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四月二十日，他五十六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洛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政府各部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档案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的疯狂的官员。十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人员送往伯希斯特加登，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未日会来得这样快。美军和俄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以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已经沦陷，亚历山大率领的盟军正在向波河流域推进。俄军在四月十三日拿下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河而下准备和俄国人在奥地利的希特勒家乡林嗣会师。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修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国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了。

办事胡涂的财政部长、曾经在牛津大学领过罗得奖学金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一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了，便离开柏林仓皇逃向北方去了。他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断传来。我国人民似乎正面临着最不幸的命运。」

希特勒是在上年十一月二十日由于俄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自从东线战场战事爆发以来，他很少来柏林，如今他就一直呆在柏林了。

十二月十日，他才离开那里，到瑙海姆浴场附近的泽根堡的西线大本营去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失败后，他在次年一月十六日回到柏林。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五十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二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年轻陆军上尉，后来在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

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

自从七月二十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部欺骗我」，三月里他向一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讲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者——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问题，未免不够实际，但在纳粹疯人国，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伤脑筋，而且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为这个问题着了迷。虽然希特勒身体已经垮了，而且由于俄国人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军占领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未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四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其元首喜爱的一本书：卡莱尔所著的《腓德烈大王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二月十五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诵的。

「英勇的国王！（戈培尔继续念道）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二月十二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戈培尔告诉克罗西克，希特勒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场动人的情景，我们就是从克罗西克的日记中看到的。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励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室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它卜算的。戈培尔把这两个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克罗西克：

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两张星象图都预卜战争要在一九三九年爆发，并且预料到一九四一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一九四五年初，特别是四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击。四月下半月我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一直到八月，才会有和平。在今后三年内德国的处境很困难，但从一九四八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

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四月六日对败退中的士兵发出了动听的呼吁：

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质量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不到一个星期，四月十二日的晚上，戈培尔自信奇迹的「确切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天。美国人已经出现在德骚一柏林公路上，最高统帅部匆匆下令炸毁公路附近的两个最后剩下来的军火工厂。从此以后德军只能依靠手头现有的军火作战了。这一天，戈培尔住在布赛将军在奥得河前线的古埃斯特林的总部里。布赛对他保证说，俄国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的，又说他要坚守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我们屁股为止」。戈培尔在第二天将这些话告诉了克罗西克。

（戈培尔重述道）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总部里，他发展了他的理论，根据历史的逻辑和正义，情况肯定是要起变化的，正如七年战争中发生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一样。「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一位军官问。

戈培尔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回答道，命运「带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当这位宣传部长那天深夜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中。在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件紧急消息。「罗斯福，」他说，「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部长面色忽然开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香槟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希特勒在马路对过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四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四月十三日。（其实已经过了午夜。）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但由于他从卡莱尔和星象图那里获得了鼓励，他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过戈培尔的反应是有记录的。他的秘书说：「他欣喜若狂！」

那位昏庸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也高兴得要疯了。当戈培尔的国务秘书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死讯时，他叫了起来，至少是在他忠实记录的日记里是如此。

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们感到她在我们的房里鼓翼的声音。难道这不是我们引颈翘望的运气转变吗？

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戈培尔表示他的「祝贺」。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打电话似乎还不够，他又写了一封信，欢呼罗斯福的死是「老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长期以来掌握大权并在古老的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部长先生们，如克罗西克和戈培尔之流，竟然死抱住星象图的预言不放，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为美国总统的死亡而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杀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四月十五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人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妇已有十二年以上。正如特莱佛－罗伯尔所说的，为了她的婚礼和葬礼，她在四月间来到了柏林。

她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担当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但她本人却不是令人感到兴趣的；她不是彭帕朵儿伯爵夫人那样的人物，也不是一位罗拉·孟特兹。毫无疑问，希特勒非常喜欢她，而且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松，但他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在战争年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跳舞（这是希特勒所不赞成的）和没有个完的打扮，为了那远离的爱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

在纽伦堡一次提审中，凯特尔元帅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人们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看到她。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个独裁者，她的双亲当初坚决反对她和希特勒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开设的照像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尔自杀以后一、二年发生的。我们知道，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的一生中一次非常热烈的爱情的对象。爱娃·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高之苦，她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暧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那样的德国是不宜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活下去的。」她临死前在地下室里对著名的德国女试飞驾驶员汉纳·莱契这样说。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位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很显然，他对她的影响，就像对其他很多人的影响一样，是绝对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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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7_2_1">一 希特勒的最后重大决定</h3>

四月二十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颇为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在地下室里参加庆祝的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将军在日记里写着那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鲍曼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和克莱勃斯。最后一个人是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的陆军参谋总长。他们向元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很不妙，元首并不特别沮丧。正如在三天以前他曾对他的将军们所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他更了解情况，他们在庆祝会后的例行军事会议上敦促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内俄国人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希特勒迟疑不决，未置可否。他显然不能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第三帝国的首都马上就要被俄国人攻占了，而早在几年以前他就宣布这些俄国人的军队是已被打垮了的。为了向这些将军们表示让步，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司令部，如果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会师的话，他准备派邓尼茨海军元帅去指挥北方的司令部，至于南方的司令部也许会派凯塞林去；他对后者的任命还拿不定主意。

当天夜间，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元首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希姆莱和戈林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从他的豪华公馆卡林霍尔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元老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亲爱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他们都没有再见到他。当天晚上也溜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里宾特洛甫，也没有再见到他。

但是希特勒却还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队将军菲里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郊的俄国人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都必须全部投入战斗。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五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发命令那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的反攻消息。这是他多么脱离现实的又一例子。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四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的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地面指挥官也找不到它，虽然反攻应该是在柏林以南两三英里的地区进行。甚至连施坦因纳本人，虽然他还活在人间，也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希特勒在下午三点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天地要求知道施坦因纳的消息。凯特尔、约德尔等人都毫无所知。但是将军们却带来了其他消息。由于把军队从柏林北面撤退下来支持施坦因纳，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北面阵地，俄军已经突破阵地，它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

