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强大的反动势力

他们试图通过镇压一切新思想来为世界开创一个和平宁静的时代，他们使秘密警察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久，各国监狱都人满为患，关押的都是要求人民自治的人

想要清除拿破仑洪水所带来的祸害几乎是不可能的，古老的防线被冲得荡然无存。历经40朝代的宫殿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无法居住。其他的王宫则拼命扩张地盘，殃及不幸的邻居。这场革命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许多奇怪杂乱的革命教义的残余，如果要强行清除它们，必定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不过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工程师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也确实取得了种种“成就”。

多年以来，法国搅得世界不得安宁。人们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害怕这个国家。虽然波旁王朝借塔莱朗之口，允诺以后要好好治理国家，但“百日政变”使欧洲国家明白，如果拿破仑再次脱逃，将会出现什么可怕的后果。于是他们开始未雨绸缪。荷兰共和国成了王国，比利时甘心沦为新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由于比利时没有参加16世纪荷兰人争取独立的战争，它一直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先后由西班牙和奥地利统治）。无论是新教徒控制的北方，还是天主教徒主导的南方，他们对这种联合不以为然，但也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它可能有利于欧洲的和平，而这才是该主要考虑的因素。

波兰曾希望能大大获利，因为一个名为亚当·查多伊斯基的人是亚历山大沙皇的密友，并且在整个反拿破仑战争及维也纳会议期间一直担任沙皇的高级顾问。他们有理由期望很多东西。波兰被划为俄国的半独立属地，由亚历山大出任国王。这种解决办法不能让任何人满意，引起了极大的不满，由此引发了第三次革命。

丹麦一直追随拿破仑，是他最忠实的盟友，因此它也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制裁。7年前，英国舰队闯进了卡特加特附近海域，突袭哥本哈根，并掠走所有丹麦军舰，彻底断了丹麦再次向拿破仑表达忠心的后路。维也纳会议则采取了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它将挪威从丹麦划分出去（前者从1397年的卡马尔联盟之后，一直与丹麦联合），并把它当成礼物奖赏给背叛拿破仑的瑞典国王查尔斯十四世，因为他背叛了把他扶上王位的拿破仑。非常离奇的是，这位瑞典国王本来是个法国人，名叫贝纳道特。他作为拿破仑的副官长来到瑞典，当霍伦斯坦-格特普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去世之后，身后未留下子嗣，友好的瑞典人就请贝纳道特当上了这个国家的国王。从1815年至1844年，他尽心尽力统治着这个收养他的国家（尽管他从未学会该国语言）。他极其聪明，治国有方，赢得了瑞典和挪威人民的共同尊重。可他没能成功将这两个在天性和历史截然不同的国家结合在一起。二元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1905年，挪威以一种最平和有序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而瑞典也乐得祝愿挪威“迅速发展”，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从文艺复兴之后，一直深受侵略之苦，所以他们对波拿巴将军寄予厚望。可当了皇帝的拿破仑却让他们非常沮丧。他们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相反他们的国家被划分为一系列小公国、公爵领地、小共和国及教皇国。教皇国是整个意大利半岛（除那不勒斯外）治理得最为糟糕的地区，人们的生活非常悲惨。维也纳会议废除了几个拿破仑建立的小共和国，取代它们的是几个古老的公国，并把它们分给了哈布斯堡王室中的有功之臣。

可怜的西班牙人发动过反抗拿破仑的伟大民族运动，并不惜为了他们的国王而牺牲他们优秀的儿女。可当维也纳会议允许国王陛下返回其领地时，西班牙人却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邪恶的人物就是斐迪南七世，他余生的最后4年是在拿破仑的监狱中度过的。为打发坐牢时光，他给自己心爱的守护神像编织外套。他重新恢复了已被大革命废除的残酷的宗教法庭和刑房，来庆祝自己的回归。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不但他的人民，就连他的4个妻子也同样鄙视他，可神圣同盟却坚持要维护他的合法王位。为了摆脱这个万恶之源，以及建立一个立宪王国，正直的西班牙人做出了种种努力，最后都以屠杀和流血而告终。

自1807年王室成员逃到巴西的殖民地，葡萄牙便一直处于没有国王的状态。在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期间，葡萄牙一直是威灵顿的军队的物资供应基地。1815年后，葡萄牙依然是英国的行省，直到布拉同扎家族重返王位。这个维持了若干年的美洲唯一的帝国，于1889年倒台后变成了共和国。

