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倒霉的瓦尔特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8点。

瓦尔特仔细观察了自己身处的病房：这是一间普通多人病房，里面有六张床，其他五张暂时还空着。墙壁刷着白灰，下半截是深绿色的墙裙，漆面有些剥落。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的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一排光秃秃的椴树。

他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这具躯体，也需要时间有条不紊的梳理原主的记忆。但更为关键的，是他要清楚是谁要杀瓦尔特·科勒，谁又是幕后的真正凶手，以及他这样做的深层动机。

“科勒先生，哈塞医生来看您了。”伊丽莎白护士站在门口通报。

瓦尔特侧过头，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走进病房。

这人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燕尾服，领口系着深灰色的领结，那一双皮鞋的锃亮，几乎都能映出他的身影。他的胡须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也用发蜡硬生生的固定，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一场真正的贵族晚宴。

此刻的柏林医学院里，老派医生依然穿着黑色礼服，留着浓密八字胡；而年轻且激进的外科医生或是实习医生，很多已在手术室里换上了白大褂，并剃着干净利落的“卫生胡”。

“科勒先生，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哈塞医生问道，声音温和，不同于往日巡房时的严肃面孔。这也许是同行对同行，老前辈对后进者的缘故。

事实上，瓦尔特就曾在夏洛特医院里实习过一段时间，与面前的哈塞医生有过师生之谊。只是现在，这位实习医生的职业生涯，恐怕……

“右手是搏动性跳痛，头部持续的胀痛或压迫感。”瓦尔特的语气，声音低沉而克制。

“这是正常的。你被马车撞到时头部也受了撞击，有点轻微脑震荡。”

一边说着，哈塞医生翻开病历夹看了一眼，然后合上，叹了口气，“关于你的右手，我不得不坦诚地告诉你，即便骨伤愈合，神经和肌腱的损伤也无法逆转。你……可能要考虑转行。外科大夫的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了。”

“我知道。”瓦尔特平静地说，对于这个答案他早已心知肚明。

哈塞医生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通常状况下，病人听到这种消息会产生情绪上的崩溃，或哭喊，或沉默，或暴怒。然而这个年轻人却出奇的冷静，冷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失去毕生梦想的人。

顿了顿，哈塞医生继续说道：“柏林大学那边，我

准备向医学院院长和贝格曼教授递交一份伤情陈述。依照常理，等到你伤势痊愈后，学院那边会考虑邀请你担待医学院的助教。只是中尉军医官的任命，我收到了消息，普鲁士军部那边决定无限期推迟了。”

与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主流大学类似，柏林大学尽管没有学费一说，但家境贫寒的瓦尔特依然无法承担在校期间的各种学杂费，住宿费和生活费。

另外，医学院的实验与耗材投入大，设备与空间要求也高，这其中的很多耗材的开销，是需要医学院的学生做集体分摊。

基于此，瓦尔特主动向普鲁士教育部和帝国-军部申请了医学免费生，并获得了批准，在医学院的七年内，国家不仅减免了瓦尔特的学杂费及住宿费，每月还下发有一笔生活补助。

其代价，是等到科勒博士毕业之后，必须成为普鲁士军队的预备役军医官（通常授予中尉军衔），服役期限通常是6到8年。

现如今，普鲁士军部鉴于瓦尔特因为右手残疾，不具备成为外科医生的资格，随即也不打算任命瓦尔特·科勒为预备役中尉军医官。

对崇尚自由与开放的大学及医学界来说，瓦尔特是否成为容克贵族主导的普鲁士军队的军医官，意义并不大。真正的麻烦，来自一笔不期而遇的负债。

由于瓦尔特-科勒无法得到军医官的任命，拿到普鲁士王国及德意志帝国的军籍，而依照惯例，这位落魄医生必须在未来的12个月内，全额偿还普鲁士军方在过去7年里，代为支付的各类学杂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

瓦尔特本人粗略算过，上述林林总总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不低于8千马克。在1903年的柏林，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2.9公斤的黄金。

20世纪初，德国有经验的产业工人的月薪，大约在40到60马克之间，换算下来年薪约为480至720马克。而在当时的收入结构中，绝大多数行业的年均收入低于1000马克。

即便是贝格曼教授接纳瓦尔特为医学院的助教，但一名新入职的大学医学院助教的薪水并不丰厚，其月收入通常150到200马克之间，换算下来年收入大约在两千马克左右，相当于一名普通的政-府雇员。如果再扣除日常的租房与各类生活开销，几乎攒不了几个钱。

所以要在一年内偿还国家债务，根本就不可能，除非是找个商业银行做贷款(但自己信誉不

足)，或是寻求地下钱庄（实则代价太高），或是向那个已经断了联系的好心人求助（然而对方已消失多年）……

“谢谢您，哈塞老师！”瓦尔特感激的说。

哈塞医生把病历夹还给护士，又叮嘱了几句用药和饮食的事，便转身离开了。

依照惯例，每周三的上午九点，哈塞医生会在外科阶梯教室，给在夏洛特医院的10多名实习医生，进行一场现场手术教学。

等到主治医生离开后，伊丽莎白护士便开始为瓦尔特换药。随纱布的一层一层的揭开，下面那一片狰狞的伤口清晰的展现开来。

手腕的右侧手背上赫然印有两道深深的缝合疤痕，皮肤都快要憋的发紫了，眼看把手掌都肿得发酵的面团似的。

右手手背上有两道深深的缝合痕迹，皮肤呈暗紫色，肿胀得像发酵的面团。瓦尔特用左手轻轻触碰了一下，痛得几乎要晕过去。

临近中午时分，走廊里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接着便是两三人的交谈声，还有皮鞋踩在地面发出的清脆声响，并夹杂有低沉的命令声。

病房外的走廊里，几个人聚在一起，小声的议论着。

“哦，红堡的人来了！还去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单人病房！”

“嗯，听说是一位贵族夫人悬梁自尽了，两个小时前才被人发现，还是女仆叫了医院的护工才将人放下来，当时就没了气息……”

“嘘，快闭嘴！当官的出来了，”

在1903年的柏林，“红堡”就是柏林警察局的代名词。那座位于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砖红色哥特式建筑，是普鲁士警政的中枢，柏林人习惯用它的颜色来指代警察局。据说那栋楼的砖石来自于一座中世纪城堡的废墟，颜色深沉如凝固的血。

就在好事者纷纷避开之际，一个身穿深蓝色制服，配尖顶头盔，留着浓密八字胡，肩章边缘有一条金色花边的中年警官，从另一个病房退到了走廊。

他是霍夫曼警长，尽管才三十多岁，但鬓角已经有些斑白。在其身后跟着两名普通警员，他们的肩章呈现为平滑的绿色肩裙，没有任何附加的徽章或花边。

霍夫曼警长站在通往一楼的楼梯口，这里离瓦尔特的病房门口不过两三米的距离。他皱了皱眉，显然对眼前的这个案子感到有些棘手。可就要转身离去的当口，楼梯上却传来一双急促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