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破晓，也就是早在四月三日希特勒在「白色方案」的第一个指令中就规定了的那一天破晓，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

天空中，德国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恐怖，在此后六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之下。而在核弹出现之后，这种恐怖将以完全毁灭的阴影笼罩着全人类。在柏林，那是一个灰暗的、有些闷热的早晨，乌云低垂，对防止敌机轰炸起了一些保护作用，不过所担心的敌机从来没有来过。

我注意到，尽管无线电和晨报号外相继传来重要的新闻，但街道上的老百姓却非常冷淡。在阿德隆饭店街对面的伊·格·法本化学公司的新建筑工地上，早班工人已来上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当报童叫卖着号外走过工地时，竟没有一个人放下工具去买一份。我想也许是德国人民在这九月开头第一天的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战争之中，惊得发呆了。他们原来深信自己的元首一定会设法避免这场战争的。现在战争已经降临，但他们还是不能相信。

人们不禁想起，这种灰溜溜的冷漠情景同一九一四年德国投入战争时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那时候是一片狂热。聚集街头的人群表现出如醉如狂的热情，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向德皇兼最高统帅威廉二世疯狂地欢呼。

这一次，人们对军队和那位纳粹统帅都没有这样的表示。上午将近十点钟的时候，这位纳粹统帅从总理府驱车驶过冷清清的街道前往国会，去向全国人民报告他刚刚毫无人性地蓄意挑起的重大事件。当这位独裁者开始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这一天早上突然投入战争的时候，就连那些由希特勒一手指派、大部分属于党棍的傀儡议员的反应也都不太热烈。他往常在这个华丽的克罗尔歌剧院大厅内就比较次要的问题发表演说时所得到的掌声要比这一次热烈得多。

他在讲话的时候，虽然有时很蛮横无理，但奇怪的是，他仿佛是站在被告的立场上在为自己辩护；而且我当时一面听一面觉得，他的演说从头至尾都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觉，仿佛他在自己所造成的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中也有点张皇失措，甚至有点慌乱了。他对于他的意大利盟友为什么规避当然义务不来相助的解释，甚至在这一群亲手挑选的听众当中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我愿意（他说）在这里首先向意大利致谢，他们始终一贯地支持我们。但是诸位应该了解，在进行当前的这场斗争中，我们不打算请求外国的援助。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过去他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时候，已经不知说了多少谎话，在这个历史的严重关头，他也免不了要对那些幼稚的德国人民再吼叫几句谎言来为他那荒唐的行为辩护。

诸位知道，我曾一再作出努力，争取在奥地利问题以及随后的苏台德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问题上通过和平途径澄清事态并取得谅解。但是一切都归于徒劳——在我同波兰政治家们的会谈中——最后我提出了德国方面的建议——没有比这个建议更起码更诚恳的建议了。我愿意在此告诉全世界的人，只有我才有条件能够作出这样的建议，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是要受到千百万德国人民反对的。但是这些建议却遭到了拒绝——整整两天，我和我的政府在等待着，看看波兰政府是否方便，能够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前来，但是，如果把我对和平的热望和我的耐心当做是软弱或者甚至是胆怯的话，那就看错我了——我再也看不到波兰政府有任何诚意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因此，我决定用波兰人在过去几个月中对我们使用的一种语言来对波兰说话——

昨天夜间，波兰正规军已经向我们的领土发起第一次进攻。我们已于清晨五点四十五分起开始还击。从现在起，我们将以炸弹回敬炸弹。

读者已经知道，德国人自己对格莱维茨德国电台的那次进攻是由身穿波兰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在瑙约克斯的率领下进行的，现在就这样被这位德国总理用来作为他对波兰进行残酷侵略的口实。而且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最初的一批公报中也的确把他们的军事行动称之为「反攻」。甚至威兹萨克也在尽力散布这个笨拙的谎言。那天他从德国外交部向所有的驻外使节发出了一份通电，就他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作了指示。

为了抵御波兰的进攻，德国军队已于今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在目前不得称为战争，而只能称作是由波兰的进攻所引起的接触。

甚至对那些能够亲眼看到是谁首先在波兰边境上发动进攻的德国士兵，希特勒也要向他们灌输一顿自己的谎言。他在九月一日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国军队书中说：

波兰已经拒绝了我所期望的两国关系的和平解决，而且诉诸了武力——为一个大国所不能容忍的一系列侵犯边境的事件，证明波兰已经不愿尊重德国的边界。

为了制止这种疯狂行为，我别无他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那天只有一次，希特勒说了实话。

我要求于德国人的（他告诉国会），只不过是我自己四年来准备做的——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国。

从最后下场来看，这一次他总算是说话算数的。但是那天我在柏林遇到的德国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元首这句相当直率的话的意思是，一旦战败，他是不敢正视也不敢承担战败的责任的。

希特勒在自己的演说中说，如果他遭遇不测，戈林将成为他的继承人。他又指定赫斯为继戈林之后的第二个继承人。「万一赫斯遭遇不幸，」希特勒建议，「就依据法律召开参议院会议，由参议员中推选一位最相称的，也就是说，最勇敢的继承人。」什么法律？什么参议院？根本全都不存在！希特勒一回到总理府，另一种更恶劣的情绪就代替了他在国会中的比较克制的态度。那位老跟在戈林屁股后面到处走的达勒鲁斯，发现希特勒处于一种「异常神经质而又十分激动」的状态中。

他对我说（那位瑞典调停人后来作证时说），他早就疑心英国想打仗。他还告诉我，他要打垮波兰并且要把它全部吞并掉——

他越来越激动，挥拳攘臂地对着我吼道：「如果英国准备打一年，我就打一年；如果英国想打二年，我就打二年——」他略为顿了一顿，接着就疯狂地挥舞起双臂，用失厉的声音叫嚷着说：「如果英国要打三年，我就打三年——」

这时他的身体也随着他的胳臂摇动起来，最后他吼了一声：「Undwenneserforderlichist，willichzehnJahrekaempfen。」（「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打它十年。」）说着他举起一个拳头向下一挥，几乎碰着了地板。

尽管这样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了一阵，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非得跟大不列颠兵戎相见不可。这时中午已经过了，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深入波兰境内好几英里，正在迅速向前推进，大多数波兰城市，包括华沙在内，都遭到了轰炸，平民死伤的数目相当可观。但是伦敦和巴黎却没有任何消息表示英国和法国急于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

