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乱平·藩镇定局

安史八年，焚尽半壁山河。当最后一个叛首自缢林中，盛唐的棺木，又被钉上了一道钉。可钉得住叛首，钉不住裂土；钉得住战乱，钉不住人心。这便是平定之后，最大的不平定。

第一节最后的决战——史朝义之死

宝应元年（762）秋，代宗李豫既立，朝局稍定，便决意彻底了结这拖了七年的安史之乱。回望天宝末年的那场渔阳鼙鼓，谁也不曾料到，它竟绵延八载，焚尽半壁。史书载，乱前大唐户约九百万、口约五千三百万；及乱平，在籍之户，十不存四，中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两河之间，几无人迹。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蒸发，是一整代人的家破人亡。当史朝义的枯骨委于林莽时，河北的麦田里，还散落着八年未归的征人白骨——战争终结的那一天，土地上长出的第一样东西，是荒草，不是禾苗。

是年十月，新任天下兵马元帅为雍王李适（代宗长子），副元帅仆固怀恩，会合回纥登里可汗之兵，大举东向，再攻洛阳。这一回，唐军不复邺城之溃的狼狈（前章“邺城之溃”已书其耻），号令既一，将士用命。仆固怀恩本为回纥女婿，其女嫁与登里可汗为可敦，翁婿同阵，里外相应，铁骑踏处，叛军瓦解。怀恩久经沙场，深知河北叛军虚实，此番用兵，专攻史朝义之必救，步步紧逼，毫不留情——他半生平叛，族中死伤累累，于安史余孽，实无半分容情。洛阳城下，两军决战。唐军与回纥夹击，史朝义亲率精锐死战，阵前几番冲杀，竟不能破。残阳如血时，叛军大溃，尸横洛阳城外。史朝义收得残部，终是不敌，败走郑州，再走汴州，渡河北遁，一路溃散，所过城邑，望风或降或闭，再无人肯为他开城门。此战既捷，仆固怀恩功冠诸将——他一门殉国，姐妹皆为和亲远嫁，于平叛中几无完族，论功当为第一。然代宗朝的宦竖，最忌的便是“功高”二字（前章“宦祸与藩镇”所书之祸根），鱼朝恩辈早已侧目。怀恩性刚，不屑逢迎，自此功成而谤生、勋著而疑起，埋下日后举兵之怨——直至永泰元年（765）引回纥、吐蕃入寇，才有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那一幕（前章“郭子仪·功高谦退”余响所书）。平乱之功臣，竟成了下一个乱源，这便是乱世最吊诡的轮回：你刚扑灭一场火，火星已溅上了下一个屋檐。

史朝义，是史思明之子。当年他于邺城军中弑父自立（前章“史思明复叛与河阳之战”已书其逆），原以为能承父业、据河北，与唐室分庭抗礼；岂料父死而众叛，诸将早厌其残暴。当其败走范阳、欲投旧部时，才发现范阳已非己有——留守的部将，早已开门纳款，降了唐廷，连史思明旧日的亲兵，也倒戈作了新朝的功臣。途中有一幕尤堪玩味：史朝义行至莫州，麾下大将田承嗣（即日后魏博节度使）佯作忠勇，劝朝义亲赴幽州调兵、自请留守，实已暗通唐使，待朝义既去，便闭门不纳，举州而降。史朝义行出百余里，尚待田师来援，忽闻莫州易帜，方知被卖。他立于荒原，望北天苍茫，良久，只说了一句：“天不欲吾活。”遂纵马北去，再无回顾。这“被自己人卖掉”的结局，与他当年“卖掉父亲”的往事，恰成一个闭环——史思明弑君（安庆绪）而起，史朝义弑父而立，及至末路，又被父之旧部所卖。乱世之中，背信者终死于背信，这或许，便是安史一党最公正的审判：不是唐军审判了他们，是他们彼此，审判了彼此。史朝义自邺城杀出时，尚有数万之众；及至莫州，身边只剩数十骑，再走，仅余胡骑数人。当年弑父夺位之夜，洛阳城中曾有人放一盏孔明灯，灯上写着“父子相杀，天理何在”（前章“史思明复叛与河阳之战”钩子所书）——如今看来，这“天理”，竟以这样一种荒凉的方式，落到了史朝义自己头上。弑父者，终被父之旧部所弃；窃国者，终被国之所不容。史朝义走投无路，于广德元年（763）正月，窜至范阳城外的温泉栅，自缢于林中。

