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白居易《琵琶行》的“天涯沦落人”

谁能想到，那个在长安敢跟皇帝叫板、写《卖炭翁》骂宫市的白居易，会栽个大跟头——38岁那年，他因为替被刺杀的宰相说句公道话，被人扣上“越职言事”的帽子，一脚踹到江州当司马。这一贬，把他从“春风得意”的谏官，直接贬成了“枫叶荻花秋瑟瑟”里的失意人。

可也正是这次贬谪，让白居易变了——以前满脑子“兼济天下”，要替所有百姓出头；到了江州，他开始琢磨“独善其身”，学会在委屈里找平静。

但他没彻底消沉，反而写出了《琵琶行》，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尽了多少人的心酸。

长安的“意外”：替宰相说句话，就被踹出京城

元和十年（815年）的长安，有点不太平。六月的一天早上，宰相武元衡刚走出家门，准备上朝，从暗处冲出来几个刺客，一刀就把他杀了，还把脑袋砍下来带走了。消息传到宫里，满朝文武都吓傻了——谁敢在京城杀宰相？

当时白居易在家里整理新乐府诗，听到消息，气得拍桌子：“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必须抓住刺客，给宰相一个交代！”他没等上朝，就直接写了封奏折，快马加鞭送进宫，要求皇帝立刻下令，严查凶手，严惩幕后黑手。

他以为做的是对的——宰相被刺，关乎朝廷脸面，每个官员都该站出来说话。可他忘了，官场里的“对”和“错”，从来不是看事情本身，是看你“该不该说”。

白居易当时的官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说白了就是陪太子读书的，管的是太子的事，没资格管“宰相遇刺”这种朝堂大事。有人就抓住这一点，在皇帝面前告状：“白居易这是越职言事！他一个陪太子的官，敢管宰相的事，分明是想博名声，不把朝廷规矩放在眼里！”

更坏的是，之前被白居易写诗骂过的贪官，也趁机落井下石：“白居易以前就爱乱说话，现在还敢越权，这种人留不得！”皇帝本来就因为宰相遇刺心烦，听了这些话，也没细想，就下了命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接到贬令那天，白居易在给元稹写信，说最近又写了首反映农民苦的诗。信还没写完，小吏就把贬令递到他手里。他看着“贬为江州司马”几个字，手都在抖，墨水洒了满纸。他想不通：“我到底错在哪了？替宰相说句公道话，就该被贬吗？”

收拾行李的时候，妻子哭着说：“早劝你别那么耿直，你不听，现在可怎么办？江州那么远，那么偏，日子怎么过啊？”白居易没说话，只是把写的新乐府诗整理好，放进箱子里——那些诗，是他在长安的心血，是他“兼济天下”的念想，现在带着它们，离开这座他想改变的城市。

离开长安那天，天刚亮，没一个官员来送他，只有几个老朋友偷偷在城外的小桥边等他。元稹不在长安，托人给他带了一包茶叶，还有句话：“到了江州，照顾好自己，别太委屈自己。”白居易接过茶叶，眼圈红了——在长安，他得罪了那么多人，可还有人记得他，这就够了。

坐在去江州的马车上，他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荒凉，心里像被堵了块石头。他想起在长安当左拾遗的日子，想起写《卖炭翁》时的热血，想起跟元稹一起发起新乐府运动的意气风发——那些日子，好像就在昨天，可现在，他成了个“被贬的罪官”，连回头看一眼长安的勇气都没有。

初到江州：从“长安贵官”到“茅草屋租客”

江州（现在的江西九江）跟长安比，简直是两个世界。长安有繁华的大街、气派的宫殿，江州只有泥泞的小路、破旧的茅草屋；长安冬天有暖气，江州冬天又湿又冷，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里钻；长安有熟悉的朋友、喜欢的食物，江州只有陌生的方言、吃不惯的鱼鲜。

白居易刚到江州，被安排住在城外的一间茅草屋里。屋子又小又破，窗户漏风，屋顶漏雨，一到下雨天，锅里、盆里都得接着水。晚上没有灯油，只能点松脂，烟呛得人直流眼泪。他以前在长安住的是官宅，有仆人打扫、做饭，现在什么都得自己来——劈柴、挑水、做饭，这些活他以前连碰都没碰过，刚开始劈柴，手被斧子磨得全是水泡，疼得晚上睡不着觉。

更让他难受的是“没地位”。在长安，他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员们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在江州，他是“贬官”，没人把他当回事——刺史见了他，话都懒得说几句；小吏更是敢对他摆脸色，有时候连俸禄都故意拖拖拉拉不给。

有次他去城里办事，想找刺史商量怎么解决江州百姓的粮荒，刺史却推脱说“忙”，让他等。他在刺史府门口等了整整一天，从早上等到天黑，连口热水都没喝上。最后刺史出来了，说了句“这事我管不了，你看着办”，就转身走了。