这两个国家的方向似乎是明确的，可是达勒鲁斯和汉德逊却好像竭力要使这个方向胡涂起来。

上午十点三十分，这位英国大使用电话向哈利法克斯报告：

据我了解（他说），波兰人在夜里炸毁了德却奥桥。另据了解，同但泽人发生了战斗，希特勒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下今把波兰人从国境在线赶回去，并命令戈林摧毁边界在线的波兰空军。只是在这个报告的结尾处，他才提了一句：

这个情报来自戈林本人。

希特勒在开完国会以后可能要召见我，作为挽救和平的最后一次努力。什么和平？对英国的和平吗？这时候，德国已经动员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同英国的盟国打了六个小时了。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以后，并没有召见汉德逊，这位好说话的大使向伦敦传达了戈林关于波兰人首先发动进攻的谎言之后有点感到灰心——但还没有完全灰心。上午十点五十分，他又给哈利法克斯打了一个电话。他那富于想象力而又极为胡涂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主意。

我觉得有责任（他报告道）向您陈述我的信念，不论其实现的前景多么渺茫，我认为现在要拯救和平，唯一可能的希望就是斯密格莱－利兹元帅宣布他愿意立即前来德国，作为军人也作为全权代表同戈林元帅就全部问题进行商讨。

这位天下少有的英国大使好像就没有想到，斯密格莱－利兹元帅可能正忙于抵抗德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无端进攻而无法分身：即使有可能离开，在目前情况下，他作为「全权代表」到柏林来也无异于投降。波兰人可能很快就被打败，但是他们绝不愿投降。

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这一天，达勒鲁斯甚至比汉德逊还要积极活跃。上午八点，他去见了戈林，戈林对他说：「战争已经爆发了，起因是波兰人进攻了格莱维茨的电台并且炸毁了德却奥附近的一座桥。」这个瑞典人立刻把这个消息用电话通知了伦敦外交部。

「我告诉过某人说，」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讯问中他回答说。「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波兰人发动了进攻。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自然觉得很奇怪，我是怎么搞的。」不过话得说回来，他所说的话也只是英王陛下政府驻柏林大使两小时以后来的电话所说的话。

英国外交部一份秘密备忘录，记载了那位瑞典人上午九点五分打来的电话。达勒鲁斯学着戈林的口吻硬对伦敦说，「波兰人把一切希望都破坏了」，而且说他有「证据证明他们从来就不打算谈判」。

中午十二点半钟，达勒鲁斯又给伦敦外交部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这次他找着了贾德干。他又一次谴责波兰人炸毁德却奥桥从而破坏了和平，并且提议让他和福比斯再坐飞机去一趟伦敦。但是生性严厉、为人耿直的贾德干对这位达勒鲁斯已经有些腻烦了，因为他所力图避免的战争现在已经爆发。贾德干对这个瑞典人说，「现在什么行动也都无济于事了」。

然而贾德干只不过是外交部的常务次官，连内阁阁员都不是。达勒鲁斯坚持要他把他的要求直接转达给内阁，并且傲慢地告诉贾德干说，一小时以后他还要来电话。他后来的确打了电话，也得到了答复。

当德军还在侵略波兰的时候（贾德干告诉他说），任何调停的想法都是谈不到的。现在要避免一次世界大战，唯一的途径就是（一）停止敌对行动，（二）德国军队立即撤出波兰领土。上午十点，波兰驻伦敦大使拉仁斯基伯爵拜会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德国侵略的消息正式通知他，并且指出，「这显然是条约中规定要对付的一种情况」。这位外交大臣的回答是，他对这些事实毫不怀疑。十点五十分，他在外交部约见了德国代办西奥多·科尔特，问他有没有什么情报。科尔特回答说，他既没收到有关德国进攻波兰的情报，也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于是哈利法克斯就宣布，他所收到的报告中说明的事实已经「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局势」。但是他的话也就到此为止。科尔特于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用电话向柏林报告了这件事。

因此，到这天中午的时候，希特勒还有理由希望：英国虽然认为局势严重，但是还不致于参战。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下午七点十五分，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个人员给德国外交部打了一个电话，说「有紧急公事」，要求里宾特洛甫「尽快」接见汉德逊和考仑德雷。几分钟以后，法国大使馆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里宾特洛甫拒绝同时会见两位大使，他于晚上九点接见了汉德逊，过了一小时接见了考仑德雷。他从英国大使手中接到了一份英国政府的正式照会。

——除非德国政府准备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即德国政府已经停止对波兰的一切侵略行动，并准备立即从波兰领土上撤出其军队，英王陛下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法国通碟的措词与此完全相同。

里宾特洛甫对两位大使都回答说，他将把照会转呈希特勒，接着他就唠唠叨叨地发了一通议论，宣称「根本不存在任何德国侵略的问题」，而只有波兰的侵略，并且一再重复那个到现在已经有了馊味的谎言，说什么波兰「正规」部队在前一天侵袭了德国领土。不过外交上的礼节仍然保持着。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在当夜向伦敦报告这次会见的经过时，在电报中没有忘记提到里宾特洛甫的态度「彬彬有礼」。当这位大使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两人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在他们两天前的那次激烈的会见中，德国外交部长在宣读德国对波兰的「建议」时，是否含糊不清、速度太快。汉德逊说确实是这样。里宾特洛甫则说，他读得「缓慢而且清楚，甚至还对其中一些主要之点作了口头解释，因此他可以认定汉德逊一定完全听明白了」。这个争执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这还有什么关系呢？九月一日夜晚，当德国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国境、德国空军在不停地进行轰炸的时候，希特勒从英、法两国的照会中认识到了，如果不立即停止进攻并撤出军队——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他就已经把一场世界大战惹上身了。还是说，他那天晚上还在盼望着他的运气、他那慕尼黑的运气会来呢？因为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被战争的来临吓坏了，生怕英、法的压倒优势的海陆空军会袭击意大利，所以便在拼命设法再安排一次慕尼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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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4_9_1">一 墨索里尼最后一分钟的调停</h3>

