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4章 文景之治全白干！

当然了。

既然功侯们，都已经为了搞钱‘不择手段’了，那自然也就不止局限于役使国人过律这一项。

旁的不说——就说当年，刘荣主持粮价平抑事宜时，跳出来唱反调的那些个功侯贵戚；

赶在那种关头跳出来，跟即将获立为储的刘荣唱对台戏，就算有馆陶主刘嫖领头，也无疑证明了他们的勇气。

当年，刘荣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还当是这些功侯贵戚，都各自养了粮食商人，刘荣平抑粮价触碰到了他们的蛋糕，所以他们才‘悍不畏死’的跳了出来。

后来，刘荣才慢慢反应过来：在当时，跳出来的那批功侯贵戚，并不是对刘荣平抑粮价感到不满的所有人，而仅仅只是其中的代表。

事实上，凡是功侯贵戚——凡是有封国食邑，有租税收入的功侯贵戚，便都对刘荣当年，以及长安朝堂每一次平抑粮价感到不满。

原因也很简单：彻侯拿到的封国租税收入，和朝堂相府国库拿到的农税一样，都是粮食。

再加上当今汉室，相府国库收取的农税，和彻侯勋贵收取的租税一样，都是根据实际产出按比例收取，也就是三十取一；

这就使得相府国库的农税收入、彻侯勋贵的租税收入，都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数量级。

——关中行大亩，平均亩产大概也就是三石出头；

寻常百姓拥田百亩，岁得粟三百来石，农税也就是十石左右，除非是大灾之年或大丰收，否则，上下浮动便会在一石以内，也就是九到十一石。

而彻侯寻贵的封国，无一例外都在关东。

关东行小亩。

相较于关中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关东行宽一步，长一百二十步的小亩。

关东小亩的实际面积，仅仅只有关中大亩的一半。

耕地面积为一半，粮食产出，自然也就要少一半。

不过，由于关东地区的气候条件——尤其是黄河以南地区的气候条件，比关中要稍稍优越些，便使得行小亩的关东地区，粮食亩产也能达到两石左右的水平。

这也就是说，在关东，同样拥田百亩的百姓农户，辛勤劳作一年，得粟不过二百来石。

农税三十取一，二百来石的粮食产出，农税便是七石不到，六石到七石之间的水平。

而且这个数字非常稳定。

很难有大的提高，且只要没有爆发战争或洪涝灾害，便也很少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功侯贵戚们，每年所得到的封国租税收入，几乎都是恒定的：每户食邑，贡献租税七石左右。

一千户食邑，也才七千石，万户食邑也才七万石。

前文提到，功侯们无论是为了远大志向，还是为了家族的长盛不衰，都不得不尽可能留在长安；

而常居长安的高昂成本，又绝非功侯食邑所带来的封国租税所能覆盖。

所以，除了租税这一细水长流、时代传承的稳定收入外，功侯们还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找其他门路‘捞偏门’。

但捞偏门，却并不意味着功侯贵戚们，就不把自己的封国租税当回事。

——毕竟捞偏门，是有风险的。

唯有封国租税，才能给功侯贵戚，带来无风险的稳定收入。

就好比后世的铁饭碗——哪怕副业收入再高，铁饭碗都是绝不能丢掉的。

哪怕铁饭碗的收入，连副业的税费都覆盖不了，那也是铁饭碗。

是底气，是保障，更是退路。

出于这么一个在华夏历史上源远流长，且受到普遍认同的共识，功侯们在对待各项收入时，也依旧会非常慎重的对待自己的封国租税。

哪怕很少，也是半点马虎不得。

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极度看重封国租税，或者说是严重依赖租税过活的彻侯家族，对粮食价格非常敏感，且有严重的粮价朝公倾向。

在这些人看来，捞偏门，一来是有风险，二来，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捞得到——既要胆大心细，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手腕。

