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殿试开科与寒门崛起

篇五女皇治世（690—700）

第一节殿试之创——天子门生

载初元年二月，神都的春天来得很早。这一年，太后六十七岁，离登基还有七个月。

天下人都在数着日子，看她与李家的名分怎么算。她也在数日子——数得比谁都细，可数的不是名分。名分是一张纸，迟早的事。

她数的是人心：天下的士心，拢住了多少。拢士心，最快的法子，是把他们的前程攥在自己手里。

天下人都盯着她与李家的名分，她却在忙另一件事——忙一场考试。

洛水边的柳条刚刚泛青，一桩新鲜事就传遍了贡院：今年的贡士，不入南省，入宫。太后有旨——策问贡士于洛城殿。

贡士，是各州解送上来的举子，过了州试的读书人，几百人，齐聚神都。按惯例，他们该去尚书省应试，卷子交给考功员外郎。

如今宫门开了，他们抬脚，直接走进皇城。殿试，这两个字，从前没有过。开科取士，隋朝传下来的法子，到唐已行了七十余年。

七十年里，考场设过很多处，从没设在天子脚下。

考试这桩事，从来是下面办的。天子只管用——吏部选了，政事堂注了，皇帝画个敕。如今，皇帝要亲自问了。

从隋朝开科以来，读书人的考卷，都是交给考功员外郎的。中了进士，主考官是座主，及第者是门生。

门生谢座主，座主提门生，一辈子的恩义，拴在两个人之间。唐朝的官场上，这叫“知己”。

进士及第，第一件事不是上任，是跟着座主去谢恩，去曲江赴宴，去雁塔题名。宴席上谁坐在谁下手，几十年后还记着。

曲江的宴，有时令。暮春樱桃初熟，新科进士的宴席上，头一道上的便是樱桃——朱果盛在白瓷盘里，浇上蔗浆，先甜了口，再论前程。这一宴，长安人唤作樱桃宴；及第的意气与樱桃的鲜甜，在曲江水边，年年都是一样的。

恩义的绳，一头拴着座主，一头拴着满朝的门生。党羽，就从这根绳上长出来。如今，太后把考场搬进了宫城。

考生答的不是吏部的题，是天子亲策的题。及第的人，不再是座主的门生——是天子的门生。

消息传出来，举子们连夜温书，也连夜揣摩：太后会问什么？客舍里的灯，一夜一夜亮着。

有人翻烂了《文选》，有人背熟了本朝的诏敕。也有胆大的说：太后亲策，问的必不是书。

书，吏部早问过了。她要问的，是她的天下。问经，问史，还是问边事？猜题的人分成两派。一派押经史——太后崇文，必考学问。

一派押时政——太后做事，必问实务。后来题目下来，两派都闭了嘴：经史时政，全在一道题里。

太后要的从来不是答案，是眼光——看你站在殿上，眼里有没有天下。有老儒摇头，说自古无此例。

礼是圣人定的，考场是礼的一部分，怎么好动？话传进宫里，太后只回了一句：圣人也没说过，不许女人策士。老儒就不说话了。

年轻人不管这些。他们只算得清另一笔账：天下的举子千千万，能被皇帝亲眼看一眼的，从前一个也没有。如今有了。

洛城殿上，一人一案，一卷一烛。几百张案子排开，墨香混着烛烟。卫士立在丹墀之下，一动不动。

举子们低着头，谁也不敢抬眼看帘子。帘子后面，坐着一个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人，看不清面目，只看得见一个轮廓。

那个轮廓，比任何主考官都重。太后坐在帘后，声音不高：“朕不问你们背得熟不熟。”“朕问，天下的事，怎么办。”