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有还活着的见证人都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未日了，他尖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别人表示不同意。他们说，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还是有希望的，在南方，费迪南德·舒埃纳尔元帅在捷克的集团军和凯塞林所率领的大量军队仍然完整。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我们将要看到他正在为自己打算）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来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甚至于对他的「俾斯麦第二」也失掉信心了——这是他以前在一时兴到为之的时候曾经称呼他那外交部长的名字。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在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档案，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检出来交给一名叫尤利乌斯·夏勃的副官带到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最后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希特勒身边的这两位将军和最高统帅最后告别时的情况都留下了很生动的记载。

当凯特尔说他不愿意离开元首他去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服从我的命令。」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搞罪恶滔天的战争犯罪行为时也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没有再讲下去，但不那么俯首帖耳的约德尔却憋不住了。虽然他对元首忠心耿耿，替他卖了不少力气，但仍保留了一点军人传统。在他这个军人看来，最高统帅是在放弃他对军队的指挥，在大难临头之时推卸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指挥，」约德尔说，「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部，怎样进行领导？」

「那么，戈林能够在南方把领导责任负起来。」希特勒反驳道。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士兵愿为那位帝国元帅作战时，希特勒打断他的话：「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甚至疯狂的征服者眼睛里的阴翳也终于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是上天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大发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柏林西北的霍亨里亨的希姆莱，从党卫队派驻大本营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到柏林去。」希姆莱的重要部下之一、党卫队办公厅主任戈特洛勃·伯格尔说。伯格尔是那些真诚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之一。他哪里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长希姆莱，在党卫队瓦尔特·施伦堡将军的鼓动下，已经与瑞典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联系，商洽西线德军的投降问题了。「我要到柏林去，」伯格尔对希姆来说，「你也有责任去。」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伯格尔而不是希姆莱。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他第一手描绘了希特勒在重大决定之夜的情况。当伯格尔到来时，俄国炮弹已经在总理府附近爆炸起来。他发现元首「沮丧不堪，完全垮了」，不禁大为震惊。他对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说：「在人民赤胆忠心地长期作战之后，谁也不能抛弃他们。」可是这句话却引起元首又发了一顿脾气。

（伯格尔后来追述说）元首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忽然尖叫起来：「大家都欺骗了我！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军队欺骗了我！」——他继续不断地大声喊叫。他的脸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随时会晕倒下来——

伯格尔也是希姆莱战俘管理处的处长。在元首恢复平静以后，他们讨论了有关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战俘，哈尔德和沙赫特等德国犯人以及前任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等人的命运问题。这些人正被运往东南以免落入进犯德国的美军之手。伯格尔那天晚上要飞到巴伐利亚去主持此事。他们两人还谈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有分裂主义者暴动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籍奥地利和第二故乡巴伐利亚竟会发生叛变，希特勒又痉挛起来了。（伯格尔写道）他的手、腿和脑袋都在颤抖；他继续不断地喊：「把他们统统枪毙！把他们统统枪毙！」

到底这个命令是枪毙所有的分裂主义者，还是所有的重要囚犯，还是一起都在内，伯格尔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位头脑简单的人显然认为应该包括所有的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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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7_2_2">二 戈林和希姆莱试图取而代之</h3>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四月二十二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除此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弹室的联络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于下午六点十五分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对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两小时以后，克里斯蒂安来到柏林郊外维德帕克一瓦尔德的空军司令部，亲自向科勒报告：「元首已经垮了！」克里斯蒂安，这位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结婚的忠诚纳粹分子急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断断续续告诉科勒，元首决定以身殉国并焚毁档案外，别的甚么也说不出来。于是空军参谋总长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弹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勒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克拉姆普尼茨（没有最高统帅的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现在设在这里）见到约德尔，约德尔把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件还没有人告诉过科勒的事情。这件事在以后几天疯狂的日子中还产生了一个戏剧尾声般的发展。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这些话重复给科勒听。

这位空军将军认为他有责任马上飞到戈林那里去。由于敌人有监听站，用无线电通话说明新发生的情况是既困难又危险的。戈林在几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担任和平谈判的事，这是丝毫不能耽搁的。约德尔同意这种看法。四月二十三日早晨三点三十分，科勒坐了一架战斗机飞往慕尼黑。

中午时分他到了上萨尔斯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正在期待（说得好听一点）继承之日到来的帝国元帅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谨慎起来。他说，他不想上他的「死敌」鲍曼的圈套；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的谨慎是有根据的。他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他对他的顾问们说，「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责为在危急存亡关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召来，征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的命令。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时，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十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党卫队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卢伯克的电灯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二十三日夜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斯佩尔和另一位出色的妇女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斯佩尔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斯佩尔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计他会以「叛国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斯佩尔在两月以前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火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迟。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国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空气进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十二英尺高的烟筒，这是希特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筒而不被花园里的党卫队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现在，在四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晚上，斯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友——斯佩尔刚过四十岁——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斯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也使斯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功夫。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总部，命令即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麦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三天以后，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斯佩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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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7_2_3">三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两位最后客人</h3>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纳·菜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四月二十四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四月二十六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给将军包扎伤口。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当时在场的汉纳·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的。

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子，并且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但是三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林一个人了。

在这三天中，汉纳·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作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月二十六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不，汉纳，」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是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纳，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守住阵地。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达到十分猛烈的时候，他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纳，」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纳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二十八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

「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军队在于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

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晃摇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同他策划温克战役。

但是温克「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坦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希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四月二十八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三支军队、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援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八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替了忠诚。我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废墟了。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舒埃纳尔、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供给一些外界的消息。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泊是希待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一九三三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跑的马。菲格莱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党卫队所属部队的将军。

一九四四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菜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还活着的党卫队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队主子希姆莱。菲格菜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的。

四月二十六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企图逃跑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位党卫队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四月二十八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的反攻都音讯全无。被围的人们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兹·洛仑兹在四月二十八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以希持勒为最厉害。女飞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线德军向艾森豪威尔投降。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但是这位「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三十小时以后，即四月三十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未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纳·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纳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纳·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四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希待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槟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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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7_2_4">四 希特勒的遗嘱</h3>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十二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四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名主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一九三九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容。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三天，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所以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采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

