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4章 大中之治（三）

在宣宗的治国认知中，刺史为一方百姓父母官，是天下治乱、民心向背的根本。天下由万千州县拼凑而成，中枢政令再好，若地方刺史贪腐无能、苛政扰民、治理无方，百姓依旧流离疾苦、天下依旧不得安宁。

鉴于前朝刺史多由权臣随意举荐、宦官私相授受，大量庸官劣吏坐镇州县、祸害一方，李忱立下硬性定制：凡新任刺史人选既定，一律不得直接赴任、即刻履职，必须先行入京，由帝王当面召见、亲自考察、亲问施政方略。

他曾对群臣直言此举深意：“朕深知前朝刺史多非其人，庸劣在位、贪浊扰民、祸害苍生。故而天下州牧，朕必一一亲见，询其理政之策、观其器识优劣、察其心性品行，而后定其任免，绝不令庸人再牧一方、苦我百姓！”

帝王亲考刺史，从根源筛除庸碌贪鄙之徒，确保地方守令皆为有心安民、勤政实干之人，为大中朝民生安定、州县太平筑牢根基。

唐武宗会昌年间，为裁抑僧尼、充实国库、杜绝寺院兼并土地、逃避赋税兵役，曾推行极端严苛的灭佛政策，全国毁寺驱僧、没收寺产、取缔佛事，手段过激、矫枉过正，致使天下佛教信徒人心惶惶、朝野非议四起。

李忱登基之后，深知武宗灭佛虽意在富国利民，却过激失度、伤及民心、激化朝野矛盾。为纠正前朝弊政、调和朝野人心、安抚广大信众、收拢佛教朝臣势力，他适度松弛灭佛禁令、恢复合法佛事、准许寺院适度重建、僧尼适度归寺。

此番调整，主动放弃朝廷从寺院掠夺的巨额经济利益，却彻底赢得了天下信佛百姓与朝野文臣的人心支持，迅速夯实自身皇权统治的政治根基。凭借稳固的朝野人心与政治基础，宣宗得以不受掣肘、放手刷新朝政、整肃积弊、推行新政。

李忱待人宽厚、体恤臣下、仁爱百姓，却宽中有严、仁而有度、法度森严，绝不因私恩废公法、不因亲近纵罪恶。他治政最核心的准则，便是法不阿贵、刑不避亲，尤其严控身边近臣、亲信、外戚、伶人干预朝政、恃宠乱法。

他曾明告朝野、

立下铁规：“但凡触犯朝廷国法，纵使是朕的宗亲子弟、近幸亲信，亦绝不宽赦、一体论罪！”公私分明、法度至上，是其驭下的根本原则。

对待无才无功的皇亲国戚，他更是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宣宗生母孝明皇后之弟郑光，身为帝王亲舅、外戚至亲，一度出任藩镇节度使，身份尊贵、圣眷优渥。李忱念及宗亲，曾多次召见郑光，恳切与之探讨牧民理政、治军守土之道，期许其能修身履职、为国效力。

奈何郑光资质庸浅、见识鄙陋、胸无治术，面对帝王问政，应对浅薄、言语粗疏、全无理政之才。李忱见状大为不悦，深知其不堪为民父母、不足以坐镇一方、治理州县。纵使是至亲外戚，亦绝不因人废制、徇私授官，自此之后终身不再令郑光担任民政官职，杜绝外戚庸官扰民乱政。

《资治通鉴》《唐语林》皆载其用法至严、宠不废法的经典史事，足见其大公至正的治国本心。

其一为伶人祝汉贞之事。祝汉贞天性诙谐、才思敏捷、临场应变过人，擅长滑稽戏谑、应答助兴，常年随侍帝王左右，为李忱消解政务疲惫，深得帝王宠幸。

长久受宠之下，祝汉贞渐渐忘形，逾越伶人本分，在御前谈笑之间肆意评议朝政、妄论官员得失、干预朝堂事务。李忱当即正色变脸、严厉斥责：“朕养你在侧，只为娱情解闷、调剂闲暇，你区区伶人贱役，怎敢妄议军国大政、干预朝廷是非！”

自此彻底疏远祝汉贞、不再召见恩宠。后祝汉贞之子贪赃枉法、触犯国法，李忱当即严惩，杖杀其子，将祝汉贞流放远地，绝不因旧日宠幸赦免其家罪过，彻底杜绝伶人干政之端。

其二为乐工罗程之案。罗程身怀绝世技艺，琵琶弹奏冠绝一时、天下无双，音律精妙、无人能及，凭借高超才艺深得李忱偏爱，圣眷极盛。

恃宠而骄之下，罗程日渐跋扈放肆、目无法度，竟因市井小事与人争执、冲动杀人、触犯死罪，随即被有司抓捕入狱、依律论死。

宫中一众乐工伶人感念其绝世才艺，纷纷齐聚御前跪地求情，恳请

帝王爱惜人才、赦免其死罪，言罗程技艺无双，可常年为宫宴助兴、供帝王赏乐。

面对近臣求情、才艺诱惑，李忱不为所动，一语道破帝王公心、为国守法的底线：“汝等所惜者，罗程一人之绝艺也；朕所守者，列祖列宗之国法也！艺可再求，法不可废！”最终毅然下诏，将罗程依法杖杀，以儆效尤，昭示天下：私情不可凌驾国法，宠幸不能豁免刑罪。

内政之上，李忱勤俭自持、躬行节俭、轻徭薄赋、体恤黎民，逐年减免地方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慎选良吏、肃清吏治、安抚流民、劝课农桑，全力休养天下民力。同时广开贤路、精择人才、整肃官场、杜绝贪腐，让历经数朝动荡凋敝的民间社会，渐渐恢复生机、百姓日渐富足。

对外武功上，趁着周边部族势力衰落、内乱频发之机，唐军连年出击、屡战屡胜，接连挫败吐蕃、回鹘、党项、奚人等边境部族势力。自安史之乱后，被吐蕃侵占近百年的河西、陇右大片故土，尽数被唐军收复，一扫中唐以来对外屡败、疆土日蹙的颓势，大唐国势骤然提振、声威复振。

在内修民政、外振国威的双重治理下，已然走向衰败、积弊深重的晚唐王朝，重现政局清明、民生安定、边疆稳固、朝野有序的小康中兴局面。后世诸多史家高度评价宣宗治世，将其与西汉文景之治、初唐贞观之治并列，尊其为一代明君，遂将李忱大中年间的清明治世，史称“大中之治”。

然历代明君皆非完人，唐宣宗的治世亦存在显著短板与深层隐患，后世史家亦有中肯批评，称其“知为君之小节，而不知其大节”“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浑厚之意”。

李忱为政过于细密、精于苛察、事事亲细、明察太过，擅长纠察细微过错、整治细碎弊政，却疏于王朝顶层制度革新、长久大政布局、根本弊病根除。他能肃清一时吏治、安定一朝民生，却无法根除晚唐最深层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余弊、储位不定等根本性顽疾，为大中晚年及唐末动乱埋下巨大隐患，最终酿成内臣争立嗣君、宫闱几近大乱的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