策题下来，问的是民生，是吏治，是水旱。问逃户怎么安抚，问刑狱怎么清平，问边粮怎么转运。

都是奏章里的事，都是宰相头疼的事。有举子笑了——这些题，他家里天天在过。也有举子慌了——背熟的赋，一篇也用不上。

文章与文章的分别，就在这一刻显出来：一等人答卷，二等人抄书。

有举子捧卷的手在抖——十年寒窗，练的是骈四俪六，头一回，有人问他真话。数日方了。策问了几天，殿上就静了几天。

太后不催，也不改期。她坐在帘后听，听外面的笔尖沙沙地响。那是天下的读书人，替她写字的声音。

放榜那日，及第者的名字，是皇帝圈过的。有人后来把这一日记进家谱：某年二月，蒙天子亲策，赐及第。

家谱里从此有了一段别人家没有的荣光。这段荣光，将来还要传给子孙：我们家，出过天子门生。

五个字，比田产值钱，比官衔结实。官会丢，田会没，天子门生四个字，进了家谱就抹不掉。

后世的史官在这件事旁边，添了一行小字：殿前试人，自此始。再往后，宋太祖把殿试定为常制，殿试第一，唤作状元。

追根溯源，源头在洛城殿，在载初元年，在一个女人的旨意里。制度这东西，一旦生出来，就不认娘了。它只认用它的手。

谁用它，它就为谁拣人才——哪怕许多年后，用它的仍是李家的天子。一个制度的开头，常常只是权力的一次顺手为之。

她未必想到千年。她只是要天下读书人的目光，从座主的门，转到宫城的门。座主的门里是私恩，宫城的门里是君恩。

私恩结党，君恩结心。她要的，是把“恩”字的产权，收归天子。

从此天下举子谢恩，先谢皇帝，再谢考官——考官只是替皇帝看卷子的人。门换了，心就换了。天下举子的恩主，从此姓武。

第二节武举之设——以武取士

读书人有考场，使枪弄棒的没有。这一桩，十二年之后才补上——史笔至此，须越章而书。

制度的事，武周一朝常常这样：先在载初年间起了念头，隔几年落一子，再隔几年又落一子。殿试是第一子，武举是第二子。

落子的人不急，看棋的人，得等。长安二年，太后已有七十九岁，下的诏书仍旧干脆：设武举。从此，力气也有了考场。

诏书发到州县，州县的武官们先愣住了。打仗，他们懂；选兵，他们也懂；可给力气开科举、定科目、排等级，这是头一回。

头一回的事，章程都得现拟。

拟章程的官员发现，武人的本事，竟比文人的还难考——文章好坏，各花入各眼；箭中不中，靶子不会说谎。武举考什么？

长垛——箭靶立在八十步外，能中的不算本事，箭箭中的才算。马射——马上开弓，风驰而过，靶子只有一面席子大。

步射——站着射，要的不光是准，是稳。还有马枪。左边一个木人，右边一个木人，土墙隔在中间。

骑士持枪纵马，左刺右击，木人倒，则为上等。翘关——关者，城门之栓也。长丈七，径三寸半。举起来，走五步。

那是守城人每日开闭城门用的木栓，几百斤的分量。考场边立着一根，黑黢黢的，像一段老树。

有壮汉搓搓手，抱起来，脸涨得通红，挪了一步，两步。第三步上，关落了地，人也趴下了。考官提笔：不第。

旁边有人一声喝，单手托起，稳步走了五步，回身放下，气不长出。考官提笔：上等。

人群里一片叫好——武举的考场，比文举的热闹，这里有喝彩。能举不能走，下等。举而能行，上等。

还有负重：背米五斛，行二十步。还有身材：躯干雄伟者为上，“不短于六尺”。

甚至有“言语”一科——要能应对，不能只会喊杀。考官拿尺子量，拿秤称，拿箭数。文举考锦绣文章，武举考皮肉筋骨。

文举的落第，回家哭一场；武举的落第，当场就挂着彩。一样的考卷，不一样的命。

可对天下人来说，这是同一件事——朝廷开了门。门里考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门开了。