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在临死以前还要对陆军，特别是军官团，进行最后一次侮辱，他认为他们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至少是暂时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军将领

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接着他就讽刺陆军的军官团：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其实恰恰是希特勒的坚持要坚守「一城一地」「至死」（如斯大林格勒），才造成了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在这方面，也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吸取到教训。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他认为陆军、空军和党卫队的将领们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因此他能够选择的继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军的首领了。这一选择也是对陆军的最后嘲笑，因为陆军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还最后一次地谴责了自从建党以来除戈培尔以外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在开除了叛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斯佩尔，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被丢弃了。但是自从一九三二年被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一直蝉联到现在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史伯爵仍将继续保持他的职位。此人是一个傻瓜，但必须承认，他在尽力保全自己方面却是个天才。

希特勒不仅任命了他的继承人的政府，他还给它下了一道最后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交待了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最高统帅就完了。时间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早晨四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

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十二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话，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四月二十三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四月二十九日早晨五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恃勒的军事副官维利·约翰迈那少校，党卫队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山德尔，以及前一天晚上带来希姆莱叛变恶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兹·洛仑兹。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迈那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给费迪南德·舒埃纳尔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道夫将军在递交舒埃纳尔的文件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山德尔和洛仑兹要把他们的副本带交给邓尼茨。山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亲爱的海军元帅：

因为所有的师团都未能前来解围，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这份政治遗嘱。希特勒万岁！

当天中午这三位信使出发去执行他们的危险的使命。他们经柏林动物园和夏洛登堡迂回西行，到达哈维尔湖前面的皮彻尔斯道夫。该地驻扎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营，还在等待不见踪影的温克大军的到来。为了到达这里，这三个人已经成功地溜过了三重俄军封锁线，柏林动物园中央的胜利碑，在动物园前面的动物园车站，以及皮彻尔斯道夫的外围。他们还必须通过很多俄军防线，还得经历很多的冒险。虽然最后他们都一一通过了这些防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携带的文件对邓尼茨和舒埃纳尔已经没有用处，后者根本没有见到这些送信人。

那天离开地下避弹室的还不止这三个送信人。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希特勒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召开例行军事会议讨论战争形势，跟快六年来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一样，就好像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似的。克莱勃斯将军报告说，昨夜和今晨俄军已进一步逼近总理府。剩下的可怜一点点守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少。温克的援军仍无消息。有三个军事副官感到无事可做，又不愿同元首一道自杀，于是他们请问元首是否可以离开地下避弹室去打听温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命令他们催促温克马上行动。当天下午这三个军官便离开了。

不久，又有第四人离开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战争开始以来成为核心组织中的下级人物的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贝罗也是不想自杀的，他也感到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已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准许他离开，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这天真是十分通情达理。他也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位空军上校给他带出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凯特尔将军的。鲍曼已怀疑他有叛国之嫌。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对陆军进行最后一次谴责，他认为陆军辜负了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十点钟所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所获得的消息更加深了元首对陆军的切齿痛恨。威德林将军负责指挥勇敢的、但是装备简陋而又超龄的人民冲锋队和不足年龄的希特勒青年团队伍，正在被围的柏林牺牲自己，以便使希特勒多活几天。据他报告说，俄军已沿萨尔兰街和威廉街推进到空军部附近，距总理府只有咫尺之遥。他说敌人至迟于五月一日，也就是说，在一两天内将打到总理府。

末日终于来临。甚至一直在指挥着即将前来为首都解围的纸上军队的希特勒，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他口述了最后一封信，命令贝罗带给凯特尔。他在信上告诉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柏林保卫战现在已结束；他将自杀，决不投降；戈林和希姆莱已经背叛了他；他已任命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人。他对于纵然是由他领导的但仍给德国带来失败的武装部队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讲。他说海军战斗得非常出色。空军也很勇敢，只有戈林应对空军丧失战时初期优势负责。至于说到陆军，一般士兵打得很好而且很勇敢，但是将领们辜负了他们，也辜负了他。

（他接着说）人民和武装部队在这次长期艰苦的斗争中，贡献了他们的全部一切。牺牲是巨大的。但是很多人滥用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在整个战争时期，不忠和背叛使抵抗遭到破坏。这就使我无法领导人民获得胜利。陆军参谋总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参谋总部是不能相比的。它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前线将士们的成就。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这位纳粹最高统帅的性格至死也没有改变。全部伟大的胜利都归功干他。失败和最后的倒台则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他们的「不忠和背叛」。

接下去是他的临别赠言，这是这个疯狂的天才人物一生中最后留下的有记录可查的文字：

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会是白费的。目标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

最后这句话是直接从《我的奋斗》一书中引来的。希特勒的政治生命是从为优越的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这一着迷的妄想开始的，现在他又抱着这一妄想结束他的生命。千百万德国人民的死亡，千百万德国家园的被炸毁，甚至于德国的灭亡，都不能使他相信，从东方斯拉夫民族那里夺取土地，是决无实现可能的条顿式的梦想，且不谈道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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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7_2_5">五 希特勒和他的新妇之死</h3>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侵略伙伴墨索里尼已经命丧黄泉，陪着他死去的还有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他们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企图从科摩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于两天以后处决的。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他们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来扔到路旁明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能够在那个安息日尽情地糟蹋他们。劳动节那天，本尼托·墨索里尼与他的情妇合葬在米兰的玛基欧尔公墓的贫民墓地里。意大利领袖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样悲惨的可耻下场下成为历史陈迹。

墨索里尼不体面的下场到底有多少详细情况传到了希特勒耳中，现在还不清楚。人们只能猜测，如果他知道得很多，那不过更加强了他的决心，不让他和他的新妇或他们的尸体，如他在遗嘱中所写的那样，成为「犹太人导演的一场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希特勒在获悉墨索里尼的死讯以后，马上进行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他心爱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枪杀了家里的其他两条狗。他将剩下的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们。当野蛮的俄国人打进来的时候，如果她们想要使用的话，可以使用，他说，他很抱歉在诀别时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她们，他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