读者想必记得，迟至八月二十六日，这位意大利领袖为了逃避意大利在钢铁盟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还在对那位元首说「政治解决」仍然有可能，这种解决可以使「德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希特勒懒得同他的这位朋友和同盟者争论这个问题，这使得那位轴心小伙伴感到丧气。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八月三十一日，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得到他们驻柏林大使关于形势紧急的报告后，曾经力劝希特勒至少应当见一见波兰大使利普斯基，并告诉他，他们正在努力使英国政府同意把归还但泽当作和平谈判的「第一步」。

但是那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希特勒对这样的小诱饵已经没有胃口。正如希特勒对他的将领所说的，但泽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他要的是消灭波兰。但是那位意大利领袖却不明白这一点。九月一日清晨，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不宣布意大利中立，就得冒英、法大军进击的危险。我们可以从齐亚诺的日记中清楚地看出，这种前景对他那位泄了气的岳父大人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恶梦。

九月一日一清早，这位愁肠百结的意大利独栽者亲自打电话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催促他去恳求希特勒给他来一个电报，解除他在同盟条约中的义务」。（齐亚诺语）那位元首很快地甚至可以说是欣然地应允了他的请求。上午九点四十分，希特勒在临动身去国会之前给他的朋友发了一份电报，为了节省时间，这份电报是用电话打给德国驻罗马大使馆转达的。

领袖：

您近来在外交上和政治上对德国及其正义事业给予支持，谨致最真诚的谢意。我确信，我们能够凭德国的军事力量完成当前强加干我们的这一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预计不致需要意大利的军事支持。领袖，我还要预先感谢您今后定将为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一切努力。

阿道夫·希特勒

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希特勒已经在国会发表了演说，并且对达勒鲁斯咆哮了一阵，心里显然已经平静下来了，他灵机一动，又给墨索里尼发了个电报。他说他原是准备「通过谈判」解决波兰问题的，「我整整等了两天，波兰谈判代表还是没有到来」，「昨天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十四起犯境事件」，因而他「现在决定以武力回答武力」了。末了，他再一次向这位临阵脱逃的伙伴表示感激。

领袖，对您所作的一切努力，我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为了您的出面调停向您致谢。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努力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如果波兰政府具有丝毫和解的诚意，问题本来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解决的。然而，他们拒绝了——

因此，领袖，我才不愿意让您去冒险充当调停人；根据波兰政府的顽固态度来看，这种调停多半是徒劳无功的——

阿道夫·希特勒

但是在齐亚诺的怂恿下，墨索里尼最后还是咬了咬牙，决心去冒险充当调停人。前一天中午刚过，齐亚诺就已经向驻罗马的英、法两国大使提出，如果他们的政府同意，墨索里尼愿意邀请德国在九月五日来举行一次会谈，以便「审查已经成为当前纷争根源的凡尔赛和约的一些条款」。

人们可能认为，第二天早晨德国进攻波兰的消息一定会使墨索里尼的建议成为多余。但是使意大利人感到意外的是，法国外交部长、绥靖专家乔治·庞纳竟在九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给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庞赛打了一个电话，要他通知齐亚诺，法国政府欢迎这样一个会议，但未与会各国的问题不得在会上讨论，而且该会不能只限于探求「当前有限问题的局部的临时解决办法」。庞纳提出的会谈条件中没有谈到德军的撤退，甚至连停止继续前进也没有提及。

但是英国人却坚持这个条件，并且最后总算拖着那个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和他们一道走，在九月一日晚上能够向柏林递交两份内容相同的警告照会，其中宣布，德国如果不从波兰撤军，英、法就要出兵。由于这两份照会当晚就公布了，所以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墨索里尼当时已是慌不择路，任何一根稻草都要抓住，甚至不存在的稻草也要抓一下，第二天早上仍然向希特勒再次提出呼吁，就好像他根本没有把英、法的警告当真。

正如汉德逊在《最后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九月二日是在一种悬虑不安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和考仑德雷焦急地等着希特勒对他们照会的答复，可是毫无消息。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候，只见阿托利科气喘吁吁地走进英国大使馆，对汉德逊说，他要立刻弄清楚一件事情：头天晚上的英国照会是不是最后通牒？

汉德逊后来写道：「我当即对阿托利科说，如果那位外交部长问我的话，我授权可以告诉他，那不是最后通牒，而只是一个警告，但是他并没有问。」

得到了这句话之后，这位意大利大使又顺着威廉街急急忙忙地奔向德国外交部。原来那天上午十点阿托利科就带着墨索里尼的一份照会来到威廉街，人家告诉他，里宾特洛甫身体不适，他于是把照会交给了威兹萨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

意大利希望通知德国政府，我国仍有可能使法国、英国和波兰同意在下列基础上同德国举行一次会谈，这项消息仅供参考，取舍之间自然全由元首决定：

一、双方军队留在目前原地停火。（着重体为原件所有）

二、两三天内举行谈判。

三、解决德波争端。根据现状，这种解决肯定会有利于德国。

这个提议原先是领袖提出的，现在已经特别得到法国的支持。

但泽已为德国所有，并且德国还取得了可靠保证来实现其大部分要求。此外，德国已经得到了「道义上的满足」。如果它接受建议举行会谈，就有可能达到它的全部目的，同时又避免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甚至在目前看来就已经有可能发展成为全面和长期的战争。领袖并不想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他认为将上述情况立刻通知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和元首是极其重要的。

里宾特洛甫那点儿病马上就好了。看了上面的建议之后，怪不得他在中午十二点三十分见到阿托利科时就向他指出，意大利领袖的建议与头天晚上英法的照会是不「协调」的，因为英法两国的照会具有一种「最后通碟的性质」。这位意大利大使在避免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和他的首脑同样热心，而且可以肯定更为真诚。不等里宾特洛甫说完，他就打断话头说，英国和法国的声明「已经由于他的领袖最后的这个照会而取消了」。当然，阿托利科是没有权利作这种声明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不过他大概是以为在这种紧急关头，冒失一点也无妨，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德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怀疑，可是阿托利科一口咬定他的话不放。