史载，史朝义至林中，左右散尽，独与胡骑数人相随，自知不免，乃缢死于树下。那是个雪后初霁的清晨，林子里静得能听见枯枝坠雪的轻响。史朝义解下腰带，递与从骑，淡淡道：“善事新朝，勿念我。”言罢，将带端系于枝桠，引颈就缢。从骑不忍视，皆转过身去。那个曾弑父、曾僭号、曾梦想坐拥幽燕的“大燕皇帝”，最终，连一口像样的棺木都没有，草草了结在这无人知晓的荒林里。树上的雪，被他最后的挣扎震落，纷纷扬扬，盖住了他蜷曲的身躯——像替这乱世，盖上一层勉强的白。多年后，有猎户入林，见枯树下白骨一具，不知是谁；只道乱离年头，林中枯骨，原也寻常。而史朝义之名，倒是因着“弑父”二字，被写进了史书的最末一角，供后人一声叹息。盛也勃焉，亡也忽焉，安史一党，终以这样的方式，为这场八年之乱，画上了句点。

同年正月，历时八年、席卷半壁江山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告平定。洛阳城破那日，百姓夹道，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木然。一名当年曾跪迎“大燕”旗号的老人，此刻又跪迎唐军，膝下砖石未凉，脸上已换作恭顺——八年间，这般“跪迎”的戏，他在洛阳演过三回。史朝义败走时，城中米价曾腾贵至一斗万钱，人相食；及唐军入城，开仓赈济，百姓方知“王师”二字，原也可以是活命的恩。可这恩，来得太迟，也去得太快——来年河北三镇一立，税赋自专，洛阳周遭的百姓，不过是换了种法子，继续纳那永远纳不完的粮。老卒烧戍衣时，城下那点庆功的喧闹，与他无关；他守的，从来不是哪面旗，是哪面旗下，能让他妻儿喝上一口热粥。

洛阳城头，一名跟随郭子仪征战多年的老卒，卸下了戍衣——那件补丁摞补丁、浸过血也浸过汗的征袍。他没把它叠好收起，也没拿去换几文钱，而是蹲在垛口，就着一簇未熄的篝火，把戍衣点着了。火舌舔着布纹，腾起一股焦糊的、说不清是腥还是暖的味。老卒看着火，看了很久，忽然咧嘴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八年了。他身边的弟兄，十个里活下来不到三个。如今仗打完了，衣烧了，他竟不知自己该回哪儿去——故乡早成了焦土，妻子早没了音讯。火灭了，灰被北风吹散，落进洛阳城的砖缝里。一个老兵烧掉戍衣，烧不掉八年的记忆，也烧不掉这乱世烙在他骨头上的寒。他想起出征那年，妻子在村口给他系上这根布条，说“等着你回来，粥总是热的”。如今粥未必热了，村口也未必还在。他摸了摸怀里那半块干粮，忽然觉得，自己烧掉的不是一件衣裳，是八年的青春、八年的命、八年的，再也回不去的家。远处，新受封的将军正大摆庆功宴，丝竹喧天；城头上，只有这个无名老卒，守着一撮冷灰，在风里，把自己哭成了一个孩子。

第二节裂土之封——河朔三镇定型

仗是平了，可怎么“善后”，却成了一道比打仗还难的题。

安史余部，盘踞河北者众。田承嗣据魏博，李怀仙据范阳、卢龙，薛嵩据相、卫，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据成德——这些人，本是叛将，手里有兵，地盘是打出来的，朝廷一时根本剿不动。代宗初立，国力凋敝，府库空竭，实在经不起再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朝中计议，多数人主张“以贼制贼”：索性招抚余部，授以节钺，令其自守河北，换一个表面的太平。有耿直之臣力争，言“河北豺狼，不可遗种”，代宗叹道：“朕非不知，然国力如此，纵欲剿之，将何以给军？”一句话，道尽新朝的力不从心——不是不想平，是平不起。

于是，一纸诏书下去，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河朔三镇（魏博、卢龙、成德，习称“河北三镇”）及其周边，自此成了朝廷册封、实则割据的“国中之国”。

