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法国大革命

伟大的法国革命向世界宣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在我们谈到“革命”之前，我们最好先解释一下“革命”一词的真正含义。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认为（俄国人在这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革命”就是“在短短数年之内，彻底推翻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一度曾显得那么天经地义、那么不可动摇，甚至连最激进的改革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不敢肆意加以攻击。革命就是在短时间内，使一个国家原有的社会、宗教、政治与经济的根基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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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中的木屋

在18世纪，这个时代的法国文明开始腐朽变质，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经过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专制统治，法国国王已经变成了君权至上——“朕即国家”。以前曾为封建国家忠实服务的贵族阶层现在也无职无权，整天无所事事，沦为了凡尔赛宫廷浮华生活的点缀品。

然而，18世纪的法国奢侈之风盛行，耗费令人震惊。这笔钱完全来自于形形色色的税收。不幸的是，法国国王的权势还没有强大到迫使贵族和教士纳税的地步。这样一来，巨大的赋税负担便完全落到农民身上。当时的法国农民住在阴暗的茅屋棚里，生活困苦不堪。他们与过去的地主不再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是变成了残忍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即使有个好收成，除去沉重的赋税，他们也所剩无几，他们凭什么还要竭尽全力地干活呢？因此，他们便大着胆子，荒废农事。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画面：法国国王在装饰浮华的皇宫里悠闲地散步，身后尾随着一群趋炎附势、急切想升官发财的贵族。所有这些人全部靠盘剥牛马不如的农民生活而存在。这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图画，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天朝制度”还有另外的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

一个与贵族阶层有着密切联系的富有的中产阶级（通常的联姻方法是某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嫁给某个穷男爵的儿子），再加上由法国最滑稽的人们组成的宫廷，他们齐力将优雅精致的生活艺术推向极致。由于国家禁止有识之士过问政治、经济问题，他们便只能悠闲度日，把时间耗费在最抽象的空谈之上。

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常常与时装一样容易走向极端，因而那个年代矫揉造作的社会很自然地对他们认为“简朴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法国（及其殖民地与属国）的至高无上的主人——法国国王带着王后，再加上一大群侍臣，都去住在乡村小屋里，他们穿上挤奶女工和牧童的服装，模样滑稽可笑，假装是古希腊欢乐谷中的牧羊人。簇拥在国王与王后周围的，有宫廷弄臣的长袖善舞与诙谐滑稽，有宫廷乐师演奏动听的小步舞曲，有宫廷理发师精心设计的贵重头饰。直到有一天，纯粹出于无所事事和极端的烦闷，这个绕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建造的远离城市喧嚣的一个大娱乐场）旋转的小圈子里的人们开始一个劲儿地谈论起那些与他们的生活距离最远、最无关的话题，犹如饥饿的人只谈论食物一样。

当伏尔泰，这位勇气十足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及所有宗教与政治独裁的死敌猛烈抨击与《风俗论》有关的一切时，整个法国都为之鼓掌叫好。由于观众太多、太踊跃，伏尔泰的戏剧只能在站场里演出。当让·雅克·卢梭谈论起原始人，并向他的同时代人描绘出一幅原始先民如何生活于纯真和快乐之中的美妙画面（他对原始人的了解与他对儿童的了解一样少得可怜，可他却被公认为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整个法国都在读他的《社会契约论》。当听到卢梭呼吁“重返主权在民，而国王仅仅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的呼吁，人们不禁泪流满面。

伟大的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中，两个著名的波斯旅行者揭开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实质，他们嘲笑一切，上至国王，下至陛下的600个糕点师傅中最卑微的那个。这本小册子很快风行起来，在短时间内连出四版，并为孟德斯鸠的下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赢得了成千上万名的读者。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位虚构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现行体制进行了对比，极力呼吁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以取代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巴黎出版商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一系列杰出作者，合作编写一本“包罗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公众的反应空前强烈。22年后，当第28卷最终完成的时候，警察的干预已无法压制公众对此书的热情。它对整个法国社会作出危险而重要的评论，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忠告，当你阅读一本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观看某部法国大革命方面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所谓的法国大革命完全是一帮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们的一场大骚乱。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暴动往往在革命的舞台上演，但他们通常是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分子的鼓动与领导下发起冲锋的。这些人将饥渴盲目的大众用作他们威力无比的盟军。然而，真正引起革命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少数几个才华横溢的优秀分子提出来的。一开始，这些思想被引荐到旧贵族们迷人的客厅，供国王陛下和那些腻烦透顶的绅士、贵妇们消遣。这些处境赏心悦目但危险无比的客人们玩起了社会批评这个危险的爆竹，直到火星不小心从与这座大房子一样老旧腐朽的地板裂缝里掉了下去，一直落到了杂乱不堪堆满陈年杂物的地下室，引起了火苗。这时，惊起了一片救火的呼声。偏偏房主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倍感兴趣，可就是没学会如何管理他的财产。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扑灭这小小的火苗，所以火势迅速蔓延，熊熊大火将整座建筑烧为灰烬。这就是所谓的法国大革命。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可以将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年至1791年为第一个阶段，是人们还或多或少尝试君主立宪制度的阶段。这种尝试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国王本人的愚蠢和缺乏诚信，另一部分是由于局势的发展已经失控。