白居易站在刺史府门口，看着来往的官员说说笑笑，心里又委屈又失望。他想起在长安写的诗，想起“兼济天下”的志向——原来在偏远的江州，他连替百姓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晚上回到茅草屋，他煮了碗稀粥，就着咸菜吃。粥很稀，能照见人影，咸菜又咸又涩。他吃着吃着，就想起长安的日子，想起妻子做的面条，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给元稹写信，说：“江州的日子太

苦了，我每天都想回长安，可我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以前总觉得，敢说话、敢做事，就能帮百姓，可现在才知道，我连自己都帮不了。”

那段时间，他天天待在茅草屋里，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写诗。早上起来，就坐在门口看江水；晚上，就躺在床上学着听江州的方言。有时候，他会拿出带的新乐府诗，一页页翻，看着上面的字，好像能想起在长安的日子，可越想，心里越疼。

有个老邻居，是个种茶的老农，见他天天愁眉苦脸，就经常来陪他聊天，给他送点新采的茶叶。老农说：“先生，我知道你心里苦，可日子还得过啊。江州虽然偏，可山好水好，好好过，总能过下去的。”白居易听着老农的话，心里稍微好受点——在江州，还有人把他当“人”看，不是当“贬官”。

秋夜遇琵琶女：一曲弹碎心事，写出《琵琶行》

白居易在江州憋了快一年，直到一个秋天的晚上，遇到了一个弹琵琶的女人，才把心里的委屈全倒了出来，写出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那天晚上，白居易送一个朋友离开江州，在江边的船里喝酒。天很黑，风很大，江面上飘着枫叶和荻花，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沉。他们喝着酒，聊着天，聊着聊着，就听见远处传来琵琶声——声音又轻又怨，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叹气。

白居易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说：“这琵琶弹得真好，咱们去找弹琵琶的人聊聊吧。”朋友说：“说不定是哪个歌女，有什么好聊的？”白居易却坚持：“这么好的琴声，肯定有故事。”

他们让船夫把船划过去，果然看见一艘小船上，有个女人抱着琵琶，坐在船头。白居易大声说：“姑娘，你的琵琶弹得真好，能不能再弹一曲？我们给你钱。”

女人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她调了调弦，轻轻拨了一下，声音刚出来，江面上的风好像都停了。她弹的是首哀怨的曲子，一会儿像急雨噼里啪啦往下落（大弦嘈嘈如急雨），一会儿像两个人在小声说话（小弦切切如私语），一会儿又像珠子落在玉盘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白居易和朋友都听呆了，连酒都忘了喝。弹完一曲，女人放下琵琶，叹气道：“我好久没弹琵琶了，今天见你们是好人，才弹给你们听。”

白居易问她：“姑娘，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会在这里弹琵琶？”女人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以前是长安有名的歌女，十三岁就学会了弹琵琶，多少王公贵族都想听她弹一曲。那时候，她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天天在酒楼上弹琵琶，客人给的赏钱能堆成山。可后来，她老了，客人也少了，最后嫁给了一个商人。商人只就知道赚钱，把她一个人留在船上，去外地做生意，她天天弹琵琶解闷。

白居易听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这女人的命，不就跟他一样吗？以前在长安风光无限，现在却沦落天涯，没人在乎。他想起在长安当谏官的日子，想起被贬到江州的委屈，想起理想碎了一地，忍不住说：“姑娘，你不用难过，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天涯沦落人’啊！”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女人弹了一首又一首琵琶曲，白居易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临走前，白居易说：“姑娘，你的故事太让我感动了，我要写一首诗，把你的故事记下来。”

回到茅草屋，白居易借着松脂的光，拿起笔，一口气写下了《琵琶行》。

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再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每一句都带着他的眼泪，带着他的委屈，带着他对命运的感慨。

尤其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这几句，以前没人这么写音乐——不是说“弹得好听”，是把声音写成画面，让读者好像真的听到了琵琶声，这就是“以声写情”的妙处。

后来有人说，《琵琶行》是“中国叙事诗的巅峰”，不是没有道理——它不光写了琵琶女的故事，还写了白居易自己的故事，写了所有“不得志的人”的故事。

《琵琶行》写出来后，很快就传遍了江州，传到了长安，甚至传到了皇宫里。有人读了，哭了；有人读了，想起了自己的委屈；还有人读了，开始同情白居易——原来这个“被贬的罪官”，心里装着这么多的苦。

精神蜕变：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不是放弃是成长

写完《琵琶行》，白居易好像变了个人——以前的他，像个浑身是刺的刺猬，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冲上去争一争；现在的他，好像温柔了很多，开始学着跟自己和解，跟命运和解。