从前，出人头地的路只有两条：投军，拿命换军功；读书，拿灯油换功名。如今多了第三条：练武，也能考出身。

守着几分薄田的汉子，白日种地，夜里打拳，拳打的是前程。一个用墨，一个用血。

从此庄稼汉的儿子也有了一条路：念不起书，可以练力气。诗可以换官，枪也可以换官。这条路上，眼下还没有名人。

武举初设，天下还来不及出人才。考官们翻着名册，看见的都是陌生的名字，乡野的、行伍的、镖客的。

没人想到，这条刚开的窄路，将来会走出再造大唐的人。历史常这样：开路的人看不见走路的人，走路的人不知道路是谁开的。

要再过许多年，华州郑县一个叫郭子仪的少年，才会从武举的考场里走出来——以异等出身，救李家的天下。那是后话，按下不表。

只说制度一旦立了，人心就变了。村里的老拳师收徒弟，收得比从前多了。射柳、角抵、扛石锁，市井里练的人，一日多过一日。

有人笑话：练这些做什么，又不去打仗。练的人不理会，只顾埋头扎马步。

他们心里有一本账：朝廷既给力气开了门，力气就不会白花。庄稼人信这个——春天下种，秋天就有收成。如今朝廷的话就是节气。

尚武的风气，从前靠边关的军功赏；如今，朝廷给了它一张考卷。考卷与军功，是两回事。军功要等打仗，考卷年年都开。

一个年轻人不必再盼着边关起烽烟，才能挣一个出身——和平年月，力气也有了明码标价。这也许是武周留下的最长久的东西之一。

酷吏会死，明堂会烧，新字会废。考卷不会。千年之后，读书人和武人，都还在考场里坐着。

第三节寒门之梯——“糊名”与荐举

科举的路，窄。窄不在于难，在于看不见的手。从前的试卷，名字写在卷首。

不但写名字，还要写郡望——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五个字郡望，抵得半篇文章。

考官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势利的：他阅的不止是卷子，是卷子背后的人家。文章好，人家也好，取了。

文章好，人家无名，再看看。文章平平，人家显赫——卷子留着，或许日后有用。考官阅卷，先看名字，再看文章。

崔家的卷子，落笔就先得三分。卢家的卷子，字字都有来历。寒门的卷子呢？文章再好，考官也犯嘀咕：这是谁家的子弟？

于是有行卷。举子把平日的诗文抄成卷轴，投到显贵门下，谓之行卷。投一次不够，投两次；两次不够，隔月再投。

长安城里的权贵宅邸，门房最忙，收的卷轴堆起来，能齐腰。

白居易投顾况，顾况先拿名字打趣“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读了诗才改口——那样的佳话，几十年后才轮得上。神都的米一样贵。

寒士的卷轴，投进去，连打趣的人都没有。举子考前奔走权门，把诗文递进去，求一声推荐。文名先于考声，人情重于文章。

长安米贵，那样的佳话还在后头；神都米也贵，寒士住在客舍里，一天两顿，省下一顿买纸。太后看到了这一层。

她做过才人，做过昭仪，做过皇后，做过太后——每一层都往上看过，也都往下看过。

她知道人间的门是怎么开的：先看衣裳，再看脸，最后才听你说什么。她要给考场换一副心肠。不看衣裳，不看脸，只看字。

她下令：试判糊名。判，是判案的文章——拟一道案子，写一份判词，考的是吏才。糊名，是先把名字糊上，再誊，再阅。

考官捧着卷子，像捧着一封匿名信。他骂一句，赞一句，取一个，落一个，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骂的赞的是谁。

有人阅完卷，忍不住去撕糊名的纸——撕开一看，被他贬到末等的，是自己的门生。满堂大笑。

笑完，谁也说不出话：原来卷子认人不认门第的时候，门第真的会输。考卷收上来，把名字糊住，考官只认文章，不认人。

卷子不认人——四个字，寒门听见了，热泪盈眶；高门听见了，面面相觑。宋州有个农家子，姓陈，行三。

生下来那年，家里遭了水，田淹了，屋子塌了半边。父亲带着一家逃荒，在宋州城外落下脚，佃了别人三亩地。

陈三郎七岁放牛，牛背上认得了几个字——那是庙墙上贴的告示。他盯着告示看，放牛的老汉笑：“看得懂么？”