但封国租税产出的粮食，却只

需要这些贵族们小小动用一下人脉，小小转动一下聪明的小脑袋，就能通过操控粮价，而轻松卖出更高，甚至是数以倍计的价钱。

好比现如今，粮价基本被刘荣焊死在了每石三十钱以下，食邑一千户的彻侯，岁得租税不过七千石，折价才二十一万钱；

但在刘荣尚未平抑粮价、尚未官营粮米的短短八年前，同样的千户食邑，同样的七千石租税，却能以每石六十钱左右的价格，卖到四十万钱以上！

更早的太宗皇帝早年，关中粮价普遍在百钱上下，这七千石粮食就是七十万钱。

孝惠皇帝、吕太后年间，粮价在二百到三百钱之间震荡，这七千石粮食的价值，便在一百四十万到两百一十万钱之间浮动。

更早的：太祖高皇帝年间，关中米价高达八千钱每石！

食邑千户的彻侯，得租税七千石，愣是能卖出五千六百万的天价！

从开国初，最高的五千六百万钱，到现如今，刘荣一朝的二十一万钱——随着粮价价格的下降，彻侯勋贵们的收入，就这么在不知不觉间，缩水了99%以上。

——五千六百万钱，百分之一都还有个五十六万呢！

这个历史大势，功侯们显然无法掌控。

但在刘荣平抑粮价，顺带官营粮米之前，粮价小范围的波动，却还在这些功侯们‘可以操作’的范畴之内。

多的不说，原本五十五钱每石的价格，稍稍‘调整’到六十钱左右，对这些功侯而言，甚至都不是需要开口的事儿——负责粮价的官员，自己就能把马匹拍上。

若是贪婪点，功侯们就联合起来，稍微动动手指头，控制一下粮食市场的供应，每石七十钱左右的价格，也不是不能遐想。

虽然这么做，可能招致天子的不满，但只要别太过火，便也出不了太大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功侯们在封国租税收入普遍恒定在‘每户食邑每年贡献租税七石粮食’的前提下，是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操控粮价，来提高自己的封国租税实际收益的。

换而言之：当年，刘荣主持平抑粮价事宜，顺带着为官营粮米开了头，并不只是得罪了养了粮商、投资了粮食市场的一小撮功侯贵戚；

而是触碰了每一个功侯勋贵，最根本、最核心的利益。

至于功侯们为什么没有群起而攻之，而只是有一小撮代表人物站出来，和刘荣唱对台戏，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

一来，是当时的刘荣‘大势已成’，眼看着就要获立为储；

先帝老爷子，俨然是把平抑粮价一事，当成了刘荣能否获立为储的最终大考。

如此紧要关头，相较于为了点蝇头小利，就和未来的储君结怨/害刘荣不能顺利获立为储，功侯们还是更愿意放弃这一部分利益，向刘荣卖个好，或者说是卖个人情。

——殿下你瞧；

——本来是咱们最重视的入项，但为了殿下能顺利做太子，俺们可是说不要就不要了！

——将来，殿下可不能忘了俺们的忠心耿耿啊？

投资皇家，向来是个回报率极高的项目。

能得到君主的青睐，那即便是一时的损失，也早晚会被成倍补偿回来。

当时的功侯贵族们，便大多是打的这个算盘。

实际利益方面，损失当年的粮价暴涨，所带来的短期额外收入，却能大概率得到其他方式的长期补偿。

人情方面，还能让储君记你一个‘帮我顺利获立为储’的人情，也有利于家族的未来。

这笔账，功侯贵族们算得清。

二来，便是那一年，功侯贵族们本身就已经盆满钵满了。

——吴楚七国之乱，对于天下百姓是灾祸，对于长安朝堂中央的庞大支出，但对于功侯贵族而言，却是一场滔天盛宴！

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积蓄数十年的庞大财富，都在吴楚之乱平定后，成为了平乱大军唾手可得的战利品。