从1792年至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人们首次试图建立一个民主形式的政府。不过，这次尝试因社会常年骚乱和人们对社会改革丧失信心而统统付之东流。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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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台

当法国背负起40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国库几近倒闭，已经无法再立新税目来增加收入时，甚至连国王路易（他是一位灵巧的锁匠和优秀猎手，可极其缺乏政治才华）也隐约感觉到，应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了。于是，他召见了蒂尔戈，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奥尔纳男爵。60多岁的他曾经是一个正处于迅速消失之中的土地贵族的杰出代表。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省总督兼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确实竭尽全力来挽救危局。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创造奇迹。由于再不可能从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农民身上收取更多的税收，因此必须让从未缴纳过税的贵族与神职人员也为国家财政尽一点儿必要的义务了。这使得蒂尔戈沦为了凡尔赛宫的公敌。更糟的是，可怜的财政大臣还不得不面对皇后玛丽的忌恨，因为这位皇后非常讨厌“节俭”这个可恶字眼。不久，蒂尔戈被冠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他的官位当然也岌岌可危。1776年，他被迫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继“理论教授”之后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位工作勤奋、任劳任怨的瑞士人名为内克尔，他靠做粮食投机生意以及与人合伙创办一家国际银行而发家致富。他野心勃勃的妻子硬把他推上这个他力所不及的政界，以便为她的宝贝女儿争得一定的地位。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并成为19世纪初期知名的文化人士。

和蒂尔戈一样，内克尔带着满腔热情投入了工作。1781年，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的审计报告。可路易十六根本看不懂这份复杂的报告。他刚刚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北美，帮助当地的殖民者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由于这次远征耗资巨大，国王要求内克尔搞到急需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但是他没有增加税收，反而印发了更多统计和数据，更有甚者，他居然也开始用起“必要的节俭”之类的讨厌字眼来了，这意味着他作为财政大臣的日子就不长了。1781年，他被当作一个无能的官员被国王解职了。

继“理论教授”和讲求实际的“生意人”之后的是一位伶俐讨巧、左右逢源的人物。他向所有人许诺，只要他们信任他无懈可击的运作体系，他保证每人每月都能拿到自己的钱。这个人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官员。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和不择手段的欺瞒谋取了高位。他发现国家已经债台高筑，可他聪明过人，想要拉拢每一个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快速的补救办法：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办法，但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自古以来，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法国又新增了8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只要国王陛下和他可爱的王后陛下提出要求，他就会毫无顾忌、笑容可掬地签上自己的大名。要知道，这位迷人的王后早年在维也纳便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现在要她改掉几十年的习惯是不太现实的。

最后，就连对国王唯命是从的巴黎议会（是一个高级法庭，而不是立法实体）也无法坐视不管，决定要采取措施。卡洛纳计划再借8000万法郎的外债。由于那一年农作物歉收，饥饿与悲惨的生活在法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如果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经济就会走向崩溃。国王还是像以前一样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征求一下人民代表的意见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自从1614年以后，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从未召开过。面对日益逼近的恐慌，人们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然而毫无主见的路易十六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因而拒绝了。

为平息民怨，路易十六在1787年召开了一个知名人士的集会。这是一次全国的显贵们的聚会，讨论该做点儿什么，能做点儿什么，并不触及封建地主和教会的免税特权。指望这些贵族老爷们在政治、经济上做出牺牲，这是不可能的。这127名显贵们断然拒绝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古老的权力。于是大街上饥肠辘辘的群众要求重新起用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做财政大臣。显贵们当然不同意，饥民们就开始砸碎玻璃，并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暴力事件。显贵们仓皇而逃，卡洛纳随之也被免职。

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一个平庸无能的家伙，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路易十六在饥饿民众的暴力威胁下，只得同意“尽可能快地”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含糊其辞的允诺当然不能让任何人满意。

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从未出现过如此严寒的冬天。庄稼不是毁于洪水就是在地里被冻死。普罗旺斯省的所有橄榄树几乎都枯死了。虽然私人慈善机构进行了一些捐助，可面对1800万的饥民，这点儿救济实在是收效甚微，到处都是哄抢面包的混乱场面。如果是在20年前，这些骚动本来可以靠军队的武力镇压下去。但是，新的哲学思想已经发挥了作用。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来对付饥饿的肠胃，绝不是最好的办法。更何况，来自社会底层的士兵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可靠了。在此危急关头，国王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来挽回民众对他的信心。可他又一次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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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