夜已降临，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的尽头到了。他命令他的秘书荣格夫人焚毁档案中的残余文件，并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弹室的人在没有得到通知以前不能入睡。大家解释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希特勒认为他向大家告别的时候到了。但是，据几位在场人的回忆，一直到半夜以后很久，大约是四月三十日早晨两点半钟，元首才走出他的私人房间，来到作为饭厅的过道上，在那里等候他的约有二十人，多半是他的女部下。他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嘴里叽叽咕咕，也听不清说的是甚么。他眼里含着泪水，据荣格夫人的回忆，「他的视线好像越过地下避弹室的墙，看着很远的地方」。

在他退回私室以后，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地下避弹室里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忍耐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了，有几个人到饭厅来跳舞。这个不可思议的舞会发出的喧嚣声音很大，以至使元首那边下了命令叫他们安静一点。俄国人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后就打进来，把他们都杀光。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一直在考虑如何逃命的问题，但是由于元首对他们生命的严格控制已经结束了，在这短暂的片刻，只要可能，他们也想寻欢作乐一番。这些人看来真是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竟跳了个通宵。

鲍曼却不是这样。这位阴险人物还有事情要办哩。他企图逃命的机会似乎愈来愈少了。从元首自杀到俄军来到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恐怕太短，很难逃到邓尼茨那里去。如果逃不了，在希特勒尚未死去之前，他还能假借名义发号施令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进一步拿「卖国者」来报仇雪恨。在最后一天夜间，他还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邓尼茨！

我们愈来愈感到，这几天来，在柏林战场的各个师团一直在闲着。我们所获得的情报全受凯特尔的控制，扣压，或者篡改——元首命令你火速对所有卖国者进行无情的打击。虽然他知道希特勒在几小时内就要死去，他在电报中还附加了一句：「元首仍然活着，正在指挥柏林的保卫战。」

但是柏林已经保不住了。俄军几乎已经占领整个城市。现在仅仅是如何保卫总理府的问题了。总理府已成了瓮中之鳖，希特勒和鲍曼在四月三十日中午的最后一次情况汇报会议上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俄国人已经打到柏林动物园的东边，进入波茨坦广场。他们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了。阿道夫·希特勒实现他的决心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的新妇这一天显然没有心思吃午饭，希特勒同他的两位秘书和素食女厨一道进餐，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餐饭。大约在下午两点半钟，他们快要用完午饭的时候，管理总理府车房的元首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接到命令，叫他立刻运二百公升汽油到总理府花园来。要弄这许多汽油是有困难的，但肯普卡终于搞到大约一百八十公升，找了三个人帮忙把汽油运到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

为维金式火葬收集汽油还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已用毕最后一餐。他把爱娃·勃劳恩叫来，与他一道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诀别。这些人是戈培尔博士、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他的秘书们和女厨曼齐阿里小姐。戈培尔夫人没有在场。这位刚强而美丽的金发女人，同爱娃·勃劳恩一样，觉得下决心同丈夫一道死去是容易的，但一想到要杀死她那六个年轻的孩子们，她就感到缺乏勇气了。这些天来这些孩子们整天在地下避弹室嬉戏，丝毫不知有什么可怕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

「亲爱的汉纳，」两三天以前一个晚上，她曾对莱契小姐说：「当最后一天来到的时候，如果我对孩子们缺乏勇气，你必须帮助我——他们是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的。如果第三帝国和元首不存在了，他们也就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我最害怕的是在最后一霎那变得太软弱。」她现在一个人呆在她那小房间里，正在努力克服她那最大的恐慎。

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结束的只是自己的生命。与大家告别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的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了枪的。爱娃·勃劳恩躺在他的身旁。两支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服了毒药。

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点三十分。这是阿道夫·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后的第十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的整整十二年零三个月。第三帝国的寿命只不过比他多活一个星期。

接着就进行维金式火葬。没有人讲话，唯一的声音是俄国的炮弹落在总理府花园里和打在四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的爆炸声。希特勒的侍从、党卫队中队长海因兹·林格和一个勤务兵将元首的尸体抬出来，尸体是用军用灰绿色毛毯包裹的，以便遮住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肯普卡从露在毯子外面的黑色裤子和皮鞋认定这是元首的尸体，因为希特勒总是穿着这样的裤子和灰绿色上衣的。爱娃·勃劳恩因死的干净一些，身上没有血。鲍曼将她的没有包裹的尸体抬出来，到了过道之后交给肯普卡。

希特勒夫人（这位司机回忆道）穿着一件黑色衣服——我看不出身上有什么伤口。尸体被抬到花园里，在一阵轰炸之后，趁机将尸体放在一个弹坑中然后点燃汽油。以戈培尔和鲍曼为首的送葬人退回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当火焰上升时全体肃立，举起右手行纳粹告别礼。仪式很短，因为红军炮弹又开始轰击花园，这些人赶紧退回地下室的安全处所，让汽油引起的熊熊烈火去完成消灭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夫人的遗体的工作。对于鲍曼和戈培尔来说，他们在失却了元首和独裁者的第三帝国中仍有任务要完成，虽然各人要完成的任务是不相同的。

任命邓尼茨为继承人的元首遗嘱，现在还来不及由送信人送到他的手里。必须用无线电通知这位海军将领。但是眼前已经丧失权力的鲍曼，甚至到了这个时刻仍在迟疑不决。尝到过权力滋味的人要突然放弃权力是困难的。最后他终于发了一个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

元首任命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

关于希特勒的死，他只字未提。

指挥德国北部军队并将他的总部移至石勒苏益格邦的普洛恩的邓尼茨，接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和纳粹党的首领们不一样，并不想做希特勒的继承人。在他的水手的脑瓜里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两天以前他认为希姆莱会做继承人，还跑到这个党卫队首领那里去向他表示支持。但是他由于从来没有想到过违抗元首的命令，仍然相信希特勒还在人间，他发了下面的回电。

我的元首！

我对您的忠诚是无条件的。我将尽一切力量解除柏林之围。然而如果命运一定要我作为您的继承人统治德国的话，我将把战争打到底，无愧于德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的斗争。海军元帅邓尼茨

