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韦应物:安史之乱把他打落尘埃

公元755年冬，安禄山的叛军15万像饿狼一样扑向长安，城门外的喊杀声震得宫墙都在晃动。韦应物穿着那身熟悉的绯红侍卫服，手里拿着银刀，却没了往日的嚣张——他跟随玄宗皇帝的仪仗往蜀地逃，马跑得太快，风吹得他脸疼，怀里揣的赌具、胭脂盒掉了一路，他都顾不上捡。

这一年，他24岁，当了9年“三卫郎”，习惯了鲜衣怒马、横行街头，习惯了“皇帝撑腰我怕谁”。可现在，皇帝自身难保，三卫府说散就散，他像被抽了骨头的狗，从云端重重摔进了泥里。

然而，这场安史之乱，成了韦应物人生的“过山车”——前一秒还在云端耍无赖，后一秒就摔进尘埃里被人欺；可也正是这场乱世，把那个“目不识丁”的无赖少年，逼成了写出“春潮带雨晚来急”的诗坛大家。

叛军进城那天，长安彻底乱了。韦应物跟着逃亡的人群跑，跑着跑着就跟玄宗的仪仗散了——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哭喊声、马蹄声、叛军的嘶吼声混在一起，他找不到方向，只能跟着人流瞎跑。

跑了三天三夜，他跑到一个小镇，身上的绯红侍卫服被划得破破烂烂，鞋子也跑丢了一只，脚底板全是血泡。他找了个破庙躲进去，才敢喘口气——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玄宗跑了，三卫府没了，韦家也联系不上了，他成了“孤家寡人”。

以前的韦应物，走到哪儿都是“韦三卫”，商贩巴结，官府让着，狐朋狗友围着；可现在，他穿着破衣服，满脸灰尘，活像个乞丐，谁还认识他？

有一回，他饿了两天，看见街边有个包子铺，想上前讨个包子，掌柜的上下打量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去去去，别在这儿碍事，我这儿的包子可不是给乞丐吃的！”他想发火，手摸向腰里的银刀——刀早就跑丢了，他啥也没有，灰溜溜地走了。

还有一次，他在河边洗衣服，几个小混混路过，看见他穿着破破烂烂的“官服”（虽然破了，但还能看出是侍卫服的料子），就围上来欺负他：“哟，这不是皇家侍卫吗？怎么沦落到洗衣裳了？”说着就把他的衣服扔到河里，还推了他一把，他摔在泥里，想还手，他从小养尊处优，哪打得过这些街头混混？眼睁睁看着他们嘲笑完走了，爬起来，在河边哭——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因为“没靠山”被人欺负。

他后来在诗里写“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武皇升仙”就是说玄宗逃到蜀地，像“成仙”一样不管他们了；“憔悴被人欺”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以前仗着皇帝的恩宠横行，现在没了靠山，被人欺负得抬不起头。

更惨的是“没饭吃”。他从小锦衣玉食，除了赌钱、喝酒、撩姑娘，啥谋生技能都没有。想给人当保镖，人家嫌他细皮嫩肉没力气；想给人记账，他“一字都不识”；想种地，他连锄头都不会拿。只能靠乞讨、捡别人剩下的饭过日子，有时候甚至要跟野狗抢吃的。

有一回，他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口捡剩饭，被管家看见了，管家拿着棍子追他，骂道：“你这懒骨头，好手好脚的不干活，就知道乞讨！”他跑着跑着，摔倒在地上，手里的剩饭撒了一地，看着地上的米粒，他就哭了——以前他扔馒头、踹胡饼，从不心疼，现在却连一口剩饭都抢不到，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

他开始想念以前的日子——想念绯红的侍卫服，想念雪白的骏马，想念家里窝藏的亡命徒，甚至想念赌钱输钱的日子。想念没用，那些日子，像被叛军烧了的长安宫殿一样，再也回不来了。

韦应物真正“醒过来”，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一座破庙里。

那天他冻得瑟瑟发抖，缩在破庙的角落里，看着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心里想：“我就这么冻死、饿死吗？我可是京兆韦氏的子弟，以前是皇帝的侍卫，不能就这么窝囊死！”

