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0章 造反都不用死？！

说到底，找个权贵、高官依附，不过是商人阶级无可奈何之下，在整个社会系统性的歧视、排斥下，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

只有这样，才能让商人群体，有一丝‘在专权制度下保障自身权益’的可能。

却也仅仅是可能。

问题的根儿，还是在商人群体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商人群体的系统性歧视。

话说的糙一点，其实就是：你是一条狗，就别怪其他人不拿你当人。

你主人再怎么牛逼，你也终究是条狺狺狂吠的狗。

主子高兴了，给你扔一块骨头，你是吃高兴了，别人却更鄙视你；

主子不高兴了，一脚踹你脑袋上，更或直接起锅烧油，你照样得受着。

有没有主子，你都是条狗。

没主子是野狗，有主子是看门狗——都是狗。

任你狗仗人势到极点，更或是模仿人类模仿的再像，你也改变不了你是一条狗的现实。

而输粟捐爵，无疑便是给了商人阶级，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老说商人阶级，在封建时代如何如何被鄙视，如何如何被系统性排斥；

却鲜有人知，封建时代，是如何歧视、鄙视，区别对待商人的。

至少在当今汉室，群众识别并准确歧视商人，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首先，按照开国皇帝：太祖高皇帝所制定的法律条令，商人群体，是不能和其他群体居住在同一片区域的。

而是要设立专门的‘商人居住区’，将商人集体隔离起来。

虽然不会圈禁，允许商人自由出入自己家所在的‘商人小区’，却也给了群众最简单、最直接的鉴别方式。

——没资格和大家伙住一块儿，只能住在‘商人小区’的，就是卑贱的商贾！

再有，便是除了居住地，被官府强制规划隔离，商人们的‘工作场所’，也被严格的设置区域限制。

市这个字，想必后世人不觉得陌生。

在后世，某某市场，说的其实是专门卖某类商品的集市，如农贸市场、家具市场之类。

除了这些专门的市场，普通老百姓想卖点东西，也有许多其他的方式。

比如在路边摆个摊；

在巷子口支个板；

亦或是如武大郎那般，挑根扁担，沿街叫卖，也都是百无禁忌的。

但在封建时代，市，却是商人唯一可以做零售生意的地方。

任何门类、品类的商品零售，都必须在官府专门制定的‘市’进行，否则就是犯法！

哪怕是寻常百姓，想要卖个鸡蛋、卖两片菜叶，也得老老实实去‘市’做登记，然后得到一个临时摊位。

甚至就连商人和商人之间的货物流通，也必须在‘市’进行，否则就是一方货物来源不明，一方资金来源不明。

这罪名被当官儿的逮住，那可就要遭老罪了。

轻则散尽家财，流落街头，重则家破人亡，断子绝孙！

这就让群众，又多了一个可以鉴别商人，从而精准实施鄙视的渠道。

——在‘市’有固定摊位，甚至是商铺的，便是卑贱的商人。

在遥远的太祖高皇帝年间，其实还有更多的方式，来鉴别某人到底是商人还是权贵。

比如：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说的就是商人不允许穿丝、绸等精细布料制作的衣物，且不允许乘坐任何形式的畜力车；

所以，在那个时代，看到和农民一样身穿粗麻衣，身后却有仆从跟随，却又去哪儿都只能腿着去的，便能直接辨别其商人身份。

但这么多年过去，太祖高皇帝针对商人阶级，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层面的歧视，也早已经在岁月的侵蚀下，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家逐渐从汉室初，哪个才刚从战争年代得以统一的‘严肃’时代，逐步来到文景之后，这个社会风气相对宽松的时代。

另外一方面，是太宗孝文皇帝为了休养生息，为了达成‘藏富于民’的政治目的，废除了关津制度，降低了人口流动的难度，刻意纵容了商人。

再有

，便是输粟捐爵所遗留的后遗症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太祖高皇帝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条令，至今也都还是有效的，也依旧是没有人敢违背的。

问题不是出在高皇帝制定的法律条令没人遵守，也不是出在官府不严格贯彻高皇帝的法律条令；

而是出在输粟捐爵之制施行后，如今的汉家，已经没有‘商人’了。

何谓商人？

以当今汉室的法律规定，商人，会被单独列入‘商籍’，与列入农籍的民众严格区分开；

被列入‘商籍’的商人，原则上不享受任何国家福利，且不被纳入任何义务减免的范畴。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刘荣许天下大埔，也就是敞开了喝，录名于‘商籍’的商人便不会在此列；

再比如，刘荣赐天下民爵，亦或是赐酒肉、布帛，存在于‘商籍’的商人也同样不在此列。

普通人要服从的义务，商人要服从，普通人被减免义务，商人却不受减免；

普通人享受的权利，商人也几乎都享受不到。

哪怕是出现民事纠纷，官司闹到官府，只要其中一方是商人，也都会被官府区别对待，也就是偏袒不是商人的一方。

到这里，话题其实就有些诡异了。

怎么可能？

硕大一个汉室，家财巨万的豪商富贾都有几十家，又怎么可能‘没有商人了’？

再有，商人和老百姓打官司，画风不都应该是商人花钱走通门路，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欺压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吗？