最具象征意味的，是那三枚节度使印信。

朝廷铸好，遣使北送。使者捧着锦匣，过黄河、入河北，一路上但见城头换了旗号，守卒仍是旧日的叛兵，只是盔甲上的“燕”字刮去了，描上个“唐”字，便算“归顺”。到了魏州，田承嗣接印，并不跪拜，只就着案几把玩那方铜印，指腹摩挲着印纽上的虬钮，半玩笑半认真地道：“这印，是朝廷给的，还是我自己铸的，又有谁分得清？”左右噤声。卢龙、成德亦然，三枚印信入了三姓之手，河北的版图，便从这一天起，悄悄裂了一道再也合不拢的缝。田承嗣此人，尤善“养寇”——他于魏博境内，选骁健者为“牙兵”，厚其廪给，父子相继，视同私卒；又收安史旧部残魂为“义勇”，号“魏博七州子弟”，使之世为兵、居则纳税、出则荷戈。薛嵩据相卫，性稍宽缓，然亦自署官吏、不纳贡赋；张忠志据成德，后赐名李宝臣，于镇州缮城浚隍，阴蓄异志。朝廷遣使宣慰，三镇皆“郊迎”而“内距”——表面伏拜称臣，转过身便议“朝廷又来夺我兵权否”。使者归来奏报，言“河北渐安”，代宗明知是粉饰，也只得姑息，权作“安”了。一座王朝的体面，至此，全靠彼此心照不宣的谎言，勉强维持。每逢岁节，三镇照例“进奉”——一车车珍玩、名马送入长安，名为“臣礼”，实则买安；朝廷则回赐以爵号、锦彩，名为“恩典”，实则买静。这般“以财交换皇权、以权养财”的默契，恰是本卷题眼“财富与权力”最刺骨的注脚：当信义崩塌，财富与权力便只剩赤裸的交换，而交换的两端，谁也不信谁。田承嗣曾于魏博军中，为安史父子立“四圣”祠，春秋祭祀，公然追慕叛首；朝廷闻之，竟不敢问，只命“毁之”了事，田承嗣表面应承，背地迁移别庙，照祭不误。中央的诏令，出得潼关，便成了一纸空文——这，便是“裂土之封”最真实的代价。追本溯源，节度使一制，本为开元中李林甫为固宠，请罢儒臣领边，专用蕃将与寒人，使之“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甲兵，又有财赋”，原为御边之计；不期养虎为患，终成安史之乱的温床。及乱平，朝廷非但不能废此制，反因河北不可猝制，将这“病根”原样保留、且遍设于内地——以藩制叛，以叛制叛，循环往复，竟成了唐室甩不掉的宿命。一个制度的初衷再好，一旦失去了驾驭它的能力与监督，便会反噬其主。这道理，玄宗不懂，肃宗未暇懂，代宗想懂而力不能——历史的教训，往往要等王朝走到尽头，才被人看清。自此，魏博之强，甲于河朔，而朝廷之命，不出潼关。更可叹者，田承嗣死，军中“推”其侄田悦自立，朝廷遣使吊祭，事后追认了事——这般“父死子继、弟终兄及”的“河朔故事”，竟成河北祖制，朝廷派去的刺史，往往到任一二年便“暴卒”，或由军中另“推”一人，中央竟无可奈何。

朝廷不是不知其患。郭子仪曾在代宗榻前（前章“郭子仪·功高谦退”所书），屡言河北当徐图之、不可遽纵；可彼时吐蕃频扰西陲，宦官掣肘于内，代宗纵有心思，也无力北顾。鱼朝恩辈（前章“宦祸与藩镇”所书），更乐得河北远乱、无暇西顾——藩镇坐大，反倒衬得他们“近臣”不可或缺。一枚枚节度使印信背后，是王朝版图的暗裂，也是中枢权力的失重。郭子仪功成不居、府门洞开（前章已书其谦退），尚且逃不过宦官的猜忌；如今这些手握重兵、桀骜不驯的降将，又岂是几道诏书能驯服的？代宗望着北送印信的驿使背影，良久无言——他接过的“那副担子”（前章“肃宗驾崩”钩子所书），此刻又添了千斤。一枚印信送出容易，想再收回来，却是难如登天。

自此，河朔三镇，表面奉唐正朔，岁时不朝，税赋自专，将帅自署，法令自出。父死子继，弟终兄及，朝廷派去的刺史，往往到任即死，或由军中“推”出自己人。这般局面，竟绵延百余年，直到唐亡。这一节“裂土之封”，写的不是封赏，是妥协——一个元气大伤的王朝，把伤口，缝成了一道永远化脓的疤。

