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贼入长安

第一节两京陷落——洛阳与长安

天宝十四载的腊月，洛阳先破了。

安禄山的铁骑踏开洛阳城门时，东都的雪还没化尽。这座天下第二的雄都，顷刻成了燕军的营盘。安禄山在洛阳宫中坐下，摸着自己臃肿的肚子，下令筑坛——他要称帝了。正月里，他披上黄袍，国号大燕，自称雄武皇帝，改元圣武。安庆绪受封晋王，站在丹墀之下，低着眼，看父亲那张因痈疮而浮肿、因目疾而半盲的脸。这“大燕”的御座，是用中原的血铺的；而坐上去的人，连自己的眼睛都快看不见了。

安禄山胖得几乎骑不了马，每上殿都要人搀扶。他的脾气随病痛愈发暴戾，稍有不如意便笞戮左右。可他偏又得意——他一个营州杂胡、失宠的边将，如今竟坐进了大唐的东都皇宫。他对安庆绪说：“你爹当年在幽州，给人牵马；如今，牵的是天下的马。”安庆绪唯唯，心里却一片冰凉：他看得清，这“大燕”不过是叛军刀尖上挑着的一袭黄袍，风一大，便要落地。

安禄山入洛阳时，并未即刻止杀。燕军入城前三日，纵兵剽掠，东都士民死者枕藉，天津桥下的洛水，几日都泛着红。洛阳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等死节不从，被斩，首级传示河北诸郡，以为恐吓。颜真卿时在平原，见卢奕须眉凛然，认得是故人，悄悄收葬其首，泣拜再三——这“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背影，后来成了河北义军的一面旗。安禄山坐在天津桥畔的行宫里，听着城里的哭声，对左右说：“哭什么？朕也是唐家的旧臣。”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他反的哪里是“唐家”，分明是那个不肯再信他的朝廷；而他脚下这片哭声，正是他自己亲手掘开的深渊。

洛阳的消息，是顺着驿路，一刀一刀捅进长安的。

待到六月，潼关失守的军报如雪片飞来。玄宗仓皇幸蜀，车驾出延秋门那日，全城竟不知天子已走。三日后，叛军入长安。领军的是安禄山的部将，一路便如饿狼入栏：坊市被搜，府库被启，大明宫的朱漆门被撞开时，里头空荡荡的，只剩几个走避不及的宫人，缩在柱后发抖。这座住了几十年天子的皇城，头一回，被胡尘的气味淹没了。

朱雀大街，从此变了模样。

从前的朱雀大街，宽百步，夹道槐柳成荫，日间车马如流，入夜灯火如昼，是盛世最得意的一张脸。如今街心的槐叶落了一地，无人打扫；两旁的商铺半开半掩，有的还留着逃走时打翻的货摊，一地碎瓷与烂果。偶有叛军骑马驰过，马蹄踏碎了地上“大唐”二字残剥的界石。一个卖胡饼的老汉，蹲在街角，望着空荡荡的街心发呆——他在这街上卖了四十年饼，从没见过它这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风过，卷起一张被踩进泥里的“开元通宝”，转了个圈，停在他脚边，像一句被踩哑了的盛世余音。

一个曾经在吏部候缺的年轻书生，躲在朱雀大街旁药铺的楼上，亲眼看见叛军把一户崔姓人家拖出院门。崔家是博陵望族，门生故吏遍朝野，此刻男丁被缚，女子被掠，满地书卷被马踏成了泥。书生死死攥着窗棂，指甲掐进了木头——他赴京时，崔翁曾拍着他肩说“好好干，朝廷需要你们这些读书人”。如今朝廷在哪儿呢？他在楼上坐了一夜，天明时把那身儒衫脱了，换上短褐，从此隐姓埋名，做了个走方的郎中。后来收复两京，他才重着儒衫——那是后话。可这一夜朱雀大街上的哭声，他记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

西市更惨。

胡商云集的西市，素来是长安最喧闹处，波斯邸、大食馆、珠宝行鳞次栉比。叛军一到，先抢珠宝，再抢女人，最后放火。火光里，一个毕国来的胡商抱着空了的钱箱，呆立街心，不知该哭该骂。他来长安三十年，学会了说突厥语、汉语、甚至长安俚语，却学不会这一刻该用的语言——那是一种城破之后，所有语言都失效的沉默。远处大雁塔的影子，在火光里晃了晃，像一位老僧，闭着眼，不忍看这满地狼藉。

