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大秦要以怂国之耻为鉴（国庆节快乐）

听到淳于越的话，始皇并未反驳，而是平静问道：“淳于卿认为儒家绝不可能出现此等无胆无耻之徒？”

始皇的话让淳于越心中生疑：陛下莫非知晓些什么？难道儒家最近出了啥他不知道的事？

虽心有疑问，但此事关乎儒家的名誉，淳于越还是斩钉截铁道：“绝无可能，儒家自被夫子成立以来，一直谨遵夫子教诲，凡儒家弟子，不仅要修君子之道，遵法守礼，更要习六艺，万不可能如这书册中人！”

如今的儒家跟怂国的儒家不是一回事，虽《抡语》是调侃之说，但现在的儒家弟子确实勇武，不缺血性气节。

可这书册里的怂国君臣，又无胆又无耻，毫无君子德行，咋可能是他们儒家弟子？

淳于越又道：“此书册实在污蔑儒家，若书册传行天下，必将毁损儒家名誉，还请陛下改之！”

但始皇就是故意要这么干，又怎么可能改？

虽说赵宋变成那样不全是儒家的问题，但儒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谁让儒家是当时显学，赵宋君臣都在学习。

既然接受了一家独大的好处，自然在出了问题时，也得担责，想只要好处而不担责，怎么可能？

尽管现在的儒家还没变成赵宋时那副模样（赵宋时的儒家也有优点，关键更在于人，但说儒家一点问题没有，那肯定不对），但始皇不想给儒家机会再变成那样。

始皇故意在书册里保留赵宋科举是主要考儒家经典，赵宋时读书人都习读儒家经典，正是为了让大秦从上到下警惕儒家，削弱儒家的民众基础，减少其变成后世儒家的可能。

至于在淳于越等儒生看来，书册里的内容污蔑摸黑了儒家，损害了儒家的名誉，始皇不太在意，牺牲儒家的前途能让大秦更好，当然是选后者。

说实话，始皇也没把儒家咋放心上，后世的儒家是势大，但在大秦这，还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这时代也就百家诸子中的佼佼者，还不是被天下读书人共尊的“大成至圣先师”。

以始皇当前在天下间的威望，就算发动“焚书坑儒”，还是真坑儒那种，也不会掀起太大风浪，甚至要是操作得好，还会让天下百姓觉得陛下坑得好啊，那帮儒生就该被坑。

通俗讲便是，儒家在后来，对后世的王朝很重要，影响力很大，但在当今的大秦，诸子百家中较优秀的一支。

只是如今的始皇不会采用那么暴烈的手段，而且，后世儒家的问题也不能直接定在当今儒家身上。

始皇看着淳于越，对淳于越这种儒生会反对，也早有预料，不过他有办法应对，当然不是直接砍了淳于越。

始皇没有接淳于越的话，也没谈书册关于儒家的“污蔑摸黑”，而是问了一个问题：“朕听闻儒家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有这些言语？”

淳于越听到始皇说出这两句话，心中咯噔一声，哪不明白始皇要干什么？

这是想要用儒家来堵他的嘴，偏偏这些话还真是他们儒家的，还真能成为堵他嘴的理由。

淳于越不敢也不愿欺君，虽明白始皇要干嘛，却只能回道：“回，陛下有……”

淳于越不甘心就这么被始皇堵嘴，想要反驳这几句话，可始皇没给淳于越机会，“既然有，淳于卿不如为朕解释一二，这些言语为何意？”