那天夜间，鲍曼和戈培尔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们决定尝试与俄国人进行谈判。仍呆在地下避弹室里的陆军参谋总长克莱勃斯将军，曾经在莫斯科做过助理武官，会讲俄语，他在莫斯科火车站曾受到过斯大林的拥抱，这事曾轰动一时。也许他能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一点东西。戈培尔和鲍曼特别想要获得的是让他们安全通行，以便他们能够到邓尼茨的新政府那里去担任新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放弃柏林。

克莱勃斯将军在四月三十日子夜以后不久出发去见苏联指挥进攻柏林部队的崔可夫将军。陪同克莱勃斯前往的一位德国军官所记录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克莱勃斯：今天是五月一日，我们两个国家的伟大的节日。

崔可夫：我们今天欢庆伟大的节日。你们那边的情形如何则很难讲。这位俄国将军要求在元首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以及在柏林的德国守军全部无条件投降。

克莱勃斯的使命执行起来是要花时间的。五月一日上午十一点钟，他还没有回来，已经等得很不耐烦的鲍曼，再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地到你那里去。在我到来以前，我建议你不要发表这一消息。这封电报的措词是含糊的。鲍曼就是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元首已经死了。他打算离开柏林之后争取头一个将这一件大事告诉邓尼茨，以便赢得新任总司令的欢心；但是即将与他的妻子和儿女一道死去的戈培尔，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不将那个简单的事实告诉邓尼茨。下午三点十五分，他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这是柏林被围的地下避弹室发出的最后一封无线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

绝密

昨天下午三点三十分，元首去世了。四月二十九日的遗嘱任命你为德国总统——（以下是内阁主要人员的任命名单。）

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将遗嘱给你送去——鲍曼打算今天到你那里去，并将情况报告你。关于向报界和军队宣布此事的时间和方式由你决定。请复电。

戈培尔

戈培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意图告诉新的领袖。在五月一日傍晚，他执行了自己的意图。第一件事是毒死六个孩子。他们的游戏终止了，每人打了一针毒药、显然是头一天毒死希特勒的几条狗的那个医生干的。然后戈培尔将他的副官、党卫队小队长古恩特·施瓦格曼叫来，要他去取汽油。「施瓦格曼，」他说，「这是最可恶的背叛。将军们都出卖了元首。一切全都完了。我将同我的妻子和家人一道死去。」他甚至对他的副官也没有说，他已叫人将他的孩子们谋杀了。「你必须烧掉我们的尸体。你能这样做吗？」

施瓦格曼向他保证，他能这样做，于是叫两个勤务兵去弄汽油。几分钟以后，大约八点半钟，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戈培尔博士夫妇走过地下室，与正好在走廊里碰到的那些人告别，然后走上花园。在他们的请求下，一个党卫队勤务兵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放了两枪。四桶汽油泼在他们的尸体上，然后燃起火来，但这次的火葬搞得并不太好。地下室里还活着的人都急着要参加马上就要开始的大逃亡，没有时间花费在焚烧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上。俄国人第二天就发现了两具焦黑的尸体，马上就认出它们是宣传部长和他的妻子的尸体。

五月一日晚上九点钟，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已经是大火熊熊，元首的侍从人员约五六百人，大半是党卫队，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窜来窜去准备逃亡，据逃亡人中希特勒的裁缝后来回忆，他们就像一群砍了脑袋的母鸡。逃亡的计划是徒步由总理府对面的威廉广场的地下铁道车站出发沿地下铁道走到弗雷德里希街的高架电车站，然后渡过斯勃利河，穿过俄军防线立即向北。有许多人逃脱了，另一些人却没有，鲍曼也在其内。

当克莱勃斯将军那天下午带着崔可夫将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回到地下避弹室的时候，鲍曼认定唯一活命的机会是跟着大伙一齐逃跑。他这一伙人企图尾随一辆德国坦克，但据同他在一起的肯普卡说，一颗俄国炮弹正击中这辆坦克，鲍曼几乎肯定已被打死了。在皮彻尔斯道夫大桥抛下他的一营年轻战士、只顾自己逃命的希特勒青年团的首领阿克斯曼当时也在场，他后来供述，鲍曼的尸体躺在养老院街与铁轨交叉的桥的下面。月光照在鲍曼脸上，阿克斯曼看不出他有什么伤痕。据他的估计，鲍曼在看到自己逃出俄国防线的可能性已等于零的时候，吞下了胶囊毒药。

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没有参加集体逃亡。人们相信他们是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用手枪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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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7_2_6">六 第三帝国的结束</h3>

第三帝国比它的创造者多活了七天。

五月一日晚上十点钟刚过，当戈培尔博士夫妇的尸体在总理府花园中正在焚烧，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准备从柏林地下铁道逃亡的时候，汉堡广播电台突然终止播送勃鲁克纳的庄严的第七交响乐。一阵军鼓声之后，一个广播员说道：

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四月三十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第三帝国在弥留之际还在撒谎，就像它在建立之初一样。除了希特勒不是在那天下午而是在前一天下午死去这一无关宏旨的事实以外，他也不是打到「最后一息」时牺牲的。但是继承希特勒衣钵的人为了保持神话，为了要控制仍在进行抵抗的军队，广播这个谎言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士兵们知道事实真相，一定会感到他们被出卖了。

邓尼茨在晚上十点二十分进行广播的时候也重复了这个谎言，并大谈元首的「壮烈牺牲」。实际上他当时也不知道希特勒是怎样死的。戈培尔的电报中只说他在头一天下午「死」了。但是这并不妨碍邓尼茨在德国人民灾难临头的时刻，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其他问题上，把他们已经胡涂的头脑弄得更胡涂。

（他说）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作战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

这是一个拙劣的歪曲。这个海军元帅并不曾对希待勒在一九三九年与这个布尔什维克国家结盟的决定提出过抗议，正是由于这一决定，德国才得以同英国以及后来同美国作战。他在广播结束时抚慰德国人民说：「在我们做了这样重大的牺牲之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这些都是空话。邓尼茨知道德国的抵抗已经到了头了。四月二十九日，希特勒自杀的前一天，在意大利的德军已经无条件投降。由于通讯设备受到破坏，元首未能获悉这项消息，这就使得他的最后几小时能够舒服一点，不然的话，他就更加不能忍受了。五月四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在德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德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第二天凯塞林的G集团军，包括驻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德国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在内，都投降了。