这时候，破庙里进来一个老秀才，也是逃难的，怀里抱着几本书，冻得嘴唇发紫。老秀才看见韦应物，就挪过去，跟他一起烤火（庙里有堆快灭的柴火）。两人聊起来，韦应物说以前是三卫郎，现在没了靠山，活不下去了。

老秀才听了，叹了口气：“少年人，靠山都是虚的，只有本事才是实的。你看我，虽然穷，但是会读书写诗，走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给人写碑文、题咏，总能换点米粮。你要

是也能读书，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韦应物愣了——读书？他以前最讨厌的就是读书，先生教他认“人”字他都嫌烦。可现在，老秀才的话像一根针，扎醒了他：“是啊，我啥也不会，不读书，还能干嘛？难道真要冻死饿死？”

老秀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递给韦应物：“这是《论语》，你先看看，要是能读进去，以后就有活路。”

韦应物接过书，书页都发黄了，还有股霉味。他看着上面的字，好多都不认识，一个字一个字地猜，老秀才在旁边帮他念，帮他解释。那天晚上，他没睡着，捧着书，在微弱的柴火光下，一句一句地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前觉得枯燥的话，现在读起来，竟觉得有点道理。

第二天早上，老秀才要走了，对韦应物说：“少年人，要是想读书，就去找书读，别怕晚，只要肯学，总能学会。”

老秀才走后，韦应物看着手里的《论语》，心里下了个决心：“我要读书，我要学写诗，我不能再当那个只会耍无赖的韦三卫了！”

读书哪有那么容易？他“一字都不识”，连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一开始，他找别人帮忙认字，遇到识字的人，就凑过去请教，不管人家烦不烦；后来，他找到一本旧字典（《说文解字》的残本），就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查一个记一个，记不住就写在手上、胳膊上，连吃饭、走路都在念叨。

没有纸和笔，他就捡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灯油，他就借着月光读；饿了，就啃口干硬的窝头，边啃边读。有一回，他在河边练字，写着写着，认出了“韦应物”三个字，他高兴得跳起来，对着河大喊：“我认识我的名字了！我会写字了！”

路过的人以为他是疯子，都躲着他，可他不在乎——他终于找到“活下去”的希望了，这种高兴，比以前赌赢了钱、撩到了姑娘还强烈。

他后来在诗里自嘲“读书事已晚”——是啊，别人十几岁就饱读诗书，他24岁才开始认字，确实晚了。他没放弃，别人读一遍，他读十遍；别人写一篇，他写十篇，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硬是把“目不识丁”的底子，一点点补了起来。

韦应物一开始读书，为了“混口饭吃”，读着读着，他发现“诗”这东西，不仅能换饭吃，还能“装下”他的苦、他的痛、他的思念。

他先是“抄诗”。找到别人的诗稿，就一笔一划地抄下来，抄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抄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抄王维的“空山新雨后”。抄着抄着，他就有了想法：“我也能写，我要把我的日子，我的感受，都写进诗里。”

他写的第一首诗，是《逃难》，写的就是他逃亡的日子：“避乱逢乱世，他乡客思深。衣冠迷故国，黎庶尽知音。”虽然写得简单，有点粗糙，这是他第一次，用文字把“苦”说出来，写完后，他哭了——积压在心里的委屈、痛苦，好像都随着笔墨流走了。

后来，他开始给人“写碑文”“题咏”换饭吃。有户人家办丧事，让他写篇碑文，他就根据人家的描述，写逝者的生平，写得情真意切，家属看了哭了，给了他两斗米；有个酒楼开业，让他写首题咏诗，他就写“酒楼高百尺，俯瞰大江流。宾客盈门至，笙歌满座秋”，老板看了高兴，给了他一壶酒、两碟小菜。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写诗、写碑文，他再也不用乞讨、捡剩饭了，甚至能攒下一点钱，租了个小屋子，有了“书房”（其实就是一张破桌子，一堆旧书）。

他写的诗，越来越有“味道”。他写乱世里的百姓：“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烟。桑女务蚕作，农夫亦良勤”——他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不再是以前那个“横行乡里”的无赖；他写自己的思念：“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他想念长安，想念韦家，想念以前的日子，这种想念，不再是“想当侍卫耍无赖”，而是“想回到安稳的时光”；他写觉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后悔少年时没好好读书，现在只能加倍努力。