淳于越只能按下已经到嘴边的话，转而给始皇解释。

他知道这种在《论语》中较浅显的语句，陛下不可能不懂，但非得要他解释，那就是让解释出自他口，让他没法再反驳。

这解释是你自己说的，怎么着，你想反驳自己所言？

淳于越越想越觉得今日就是个针对他们儒家的局，可陛下和那位怎么又想对儒家发难？

坏了，他们儒家被做局了，可这做局的手太硬太大，他们难以对抗。

李斯、赵高等人听到始皇和淳

于越的对话，心中也很好奇陛下和那位为啥要针对儒家？

但没人站出来为淳于越和儒家说话，儒家死不死，倒不倒，跟他们有多大关系？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义为，‘几个人若在一起，其中必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当选择他们的优点学习，如果看到他们有缺点，便反省自身是否也有，没有便加以警省，若有，便予以改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其义为‘看到贤能之人，要想着向贤人学习，达到贤人的境界，看见无德不贤之人，要反省自己是否有和他一样的不贤之处，若有，当加以改正’。”

淳于越解释完后，想再说些什么，却又被始皇打断：“朕还听闻儒家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是如何自省？”

淳于越心中一叹，陛下越来越不好应付了，在为秦王时，陛下可不会这般做事，用这种手段。

比较起来，还是以前的陛下更加好应付一些！

淳于越知道始皇想要什么回答，他不想给出那个回答，却又只能硬着头皮给出：“回陛下，‘吾日三省吾身’，当从自身自省及从他人内省。从自身自省，自省一日所得所失，从他人内省，则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始皇在这时图穷匕见，道：“既如此，这书册可否为淳于卿‘内自省’的他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师’？”

淳于越心道一声“果然如此”，可他却很难从这方面反驳始皇的话。

始皇将书册中对儒家的“污蔑摸黑”给变成了：这书册不是对你们儒家“污蔑摸黑”，而是以此让你们儒家警省。

你们看到书册中的内容，不应该觉得是在损害你们儒家的名誉，而是当以之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的“师”，“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不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将原本对儒家的坏事，变成了好像对儒家是好事一样：朕用心良苦，都是为了儒家好啊！

偏生始皇用来堵淳于越嘴的话或者说理由用的还是儒家自己的，让淳于越不好反驳。

淳于越沉默了一会儿，事到如今，他已经看出始皇是硬要让这书册流传于天下，哪怕他死在殿上也阻止不了。

何况，他没反驳过始皇，始皇有充足的“理由”向天下发行这书册，他就算撞死在殿上也是“无理取闹”。

结果不可改变，淳于越觉得可以退一步，他可以允许这书册向天下流传，但绝不能允许这书册里提及怂国用的是他们儒家。

虽说这样依旧会被人看出书册里怂国用的就是儒家，但至少能披上块遮羞布，能遮一点是一点，总比裸奔好。

始皇见淳于越沉默，知晓他在权衡利弊，又添了把火：“其实这对儒家也是一件好事……”

淳于越从思索中回神，转念间便明白了始皇之意，书册里提到怂国用的是儒家，怂国读书人皆习读儒家经典，看似是耻辱，会损害儒家名誉，但只要操作得当，也可变为一件好事。

即他们可以宣传，这是他们儒家胸襟广博，不介意书册提及他们儒家，不仅不会损害儒家名誉，反而能为他们儒家在天下间增添名誉。

当然，淳于越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这书册中将会成为一柄悬在儒家头顶的剑，阻止他们儒家变成怂国儒家。

也即他们儒家以后只能向好的一面发展，要是敢变得和怂国儒家一样，那柄剑会狠狠砍在儒家身上。

但淳于越对这个问题，不太在意，他们儒家怎么可能会变成那怂国儒家一样吗？

儒家绝不可能出现书册中那些无胆无耻之徒，淳于越对此极有自信！

淳于越道：“陛下所言甚是，臣叹服，然臣以为在书册中，还是不当直用儒家之名。”

见淳于越愿意退让，始皇也没再继续逼迫，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利用这本书册给儒家编织了一个牢笼，以后的大秦儒家只能在这个牢笼中行事，