同一天，即五月五日，新任德国海军总司令汉斯·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来到设在莱姆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接洽投降。从最高统帅部的最后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出，德国的目的是想拖延几天，以便争取时间尽量把德国军队和难民从俄国进军的道路上撤出，使他们能够向西方盟军投降。约德尔将军第二天也来到莱姆斯，帮助他的海军同僚进行策划。但这是徒劳的，文森豪威尔看穿了这个诡计。

（他后来写道）我命令史密斯将军通知约德尔，除非他们立即停止一切的借口和拖延，我将封锁整个盟军战线，并用武力阻止任何德国难民进入我们的防线。我不容许进一步的拖延。五月七日凌晨一点半钟，邓尼茨接到约德尔向他报告的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后，从丹麦边境的弗伦斯堡新成立的总部打电报给约德尔，授以全权在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字。他们的花招失败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凌晨二点四十一分，在艾森豪威尔总部——莱姆斯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这个学校不大，房子是红色的。代表盟军在文件上签字的是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俄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伊凡·苏斯洛巴洛夫将军，代表法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弗朗索瓦·赛维兹将军。代表德国签字的是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和约德尔将军。

约德尔要求讲话，得到了允许。

这次签字以后，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部队的祸福吉凶，已交由胜利者决定了——在这个时刻，我只能表示希望胜利者会宽大地对待他们。

盟军方面对此没有反应。但是约德尔也许卧亿起五年前双方所演的角色与这次正好相反的另一个场合。当年一位法国将军在贡比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也曾发出类似的呼吁——结果毫无用处。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令人感到有点异样、但受到欢迎的平静。在这五年八个月零七天中，在八百个战场上，在一千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和波兰的死人坑的边沿上被杀害——这一切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欧洲古城，都遭到破坏。天气暖和以后，无数没有葬埋的尸体从瓦砾堆中发出了令人恶心的臭味。

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统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元首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了。

经过十二年四个月零八天之后，这个「千秋帝国」已寿终正寝了。除了一伙德国人之外，这段时期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这个「千秋帝国」，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曾将这个伟大的民族，这个富有才智但又极易被引上歧途的人民，带到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权力和征服的高峰，现在它却土崩瓦解了，其突然和彻底，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一九一八年德国在最后的败北以后，德皇逃跑，帝制崩溃，但支撑这个国家的其他传统机构依然保留下来。一个人民选出的政府。一支德国军队的核心和参谋总部仍继续起著作用。但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第三帝国却根本不存在了。无论哪一级的德国政权都不存在了，千百万三军将士在本土上变成了战俘。千百万居民，一直到乡村的农民，全被占领军统治，他们不但要依靠占领军维持法律和秩序，而且从一九四五年的夏季到严冬都要依靠占领军所供给的粮食和燃料过活。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愚蠢给他们带来的结果，也是他们自己那样盲目、那样死心塌地地追随他的结果，虽然在一九四五年秋天我回到德国的时候，发现人们对希特勒并不怎么痛恨。

人民还活着，土地也还在。但人民却茫茫然，流着血，挨着饿。当冬天到来时，他们在轰炸的劫后残垣中，穿着破烂的衣服不停地打着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芜，到处是瓦砾成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

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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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尾声

那年秋天，我回到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在第三帝国的短短的年代中，我曾在那里呆过很久。一切都难于辨认出来了。我曾在另一本书中谈到这次见闻。这里还要做的只是把这本书中出现过的其他突出人物的命运交代一下。

在丹麦边境弗伦斯堡成立的邓尼茨残余政府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被盟军解散了，全体成员均被逮捕。五月六日，在莱姆斯投降的前夕，邓尼茨解除了希姆莱的职务，打算借此来赢得盟军的好感。这个曾对千百万欧洲人民长期操生杀大权并经常行使这项大权的党卫队头子，在弗伦斯堡附近流浪了一个时期，五月二十一日，他同十一名党卫队军官企图通过英美防线回到他的故乡巴伐利亚去。希姆莱剃去、了短胡子——这一定使他很苦恼——左眼上贴着一个黑眼罩，换上了陆军士兵制服。这帮人头一天就在汉堡与不来梅港之间英国的一个哨所上被抓住了。经过盘问之后，希姆莱向一位英国陆军上尉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他就被押到在卢纳堡的第二军团总部。他在那里被剥去衣服进行搜查，然后给他换上一套英国陆军制眼，以免他可能在他的衣服里暗藏毒药。但是搜查得不够彻底。希姆莱将氰化钾胶羹藏在他牙龈上的一个小洞里。当五月二十三日从蒙哥马利总部来的另一位英国情报官员命令军医官检查犯人口腔时，希姆莱咬破了胶囊，在十二分钟内便一命呜呼了，虽然用洗胃和灌呕吐剂的办法尽力想使他活命，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希特勒的其余亲密伙伴的寿命比较长一些。我到纽伦堡去看过他们。在他们赫赫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常在这个城市里举行的纳粹党年会上看到他们。现在在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他们的样子大不相同了。他们完全变了样。他们穿着敝旧的衣服，心神不宁地坐在位子上，再也没有从前做领导人物时那种傲慢神气了。他们看起来像一群碌碌的庸才。似乎很难想象，这些人在上次看到的时候曾经掌握过那样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征服一个伟大的民族和绝大部分的欧洲。

在被告席上共有二十一个人。戈林比我上次看见他时体重减少了八十磅，他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没有肩章的德国空军制服。他由于坐在被告席的首位上显然很高兴，这是在希特勒死后对戈林在纳粹政权中的地位的一种为时已晚的承认。在飞往伦敦以前曾经是第三号人物的鲁道夫·赫斯现在形容惟淬，凹下去的眼睛失神地瞪着前方。他装作健忘的样子，但是一望而知是个垮了的人。里宾特洛甫的傲慢自大的神气终于完全消失了，低垂着头，面色苍白，神情沮丧。凯特尔的趾高气扬也不见了。那位头脑胡涂的纳粹「哲学家」罗森堡，看来也终于对现实有所醒悟了，这是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客观事件的功劳。