他摇头，又点头：“再贴一张，我就懂了。”家里佃种别人的田，父亲不识字，哥哥不识字。

村里的寺学不收束脩，他就站在窗外听。先生在里头念，他在外头记。冬天雪落下来，他把两只手抄在袖子里，站得像根木头。

先生推门出来，看见雪地里一双脚印，围着窗根踩了一圈。先生叹口气，让他进来了——“站在外面，冻死你，字还是我的。”

后来替书肆抄书，抄一卷，得一餐。抄了五年，指头上磨出茧，书也进了肚子。

书肆掌柜的算盘打得精：一卷书，抄一遍，管一顿饭。陈三郎的算盘打得更精：抄一遍，书就是我的了。

五年里，他抄过经，抄过史，抄过律，抄过别人家的家状。抄到后来，客人来寻书，掌柜的翻架子，他背得出在第几格。

载初年间，他随贡船进了神都。走的那天，父亲送他到渡口。老头没什么话说，只把一袋干粮塞给他，又塞了几十个铜钱。

铜钱是卖饼攒的，一枚一枚，还带着炉火的热气。船开了，父亲在岸上挥手，喊了一句：“考不上，就回来！”

考不上，就回来——这句话，陈三郎记了一路。也正因为有这句话垫底，他反而不怕了。神都的客舍，一夜十文。

他住了两个月，钱花完了，就去码头上扛包。同舍的举子笑他：一手拿笔，一手扛包，成什么样子。

他把笔别在腰上，扛起第二包：“笔在，我就还是举子。”别人行卷，他没有卷可行。也有同乡劝他：凑几首诗，去投一投崔学士。

他凑不出。他的诗里只有庄稼、河工、逃荒，没有典故。投出去，人家只会问：这是谁教的？他没先生，没家学，没郡望，没荐书。

进考场那天，他身上最贵的东西，是那支抄书攒钱买的笔。别人的座主写荐书，他只有一身洗旧的麻衣。

糊名试毕，他的卷子被取中了。他的判词里没有一句花哨的话，只有庄稼人过日子的道理——

水怎么分，役怎么摊，逃户怎么安。阅卷的官员在卷尾画了个圈。他不知道写卷子的人姓什么，只知道这个人懂饿。

懂饿的人写赈济，句句都在点上。他自己不敢信，验了三遍名字。放榜那日，陈三郎挤在人堆里，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

看到了。三个字，写得清清楚楚。陈三郎，宋州人。他伸出手，想去碰那三个字，隔着人群，碰不到。

旁边有人喊：“让让，让新及第的过去！”人群让开一条缝，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用挤了——从这一刻起，他是榜上的人了。