第三节丝路转向——海上丝路的兴起

战火熄了，可陆上丝路的灯火，却再难复当年的辉煌。

自安史乱起，河西、陇右一带屡经兵燹，商旅断绝；更兼吐蕃乘虚而入，尽取河西走廊，陇右道为之一空。那条自汉武、盛唐以来，驼铃悠扬、连接长安与西域、直抵波斯与大食的陆上丝路，硬生生被拦腰斩断。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运不出去，西域的香料、宝马、佛经也运不进来。长安西市那片曾胡商云集、酒肆胡姬笑语的繁华，随乱离一同冷落了。敦煌孤城，距长安已音问不通，守将周鼎欲焚城东奔，为部下所止，终在吐蕃围困中，成了一座被遗忘了的孤岛——城中的画工仍在洞窟里一笔一笔描着飞天，却不知故国早已顾不上这西陲一隅。瓜、沙、肃、甘、凉五州，尽落蕃手，西域商道的“黄金中段”，自此改了主人。当年玄奘西行、驼队成列的盛景，被烽燧的残烟取代；商旅若要西去，须绕行回鹘、取道漠北，路远而险，成本高昂，再不复昔日“九城陌上往来频”的熙攘。

可商道如水流，堵了东边，便向西边另寻出路——不，是向南。

陆路既绝，海路遂兴。广州港，这个自秦汉便通南洋的南海门户，在乱世中异军突起。江浙、福建、岭南的物货，尽汇于广州，再由蕃舶运往南海诸国、印度洋，远至大食、天竺。而域外的珍珠、象牙、香料、犀角，也自广州登岸，转输内地。史载代宗朝，广州“蕃舶继路，蛮琛委积”，波斯、大食、师子国（斯里兰卡）的商船，桅樯如林，蔽江而立。市舶司的官吏，依“舶脚”“收市”“进奉”之制，抽解蕃货，岁入颇丰——这南海的税源，竟成了中央财政的一根救命稻草，多少抵了些河北割据、中原残破的亏空。

广州港的桅樯，是这乱世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出洋的船，舱底压舱的，多是瓷器。瓷器里最大宗的，是湖南潭州来的货——长沙城外铜官镇一带的窑场，这些年烧出了一种新样的青瓷：釉下用褐彩、绿彩绘花鸟走兽，有的还题上几句诗——“春水春池满”之类，随口便是。胡商识货，成船地订——海上风浪颠簸，万里之外，唯有唐瓷不锈不腐；到了大食、波斯，一件一件，都按金银的价卖。窑火这一烧，烧成了气候：千载之后，那些写着唐人诗句的碗盏，还在海外的沉船与旧港里一件一件被拾起——绘着唐人诗的瓷器漂到哪里，哪里就有唐。

一艘大食商船靠岸，桅杆上挂着的，是未见过的异色帆；船工肤色黧黑，操着含混的“唐语”，卸下满舱的乳香与没药。码头上，市舶使的官吏依例抽解，蕃商跪拜如仪。有老蕃商在广州娶了本地女子，生儿育女，再不回故土——他说的“故乡”，已是这岭南的湿热海风。更有些胡僧，随商船而来，携来经卷佛像，于珠江畔结庐译经，把另一种文明，悄悄种进了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我曾于卷中见过的那个“老妇捧水”的身影（前章“香积寺之战”所书之人性告白），在河北的焦土上跪过；而此刻，在广州的码头上，另一种“水”正被舀起——蕃商以金瓶汲珠江之水，遥祭远方的海神。同样是水，一跪一祭，皆是乱世里，普通人对“干净”与“平安”的，最朴素的祈愿。海风咸湿，帆影幢幢，文明的薪火，就在这咸湿的风里，默默换了方向。有史料记一波斯老蕃商，在广州经营香料三十余年，致赀巨万，却不蓄奴、不欺市，遇有唐人贫者，常减价粜米。市人问其故，他指了指珠江水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商能富国，亦能祸害国家。我不过想，让这港口的水，暖一点。”一句话，竟与当年魏徵谏太宗“载舟覆舟”之语，遥遥相通。胡汉殊俗，而道理同归——这，或许就是丝路文明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在交换货物，更在交换人心。广州港的桅樯下，盛唐的“包容”，以最朴素的方式，活成了日常。长安的西市冷了，广州的蕃坊却热了；陆上的驼铃哑了，海上的螺号响了。文明从不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港口、换了舟楫、换了肤色不同的手，把同一支“飞天之舞”，跳到了更远的海平线之外。当史朝义的枯骨在北方林中渐被荒草掩埋时，南方的海面上，正有无数桅樯，载着瓷与丝，迎着咸风，驶向一个唐人尚未命名、却终将属于他们的“大航海”时代。盛唐的陆地死了，盛唐的海洋，才刚刚醒来。