有一回，他遇到以前的一个狐朋狗友，那个朋友也落魄了，看见韦应物在读书写诗，就嘲笑他：“韦三卫，你咋变成书呆子了？以前的威风呢？”

韦应物

放下书，平静地说：“以前的威风是假的，靠皇帝、靠家里；现在的读书写诗是真的，靠我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那个朋友愣了，说不出话来——他还是那个韦应物，又不是那个韦应物了。以前的韦应物，眼睛里只有嚣张、只有玩乐；现在的韦应物，眼睛里有了平静、有了坚定、有了对生活的热爱。

安史之乱结束后（763年），韦应物已经32岁了。这八年里，他从一个“没靠山、没本事”的落魄侍卫，变成了一个“会读书、会写诗”的文人，还因为诗写得好，被人推荐当了个小官——洛阳丞（洛阳的一个小吏，负责地方治安）。

虽然官小，韦应物做得很认真。以前他是“横行乡里”的无赖，现在他是“维护治安”的官，他知道百姓的苦，所以从不欺压百姓，反而经常帮百姓解决困难——有农户的庄稼被淹了，他就帮着申请减免赋税；有小吏欺负百姓，他就严肃处理，哪怕对方是豪门子弟。

有人说他“傻”：“你以前也是豪门子弟，现在干嘛帮这些穷百姓？”

韦应物说：“我以前就是欺负百姓的无赖，现在我要弥补以前的过错。而且，百姓过得好，国家才能好。”

后来，他因为政绩好，又会写诗，一步步升官，从洛阳丞做到了滁州刺史、江州刺史，最后做到了苏州刺史——这就是后人称他“韦苏州”的原因。

当了苏州刺史后，他还是保持着“读书写诗”的习惯。每天处理完政务，就回到书房，读读书，写写诗，他的诗越来越“清雅”，越来越“有禅意”——写江南的春雨：“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写苏州的风景：“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写自己的生活：“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这些诗，没有少年时的嚣张，没有乱世时的痛苦，只有平静、淡然、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他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王维的诗并称“王韦”，成为中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

他后来在《逢杨开府》里，把人生总结得明明白白：“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从“憔悴被人欺”到“出守抚茕嫠”（当地方官安抚孤儿寡妇），他的人生，因为安史之乱，彻底“翻盘”了。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还是那个“鲜衣怒马、横行乡里”的韦三卫，一辈子靠皇帝的恩宠、家里的势力混日子，最后可能因为赌钱输光家产，或者得罪人被打死，成为历史上一个无名的“豪门无赖”。

安史之乱，把他的“靠山”全毁了，把他从云端摔进泥里，逼着他“醒过来”，逼着他读书、写诗，逼着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场乱世，是他的“灾难”，也是他的“机遇”；是他的“转折点”，也是他的“重生”。

韦应物晚年在苏州，经常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的春雨，想起安史之乱时的日子——想起破庙里的柴火，想起老秀才给的《论语》，想起在河边练字的自己。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就是安史之乱。要是没有那场乱世，我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活成什么样。”

安史之乱毁了他的“少年荒唐”，却也成就了他的“晚年清雅”；毁了他的“靠山”，却也逼出了他的“本事”；让他尝尽了“被人欺”的苦，却也让他懂得了“尊重人”的甜。

这就像人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天塌下来”的事，会失去我们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会被人欺负、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会觉得“活不下去了”。可正是这些“打不倒我们的事”，会逼着我们“醒过来”，逼着我们成长，逼着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韦应物少年时“无赖”，不是因为他坏，是因为他“没经历过苦”，不知道“靠山”会倒，不知道“本事”才重要；安史之乱让他经历了“苦”，让他明白“靠谁不如靠自己”，让他从“混不吝”的少年，变成了“有担当”的文人、官员。

他的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不是因为辞藻华丽，是因为里面藏着“真实的人生”——有少年的荒唐，有乱世的痛苦，有觉醒的努力，有晚年的平静。我们读他的诗，读的不是“诗”，是“人生”，是“所有打不倒你的，终将成就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