榜下的人看他，像十年前他看榜下的人。他站在榜下，没有哭，也没有笑，就那么站着。

同科的举子来道贺，他回过神来，第一句话是：“我爹烙的饼，从此不用沿街叫卖了。”寒门的梯子，窄，但立起来了。

窄到什么地步？那一年贡士数百，及第的不过几十人，几十人里，寒门撑死占两成。

一百个陈三郎，九十八个还在地里、在肆上、在抄书的灯下。可是从前，那一百个里，连两个也没有。

梯子立起来，不等于人人上得去。它等于一件事：人人都有了爬的资格。对于什么都不曾有过的人家，“资格”两个字，重过千金。

十年寒窗，抵不过人家一句荐书的日子，开始松动了。有人说糊名坏了文风，糊名让考官错失英才。太后不听。

她要的恰恰是“错失”——错失的是门第，得到的是人心。门第是旧朝的账本，人心是新朝的本钱。

改朝换代，改的是名分；换掉账本上的名字，才换得到天下。她给寒门开路，不为怜悯，为算术。高门几百户，天下几百万家。

几百万家各出一个人才，汇成的河，比几百户的湖深。天下人是最多的东西，也是最便宜的东西。

便宜到，只要你肯给一条路，他们就肯把整条命押上来。这话听着凉薄，却是实话。天下的赌桌从前只开在高门里，筹码是门第。

如今太后添了一张新桌，筹码是文章、是力气、是才干。穷人家没有门第，可有文章的、有力气的、有才干的，都摸到了筹码。

赌桌不公道，可至少，让所有人上桌了。

第四节女皇的朝堂——新贵与旧族

长寿二年正旦，大朝会。神都宫城前的仪仗如林，钟磬齐鸣。班序，是有讲究的。谁站前，谁站后，站的是几代人的门第。

班序的学问，全在脚下半步。往前半步，是紫袍；往后半步，是绯袍。

朝会大典，礼官唱名，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唱的是官，排的是命。

从前，最前面那几排，站着崔、卢、李、郑，站着关陇的勋贵。祖上的功业排成队，儿子的位置站在父亲的影子里。

如今再看那几排——

站过的是狄仁杰——并州法曹出身，从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一路做到凤阁鸾台平章事；去年遭酷吏构陷，贬去了彭泽，可满朝都还记得他。