这“海上丝路的兴起”，看似与河北的刀兵毫不相干，却正呼应了全书那条若隐若现的丝路文明线索：自开篇“大唐飞天舞”所舞的，本就是丝路上那支融合胡汉、贯通东西的文明之舞；当陆上的驼铃被战马踏碎，海上的风帆便接过文明的薪火。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并未随长安的西市一同死去，它只是换了一条血脉，在广州的桅樯间，继续跳动。一个王朝会老去，会生病，会割据，可文明本身，总能在裂缝里，找到新的出口。这或许，便是《盛唐长歌》真正的题眼——飞天者，不在天上，在人不肯折翅的那口气里。广州港的桅樯下，文明的火种，正悄然完成一次华丽的转场：从西域商道，到瓷器之路；从驼队的孤烟，到帆影的万点。盛唐死了，可盛唐的胸怀，借由海风，活了下来。

第四节史笔后议——盛唐的遗产

广德元年正月，安史之乱平定。捷报传至长安，代宗于朝堂受贺，群臣山呼万岁。可这“万岁”里，藏着多少苦涩，只有当事人知道。

乱是平了，可盛唐，再没有回来。

且看这平乱之后，留下的三道痼疾，自此长伴唐室，直到灭亡：

其一，藩镇。河朔三镇既成，天下节度，遍于内地。既有“河北三镇”之割据，又有内地“防秋”“防淮”之重镇，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中晚唐之祸，十之七八，根在方镇。后来之“四叛”（淄青、淮西、河朔再叛）、“元和中兴”之削藩、“会昌伐叛”之艰辛，乃至唐亡于宣武节度朱全忠之手——皆是一纸“河朔之封”埋下的远因。一个王朝，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境外之敌，而是自己亲手豢养、又再也收不回的刀。

其二，宦官。自肃宗灵武倚李辅国，至代宗朝程元振、鱼朝恩、骆奉仙之徒，宦官典禁军、监诸道、预废立，权力空前。前章“肃宗驾崩”所书，张后之谋，反为二阉所制；代宗虽借其力即位，却也自此被宦竖环伺。后来的“甘露之变”——上千宦官血洗朝堂、“南衙北司之争”百余年的拉锯，乃至晚唐皇帝多死于宦者之手，皆是此患之果。代宗在太极殿那句“这担子，太重了”（前章“肃宗驾崩”钩子），其中“重”，便有一多半，是这尾大不掉的宦权。

其三，边患。安史乱中，朝廷调西北边军入援，河西、陇右空虚，吐蕃遂尽陷其地，几逼长安（前章“郭子仪·功高谦退”所书吐蕃陷京、代宗出奔，即是此患）。盛唐时“万里横戈”的雄风，一去不返，转成“边患不绝”的隐忧。安西、北庭孤悬西域，最终与中原音问断绝；河西走廊，直到晚唐才由张议潮归义军收复——而那已是百年后的事了。

三大痼疾，环环相扣：藩镇须兵，兵须饷，饷出于民而民愈困；民困则盗起，盗起则镇裂，镇裂则又须兵。宦官挟兵以制君，君疑将而益信宦，将叛则镇裂——王朝，便在这恶性循环里，一步步滑向黄昏。可叹者，安史之乱打了八年平了，这三大痼疾，却缠了唐室足足一百四十余年，直到朱温篡唐，方才“了结”——以最残酷的方式。

然而，史笔若只写病症，便小看了这个时代。

安史八年，唐人失了长安、失了洛阳、失了河北、失了河西，却未曾失了那点不肯弯的筋骨。你看郭子仪，三落三起，功高而主不疑，以“臣不过一卒”善终（前章已书）；你看李白王维杜甫，一个以诗酒啸傲、一个以山水禅寂、一个以诗史记录，在倾覆的世道里，各自活成了不肯苟且的自己（前章“李白与王维”已书）；你看那烧戍衣的老卒，你看那广州港撑起风帆的蕃商，你看那乱世中仍在译经的胡僧——盛唐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不是疆域，不是财货，是这一种风骨：坚韧，包容，不屈。这风骨，写在郭子仪洞开的府门里，写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号里，写在王维辋川的泉水里，也写在那名老卒烧戍衣时落下的泪里。它不问贵贱，不分胡汉，不论成败——只要人还肯挺直脊梁活，这风骨，便在。