长安父老，大多关起门来，从门缝里看天。

有胆大的，悄悄在夜里把自家子弟藏进终南山的寺院；有义烈的，散尽家财，助邻里出城。可更多的人，只是哆嗦着，等一支叛军踹门，等一句“献金免死”的喝令。一个教私塾的老秀才，被叛军逼着写“顺”字，他提笔，写了个“逆”，被当场砍了——血溅在砚台上，像一方红墨。邻里不敢收尸，只隔墙望了半日，各自把门闩插得更紧。这座城，一夜之间，把“体面”与“性命”摆上了天平，绝大多数人，只能选后者。

大明宫里，最后的抵抗来自几个老宦官。他们本欲随驾出逃，却被困城中，城破时聚在麟德殿，欲举火焚宫，不与贼留片瓦。孙孝哲的兵赶到，将几人缚住，为首的老宦官骂不绝口，被割了舌。火没烧成，可那几缕青烟，从麟德殿的檐角升起时，恰像一炷为这盛世点的最后的香。宫人后来私传：那日宫里所有的钟，都无风自鸣了一响——是假是真，无人深究，可人人都愿信：这宫，是有魂的。

安禄山并未久留长安。他坐镇洛阳，把这座西京交给了部将孙孝哲，命其搜括财富、镇压唐室余孽。临行前他对孙孝哲说：“长安是李家的根，你把这根刨一刨，让天下看看，李家再也经不起刨了。”孙孝哲领命，眼中闪着嗜血的光。他不知道，自己这一刨，刨出的不是李家的软弱，而是这座城，最深的那道伤口。

六月的长安，是一个盛世的尸体。

陷落前的最后一个清晨，长安还做着太平梦。西市的胡商支起了新到的香料，朱雀大街的槐荫下，几个孩童在斗蛐蛐；大明宫里，玄宗已诀别列祖列宗，悄然出城——可满城百姓，无一人知晓。这“不知”里的宁静，比任何警报都残忍：它让一座城，在最安稳的假象里，被命运一把攥碎。待到烽烟漫过城墙，人们才惊觉，那最后的晨钟，已是盛世敲给自己的丧钟。

它还没有凉透，却已无人认领。朱雀大街的萧条，西市的火光，门缝后的眼睛，砚台上的血——这些，后来都被写进了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可诗写不出那一夜长安风里的焦糊味，写不出老秀才那方红墨砚，更写不出：当叛军的火把照亮大明宫的匾额时，匾上“大明”二字，竟比火光还刺眼。那“大明”，从此成了这座城，一个再也圆不回来的梦。

第二节屠掠之祸——孙孝哲的搜刮

孙孝哲进了长安，便把这城当作了自己的猎场。

他本是安禄山跟前的亲信，生得魁伟，性却阴狠。入城第一道令，便是“括财”——凡百官、富民、僧道之宅，皆入册查抄；金玉、绢帛、钟鼎、古玩，一车车拉进军营。长安百年积聚的膏脂，不过旬日，便被刮去了大半。有藏金不献的，鞭笞至死；有献了还被疑的，家口籍没。街巷里终日响着砸门声与哭嚎声，像一座城在被人一刀刀剐。

最惨的是唐室宗亲。

孙孝哲奉安禄山密意，对李唐宗室下了毒手。凡是陷在城中的郡王、公主、郡主、县主，乃至年幼的宗子，多被拘系，或缢或斩，前后被屠者百余口。昔日金枝玉叶，此刻与囚徒无异。有公主白发苍苍，被拖出府门时还拢着旧日的凤冠，叛军一刀劈落冠上珠翠，老公主跌在血泊里，喃喃一句“我李家待你们不薄”——那声音，被风卷进了朱雀大街的尘里，再没人听见。

有个尚在襁褓的宗室婴儿，被乳母藏在柴堆里。叛军翻出，乳母扑上去以身为蔽，被一矛刺穿胸膛，却仍死死搂着那襁褓不放，至死手未松。孙孝哲在旁见了，竟也怔了一怔，随即冷笑：“倒是个忠仆。”命人连婴带尸，一并抛入渭水。渭水那几日浮尸顺流，有渔人不敢打捞，只远远望了，在岸上烧了几沓纸钱。这渔人后来逢人便说：“那水里漂的，不全是死人，是李家的半壁天下。”

