运至，傅斯年已经组织起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他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5人为编刊委员。

明清档案整理，无疑应当是第一组（历史学）的业务。陈寅恪博作为第一组的主任，理当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

这样特殊的档案整理，无疑对人的学识水平要求是很高的。这对于博学多识，精通满蒙文字，长于文史考证的陈寅恪来说，自然是得心而应手。但是，一方面，陈寅恪当时虽已出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却仍在清华、北大兼课，时间上很难不与档案整理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陈寅恪这位学问大家，组织领导和许多事务的张罗，恐怕并非其所长。

对这样大的量的档案的整理，需要人手，也就需要对人的组织领导，加之后勤保障等繁杂的事务，光靠陈寅恪这个第一组的主任肯定是勉为其难的。包括档案整理之规划，人员的组织和安排，实际上很多都是由傅斯年包办的。

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傅斯年的老师，他曾用心采辑明季史事，参加过北大所接收的清内阁档案的整理，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陈垣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理事，掌文献部，曾领导、规划清宫档案的分类整理，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拟定的《整理档案八法》，即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仍为这次档案整理基本指南。他们二人名为编辑委员，实为傅斯年所聘之高级顾问。

而关于档案收藏、整理、刊布等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也都是傅斯年在居中谋划。而具体之业务活动，则多由本史语所第一组的研究员徐中舒具体负责。

徐中舒（1898年10月15日—1991年1月9日），初名道威，

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

1928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1937年，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

1949年以后，徐中舒又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徐中舒博涉民族史、地方史、明清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将之融铸一炉，相互参证，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在文字学方面，徐中舒的《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乃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他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文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字典，成为中国辞书出版史上一座里程碑，而他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则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

当然，这为后话。

9月底，这次为整理档案专门招聘来的20多名档案整理人员，分成6个小组，整理工作也随之而全面展开。

至1930年7月，这批档案已清理出十之七八，其余部分均已破烂不堪，不少是片纸只字，无法连贯，整理起来十分困难。他们把这些未经整理的档案重新装入麻袋，打算日后再作处理。

在清理这批档案的同时，傅斯年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他准备一边进行清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明清史料》，将整理所得公之于世。

他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写道：

“此所刊布，皆整理中随时捡出，以为值得流通于世间者。最完美之办法为俟整理完事，再将一切认为可以刊印之篇，详加别择，以类相从，附以考证而刊行之。如此可为一个整个之制作。然似此事业，完工不可期之于十年之内。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予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订定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将“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于是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

按照这个原则，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1年将首批整理的档案公开刊布印行，取名《明清史

料》。此次印行者称之为“甲编”，共有10册。

第1至6册乃整理档案时随意捡出的文件，包括明季边情，有关骚乱反叛事件的奏章、题本及沈阳旧档等。其中以顺治朝奏章为最多，涉及到郑成功、李定国、洪承畴等重要人物的史料皆有选录。

第7册为朝鲜史料。

第8至10册乃明季边情方面的文件。

1936年出版乙编、丙编各10册。

乙编第1至6册录明季边情文献。

第7、8、9册录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盗、山贼、红夷、倭患及黔、滇、川三省的土司文献。

第10册录农民起义方面的文献。

丙编第1册为沈阳旧档，第2册为洪承畴奏章，第3至10册为顺治朝奏章。

以上三编30册均为线装，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均告停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编10册的篇目内容已经选定，但因时局动荡，迟迟未能付印。后来还是在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整理后，交商务印书馆刊印面世。内容包括有关郑成功的史料、明季边情的文献，康熙朝奏章和三藩之乱的若干文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取档案中之精华部分（约占原有件数的三分之一）随所搬迁。

1948年底1949年初，史语所迁至台湾的杨梅镇，这批档案则随之运台。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史语所继续刊印《明清史料》之戊、己、庚、辛、壬、癸各编。自甲编至癸编共100册，收录史料10000页。另外还刊印了李光涛等人选编的《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

运往台湾的清内阁大库档案共有31万件，至80年代中期已经整理出7万多件。约有三分之一的档案因腐烂霉变、水渍虫蛀而成为残屑碎片，另有三分之一未开箱检视，存于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地下室中。

1986年之后，因得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等单位的资助与合作，刊布印行之速度加快，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出版近300册。这批珍贵档案资料的整理被列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大工程之一，准备将这些档案建成影像档，为人们提供网络检索与阅读的便利。

虽然，这其中很多的成果，已经是傅斯年离开中央史语所，甚至是他离世之后的事情。但可以想象，如果傅斯年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