这风骨，历经乱世淬炼，反倒比开元的繁华，更经得起时光。它告诉后来者：一个时代会落幕，可一个民族在落幕时挺直的脊梁，会立在落幕之后，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地基。第六卷“乱世悲歌”，自香积寺的腥风起笔，至史朝义的枯骨、河朔的裂土收笔，写的从来不是“盛唐如何亡”，而是“盛唐如何，在一个人心里，不肯亡”。当史朝义在林中自缢、当三镇印信入了叛将之手、当长安的柳絮与五月飞雪都落尽，那个由开元盛世淬炼出的、关于坚韧与包容的精神，已悄然渡海，落在了广州的桅樯上，落在了老卒烧戍衣的泪里，落在了每一个不肯弯的普通人身上。这，便是盛唐真正的、不被刀兵夺走的遗产。回想卷首——香积寺收复长安那日，朱雀门前曾有个老妇，跪捧一碗清水，无人肯喝（前章“香积寺之战”钩子所书）；这碗水，越过洛阳、越过邺城、越过玄宗的冷殿，一路流到元和、流到大中，流成了这乱世里最倔强的一笔人性告白：纵使王朝裂了、贵贱换了、信义没了，总还有人，肯为一点干净的东西，跪下来，或，站起来。盛唐的疆土碎了，盛唐的这口气，没碎。

篇五“双帝驾崩与尾声”，以玄宗、肃宗相继崩殂开篇，以史朝义自缢、河朔裂土收尾——双帝去了，叛首也去了，可唐室非但没能“从此太平”，反倒背着三大痼疾，蹒跚走进了中晚唐的长夜。这便是“尾声”二字最沉的意味：它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的序曲。盛唐的歌，在这里低下了调子，却并未真正终曲。史笔若以此收束第六卷“乱世悲歌”，该写的，从来不是“乱平”二字，而是乱平之后，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唐。它姓李，它都长安，它的诗人还在写诗、商船还在出海、老卒还在烧衣——可它，再不是玄宗开元那个，万邦来朝、海内承平的唐了。它成了一个在裂痕中喘息、在夹缝里维系、却始终不肯倒下的唐。而这“不肯倒下”四个字，恰是盛唐留给后世，最贵重的遗产。可乱平了，有一桩东西，却随这八年的血，一起凉透了——那便是“信义”二字。朝廷以官爵买叛将的降，叛将以降换朝廷的官；今日歃血为盟，明日兵戈相向；父子相杀、君臣相卖，成了这八年里最寻常的风景。当“信”不再是信、“义”不再是义，一个社会最底层的黏合剂便告瓦解，剩下的，只有赤裸的利害与刀锋。而这“信义之崩”，恰恰，是比河朔裂土更难治的病根——因为土地可以收复，人心一旦凉了，却再难回暖。回望这整卷“乱世悲歌”，从香积寺的腥风，到两京的收复，到邺城的溃败、河阳的死守，到李白、王维、杜甫的三种活法、郭子仪的功高谦退，到玄宗的冷粥、肃宗的惊崩，再到今日史朝义的林中自缢、河朔的裂土分茅——写来写去，写的都是《盛唐长歌》卷首那四样东西：自由、财富、权力、信仰。安史之乱的根，是权力失控（玄宗纵权于奸佞、肃宗疑权付阉人）；乱中的糜烂，是财富错配（子女玉帛归回纥、三镇以财养兵、朝廷以财买安）；而乱后那些不肯弯的人心，是自由不灭（郭子仪的坦荡、杜甫的诗史、蕃商的老实、老卒的泪）。四者交织，便是这卷人性告白的全部肌理：权力误用则国破，财富错配则生民凋敝，而唯有内心那点不肯折的自由，能在一切崩塌时，为人留住最后一点人样。

一名降将在新朝廷受封后，夜里独自饮酒。他对亲兵说：“我杀了你们的人，你们封我官。这天下，还有信义吗？”亲兵答不上来。他把酒杯砸在墙上：“没有信义，那就各凭本事。”——这句话，后来成为藩镇百年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