若有违背，将名誉大损，为天下人不耻。

且书册一发行，天下人都会变为儒家的监管者，他们会用书册里的儒家同现实的儒家相对比，严格要求儒家。

要是儒家有失格之举，立刻会被人觉得：啧啧，书册里写的对啊，儒家果然不是啥好东西，书册里那些怂国君臣就是学了儒家的东西，才变得又蠢又坏又无胆无耻。

限制儒家只是始皇今日拿出书册的一个原因。

对淳于越的请求，始皇应了下来，随后看向李斯，道：“李斯，你对这书册有何看法？”

从始皇和淳于越的对话中，李斯已彻底揣摩明白了始皇的意图，他道：“臣以为这书册甚好，可使我大秦万民知怂国之耻，而不再犯怂国之事！”

这便是始皇的目的，把赵宋的耻辱在大秦流传开来，最好让每位大臣、每个百姓都知晓，然后以之为鉴，让大秦不出现赵宋那等耻辱，相当于给大秦立下一个特别的祖训！

同时，也是给大秦的后人提供法理支持。

以后若有大秦君王和赵佶、赵桓一般昏庸，大秦臣民可以此为法理进行阻止；若有大秦重臣和蔡京、王时雍、徐秉哲、秦桧一般，也可以此为法理让君民处理。

当然，后世有变故，未必能阻止得了，但有总比无好。

见始皇未打断他的话，李斯继续道：“臣以为当将此书册大量印刷，广发于天下，并要让制舆台于各地宣扬，使户户皆闻，人人皆晓！”

造纸术、印刷术虽在大秦依旧属于极高的机密，但大秦如今已不止咸阳一地造纸，在好些合适的地方都建了造纸厂、印刷厂。

这是大秦发展所必须，不可能永远将好东西都藏在咸阳一地，终究会从咸阳传向各处，总不能以后各地需要纸张时，都从咸阳拨发，那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

咸阳作为大秦之都，也不适合将某些东西都集中在咸阳，且咸阳的条件也不适合有些东西，如大秦海军学堂，早晚得迁向靠海的城市。

始皇并未对李斯之言做出评价，只是又问道：“你对怂国之耻有何看法？”

李斯认真回道：“怂国之耻，千古罕见，然臣以为其等最耻辱处非其等做下耻辱之事，而是其等做下耻辱之事，却不以之为耻。”

这是李斯的真心话，他是真的觉得书册里的怂国太离谱。

他李斯很爱权，但他从未想过让秦遭受耻辱，也不想让秦灭亡，他很清楚秦在，他的权才在。

因此，哪怕伙同赵高、胡亥秘不发丧、假传始皇诏书，但秦二世时，李斯还是在为大秦提供好的谏言，并没想把大秦带入灭亡。

李斯的评价也很准确，赵宋那些人做了耻辱之事，却不觉得耻辱，像赔款割地，都不觉得这是耻辱。

“君不知耻，臣亦不知耻，使怂国耻辱更甚。怂国君臣毫无气节，远逊于我大秦君臣！”

始皇又问道：“那你觉得怂国会有那些耻辱，是何原因？”

这才是关键，总结赵宋的耻辱原因，让大秦引以为戒，不重蹈覆辙。

李斯道：“回陛下，臣以为赵宋之耻有如下原因：其一者，怂国得国不正，怂太祖是以兵变从后周得国。”

“其兵变得国后，必会忌惮之后有人如其一般，因而其必定削弱武人，加之怂国之前的时代武人横行无忌……”

说到这，李斯停顿了下，“虽不知那时代具体如何，但从书册描述，必定是极乱，因而怂国会更加警惕武人，贬低武人地位。”

“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怂国忌惮打压武人，怂国军力必受影响，使其虽有大军，明明士卒能与辽、金搏杀，却依旧无法获得大胜。”

李斯又道：“其二者，怂国为打压武人，过于拔高文官地位！”

在大秦、大汉这些时代，武将文臣的区分没那么明显，往往是文臣可披甲上阵，武将能下马治理地方，不少有能力的大臣既是打仗打的好，处理政务也相当不错，出则为将，入则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