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箱

帝后大丧的阴影，如同一口巨大的铅灰色棺材，沉沉地压在整个北京城，也压在每一个靠喜庆锣鼓吃饭的梨园行头上。国丧期长达百日，京城之内，严禁任何形式的娱乐宴饮。往日车水马龙、夜夜笙歌的戏园茶馆，如今门可罗雀，死寂一片。

往年的腊月，正是戏班最忙碌、最风光的时候。各王府、贝勒府、大宅门的“封箱戏”堂会应接不暇，封赏的红包能让人过个肥年。但今年，所有的请柬都石沉大海。莫说是王公贵胄，就是寻常的富商，也不敢在这风口浪尖上招摇宴乐。

谭家班彻底断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偌大的戏班，几十口人张着嘴等饭吃，每日的开销像流水一样只出不进。谭鑫培变卖了几件早年置办的金石古玩，才勉强维持着最基本的嚼谷。班子里人心浮动，一种无声的恐慌在蔓延。

生存，成了最赤裸裸的问题。

无奈之下，戏班只能放下身段，去接一些过去根本看不上的小活儿。

*红事白办：有那等不太讲究礼仪、或确实迫不得已的人家办婚事，不敢吹打迎娶，不敢摆酒唱戏，但新娘子进门，总得有点动静。谭家班便派人去，不穿行头，不勾脸，只在后院僻静处，不用锣鼓，只用胡琴、月琴，清清地唱几段吉祥的“唢呐曲牌”或者《天官赐福》里的散板，算是给一桩冷清的婚事添上一点微弱的喜气。所得不过几吊钱，聊胜于无。

*私宅堂会：也有些胆大或消息灵通的官员富商，关起门来，在极隐秘的内宅偷偷请唱。规模极小，听众寥寥，且要求异常苛刻：绝不能是整本大戏，只能唱些零散、无情节的曲牌或文戏片段，声音压得极低，如同耳语。在这种场合唱戏，毫无畅快可言，只有提心吊胆的压抑。

这种日子

，对心高气傲的谭家班来说，无异于一种煎熬。昔日台上叱咤风云的角儿，如今却要像做贼一般，在别人的后院里低声下气。几个年轻气盛的武行私下抱怨：“这唱的是哪门子戏！憋屈死了！”

谭鑫培听闻，罕见地没有斥责，只是疲惫地摆了摆手：“人要穿衣吃饭，戏比天大，也得先有命唱。非常之时，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课徒传艺上。既然不能公开演出，他便将这次漫长的停演期，当作一次难得的“蛰伏”与“磨剑”之机。每日在冰冷的院子里，他亲自督促弟子们练功、吊嗓、说戏，要求比以往更加严苛。他对石娃来信中提及的青岛见闻尤为关注，时常拿着信沉思。

“师父，咱们就这么干等着吗？”一个弟子忍不住问。

谭鑫培望着院中枯枝上的一抹残雪，目光深远：“等。但不是傻等。潮水有涨有落，戏码有紧有慢。这国丧是‘哑场’，但哑场之后，必有大锣鼓。咱们得把家伙式磨得快快的，把气力养得足足的。”

他心中雪亮：袁世凯那句“来年新帝登基”的许诺，是蜜糖，也是砒霜。载沣摄政，与袁世凯势同水火，来年政局是吉是凶，犹未可知。戏班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的变局。

这个冬天，格外漫长寒冷。戏班在清贫、压抑和等待中，度过了有史以来最冷清的一个年。没有鞭炮，没有欢宴，只有一锅寡淡的素馅饺子。

然而，在这极致的沉寂之下，一种力量正在悄然积蓄。谭鑫培的沉稳，感染着核心弟子；严酷的生存压力，磨砺着年轻人的心性；而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感，更让每个人都隐隐觉得，一场真正的“大戏”，即将拉开序幕。

寒岁尽头，就是惊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