在各地各省，新思想的追随者们纷纷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共和政体。在忠实的中产阶级中间，也能听到“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的呼声（这一口号是15年前由美洲反抗者提出来的）。法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震荡之中。

为了安抚民众，挽回王室声望，政府出人意料地突然取消了以往非常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一时间，大量的印刷品如洪流般席卷了整个法国。每一个人，不管身份贵贱，都在批评别人或遭到别人的批评。超过2000种形形色色的小册子相继出版。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斥责与叫骂声中下了台。内克尔被急忙召回，重任财政大臣，尽其所能地平息全国的骚乱。消息传出之后，巴黎股市暴涨了30％。民众的激愤情绪暂时得到缓和。1789年5月，三级会议即将召开，整个国家最杰出的头脑将汇聚一堂，这肯定能迅速解决所有问题，将古老的法兰西王国重新建为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园。

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人民的集体智慧能够解决所有的困难。实际上这种观点被证明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特别在局势最为严重的时期，个人的努力得不到发挥。内克尔不仅未能将政府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反而让一切放任自流。此后，在关于如何改造旧王国的最佳方案上，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激烈辩论，各地警察的权力遭到削弱。巴黎近郊的人们在职业煽动家的领导之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开始扮演在此后大动荡的岁月里一直属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野蛮暴力被大革命的领袖用作工具，来夺取他们不能通过立法途径得到的利益。

作为对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安抚，内克尔同意他们在三级会议里获得双倍代表的席位。就这一问题，西厄耶神甫写作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他在书中宣称，第三等级（对中产阶级的称呼）应该代表着一切。过去他们什么也不是，现在则希望争取自己的权力。他的书表达了当时关心国家利益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最后，选举在难以想象的混乱状态下举行。待到结果公布，一共有308名神职人员代表、258名贵族代表和621名第三等级代表打点行装前往凡尔赛宫。不过，第三等级不得不带上额外的行李，即被称为“纪要”的长篇报告，写满了他们的选民的不满和抱怨。舞台已经搭建好了，即将上演的是拯救古老法国的最后一幕。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情绪极为沮丧，常常想发脾气。教士阶层和贵族阶层也宣称，说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项神圣的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讨论他们各自的不满，但是遭到第三等级的拒绝。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为这个非法会议所匆忙布置的会场）庄严宣誓。他们坚持要求所有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应该共同聚会，并将他们的决定告知了国王。国王最终作出了让步。

当“国民会议”，也就是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局势时，国王大发雷霆，然后他再次犹豫不决。他宣称他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绝对君权。尔后他就外出打猎了，把对国家大事的所有烦恼焦虑抛到了九霄云外。当他打猎回来，他又让步了。这位国王似乎养成这样的习惯，他总是喜欢选择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当民众吵吵嚷嚷，提出A要求，国王对他们大发雷霆，不给他们任何好果子吃。之后，当叫嚣的贫民包围了陛下的宫殿，国王便屈服了，答应给人民要求的东西。不过此时，人民提出的已经是A要求加上B要求，闹剧就这样重复地演下去。当陛下正准备屈服于自己热爱的人民，向同意A要求及B要求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时，人民又变卦了。他们威胁说，除非陛下答应A要求加B要求加C要求，否则就要杀掉所有王室成员。就这样，人民的要求一项项增加，用尽了整个字母表，直到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

很不幸的是，国王总是比形势慢半拍，而他自己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甚至当他将自己高贵的头颅搁放在断头台上时，他仍觉得自己是一个饱受迫害与虐待的人。他倾尽自己有限的能力，来关爱自己的臣民，可这些家伙回报他的却是天底下最不公正的虐待。他永远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经常提醒你们，历史没有“假如”。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一个精力充沛、铁石心肠的人，那么法国的君主专制也许就会幸存下去，但国王并不能主宰一切。“即便”他拥有拿破仑般的冷血和才干，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的王位也很可能断送在他的妻子手中。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是奥地利皇太后马利亚·特利莎的千金。她的身上综合了那个时代典型的美德与恶习。

面对三级会议的威胁，玛丽·安东奈特不甘心无所作为，决定采取行动，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内克尔被突然免职，皇家军队应召进驻巴黎。当消息传开，愤怒的民众冲向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起义的人们捣毁了这座熟悉且倍遭憎恨的权力象征。它早就不是政治监狱，现在只是用作关押小偷和轻微刑事犯的城市拘押所。许多贵族感到情况不妙，纷纷仓皇出逃。国王和平常一样什么也没有做。巴士底狱被攻占的那天，他优哉游哉地去皇家林苑打猎一天，最后还因射死几只鹿而兴奋不已。