他在庐山脚下盖了间草堂，不再住城里的茅草屋。草堂很简单，几间屋子，院子里种了些竹子和菊花，门口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每天早上，他就起来看竹子、喂鱼；上午，就坐在草堂里读佛经；下午，就去庐山里散步，跟山里的和尚聊天；晚上，就点着灯，写点喜欢的诗，不再写那些骂贪官、反映疾苦的讽喻诗了。

有人说他“消沉了”“放弃理想了”，白居易不这么认为。他在给

朋友的信里写：“以前我总想着‘兼济天下’，想替所有百姓出头，现在才知道，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替别人出头？不是我不想帮百姓，是我没能力了。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好好过日子，不跟自己较劲，也不跟命运较劲。”

他的“独善其身”，不是消极避世，是在现实面前，学会了调整自己。以前他觉得，在长安当官，才能帮百姓；现在他觉得，就算在江州，也能做些小事——比如，老农的茶叶卖不出去，他就帮老农写广告，让城里的商人来买；邻居家的孩子没书读，他就把自己的书拿出来，教孩子认字；江州闹粮荒，他就给刺史提建议，让官府开仓放粮，虽然刺史不一定听，但他还是会说。

有次，他去庐山散步，遇到一个农民在地里种麦子。农民说：“今年天旱，麦子长得不好，要是再不下雨，就没收成了。”白居易听了，就帮农民找水源，还跟其他农民一起挖水渠，把山泉水引到田里。虽然水渠不长，只能浇几亩地，但农民们都很感激他：“白先生，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的麦子就完了。”

白居易看着绿油油的麦子，心里暖暖的——他发现，就算不能“兼济天下”，能帮身边的人做点小事，也挺好的。以前他追求的是“大理想”，现在他明白，“小温暖”也很重要。

他还开始反思以前的脾气——以前在长安，他太耿直了，不管什么事，都要直说，不懂得变通，所以才会得罪那么多人，才会被贬。现在他觉得，有时候，说话委婉一点，做事灵活一点，反而能把事办成。他在诗里写：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意思是，以前总想着追求远方的风景，觉得得不到的才最好；现在到了远方，才发现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眼前的风景也很好。

这种反思，让他变得更成熟、更平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愁眉苦脸，而是学会了欣赏江州的美——他写江州的庐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写江州的江水：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后来这句被张若虚化用，但白居易的原句也很妙）；

写草堂的竹子：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这些诗里，没有了以前的愤怒和委屈，多了些平静和温柔。

江州的意义：不是终点，是新的开始

白居易在江州待了四年，后来被调到忠州当刺史，再后来又回了长安，当了更大的官。但他一辈子都没忘记江州——没忘记江州的茅草屋，没忘记江边的琵琶女，没忘记庐山的草堂，没忘记在江州学会的“独善其身”。

江州的贬谪，对他来说，不是人生的终点，是新的开始。以前的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觉得只要有热血、有勇气，就能改变世界；现在的他，是个“现实主义者”，知道世界不是那么好改变的，但也不会放弃对美好的追求。

他后来回了长安，当了刑部侍郎，官比以前还大。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跟皇帝叫板，而是学会了用更聪明的方式帮百姓——比如，他发现长安的监狱里有很多冤假错案，就悄悄调查，把真相告诉皇帝，让皇帝下令重审；他发现长安的赋税太重，就跟其他官员一起提建议，让皇帝减轻赋税。

有人问他：“你现在当官，怎么不跟以前一样耿直了？”白居易笑着说：“以前我是‘愣头青’，知道冲；现在我知道，有时候，慢慢走，反而能走得更远。我还是想帮百姓，方式变了。”

他晚年退休后，在洛阳盖了间房子，种了很多花，天天跟朋友喝酒、写诗、聊天。他写的诗，不再有《卖炭翁》的愤怒，也不再有《琵琶行》的委屈，多了些平和和豁达，比如: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简单的几句话，却让人觉得温暖。

有人说，白居易的一生，最精彩的不是在长安当谏官，不是写了多少讽喻诗，而是在江州的四年——因为在江州，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学会了“独善其身”，也学会了在委屈里找平静。正是这次贬谪，让他从一个“锋芒毕露的谏官”，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诗人”。

“天涯沦落人”的背后，是更真实的白居易

再读《琵琶行》，再看白居易的江州岁月，你会发现，那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比长安那个“敢骂贪官的谏官”更真实——他有委屈，有失落，有想不通的时候；他也有善良，有温暖，有不放弃的时候。

他的“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不是放弃理想，是在现实面前，学会了调整心态和方式。他没忘记百姓，只是把“帮所有百姓”变成了“帮身边的人”；他没忘记写诗，只是把“骂贪官的诗”变成了“温暖的诗”。

江州的贬谪，像一场雨，浇灭了他的“热血”，却浇出了他的“成熟”。它让他明白，人生不是只有“往前冲”一条路，有时候“停下来”“慢一点”，反而能看到更多的风景，能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