法国和英国的声明（他说），已经不在考虑之列。齐亚诺伯爵是在今晨八点三十分来的电话，这已经是在意大利电台公布两国声明以后的事。由此可见，两国声明必然已被视为取消了。齐亚诺伯爵还说，法国特别赞成领袖的建议。目前推动这事的是法国，不过英国一定也会跟着动起来。里宾特洛甫仍然怀疑。他说，他刚同希特勒讨论过墨索里尼的建议，元首想知道英法的照会是不是最后通碟。这位外交部长最后同意了阿托利科的建议，让这位意大利大使去问一下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把情况弄清楚。这就是阿托利科造访英国大使馆的原因。当时充当翻译的施密特后来写道：「那天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年岁已经不小的阿托利科从里宾特洛甫的房间里急急忙忙出来，跑下楼梯去找汉德逊和考仑德雷——半小时以后，阿托利科跟离开时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回来了。」喘过气来以后，这位意大利大使就报告道，汉德逊刚才告诉他，英国的照会并非最后通牒。里宾特洛甫回答说，虽然「德国必然要拒绝英法的声明，但是元首正在研究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如果罗马证实英法声明并非最后通牒，元首将在一两天内给予答复」。由于阿托利科催着早些答复，里宾特洛甫终于同意第二天，即九月三日星期日中午给他回话。

这时候在罗马，墨索里尼的希望却在逐渐破灭。下午二点，齐亚诺接见了英、法两国大使，并且当着他们的面用电话把阿托利科同德国外交部长的谈话告诉了哈利法克斯和庞纳。庞纳满腔热情，一如既往；据他自己的记述（见《法国黄皮书》），他热烈地向齐亚诺道谢，感谢他为和平所作的努力。哈利法克斯却比他冷淡。他证实英国照会不是最后通牒。政治家们在一个名词上像这样抠字眼，真令人感到惊讶，因为英法声明本身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不过他接着又说，他个人认为，除非德军撤出波兰，英国不可能接受墨索里尼关于会谈的建议。而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次庞纳又一声不吭。哈利法克斯答应齐亚诺把英国内阁对这个问题的决定用电话通知他。

晚上七点刚敲过不久，英国内阁的决定传来了。英国接受意大利首相的建议，但是条件是希特勒必须把他的军队撤回德国境内。意大利外交大臣知道，希特勒决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因此正如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可想了」。

我不想去向希特勒提出这个建议，这一定会遭到他断然拒绝，也许还会受到他的白眼。（齐亚诺在日记上写道）我把这一点告诉了哈利法克斯以及那两位大使和领袖，最后我打电话给柏林，通知他们，除非德国人有相反的意见，否则我们就放弃谈判了。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于是在九月二日晚上八点五十分，那位精疲力竭、心灰意懒的阿托利科，再次拜访柏林的威廉街。这次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接见了他，当时他正在那里同希特勒商谈问题。缴获的外交部备忘录中对这个场面有如下的记载。意大利大使告诉外交部长说，英国人不准备以意大利的调停建议为基础举行谈判。英国方面要求德国军队在谈判开始之前立即全部从波兰占领区和但泽撤出——最后，意大利大使声明，领袖现在认为他的调解建议已经不复存在。外交部长听到意大利大使的传达后，未置一词。

这位不辞劳苦的阿托利科费了这样多力气，竟然没有讨到一句感谢的话！有的只是无言的轻蔑，因为这个同盟者想骗掉德国在波兰已经到手的战利品。

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点点希望，现在也已烟消云散了。大家现在显然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这场戏里有一个角色却是例外。晚间九点，怯懦成性的庞纳又给齐亚诺打了一个电话，再次表示法国给德国的照会不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并且重申法国政府准备一直等待德国的答复，直到九月三日（即第二天）中午为止。不过，「为使会谈取得良好的结果」，庞纳告诉齐亚诺，法国政府同意英国政府的意见，即德国军队必须「撤出」波兰。这是庞纳第一次提到这一点——这一次也只是因为英国方面的坚持才不得已提出的。齐亚诺的回答是，他认为德国政府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但是庞纳还不死心。那天深夜，他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逃脱法国对于正在受到轰击和围攻的波兰所承担的义务。齐亚诺在九月三日的第一段日记里追述了这桩怪事。

夜里，外交部来人把我叫醒了，因为庞纳找到瓜里吉利亚（意大利驻巴黎大使），问我们能不能使德国撤出波兰，哪怕是象征性的撤军也行——我把这个建议扔进了废纸篓，根本没有呈报领袖。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是毫不热心地而且是纺惶不定地来接受这个巨大的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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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4_9_2">二 波兰战争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h3>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星期日，柏林的天气是一个可爱的夏秋之交的日子，阳光灿烂，空气中飘着馥郁的芳香——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碰到这样的天气，柏林人总爱到近郊的树林里或是湖上去度假的。」

天刚一亮，英国大使馆就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给尼维尔·汉德逊爵士的一份电报，指示他设法同德国外交部长在上午九点举行一次会晤，把一份随电报发来的照会递交给他。

张怕伦政府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它在大约三十二小时以前照会希特勒，如果德国不从波兰撤军，英国就将宣战。可是一直没有答复，于是英国政府决心履行它的诺言。正如法国驻伦敦大使查理·考平在头一天下午二点三十分给那位踌躇不定的庞纳的报告所说的，前一天英国政府就耽心希特勒可能故意迟迟不作答复，以便尽量攫取波兰领土，等到把但泽、走廊等地稳稳地抓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就可以在他八月三十一日那十六条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宽宏大量」的和平方案。

为了不上这个圈套，哈利法克斯要法国人考虑，如果德国政府不在几小时之内对九月一日英法两国的声明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两个西方国家就对德国宣战，英国内阁在九月二日下午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后哈利法克斯就具体建议，在当天半夜由两国一同向柏林提出一个限于九月三日上午六点以前答复的最后通牒。但是庞纳不同意采取这样性急的步骤。

事实上，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在上个星期经过了重重难关，才勉强决定首先要履行法国对波兰（同时也是对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原先在那黑暗的八月二十三日，庞纳听说里宾特洛甫已经到莫斯科去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吃惊之下曾力劝达拉第召开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研究法国今后的步骤。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达拉第总理和庞纳之外，还有陆、海、空三军部长，甘末林将军，海、空军首脑，以及另外四位将军－共计十二人。

据会议记录所载，达拉第曾提出三个问题：

一、法国是否能够坐视波兰与罗马尼亚（或其中一国）从欧洲地图上被抹掉？

二、法国能用什么办法加以反对？

三、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庞纳本人在说明了事态的严重变化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他心中最为重视的问题：

权衡当前的局势，是忠于我们的义务而立刻参战好呢，还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态度，利用这段赢得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