在东欧，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依然在苏丹的统治之下，他们的悲剧境况从未有过任何改善。1804年，一位叫布兰克·乔治（卡拉乔戈维奇王朝的创建者）的塞尔维亚养猪人发动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但是他被敌人打败了，最后被他自以为是朋友的另一塞尔维亚领袖杀害。杀害他的人名为米洛歇·奥布伦诺维奇，后来成为塞尔维亚奥布伦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这样，土耳其依然是巴尔干半岛无可争议的主人。

早在2000年前，希腊人就丧失了独立。他们先后受到过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的统治。现在，他们寄希望于自己的同胞，科孚人卡波·德·伊斯特里亚。他跟波兰的查多伊斯基同为亚历山大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也许他能为希腊人争取点儿什么。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的要求不屑一顾，他们感兴趣的是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其他教的，都坐在他们尊贵的王位上。因此，希腊人什么也没盼到。

维也纳会议犯下的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使繁荣富强的德国变成一片无可救药的政治废墟。它被划分为两三个王国、四五个大公国、许多个公爵领地以及数百个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由一些只在歌舞喜剧里才能见得到的千奇百怪的统治者分别治理着。弗雷德里克大帝曾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帝国来拯救一盘散沙的德国，但是普鲁士在他去世后不久又四分五裂了。

许多这样的小国家都有获得独立的愿望，但是拿破仑否决了他们的要求。在总共300多个国家里，只有52个存续到了1806年。在为独立而斗争的伟大岁月里，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可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统一是不可能的。谁能担当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呢？

在讲德语的地区一共有5个王国。其中的两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他们各自拥有上帝恩准的神圣国王，而其他3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腾堡的国王却是拿破仑时代的产物。由于他们一度是拿破仑皇帝的忠实党羽，因此在其他德国人眼里，他们的爱国信誉不免要大打折扣。

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新的日耳曼同盟，即一个由3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现在在奥地利皇帝的统一管理下。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人人都不满意。确实，一个日耳曼大会在古老的加冕典礼城市法兰克福召开了，目的是讨论“共同政策及其重要性”。可38名成员分别代表38个小国的利益，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这种议会规则在18世纪曾经毁掉了强大的波兰王国），因此著名的德国联邦成了全欧洲人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开始模仿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中美洲邻国的那些做法。

这对于为民族理想牺牲一切的德国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维也纳会议并不关心“臣民们”的个人情感。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就此告一段落。

难道没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当人们对拿破仑的憎恨逐渐冷却，当人们反抗拿破仑统治的热情渐渐平息，当人们对“维护和平与稳定”背后的巨大阴谋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他们甚至扬言要举行暴动。可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处于无权无位的弱势。何况，他们正面对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且极富效率的警察体系，处处受到严密监控，只能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革命的思想导致拿破仑犯下篡夺王位的罪行”。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将那些所谓的“法国思想”的拥护者们消灭干净，这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听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一样。16世纪的教皇和19世纪初的欧洲国王或首相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自己的臣民，如果谁胆敢质疑这一神圣权力，就会被视为“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却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完成得更加出色。1815年至1860年这段时间，是政治密探大显身手的时代。间谍无孔不入。他们出入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最下层的低级酒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市政公园里人们的闲谈。他们监视着海关和边境，以免那些没有正常签证的人离境。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任何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都不允许带进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大学礼堂里，如果哪位教授说了一句反对当局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以防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在是教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大革命期间，教会吃尽了苦头。它的财产被没收，一些教士被杀。所以，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的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的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在理性的祭坛旁翩翩起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准备复仇。

甚至耶稣会也于1814年卷土重来，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他们打击教会敌人的做法未免太过火了。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建立“行政区”，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经常干预当局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掌权时期，耶稣会教士们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在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废止了他们的做法。现在，他们又重操旧业，将“服从”、“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灌输给孩子们，以至于使他们在碰到诸如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不至于发出笑声来。

即使是新教国家普鲁士，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伟大的爱国领袖，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他们如今都被贴上了“危险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家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被迫每隔一段时间向警察汇报自己的状况。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都发泄到年轻一代的身上，对他们非常苛刻。当一群学生在古老的瓦特堡，吵吵嚷嚷但无伤大雅地庆祝宗教改革300周年时，敏感的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可怕的革命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鲁莽地杀死了一个在德国执行公务的俄国间谍后，普鲁士各大学受到警察的监视，教授们未经任何形式的审讯，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就显得更加可笑了。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恢复过来，又逐渐患上了忧郁症。他十分清醒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成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因此，他对西方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开始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把兴趣放在君士坦丁堡，那个古老的圣城曾经是斯拉夫人的启蒙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亚历山大越发努力工作，但成绩却越来越差。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把整个俄国变成了一个军事营地。

这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我认为，让你们更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倒行逆施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