纽伦堡的犹太人陷害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也在那里。我曾看见他从前在这个古城的大街上挥舞着鞭子昂首阔步，这个有虐待狂和色情狂的人看来颇为颓丧。现在他已是一个衰弱的秃顶老头，满头大汗地坐着，眼睛瞪着那些法官，心想这班人一定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警卫后来告诉我的）。第三帝国负责奴隶劳动的头子弗里茨·沙克尔也在被告席上，眼睛眯成一条缝，活像一头猪。他显得很紧张，身子不停地前后摇摆。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子，后来又成为维也纳的党领袖。他的美国血统比德国的还多，看上去很像一个因为犯了某种过失被学校开除的大学生。在被告席上还有沙赫特的继任者，目无定睛、其貌不扬的瓦尔特·丰克。沙赫特博士也在那里，在第三帝国最后的几个月中，他曾被他所敬重过的元首关进集中营，随时都在担心被处死刑。现在他非常气恼的是，盟军竟会把他也当作战犯审问。弗朗兹·冯·巴本对希特勒的上台比其他任何德国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现在也被抓来当被告。他似乎老多了，不过他的曾经多次侥幸脱险的老狐狸的神情，仍然刻画在他那干瘪的老脸上。

希特勒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旧派的德国人牛赖特是一个没有什么信仰和原则的人，现在显得十分颓丧。斯佩尔却不然，在这一伙人中间，他给人以最直率的印象。在长期的审问中，他的讲话很老实，无意逃避他的责任和罪过。在被告席上，还有奥地利的卖国贼赛斯－英夸特、约德尔和两位海军元帅——雷德尔和邓尼茨。希特勒的继承人穿着一身服装店做的现成衣服，活像一个鞋店小职员。「刽子手海德里希」的继承人卡尔登勃鲁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在受审时将会抵赖他的一切罪行。曾驻波兰的纳粹刽子手汉斯·弗朗克也许会承认他所干的一些罪行，因为他最后终于有点悔悟，按照他自己说的，重新发现了上帝并恳求他的饶恕。死到临头也同平时一样毫无特色的弗立克也在那里。最后一名是汉斯·弗里茨彻。由于他的声音很像戈培尔，他曾当过广播评论员，戈培尔曾将他安插在宣传部当一名官员。看来法庭上所有的人，连他本人在内，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也成了被告——因为他的职位太小了——除非是把他看作是戈培尔的幽灵。后来他被开释了。被开释的还有沙赫特和巴本。后面这三个人后来在德国整肃纳粹法庭上被判处很重的徒刑，但结果只服了很短的刑期。

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徒刑的有七人：赫斯、雷德尔和丰克被判无期徒刑，斯佩尔和席腊赫被判二十年徒刑，牛赖特被判十五年徒刑，邓尼茨被判十年徒刑。其余的被判死刑。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凌晨工点十一分，里宾特洛甫走上纽伦堡监狱死刑室的绞架，接着一个一个相隔不久上绞刑架的有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罗森堡、弗朗克、弗立克、施特莱彻、赛斯一英夸特、沙克尔和约德尔。但是赫尔曼·戈林并没有上绞刑架。他骗过了刽子手。他在轮到他以前两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里的毒药。他同他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和与他争夺继承人的劲敌希姆莱一样，在最后也成功地选择了他自己的与世长辞的道路；而对这个世界，他也同他们两人一样，曾带来那样惨无人道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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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所受到的欢迎出人意料。

在我的出版商、编辑、代理人以及众多的朋友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公众会买这样一部书——部头如此之大，注释如此之多，价格如此昂贵，所叙述的又是这样一个题目。我的演讲代理人曾告诉我，人们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已不再有任何兴趣，我的演讲必须换个话题。我的出版商事先仅印了一万二千五百册书。

因此，本书一经出版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读者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本人从未掌握过销售情况，无论是西蒙一舒斯待所出的精装本还是福西特所出的平装本。三年前，我惊奇地获悉，《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当月图书俱乐部」的销售册数超过了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书籍。但究竟售出了多少册，我不清楚，本书在海外也颇受欢迎，这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尽管在德国情况稍差一些。

本书的书评文章，其分析之透彻，远远超出我的期望，德国的这类书评不在此列。尽管从整体来说，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对本书及我本人态度冷淡（似乎我是一个无权闯入其禁脔，但却擅自闯进去的家伙，他们说，只有教授历史的人才能写出好的史书）。但也有显著的例外。

H·R·特雷弗－罗珀就是这样一个例外。当初获悉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已将本书交给他去评论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他是牛津大学一位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我对他也极为尊崇——我认为他的《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一书很有价值。但在当时，英国的书评家们对美国作家极为苛刻，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作为一位知名学者，特雷弗一罗珀很可能与他的美国同行一样，对试图撰写历史的记者不屑一顾。因此我得出结论，我可能会在这份出版物上受到猛烈抨击，而该出版物对于美国作家及其著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特雷弗一罗珀亦有惊人之举。他的书评的标题明确提示了他要说些什么。

我们这一世纪最黑暗之夜中的光明希特勒德国令人战栗的故事杰出的研究成果生动感人的叙述「通常情况下，」特雷弗－罗珀在文章开头写道，「在事件过后仅仅半代人的时间——便去撰写这段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就第三帝国而言，一切都极不寻常，甚至连它的最后覆灭也是如此。随着它的彻底崩溃，（希特勒）统治的全部秘密也大白于天下，所有的档案都被缴获——

「现在，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人们所缺少的只是一位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这些令人陶醉的评论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它令我受宠若惊。结论部分同样令我激动不已：「这是一部出色的学术著作，方法客观，论断公正，结论无可辩驳。」