见到责任推到了自己的身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海军上将便接着答道：陆军和海军都已有准备。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他们在打击德国方面不能有多大作为。但是法国一经动员，就会把相当一部分德国军队牵制在我们的边境上，从而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波兰的负担。——甘末林将军在回答波兰和罗马尼亚能够抵抗多久这个问题时说，他相信波兰会光荣地进行抵抗，这将使德军主力在明年春天以前无法掉转过来对付法国；而到那个时候，英国已经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了。

经过了不少的讨论以后，法国人才作出了决定。这一决定正式加载会议记录，内容是这样：

在讨论过程中，指出了这样一点，如果说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力量能够有所增强，德国也将由于得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资源而变得更为强大。

因此，法国别无其他选择。

唯一的办法就是——洛守我们在同苏联进行谈判以前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这样打定了主意之后，法国政府开始行动了。散会之后，就在八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宣布全国处于戒备状态，所有边防部队都进入了作战阵地。第二天，三十六万预备役人员被召入伍。八月三十一日，内阁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法国将「坚决履行」它的义务。次日，也就是德国进攻波兰的头一天，庞纳经哈利法克斯的一再坚持，同意法国和英国联合一致向柏林方面提出警告：英法两国将履行自己对盟国所提出的保证。

但是在九月二日，当英国人催促法国人同意在半夜就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甘未林将军和法国参谋总部却踌躇起来了。毕竟，如果德国人在西线立刻发动进攻的话，不得不孤军作战的将是法国。没有一个英国兵会来支持他们。参谋总部坚持要求再等四十八小时提出最后通牒，为的是好顺利地进行总动员。

下午六点，哈利法克斯打电话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并对他说：「英国政府不能再等四十八小时。法国的态度使英王陛下政府深感为难。」

两小时以后，英国政府的处境之难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张伯伦在下院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大多数议员，不论属于哪个党派，对英国方面迟迟不履行它的义务都已经感到极不耐烦。等到听了张伯伦的发言之后，他们几乎快按捺不住自己了。张伯伦告诉议会，英国政府还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除非德国给予答复并且保证从波兰撤退，否则英国「必将采取行动」。如果德国人果真同意撤退，那么，英国政府「就愿意认为局势依旧同德军越境进入波兰以前一样」。目前英国政府正在同法国就两国对德最后通牒的时限问题进行联系。

在波兰战事已经进行了三十九小时之后，下院再也不能接受这种拖延策略了。从政府席上似乎发散出一股慕尼黑的气味。当反对党工党的临时议会领袖阿瑟·格林纳达站起来准备发言的时候，利奥波德·阿末利从保守党席上向他大叫：「请你代表英国发言吧！」

格林纳达说：「在这样的时刻，英国和英国所拥护的一切以及全人类的文明都遭到了威胁，我不知道我们还打算犹豫到什么时候——我们应当和法国人一起并肩前进——」

问题就在这里。当时事实证明要推动法国前进是很困难的。下院怒气冲天，使张伯伦感到坐立不安，他不得不打断激烈的争论为自己辩护说，要通过电话同巴黎磋商，使「看法与行动取得一致是需要时间的」。他接着说，「如果下院竟然有人认为我所提出的声明流露出本政府或法国政府有丝毫的动摇，我就不免感到震惊」。他说，据他所知，法国政府「这时正在开会」，「几小时以后」将可得到他们的消息。总之，他极力安慰激愤的议员说：「我预料明天我将只可能有一种答复给下院——我相信下院——一定会认为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正如纳米尔后来所写的那样，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考验，是「用一种特别少见的迟迟艾艾的方式」宣告其无情的来临的。

正如英国的机密档案所表明的那样，张伯伦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人民很不满意他，在这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他的政府很有可能被推翻。他刚从下院出来，马上就给达拉第打了一个电话。据记载，时间是晚上九点五十分，当时在旁边的贾德干作了记录留为档案。

张伯伦：这里的情况非常严重——下院闹得很凶——如果法国坚持要把最后通牒的限期定为从明天中午起的四十八小时之内，我的政府就将无法维持。

首相说，他完全明白，法国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德国的进攻。但是他坚信，今晚无论如何必须采取某种步骤。

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最后通碟于明日上午八点发出——限中午十二点以前答复——达拉第的回答是，除非英国轰炸机群准备立刻出动，否则法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对德军的进攻推迟几小时。

过了不到一小时，哈利法克斯在夜晚十点三十分给庞纳打了一个电话。他极力敦促法国方面接受英国的折衷方案：明天（九月三日）上午八点在柏林提出最后通牒，最后期限为中午十二点。法国外交部长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对哈利法克斯提出抗议说，英国方面坚持这样迫不及待地行事会给人造成「一种十分糟糕的印象」。他要求伦敦再等一等，至少在中午以前不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

哈利法克斯：要英王陛下政府等到那个时候是办不到的——（英国）政府是否能控制这里的局势是很难说的。

下院将在九月三日（星期日）中午开会，从星期六晚上那次会议的情绪看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明白，如果这个政府想存在下去，他们就必须提出议会所要求的回答。第二天凌晨二点，法国驻伦敦大使考平警告庞纳，张伯伦内阁如果不能给议会以确切的答复，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哈利法克斯在电话中最后告诉庞纳，英国打算「单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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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法克斯给汉德逊的电报于凌晨四点左右到达柏林，叫他在九月三日（星期日）上午九点递交给德国政府，这份通碟提到英国政府曾在九月一日的照会中宣布，如果德国军队不立刻撤退，英国就要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份通牒接着指出：

虽然那份照会于二十四小时以前就已提出，但至今未见答复，同时德国又仍然在继续并加紧进攻波兰。鉴于这种情况，我荣幸地通知您，在今天九月三日英国夏季时间上午十一点以前，如果德国政府不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并送达伦敦英王陛下政府，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

这个安息日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汉德逊发现要同威廉街取得联系是相当困难的。德国外交部的人告诉他说，里宾特洛甫「没有功夫」在上午九点接见他，不过他可以把照会交给政府翻译官施密特博士。