8月4日，国民议会开始工作了。在巴黎群众的强烈的呼声中，国民议会废除了王室、贵族及教士的一切特权。8月27日，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它是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到目前为止，局面还在控制之中，但是王室似乎并没有接受教训。人民普遍怀疑国王会再次干预改革。结果在10月5日，巴黎发生了第二次暴动并蔓延到凡尔赛，直到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市内的宫殿，暴乱才最终被平息。不放心把国王留在凡尔赛宫，人们希望密切监视他，以便控制他与在维也纳、马德里及欧洲其他地区的亲戚们的联系。

与此同时，在第三等级的领袖贵族米拉波的领导下，开始整顿混乱的局势。不幸的是，他还没来得及挽救国王的地位，便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他的死使路易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性命。6月21日傍晚，国王悄然出逃。人们根据钱币上的头像认出了他，在瓦雷镇附近将他截住并送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获得了通过，完成使命的国民议会成员便打道回府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继续国民议会未完成的事业。在这次民众代表的新议会中，有许多激进的革命分子。其中最大胆、最激进的一个派别是雅各宾党，这个党派因经常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聚会而得名。这些年轻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职业阶层）喜欢发表慷慨激昂、充满暴力色彩的演说。当报纸将这些演说传到柏林和维也纳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便决定采取行动拯救他们的好兄弟。当时，列强们正忙于瓜分波兰领土，那里的不同政治派别相互争斗，使整个国家局势十分混乱。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占据一两个行省。即便如此，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还是不愿丢下路易十六，设法派出一支军队进入法国，解救自己落难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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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底狱

于是，整个法国突然陷入可怕的恐慌之中。多年饥饿与苦难所累积的仇恨，此时到达了可怕的顶峰。在巴黎，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遭到民众的猛攻。忠于王室的瑞士卫队拼死保卫他们的主子，但是优柔寡断的路易在民众正要撤退时下令停火。灌饱了劣质酒精的民众，趁着血液里的酒精的作用，在震天的喧嚣声中冲进王宫，将瑞士卫队的士兵全部杀光。随后，他们在会议大厅里捉住了路易，宣布终止他的权力，并将他囚禁在丹普尔老城堡。

然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继续推进。恐慌变成了歇斯底里，使善良的男男女女变成了凶残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人们冲进监狱，杀死了所有的在押囚犯，然而当局并没有干预。以丹东为领导的雅各宾党人深知，这场危机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只有采取最极端、最野蛮的方式，才能拯救他们。1792年9月21日，立法会议关闭，成立起一个新的国民公会。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由激进革命党人组成的机构。国王被正式控以最高叛国罪，被带到大会接受审判。他被判罪名成立，并以361票对360票的表决结果（他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所投的那票决定了路易的命运）被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平静而不失尊严地走上了断头台。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些枪声和骚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他又那么高傲，耻于下问。

接着，雅各宾党将矛头转向国民公会中一个较温和的派别——吉伦特党人。其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南部的吉伦特地区。雅各宾派组成了一个特别的革命法庭，21名领头的吉伦特党人被判处死刑，其他成员相继自杀。他们都是一些诚实、能干的人，却太过于文气、温和，难以在恐怖的岁月中生存下去。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宣布暂停宪法的实施，直到宣布和平为止。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一个小型“公安委员会”独揽了一切权力。基督教与公元旧历都被废除。一个“理性的时代”（托马斯·潘恩在美国革命期间曾极力鼓吹的）带着它的“革命恐怖”，终于莅临人世。在1年多的时间里，它以每天七八十人的速度屠杀着好人、坏人和保持中立的人。

国王的独裁统治被彻底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少数人的暴政。他们对民主怀着疯狂的热爱，认为那些与他们的观点相悖的都要统统杀掉。法国变成了一个屠宰场。人人岌岌可危，相互猜疑。原国民议会残留的几个成员害怕自己成为断头台的下一批候选者。出于恐惧，他们最终联合起来反抗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同伴处死的罗伯斯庇尔。这位“唯一真正纯洁的民主战士”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人们匆匆包扎好他受伤的下巴，并将他拖上了断头台。1794年6月27日（根据奇特的革命新历，这一天也就是第二年的热月9日），少数人的暴政终于结束，全巴黎市民如释重负，欢欣鼓舞。

不过，法兰西所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危险，政权必须掌握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手中，直到革命的诸多敌人被赶出法国本土。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等各条战线浴血奋战，击败大革命的所有敌人时，一个由5人组成的督政府成立起来。他们统治法国长达4年之久。之后，权力落到一个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将军手里，他于1799年担任了法国的“第一执政官”。在接下来的15年里，古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的实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