同样知名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的头版评论文章又使我的头脑清醒过来。文章作者戈登·克雷格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牛津同行断言撰写第三帝国的历史我正当其人，他对此却完全不能同意。决不是！他认为本书过于冗长且「不平衡」。他对我未曾读过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史学家的著作表示遗憾。事实上，我的书并非基于其他史学家的著作，而是基于原始数据——缴获的德国秘密档案。如果说他注意到了这一点的话，他对此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在德国，说得温和一点，本书没有得到评论家们的多少好评。德国人根本没有正视他们的过去。在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率领下，本书受到狂暴的攻击，作者本人也受到中伤。「一名仇德分子！」阿登纳这样称呼我。由于本书是如实记叙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违背人类精神、侵害邻国、侵害欧洲犹太人的种种罪行，而我又是让文件所记录的事实自己说话，因此，我对德国人的强烈反应有些吃惊，但也并非完全意外。

现在，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三十周年之际，世界突然面对着一个新的重新统一的德国。不久之后，统一的德国将在经济上再次强大起来，如果它愿意的话，也将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正如它在威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时代那样。欧洲将再次面对德国问题。如果历史还有些借鉴意义的话，那么德国邻国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在我的有生之年，它们曾两次遭受日耳曼军队的入侵。后一次是由希特勒领导的，本书的读者当会记得，德国的行为是一种野蛮的恐怖。

人们现在会问：德国人变了吗？许多西方人显然认为德国人变了。我本人对此则没有把握，我曾在纳粹时代的德国生活和工作，我的观点无疑因个人的这段经历而蒙上了阴影。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以前曾深受德国征服之苦的国家，已不想再心存侥幸了。德国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或许，这有赖于以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束缚重新统一的德国。它将永远无法挣脱这一束缚去推行昔日的侵略政策。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自第三帝国覆灭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一九五九年撰写的前言的结尾部分所述，氢弹的出现已使阿道夫·希特勒这类传统的征服者成为过去。如果真有一个新的希特勒式的冒险家试图领导德国进行新的征服，那么，他将被原子武器所击退。这将迅速地制止德国的侵略。然而，不幸的是，那也将是整个世界的末日。

因此，尽管氢弹以及准备用来发射氢弹的火箭、飞机和潜艇对这一星球的生存构成了可怕的威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却至少有助于解决德国问题。由德国人，或由任何其他人进行的血腥征服不会重演了。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走人歧途的政府和无所适从的人们如果能记住纳粹恐怖下的黑暗和几乎席卷了全球的种族大屠杀，可能也将是有益的，而这正是本书的宗旨。记住过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威廉·夏伊勒

一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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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划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作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研究战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档案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T·爱泼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我很多指导。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档案研究委员会主席、佛吉尼亚大学教授奥伦·J·哈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内。

一九五六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的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档案中。国务院历史处处长G·贝纳德·洛贝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档案汇编》美国编辑之一的保尔·R·斯维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档案的迷津。斯丹福大学的希尔德加德·R·波宁格夫人在通讯中和阿格尼斯·F·皮德逊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W·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迪玛尔·芬克告诉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档案。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米尔顿·菲西·阿姆斯特朗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H·马洛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弗兰克·阿尔朱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兰地尔和赫尔伯特·克莱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二十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作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作律师的山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档案和证词）和其他许多未公布的资料。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数据。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M·W·弗多尔、凯·波尔、西格里德。舒尔兹、桃乐赛·汤普逊、惠特·伯纳特和纽维尔·罗吉尔斯，都同我讨论过这本书，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尔·R·雷诺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了我。

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识、对于欧洲背景的了解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对我的研究、写作和核对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两个女儿，英加和林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对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他对我帮助过的人，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负责。?

参考数据

本书的主要依据是缴获的德国档案、德国军官和文官的审讯记录和证词、幸存下来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我在第三帝国的亲身经历。数百万字的德国档案材料已经以多个系列分卷出版，另有数百万字已被收集或制成微缩胶片，收藏于各图书馆（在美国，主要收藏于国会图书馆和斯但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此外，华盛顿的陆军部军史局也保存着大量的德国军事记录。

在已出版的大量档案中，对于我的创作最有用的有三种。首先是《德国外交政策档案汇编》D部，它包括大量已被译为英文的德国外交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夏的文件。承蒙国务院的好意，我获准接触德国外交部的其他一些档案，这些档案主要与德国对美国宣战有关，尚未翻译和出版。已出版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两个文件集对于了解第三帝国内幕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第一种是四十二卷本的《主要战犯的审讯》，其中前二十三卷为审讯证词，其余是作为证据的文件，后者是以原文出版的，多数为德文。为这次审判而加以收集并被仓促译为英文的其他文件、审讯记录和宣誓词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为题分十卷出版。不幸的是，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委员们面前所作的最有价值的证词大多没有编入该书，这些证词仅能在几家大图书馆看到油印件。

美国军事法庭其后在纽伦堡又进行了十二轮的审判，审判的证词和文件出版了厚厚的十五卷材料，标题为《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这还不到原材料的一/十，但其余的材料可以在一些图书馆看到油印件或影印件。伦敦的皇家文书局于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出版了《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律报告》，对其他审判做了概述，该书对了解第三帝国很有帮助。

胡佛图书馆藏有极为丰富的未出版的德国档案，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这类档案也有相当数量。另外，国家档案馆还藏有希姆莱的档案和希特勒的一些私人文件——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便是所谓的「亚历山大档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制成微缩胶片收藏。其他一些缴获档案的有关情况，可参见本书注释。顺便说一句，未出版的德国材料中有哈尔德将军的日记，共为七卷打印稿，并附有这位将军在战后为澄清事件所做的注解，我发现这是有关第三帝国的最有价值的记录之一。

现将对我有所帮助的著作开列如下。这些著作共有三种类型：第一，本书所叙及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回忆录和日记；第二，基于新的档案材料的著作，例如，英国的约翰·W·威勒一贝内特、阿伦·布洛克、H·R·特雷弗·罗珀和杰拉尔德·里特林格的著作，美国的特尔福德·泰勒，德国的埃伯哈德·泽勒、格哈特·里特、鲁道夫·皮切尔和沃尔特·戈尔利茨；第三，提供背景情况的著作。

在动态史研究所的赞助下，《动态史》季刊在慕尼黑出版了一期特刊，详细开列了有关第三帝国的参考书目。伦敦威纳图书馆的目录中也包括一些极为出色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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