在这个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施密特博士睡过了头，等他乘着一辆出租车赶到外交部时，看到那位英国大使正循着外交部门前的台阶拾级而上。施密特从侧门钻了进去，在恰好钟鸣九点的时候溜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一分不差地准时接见了汉德逊。「他走进屋子，表情严肃，」施密特后来追述道，「跟我握了握手，我请他坐下，他谢绝了，只是庄严地站在屋子中间。」汉德逊宣读了英国的最后通牒，把文件交给施密特之后就告辞了。这位翻译官连忙拿着那份照会，顺着威廉街跑到总理府。在元首办公室外面，他发现内阁大多数的阁员和几个党内高级官员都聚集在那里「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消息。

当我进入里面房间的时候（施密特后来追述说），希特勒止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站在窗户旁边。他们俩都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走进去，我在希特勒的办公桌前不远的地方站住，接着就慢声向他翻译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当我泽完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死寂。

希特勒坐着一动不动，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前方——停了一会没有动静，这一会儿功夫就像一百年一样长；然后，他转过脸未朝着仍然站在窗子旁边的里宾特洛甫说：「现在怎么办，」问这话时希特勒摆出一副凶恶的面孔，意思好像是在抱怨他的外交部长使他对英国方面可能的反应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里宾特洛南却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我断定，法国人会在一小时之内交来一份相同的通牒。」施密特完成任务之后就退了出来，在外面的房间里停了一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其余的人。他们听了也都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最后：

戈林转过身来向我说：「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那就只能靠上帝发慈悲了！」戈培尔垂头丧气地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发愣。我看见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与此同时，那个绝无仅有的达勒鲁斯却一直为了避免那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作最后的客串努力。上午八点，福比斯就把那份、将在一小时以后递交德国政府的最后通碟的内容告诉了他。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立刻就到空军总部去见戈林，要求戈林一定要做到使德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要「通情达理」。他还建议元帅本人在十一点以前宣布他准备亲自飞到伦敦去「谈判」，这位瑞典商人在他写的书里说，戈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希特勒也表示同意。但德国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们根据施密特博士在前面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他于九点过几分带着英国的最后通牒来到总理府的时候，戈林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会客室里，而不是在他的司令部里。

无论如何，这位瑞典和事佬的确给英国外交部打了电话，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在上午十点十五分，他擅自通知英国政府，德国人对于最后通牒的答复「正在路上」，德国人仍然「非常希望能够满足英国政府的要求，并就不侵犯波兰独立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他希望伦敦能够「从最赞同的角度」来看待希特勒的复照。半个小时以后，即上午十点五十分，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十分钟，达勒鲁斯又给伦敦外交部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他这次提议让戈林在希特勒的同意下立刻飞往英国首都。他不知道现在再演这套外交滑稽戏已经过时了，不过事实很快就让他明白过来了。他从哈利法克斯那里得到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她的回答。英国政府不能采纳他的建议。英国政府对德国政府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明确的，「想必他们也会作出明确的答复」。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再等着和戈林讨论了。

于是达勒鲁斯挂上了电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战后，他才在纽伦堡法庭上以及在他写的书里又露了一面，追述他为了拯救和平所作的离奇古怪的努力。他的用心是好的，他也曾不辞辛苦地为和平奔走，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一度处身于世界历史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舞台中心。但是那时几乎人人都被过分纷坛杂乱的景象搅得胡里胡涂而无法看清局势，他也不是例外，而且正像他后来在纽伦堡所承认的，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受到德国人多大的愚弄。

英国最后通碟所限定的时间上午十一点刚敲过不久，两小时前拒绝接见英国大使的里宾特洛甫，约见了那位大使，把德国的复照交给他。德国的复照说，德国政府「拒绝收下或接受，当然更谈不到履行」英国的最后通牒。接着就是一篇又臭又长的宣传文字，显然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发出复照前这两个小时内仓促书就的。为了欺骗易受欺骗的德国人民，这份复照又把那些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谎言，包括那个关于波兰人「进攻」德国领土的谎话在内，重弹了一遍，把一切事情都归罪于英国，并且拒绝了英国「强迫德国撤回其为保卫国家而部署起来的部队」的企图。复照谎称，德国已经接受了墨索里尼在最后时刻提出的和平建议，但是英国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张伯伦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这份复照还是责备英国政府「鼓吹要消灭日耳曼民族」。

汉德逊后来称这个复照「完全是歪曲事实」的。他读完以后说道，「究竟是谁的过错，让历史来判断好了。」里宾特洛甫也反唇相讥道，「历史已经证明·了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

大约十二点钟的时候，我正好站在威廉街总理府的前面，扩音器突然宣布大不列颠已经对德国宣战。大约有二百五十人——不会更多——顶着太阳站在那里，注意地听着这个消息。广播结束时，没有一个人出声。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们发愣了。他们很难相信希特勒已经把他们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中去了。

虽然这是一个安息日，但是不久就有报童在叫卖号外。事实上，我发现他们是在免费散发。我也要了一份。那是《德意志总汇报》的号外，整页上用大号字印着这样一个标题：

英国最后通牒遭拒

英国已对我宣战

英国照会要求我撤退东线军队

元首今日寓此亲临前线

官方公报上的标题活像是里宾特洛甫口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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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 = "ncx4_9_3">三 德国备忘录证明过错在英国</h3>

对于容易受骗的德国人民来说，德国的备忘录可能是一个「证明」，但它并没有能够在这一天煽起人们对英国人的恶感。当我经过英国大使馆时，汉德逊和他的使馆人员正从使馆搬往拐角处的阿德隆饭店。一个警察在那座大楼前独自踱步。他除了来回踱步而外无事可做。

法国人多挨了一会。庞纳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延宕时间，他死抱着一个希望不放，认为墨索里尼还有可能同希特勒谈妥一项交易，从而让法国脱身。他甚至恳求比利时大使想办法让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通过他对墨索里尼的影响去影响希特勒。九月二日（星期六），他同本国的内阁争辩了一整天，说他已经「答应了」齐亚诺，法国将等候到九月三日中午，让德国对九月一日英法两国的警告提出答复。他不能说了不算。这话跟他和英国辩论时所说的一样。不错，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意大利外交大臣作过这个保证，但他是在九月二日晚九点才作出这个保证的；到这个时候，正像齐亚诺已经设法告诉他的那样，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已经完全失效了。而且，这时候英国已经向他提出了要求，主张由英法两国在当日午夜联合向柏林提出最后通牒。九月二日将近午夜时分，法国政府才最后作出决定。午夜十二点整，庞纳打电报给驻在柏林的考仑德雷，说他在明天早晨将把法国要在「中午对威廉街」作出的「新的外交步骤」的内容通知考仑德雷。「九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十点二十分，即在英国最后通碟的时限截止前四十分钟，内容通知过来了。法国最后通牒的措辞和英国的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法国宣布：如果德国给予否定答复，法国将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为德国政府所知道的「那些义务——甚至到了这个最后关头，庞纳还不肯正式宣战。