一名老宫女，是被逐出宫门的。

她姓甚名谁，史册无载，只知她在掖庭侍奉了四十余年，从武则天末年直到天宝。城破那日，她躲在夹墙里三天三夜，饿了便舔墙根的青苔。第四日，叛军搜到，见是个老妪，懒得杀，一脚踹开宫门，喝道：“滚！这宫里再没你的主子了！”她踉跄而出，回头望了一眼那座她侍了一辈子的宫殿——琉璃瓦上还沾着晨露，可里头住的，已不是她的天子。她抱着一个旧日的铜镜，镜里映着一张枯槁的脸，和身后那扇再也不会为她开的宫门。她走了几步，又回头，扑通跪下，朝着宫门磕了三个头，额上渗出血，才扶着墙，一步一步，挪进了长安的烟火里。

宫人们四散。

有的投了井，有的缢于廊下，有的被掠去军中。一个才人，被孙孝哲强纳，她夜间趁守备松懈，咬破舌尖，以血在墙上写“李”字，自尽而亡。孙孝哲见了那血字，不怒反笑：“倒是个烈货。”命人抹去。可那“李”字的痕迹，墙皮剥了一层，仍在；像这城里的忠义，杀了人，也杀不尽。

孙孝哲的搜刮，不止于财。

他更在意“人望”——凡有名望的朝臣、文人，皆被列名，逼其出仕燕廷，不从者下狱。王维、郑虔之辈，便是在这时落了伪职。孙孝哲在衙署里摆开酒宴，对被缚的唐臣说：“识时务者，此刻便写一纸降表；不识的，看看外头那百来口宗亲。”阶下唐臣，有的低头，有的闭目，更多的是沉默——那沉默，比哭喊更重，压得孙孝哲的酒杯，都像是举错了手。

孙孝哲的搜括，细到了器具。他命人挨户登记“物籍”，连一只唐三彩的骆驼、一帧吴道子的画，都造册入官。有户部老吏，被迫清点御府旧藏，见一册册御府重宝尽入贼手——原来玄宗出逃仓促，宫中所藏多未及携走，尽落入了叛军之手。老吏手抖得写不成字，孙孝哲夺过笔，亲自在册尾批了“祥瑞归燕”四字，掷笔大笑。那笑里没有得意，只有一种劫后的虚妄：他分明知道，一堆落难的重宝，镇不住这满城冤魂；可他偏要用这点虚妄，撑住自己“开国功臣”的梦。

长安的财富，被一车车运向洛阳。

运金的队伍，日夜不绝于道。押车的叛军懒散，有的半路便偷藏了金饼，塞进靴筒；有的与村民换了酒喝，醉倒在路边。孙孝哲闻知，斩了几个，却禁不住这蚁穴般的贪。他站在长安城头，望着一车车东去的金银，忽然觉得空——他得了李家的财，却得不了李家的人心；刮尽了长安的帛，却刮不净长安人眼里的恨。那恨，像渭水底的沙，看着软，踩上去，却要陷人。

安禄山在洛阳宫中，看着运来的金银，摸着胖手笑：“李隆基攒了一辈子，倒替咱俩攒了。”安庆绪在旁，想起长安城里那些被屠的宗亲，想起老宫女膝下的血，忽然觉得这满殿金银，都泛着一股腥气。他借故退下，在廊下站了许久，望着西方——那里是长安，是父亲的刀锋最深处，也是一个他不愿多想的地方。

安庆绪站在洛阳的廊下，夜风灌进衣领，忽然生出一个连自己都害怕的念头：父亲老了，病了，眼也快瞎了；这“大燕”的江山，迟早要落到自己手里。可他更清楚，父亲性烈，喜怒无常，若有一日疑心自己，那疑心便是催命的符。他望着西方长安的方向，那里有父亲的刀，也有自己的路——一条他终将用自己的手，去砍开的路。这念头像一粒种子，埋进了洛阳的夜，只等时机，便要破土。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孙孝哲的暴，终于激出了反噬。