官员不欺负老农就不错了，又怎么可能偏袒老农，去针对商人？

这一切的答案，便藏在那句略有些诡异的：如今汉室，几乎已经不存在‘商人’了。

准确的说，是已经不存在录名于商籍，被集体隔离居住，有显著商人、贱籍特征的，法律意义上的商人了。

上文提到，商人在当今汉室，会被列入单独的商籍。

但时至今日，但凡有点门路的商人，都早就走关系走门路，把自己的户籍转到农籍之上了。

再有，便是商人在汉室最显著的特征：没有爵位，也在太宗皇帝输粟捐爵后，彻底成为了历史。

——当今刘荣一朝，别说是没有爵位的商人了，但凡是爵位低于九级五大夫、十级左庶长的，那都不配被称为商人了。

但凡商人，动不动就是十级左庶长，甚至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的爵位！

极个别豪商巨贾，甚至通过特殊的手段和渠道，染指了输粟捐爵所规定的上限：十七级驷车庶长！

须得一提的是，在汉家自先秦继承而来的二十级军功勋爵制度中，有几个关键的爵位节点，会与更低的爵位发生质变。

最急促的，从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到四级不更，便是到达第一个关键节点。

——四级不更之前，爵位仅仅只提供更大的宅基地面积拥有资格、住房数量拥有资格，以及奴仆、妾室拥有资格。

而四级不更开始，爵位会开始提供特权——如四级不更，便是免除更役。

而后是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直到八级公乘，便又是一个新的特权关键节点。

从八级公乘开始，爵位拥有者可以乘坐官府车马，且可以具备请见地方官员的资格……

就这么一路往上，差不多便是每隔四级左右，便会多出一个显著提升的特权和福利。

而太宗皇帝输粟捐爵，之所以把民众‘购买’爵位的上限，定在十六级大上造，正是因为十七级驷车庶长开始，爵位将为拥有者带来最顶尖，同时也是最具稀缺性的特殊待遇。

——从十七级驷车庶长开始，爵位拥有者，将不再是单纯的‘拥有爵位’‘单纯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而是可以领取俸禄！

十七级驷车庶长，秩比二千石，可随时出任比二千石级别的职务；

十八级大庶长，秩二千石，同样有资格在二千石级别的位置出缺时，默认成为该空缺职位的候选人。

到了十九级的关内侯，更是可以拥有令华夏民族位置癫狂的：食邑！

关内侯只定爵号和食邑数，并无具体封地，爵号也不取自地名，而是多取寓意美好的褒义词。

而后，根据定的食邑数，以每户每年十石的大致租税收入，由相府国库直接发钱发粮，一如重臣二千石。

彻侯就更不必多说了——直接就是一块实打实的封地，以及封地人口的农税收取权。

甚至于，彻侯本人还能对自己封地的行政，也能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明白了这些，其实就不难发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封建时代其实是行不通的。

——至少在当今汉室行不通。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当今汉室，社会阶级的划分，并非后世人更习惯的士农工商，亦或是权贵、中产、无产；

而是更为直接且具体的：通过爵位来构建社会地位鄙视链。

二十级彻侯再怎么不堪，哪怕只有一百户食邑，见了十九级关内侯，哪怕对方食邑五百户，也照样能拿乔、摆架子，让对方先行礼拜见自己。

十六级大上造再怎么无能，即便是赋闲在家、坐吃山空，见了十五级少上造，哪怕对方身上有官职，也照样能以‘前辈’‘更尊贵者’自居。

这是个阶级分明——或者说是爵位分明的时代。

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又源自其‘商人’的卑贱出身；

所以，商人要想解决自己被社会系统性鄙视、被主流价值系统性贬低的问题，要想从根源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直接的方法，其实就是拥有爵位。

商人之所以‘贱’，是因为他们没有爵位，连一级公士都不是，所以才能被普天之下的农民黔首鄙视、瞧不起。

但底层农民再怎么刚正，汉家的民风再怎么刚烈，也不可能有人胆敢鄙视一个十六级大上造的‘大人物’。

哪怕对方在脑门上明写着‘我是卑贱的商人’，也绝不会有人敢当真。

而且，商人想要获得爵位，也不单是为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和尊重。

——商人，从来都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群体。

没有好处的事情，商人是不会做的。

尤其是需要庞大支出、开销，最终却只是面子上好看的事，真正的商人，往往都是十分排斥的。

真正让商人群体，对所谓能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爵位趋之若鹜的，是性命安危。

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时代，商人天然卑贱，天然不收人待见。

原则上，除了司空城旦等录名‘奴籍’的奴隶，其他人——无论是工匠也好，商人也罢，谁都能欺负商人两下子，还丝毫不用担心付出代价。

自更别提拿商人脑袋当政绩的官僚，以及拿商人当副本刷的封建帝王了。

所以，爵位——尤其是高等爵位，对商人群体真正的诱惑力，在于当今汉室十分盛行的：以爵抵罪制度。

理论上，在当今汉室，除了谋反、巫蛊、大不敬等原则性的大罪，其他的任何罪行，基本都是可以‘以爵抵罪’的。

这还只是理论上。

实际上，其实即便是谋反这样的滔天大罪，也同样有可能因为更高的爵位，而得到更为仁慈的对待。

好比当年，发起吴楚七国之乱，最终兵败逃亡岭南，为东越国砍下脑袋送来长安的吴王刘濞。

——吴王刘濞，也就是兵败逃亡，死在岭南了；

但凡刘濞阵前投降，并活着被长安派出的平叛大军俘虏，叛乱平定之后，刘濞都大概率死不了！

无论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安定关东诸侯人心的现实因素考量——尤其是宗亲不能手足相残的道德考量，先帝老爷子最终，很可能会捏着鼻子、忍着恶心，赦免吴王刘濞举兵谋逆的死罪；

而后，找个‘面壁思过’之类的由头，把吴王刘濞终身圈禁起来。

听起来很残忍，但事实上，却是宽容的呀有点夸张。

——造反都不用死？！

在当今汉室，是的。

只要爵位够高——比如像刘濞那般，达到诸侯王爵的级别，那就是有机会在造反之后，依旧苟全性命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