法国政府出版的《法国黄皮书》上说，巴黎拍发给考仑德雷的法国最后通牒，规定下午五点为德国答复的最后时限。但这不是原来那份电报中所规定的时限，菲普斯大使在那天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从巴黎报告哈利法克斯说：「庞纳对我说，法国的最后时限要到星期一（九月四日）早晨五点截止。」这才是庞纳在电报中提出的时限。

这还是达拉第在星期日早晨向法国参谋总部争得的让步。法国参谋总部最初坚持要把时限定为从中午向柏林递交最后通牒之时算起四十八小时。虽然如此，英国政府还是很恼火，那天上午当即相当明确地向巴黎表示了这种不快。这样达拉第总理才向军方作最后的呼吁。他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把参谋总部的科尔斯东将军请了来，请他缩短时限。这位将军最后勉强同意把时限提前十二小时，改为下午五点。

就是这样，直到考仑德雷快要离开柏林法国大使馆前往威廉街的时候，庞纳才用电话通知他对最后限期作了必要的修改。里宾特洛甫没有功夫在中午接待这位法国大使。他正在总理府参加一个小小的仪式，陪同元首热烈接待新任的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施克瓦兹也夫。这个插曲使得柏林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安息日里具有一种荒诞的气氛。但考仑德雷坚持非要按照指示在中午十二点整到威廉街求见不可，因此，只好由威兹萨克接见他。当这位大使问到这位国务秘书是否有权对法国作出「满意的」答复时，威兹萨克回答说，他无权向他作「任何答复」。

接着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外交趣剧：考仑德雷把威兹萨克的回答看作德国的否定答复，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于是便打算把法国的正式最后通牒交给这位国务秘书；这时，后者却拒绝接受。他建议这位大使「耐心稍等片刻，见一见外交部长本人」，考仑德雷碰了这个钉子，只得在那里等着，反正他已经碰过不止一次钉子了。他在那里差不多等了半个钟头，直到十二点三十分才被带到总理府去见里宾特洛甫。

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虽然明知道这位大使所负的使命，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向这位法国使节施展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惯伎。里宾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建议时，曾强调说那是得到法国赞同的。然后他宣布「德国曾经在昨天通知意大利领袖，德国也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后来，」里宾特洛甫补充道：「领袖告诉我们说，这个建议由于英国政府的死硬态度已经遭到破坏了。」接着他又听着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说了一阵什么如果法国追随英国，他将感到遗憾，什么德国无意进攻法国，等等。不过，对里宾特洛甫的这种胡说八道，考仑德雷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领教够了，这位法国大使赶紧插言，提出他特为来问的问题：外交部长的这番议论是否意味着德国政府不接受法国九月一日的照会？

「Ja（是的）。」里宾特洛甫回答。

于是这位大使就把最后通碟递给了这位外交部长，事前还说他必须「最后一次」强调指出：德国政府对于「未经宣战」就突然进攻波兰以及拒绝英法关于撤退德军的要求等问题「负有严重的责任」。

「那么法国就会成为侵略者了。」里宾特洛甫说。

「这问题让历史来裁判吧。」考仑德雷回答说。

在柏林的那个星期天，所有参加最后这幕戏剧的人仿佛都有意要诉诸历史的裁判。

虽然法国正在动员一支在一个时期内会对德国的西线武力占压倒优势的陆军，但是在希特勒那颗狂热的脑子里，当时军队为数微不足道的英国却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认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行将消逝并将成为历史的时刻，他之所以陷身于这样的窘境，几乎完全应当由英国这个对头负责。那天下午他对德国人民和西线军队发表了两篇冠冕堂皇的文告，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他对英国人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刻骨的怨恨在这里面一起迸发出来了：好几世纪以来（他在《告德国人民书》中说），英国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欧洲人民无力防御英国征服世界的政策——（并且）自以为有权可以用站不住脚的借口去进攻和毁灭一个当时看来对它最为危险的欧洲国家——

我们自己已经亲自看到英国在战争开始以来对德国所奉行的——包围政策——英国的战争挑拨者——一直用凡尔赛的片面命令压迫德国人民——

西线将士们！（希特勒在《致西线将士书》中对那些在今后若干星期内只可能以法军为对手的部队说）——英国一直奉行着包围德国的政策——英国政府为我们在上次大战中所熟知的那些战争贩子所驱使，现在已经决心摘下他们的假面具，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向我们宣战了——但在这两篇文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法国。

中午十二点六分，张伯伦在伦敦向下院发表演说，他向下院报告，英国现在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虽然希特勒在九月一日明令禁止收听外国广播，违者处死，但我们在柏林还是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转播的英国首相演讲稿。我们有些人曾经亲眼看到他冒着丧失政治生命的危险，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如今再听到他这时的讲演，觉得他的话是沉痛的。

今天是我们大家都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

但是张伯伦命中注走不能看到这一天。一千九百四十的十一月九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与世长辞了，虽然死时他仍旧是内阁阁员之一。鉴于本书前面对他颇多贬抑之词，我觉得现在在这里引一段丘吉尔对他的评语是最恰当不过了。曾经长期被他排斥在英国国家事务之外的丘吉尔，在一九四○年五月十日接替他出任首相。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丘吉尔在下院致辞悼念他时说。——在这世界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尼维尔·张伯伦不幸事与愿违，一再失望，受到一个坏人的欺骗。但是，他那落空的希望是什么？他那未遂的心愿是什么？他那遭到愚弄的信念又是什么呢？毋庸置疑，这些都表现了人类心灵最崇高最善良的本性——对和平的热爱，对和平的追求，为和平而奔波，为和平而斗争；为了这一切，他甚至不顾巨大的危险，至于个人的荣辱则肯定也完全置之度外。希特勒想运用外交手腕，使英、法置身战争之外的企图既已宣告失败，于是就在九月三日下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军事方面。他发布了「第二号绝密作战指令」。虽然英法已经宣战，指令仍然规定：「德国的战争目标目前仍然是迅速地、胜利地结束对波兰的战事——在西线，让敌人先启战衅——对英国可以在海上展开攻击。」但是德国空军甚至连英国海军也不得攻击，除非英国首先对德国目标采取了这样的攻击。即使如此也还要看是否「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能够取得胜利」。希特勒还命令德国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轨道。