他在长安的屠戮，传得天下皆知，连河北的义军都拿他祭旗。后来唐军收复两京，论罪者首推此人——那是后话。此刻的他，正醉在搜来的锦绣里，以为这长安，已是燕家的囊中物。他不知道，他刨断的李家根脉里，还埋着一颗种子：那些被逐出宫门的老宫女、那些血书于墙的才人、那些沉默的唐臣，正是这颗种子，日后要破土，把“大燕”这袭黄袍，连根掀翻。

长安人把这笔账，一笔一笔，记在了心里的簿子上。后来郭子仪、李光弼收复两京，入城那日，百姓夹道，许多老人扑在官军马前，老泪纵横，说不出一句整话——他们等的，不是哪一家的天子，是这城里，再没有人，被一矛刺穿、被拖出宫门、被抛入渭水。孙孝哲后来死于史思明刀下，这是后话；此刻的他，还醉在锦绣里，以为长安永远姓燕。他不知道，他欠下的，是整座城的恨，那恨，比任何刀枪都难招架。

第三节梨园星散——老乐师摔碎的琵琶

梨园，空了。

从前这里丝竹不绝，是天下最得意的声音。玄宗亲教法曲，李龟年歌喉动天子，贺怀智琵琶冠绝一时。每到千秋节、上元夜，梨园子弟列于庭，霓裳一曲，满殿生辉。如今叛军占了大明宫，梨园也荒了——乐器蒙尘，谱架歪斜，几只野雀在梁上做了窝，唧唧喳喳，倒比人声热闹。

李龟年走了。

这位曾让岐王、崔九争相交好的歌者，城破前趁乱挟着一把旧琴，混在难民里出了城。他南望江南，想起王维昔年那句“红豆生南国”——不想如今，自己竟真要做那“江南逢”的李龟年了。他走时回看长安，火光映天，忍不住歌了一嗓子旧曲，唱到“落花时节”四字，忽地哑了，再也接不下去。那一哑，便哑了半生；后来他在潭州、在江南，逢人便唱，可那“落花时节”的调子，总在心头绕，绕成一根解不开的结。

梨园里也并非都如贺怀智般决绝。有年轻的笛手，怕死，应了燕廷的召，去洛阳吹笳；有歌伎，被掠进军中，夜夜强颜。贺怀智知道后，只叹了口气：“他们不是没骨头，是骨头还嫩，经不起这千斤的劫。”他不怪，却也不再与那些人说话。梨园的星散，散的不只是人，更是一种“盛世的体面”——有人把体面摔碎了护着，有人把体面卖了换命，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债。贺怀智把那笔债，默默记在了心里，等将来，向这世道，一并讨还。

梨园里留下来的，多是老弱。

贺怀智便是其一。他年已古稀，是梨园里资格最老的琵琶手，指上的茧，是四十年功夫磨出来的。城破后，他没走——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动了。他守着那把陪伴半生的紫檀琵琶，像守着一个不会说话的故人。这琵琶是玄宗亲赐，背板上有御笔题的“大圣遗音”四字，他平日连灰尘都不敢多拭。

这一夜，贺怀智提着灯，独自走进空荡的梨园。

月色惨白，照着满地碎谱。他寻了张旧凳坐下，把琵琶横在膝上，指尖拂过那四弦，弦还是从前那四弦，音却已不是从前的音了——梨园荒了月余，弦轴松了，调也走了。他慢慢调正，闭了眼，竟弹起了《霓裳羽衣曲》。这是违禁的：叛军令，禁奏旧廷法曲。可他顾不得了。月光里，那曲子从他枯瘦的指间流出来，竟比当年在御前还干净——因为没有锦帐，没有龙颜，只有一个月，一把琴，一个老得快散架的人，和一座空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园子。

起调是散板，他故意放慢，让每个音都落得清清楚楚，像在替这空园，数着从前的日子。到“舞破中原”那段，他指尖忽然一沉，把原本明快的轮指，弹成了呜咽的揉弦——那是他私自改的，把《霓裳》的繁华，弹成了挽歌。他闭着眼，仿佛看见贵妃在曲江踏歌，玄宗在沉香亭举杯，梨园子弟列于两厢；可一睁眼，只有月，只有荒草，只有断了弦轴的旧谱，在风里翻页，沙沙地，像谁在替这盛世，翻一封无人收的信。