在睢阳战役结束，吴楚之乱基本得以平定后的收尾阶段，周亚夫治下的平乱大军，甚至专门分出了一部分人手，负责将将士们的‘战利品’打包送回关中，好让将士们

能安心平乱！

甚至就连周亚夫本人！

回想一下当年，即将出征平乱时，周亚夫为了凑军费到处借钱，最后不得不找长安的子钱商人——也就是高利贷商人无盐氏，借了一千金的高利贷。

这件事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战后，周亚夫连本带利，还了无盐氏一万金。

一成本金，九成利息！

世人都羡慕无盐氏会投资，尤其还有本事把借出去的高利贷，连本带利从彼时的太尉周亚夫手中收回来。

却鲜少有人注意到：出征平叛前，连一千金都拿不出来，都只能找高利贷商人借的周亚夫，在平叛归来后，却能毫不费力的还回去一万金。

周亚夫哪来这么多钱？

若说是赏赐——周亚夫平灭吴楚，先帝老爷子和东宫窦太后，都不过是战前各赏了一千金，而且还都被周亚夫当军费开销了；

战后论功行赏，周亚夫所得到的赏赐，也主要是新封的彻侯食邑，外加‘太尉转任丞相’的政治福利。

真正拿的上台面的财货，周亚夫并没有得到多少。

这么一来，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平米额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当中，作为平乱主帅的周亚夫也得到了一笔极为庞大的财富。

这笔财富，庞大到周亚夫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子钱商人无盐氏还了一万金，却半点不觉得肉疼。

作为主帅，需要顾忌影响，且即将出任丞相，需要顾忌吃相的周亚夫，尚且能拿这么多；

更何况是那些率军出征，打顺风仗捡捡人头，且完全不需要估计吃相的彻侯勋贵？

旁的不说，就只需要提一点。

——在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之前，绣衣卫从吴国带回的消息，是吴王刘濞的府库，至少存有十数万金，外加以‘以百万万计’，根本无法通过人力数清楚的铜钱储备。

在举兵前，刘濞更是游走于齐系各王之间，重金收买各王，以及他们身边的属臣。

举兵后，刘濞更是看出了华夏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极其少见的重磅悬赏。

——凡能斩杀长安大将者，赏五千金，封万户侯！

斩列将，赏三千金，侯五千户！

斩裨将，赏千金，侯二千户！

何谓裨将？

——校尉！

——统兵不过千人！

列将，也不过是掌兵五千人的都尉而已。

且不说这部分赏金，最终并没人从吴王刘濞处成功兑现——单就是刘濞敢这么许诺，就足以说明刘濞的家底有多么深厚。

但在吴楚乱平之后，长安朝堂最终从吴国、楚国府库所得，却不过黄金万余金，铜钱三十万万。

根据刘荣保守估计，本储存于吴、楚府库的金钱，哪怕除去举兵叛乱的开销，也依旧有八成以上的铜钱，以及九成五以上的黄金，成为了平乱大军的战利品。

而这其中，占据大头的，无疑便是随军出征，完成kpi的彻侯勋贵们。

一场战争打下来，凡是随军出征的彻侯，都无一例外发了大财。

刚发了大财，功侯们，自然也就看不上哄抬粮价、卖粮食的那点额外收入了。

三来，则是当年的粮价，已经有点离谱了。

前文提到，功侯们哄抬粮价，而后以更高价格卖出封国租税所得的粮食，只要不太过火，朝堂和天子往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朝堂甚至可能会主动配合！

但坏就坏在‘不太过火’这四个字。

——那一年，关中的粮价，已经过火了。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过火！

从太宗孝文皇帝中年，一直都没有涨过七十钱的粮价，在那年秋收之前，愣是摸到了百钱的门槛！

差点就回到了太宗皇帝继位之初，诸吕之乱才刚平定时的水平！

真要让粮价回到百钱以上每石，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位二十三年之久的太宗孝文皇帝，以及彼时即位已经三年的先孝景皇帝父子，那二十六年全白干！

文景之治全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