夜晚九点，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分别乘专车前往东线大本营。临行之前他们又采取了两个外交措施。现在英国和法国固然已经同德国开战，但是另外两个曾经支持希特勒，使他的冒险得逞的欧洲大国还必须用心对付。一个是同盟国意大利，另一个是苏俄；前者已在紧要关头临阵脱逃，后者虽然不为纳粹独裁者所信任，却对希特勒出了把力，使得他的战争冒险看来值得一试。

希特勒在临离开首都之前，又给墨索里尼发去一封信。这是在晚上八点五十一分用电报发出的，距元首的专车开出的时间只有九分钟。虽然这封信不算十分坦率，而且也不乏欺诈之词，但就我们所能获得的材料说来，却是一幅最好的图画，描绘出阿道夫·希特勒离开第三帝国那夜幕已降的首都。第一次去扮演德国最高统帅的角色时具有什么样的心情。这封信是在缴获的纳粹档案中找到的。

领袖：

我必须首先感谢您为调停所作的最后努力。我本来是愿意接受调停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可能确实保证谈判一定会成功。因为德国军队已经苦战了两天，在波兰境内取得了神速的进展。我们不能由于一场外交阴谋而让牺牲在那里的将士的鲜血白流。

虽然如此，我仍然相信，如果英国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心诉诸战争的话，本来是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的。领袖，我之所以没有屈服子英国的威胁，是因为我终于认为，即使我屈服了，和平也只能维持六个月，或者至多维持一年，既然如此，我想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目前仍不失为挺身奋战的适当时机。

——波兰军队不久即将崩溃。如果一年或者二年以后再打，是否能取得这样迅速的胜利，我觉得是大可怀疑的。英国和法国会继续武装它们的同盟国，使得德国武装部队不可能取得这样显著的决定性的技术优势。领袖，我知道我所从事的斗争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但是我也知道，这样一场斗争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通过冷静审慎的考虑来选择抵抗的时机，以确保胜利。对于胜利，领袖，我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紧接着便是警告墨索里尼的话：

蒙您最近厚意承诺，愿在某些方面给我以帮助。对这种盛情，我谨向您预致试挚的谢意。但是我还相信，即使我们目前所走的道路不同，命运仍会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一旦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毁灭，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也将遭到困难。我个人始终认为，我们两国政权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而且我知道您，领袖，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追述了德国在波兰取得的初步胜利之后，希特勒最后说：

——在西线，我将继续采取守势。让法国在那方面羌启战衅，到那时候我们就将能够倾全国之力与敌人进行角斗。

领袖，为了您过去给予我的支持，我再一次向您表示谢意，并希望您今后继续给我支持。阿道夫·希特勒

虽然这一天英法已经对德宣战，履行了它们对波兰的诺言，意大利还是不肯履行它对德国的诺言。不过希特勒努力压注了自己的失望，一个友好的意大利即使不参战，对他仍然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俄国可以更有用些。

我们从后来纳粹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在德国进攻波兰的第一天，苏联政府就给德国空军提供了信号方面的帮助。那天一清早，空军参谋长汉斯·那舒恩纳克将军打电话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说他的驾驶员在轰炸波兰——他称之为「紧急试航」——时需要导航上的帮助，如果明斯克的俄国电台能够不断发出自己的呼号，他将不胜感激。下午，冯·德·舒伦堡大使就通知柏林，苏联政府「准备满足您的愿望」。俄国人答应在广播节目时尽量不断发出电台呼号，并将明斯克电台的广播时间延长两小时，以利深夜航行的德国飞行员。

可是，当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九月三日晚间准备离开柏林的时候，他们还希望俄国人在军事上为他们征服波兰提供更大的帮助。下午六点五十分，里宾特洛甫给莫斯科大使馆发了一份「特急」电，上面标着「绝密」字样，开头是：「大使亲启，面交使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特别保密。由本人自译。绝对秘密。」

德国人以这个极其秘密的方式邀请苏联参加对彼兰的进攻！

我们有把握在几个星斯之内决定性地击败波军，那时我们将把业经莫斯科谈判划归德国利益范围的领土置于军事占领之下，但是，为了军事上的原（六百二十二）因，我们自然还要继续对那时盘踞在俄国利益范围内的波兰土地上的波兰军队采取行动。

请立刻就这一点同莫洛托夫进行商谈，看苏联是否愿意在适当的时机出动军队打击俄国利益范围内的波兰军队，自己来占领这片领土。我们认为，这不仅会减轻我们的负担，而且也符合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和苏联的利益。

不消说，苏联这种不顾信义的行动当然会「减轻」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负担」。这不仅可以避免德国人和俄国人在坐地分赃时的摩擦和误会，还可以使苏联替德国分担一部分纳粹侵略波兰的罪责。既然他们分享了好处，为什么不该分担罪责呢？

那个星期日中午英国参战的消息公布后，柏林的德国要人中心情最为阴暗的是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旱了四五年，到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海军的「Z计划」完成后，德国就会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能够同英国在海上较量。但现在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即使希特勒不听他的话硬要打，雷德尔也很清楚，他既没有必要的海面舰只，也没有足够的潜水艇可以对大不列颠进行一场有成效的战争。

这位海军元帅在日记里暗自写道：

今天，同法国和英国的战争爆发了。根据元首原先的断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预计这场战争会在一九四四年以前发生。直到最后一分钟，元首还认为这场战争是能够避免的，即使这意味着推迟波兰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在所不惜——

就海军而言，我们的装备显然不足以同英国进行这场巨大的斗争——潜艇部队仍然太软弱无力，不能在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海面船只在数量和实力方面都不如英国舰队，即使全部动员，我们只能做到壮烈地为国牺牲——

虽说如此，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晚上九点，正当希特勒动身离开柏林的时刻，德国海军出击了。德国U一三十号潜艇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大约二百英里处，事先不经警告就用鱼雷击沉了正从利物浦驶往蒙特利尔的英国邮船「阿西娜」号，船上载有乘客一千四百人，有一百一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二十八名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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