一曲终了，余音在梁上绕了三绕，才散。

贺怀智睁眼，看着这把紫檀琵琶——“大圣遗音”四字，在月下泛着温润的光，像玄宗从前含笑的眼。他忽然想起，贵妃起舞《霓裳》时，自己就坐在殿角弹这把琴；想起玄宗击羯鼓，贵妃回雪，满殿的人，都还活着。可如今，贵妃缢了，玄宗逃了，梨园散了，只剩他一个，对着空园，弹一支没人听、也没人敢听的曲子。

他举起了琵琶。

不是要再弹，是要摔。他想起孙孝哲的刀，想起那些被屠的宗亲，想起老宫女膝下的血——这把琴，是李唐的恩赐，如今李唐的恩都成了血，这琴还有什么脸面，再在贼人眼皮底下响？他双臂抡圆，将那紫檀琵琶，狠狠掼在地上。

“咔——”

琴身裂成两半，四弦齐断，一声绝响，像一截被生生掐断的喉咙。

贺怀智跪下来，把那两半琴身，一左一右，拢进怀里。木茬硌着他的胸口，他也不觉疼，只觉得怀里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那是他半生的技艺，是梨园四十年的人气，是这盛世最后一点体面，如今都碎了，碎成他怀里这两片冰凉的木。

“你先走，”他对着怀里的断琴，轻轻说，“等老子死了，你再烂。”——他要把这柄残破的琵琶带出城去，带过烽火，带向江南。他不信这世道永远黑着；他信，总有一天，这断了的弦，会在某个落花时节，被一双手，重新续上。

园外，叛军的火把晃过墙头，映得那两半紫檀，一明一灭。

贺怀智抱着琴，像抱着一个不肯撒手的梦，佝偻着背，一步步，走进了长安的夜。他知道，自己摔碎的，不只是一把琵琶；他守住的，也不只是一把琵琶。文明的受辱，有时不在刀剑，而在一把本该歌盛世、却被逼着绝响的琴——而文明的尊严，也就在那“宁可摔碎、不肯献媚”的一掼里，悄悄，留了下来。

贺怀智后来真把那两半琵琶带出了城。他裹在旧氅里，混在出城的流民中，过关隘时，守卒掀开氅角，见是两片破木，啐了一口，挥手放行——谁会抢一个老叫花子的破木头？他出了城，向北望了一眼洛阳方向的火光，又向南，望向那片他从未去过的江南。他不知道江南是否有懂这断琴的人，只信：这世上的知音，总比贼多。那柄残破的琵琶，便在他怀里，随着流民的脚步，一步一颤，开始了它流向江南的漫长旅程——而那“落花时节”里的重逢，要等许多年后，才在某条江南的船上，悄然发生。

第四节王维被俘——“万户伤心生野烟”

王维是在辋川别业被搜出来的。

城破之后，他本已携家避入终南，可叛军“括人”的令下得紧，有名望的文人皆在册中。军士踹开柴门时，他正对着一池秋水发呆——那池，便是后来他诗中“凝碧池”的影子。他被缚往洛阳，一路上看见焦土与枯骨，想起自己半生写得最多的，是“空山新雨后”的清雅，如今这“空山”，竟真的空了，空得只剩死寂。

乱中，唯友人裴迪冒死探视。裴迪翻墙入院，见王维形容枯槁、不能言语，伏地泣下。王维以指代笔，在裴迪掌心写“凝碧”二字，又指了指心口。裴迪会意，含泪点头，将今日之事暗记于胸，誓为存证。后来唐军入洛阳，裴迪果将此诗面呈，成了王维不仕二主的最要凭证。王维握着裴迪的手，想说“多谢”，却发不出声，只把那《辋川图》的角落，轻轻拍了拍——那是他私心里，给这乱世，留的一角干净山水，也是他宁愿哑、宁愿囚，也绝不交出去的东西。