狄家不是高门，他自己常笑谈：早年做并州法曹，同僚诬告他，阎立本来查——查着查着，反倒称他是“沧海遗珠”。

后来他做大理丞，一年之内，断清积案一万七千人，喊冤的一个没有。武人不服他，文人服他；酷吏恨他，囚犯念他。

这样的人，不入高门的谱，却入百姓的口。站着的是徐有功、杜景俭，都以执法平恕起家。

站着的是姚崇，做事麻利得像刮风。还有张说，对策第一的年轻人，站在班末，眼睛很亮。

四年前永昌元年，他应制举，对策第一，那年他二十二岁。策论里的话，老臣看了摇头：太直。太后看了，取了第一。

她不嫌直，她缺的就是敢说直话的人。

崔融也站在班里，以文章知名，替朝廷写过颂，写过表，笔下的字，一篇篇都变成了颁下的制书。

文人与能吏，第一次这么齐整地站在一班——他们来自不同的州县，来自同一种出身：考卷。

这些人，祖上没有一人封过公，没有一人进过凌烟阁。他们是顺着考卷和案牍，一级一级爬上来的。

关陇集团——那个从西魏起就攥着天下兵权与官位的集团——如今在哪里？在贬所，在狱中，在族灭的名册里。

长孙一系，褚遂良的门生故旧，关陇的将门——一本旧账，翻过去了一页。旧账翻页的时候没有声响，只有名单变短。

有老臣私下叹：朝廷用人，像市集上的买卖，只问价钱，不问来历。叹归叹，站在殿上的时候，谁也不敢把这话说出声。

因为“来历”两个字，眼下是最危险的话题。问一个新贵的来历，等于问太后用人对不对。

太后用人，从来不会错——错的都进了狱。宗室郡王们的名字，从班簿上一个个划去。

划到后来，站在前排的勋贵之后，只剩下了空。空出来的位置，总得有人站。

站着的人不看过去，只看来路——来路是明经，是进士，是制科，是军中一刀一枪。来路不问祖上。

因为来路不认门第，只认三样东西：墨、卷、功。墨，是考卷上的墨。卷，是案头的卷。功，是边镇的功。

三样东西，高门子弟也有，寒门子弟也有——在考卷面前，老天爷头一回睁开了眼。从长孙无忌流死黔州那天起，这块牌坊就塌了。

太宗当年修《氏族志》，把崔家降为第三等，没能降成的事，武后用刀做成了。刀比志书快，也比志书狠。

志书降的是等第，刀降的是人头。人头落地之后，等第就不重要了——族谱烧的烧，藏的藏，墓志不敢署旧望。

山东旧族躲回了书房，一头扎进礼学文章，几代不问朝堂。

他们没料到，这一躲，反倒躲出了另一种不朽：经他们手订的礼、修的史、注的书，比他们丢掉的官位活得长。此是后话。

高宗下过禁婚诏，禁七姓十家互相通婚，禁了二十年，越禁越结亲。如今不用禁了。

新贵们不跟他们结亲，新贵们踩着他们的班位站到了前面。旧的秩序塌下去，新的秩序立起来。立得快，站得也险。

武周的朝堂上，拜相的制书与下狱的敕书，常常出自同一只手。今日紫袍，明日囚衣；今日贬谪，明日起复。

魏元忠三起三落，死囚堆里捡回来，照旧上朝。新贵们的官，一多半是从鬼门关里挣出来的。可他们仍旧站在那里。

因为退回去，就是佃田、军镇、边州的吏——那个位置，连鬼门关都看不见。长寿元年，狄仁杰就下过一次狱。

告他的人叫来俊臣，罪名是谋反。唐律有一条：一问即承，免死。来俊臣的刑房里，这条律文救了狄仁杰的命——他一问就认了。

认得干脆，痛快得让刑吏发毛。同案有人骂他没骨头，他说：“我不认，就死在这了。活着，才有地方讲理。”

来俊臣告他谋反，他一问即认——认了才不当场打死，才有机会喊冤。

狱吏查验寒衣，他从棉袄里拆出一封帛书，是写给儿子的，也是写给上面的。帛书递到御前，狄仁杰免死，贬彭泽令。

去彭泽的路上，他回头望了一眼神都的方向。那座城里，救他的和害他的是同一个人。

他分得清：害他的是那个要清洗天下的太后，救他的是那个还要用人的君王。两个人，长在同一副身体里。

看明白这一层的人，才能在武周的朝堂上活下去。那一年，朝堂上流传一句话：遇徐、杜必生，遇来、侯必死。

新贵升得快，死得也快。班序上前进一步，可能就是靠近例竟门一步。

这就是武周的朝堂：一扇门通向拜相，一扇门通向断头，两扇门挨得很近。近到什么地步？

近到有人上朝前，先与家人诀别；散朝回家，全家再贺一次重生。这样过日子的人，偏偏一年比一年多。

因为天下人都算过另一笔账：不出门，连选门的资格都没有。可天下人还是往里挤。因为门外的人，连选门的资格都没有。

洛阳南市，有个卖饼的老翁。姓什么，没人记得，街坊都叫他饼翁。

饼翁的炉子支了三十年，三更起，和面；五更生火；天亮，第一炉饼出。神都几万个吃早饭的人里，总有几百个吃过他的饼。

他的儿子，也是宋州人，也是农家，也中了这一科的进士。消息传到南市，是榜后第三天。

儿子中了进士，他连夜在饼铺前挂起红绸。红绸一挂，半条街都看见了。红绸是新买的，三尺，花了二十文。

饼翁在炉子前挂了三十年幌子，头一回挂红的。火光照着红绸，红绸映着火，炉前的老头，眼睛也是红的。

有人问：“翁，哭什么？”他说：“烟熏的。”老翁逢人便说：“圣人开科，饼家也能出天子门生了！”

街坊拱手道贺，老翁的饼，那天不要钱。人群里忽然有人冷冷地开口。那人站在人群外沿，穿一件旧青衫，像个落第的举子。

声音不高，可附近的人都听见了。

“老丈，你儿子的官，是要用命换的。”

没有人接话。

说这话的人，说完就走了，背影瘦长，混进南市的人流。

老翁回过头。

那人已经走了，只留下一句凉话，飘在热腾腾的饼香里。

红绸在风里晃。

炉火正旺，一炉新饼贴上去，滋滋地响。饼翁站了很久，忽然弯下腰，把炉火拨得更旺了些。

他知道那人说的多半是真的——这几年，做官的怎么没的，南市里传得比邸报还快。

可他也知道另一件事：儿子若不做官，就回来贴饼，贴一辈子，贴到他的孙子再站到这炉子前。火要旺，饼才熟。

路要险，才轮得着穷人家走。

红绸在风里晃，像一条窄路，也像一条引信。

烧到哪一天，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