安禄山久闻王维之名，又知他是玄宗宠臣，便逼其受伪职，授以“给事中”。

给事中，是门下要职，这“礼遇”，实则羞辱——要借王维的才名，粉饰燕廷的门面。王维接了告身，却不愿真做这“贰臣”。他想起了幼时母亲教他的“不惜身以殉道”，想起了自己诗中写过的“相逢意气为君饮”的男儿血。可他更知道，此刻硬抗，不过多添一颗人头；要保全名节，须得另寻法子。于是他暗中服药，取痢下药，佯作喑哑，不能言语，亦不能上朝议事——以一个“废人”的姿态，把这伪职，熬成了空衔。

服药的滋味，王维记了一辈子。

药是乌头与巴豆之属，服下便上吐下泻，声哑体弱，连说话都艰难。他把自己关在洛阳的寓所里，拒见宾客，不赴燕宴，终日焚香独坐，对着一幅《辋川图》出神。窗外已是异族的旗，屋里却还是他的山水。偶尔有燕官来探，见他恹恹病体、不能言语，便笑着摇头走了——他们当他是吓破了胆的废臣，却不知这“废”，是一个诗人，最后的铠甲。

服药的苦，不止在身，更在心。他本是个爱洁的人，如今蓬头垢面，形如乞儿；他本是个妙舌的人，如今连唤一声僮仆都作不得声。有一回，寓所外的燕卒醉了，拍门骂“唐家的软骨头”，他隔着门，听见了，却不言语，只把《辋川图》又展开一寸——图上那座辛夷坞，正是他少年时亲手植的。他想：身子可以脏，这画不能脏；名节可以暂寄，这心不能寄。于是他把所有的清高、所有的傲骨，都收进了这副“哑”里，像把一盏灯，吹熄了，却把火种，死死捂在掌心。

凝碧池的宴，是压垮他的那根稻草。

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畔大宴，强召唐宫乐工奏乐助兴。那些从长安掠来的乐工，被迫列于池头，吹的打的，都是旧廷的曲子，可吹打的人，眼里全是泪。王维称病未赴，却在寓所听闻：席间有乐工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者，被当场支解。那掷乐器的人，是梨园旧人雷海青。宴上燕官逼乐工列奏，雷海青独不肯，将琵琶掼于地，西向长安，恸哭失声。安禄山怒，命牵出就刑，支解于试马殿前，临刑犹骂不绝。王维在寓所闻此，握笔的手抖了半日——他识得雷海青，那年贵妃生辰，正是雷海青的琵琶，衬得《霓裳》格外清越。如今琵琶碎了，人也碎了，只剩他这个“活着”的，把那口没碎的气，写进了诗里。他终于展笺，写了一首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便是后世传诵的《凝碧池》诗。他不寄与人，只藏于袖中，每逢夜深，便就着灯，默念一遍。诗里没有一个“反”字，却字字是泣血的家国之痛：“万户伤心”是民，“百官朝天”是君，“秋槐空宫”是破碎的山河，“凝碧管弦”是被夺去的文明。一个不能言语的人，把话都写进了诗里——这无声的抵抗，比千言万语，更重。

王维的诗，后来救了他一命。

唐军收复两京后，陷贼官员多被论罪，凡受伪职者，依律当贬当死。肃宗览王维此诗，又闻其服药喑哑、不为燕用之事，叹曰：“此乃《凝碧》之忠也。”遂赦其罪，复授官职。这是后话。此刻的王维，还困在洛阳的寓所里，对着《辋川图》，把那首小诗，一遍遍，在心里，唱给远在蜀中的天子听。

他常想：自己这一生，诗名太盛，政声太薄，到头来，竟是以一首诗，保住了名节。

可他更清楚，保住名节的，不是诗，是那服药的苦、那装哑的忍、那“不肯赴宴”的硬。他是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在阵前斩将，不能在城头死节；他只能用一支笔、一服药、一副哑，替这沦陷的天下，留一点不肯弯的骨头。这骨头，后来被写进了“文人风骨”四个字里——而那首《凝碧》小诗，便是这风骨，最早的、最轻也最重的一声叹息。

他常惦念弟弟王缙——缙在蜀中，随驾与否，音信皆绝。后来王缙闻兄陷贼，上书愿削己官以赎兄罪，这是后话。此刻的王维，只把这份牵挂，和那首《凝碧》诗，一同压在《辋川图》的卷底。他想：若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上朝，而是回辋川，把那池秋水，再认认真真看一回——看它静了没有，看它，还认不认得这个，曾为它哑了喉的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