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最后一战

“独霸东北”之后的口号，叫作“最后一战”。

喊得和“独霸东北”一样响。

口号是什么？口号是为了达到一定目地，完成某项任务，而提出的具有强烈感召力量和鼓动作用的一句话，一个正确的口号，简洁明了的语言中蕴蓄的思想，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

站在八十年代的峰巅上回顾历史，我们在中国历史进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中，都能找到一些代表那个阶段的口号。凡是口号比较正确的阶段，革命和建设都比较成功、顺利。反之则反之。而一个正确的口号，来源于对局势和前途的客观的、冷静的、不带一点虚妄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即顺应了历史的规律和潮流。反之亦反之。提出并执行正确的口号，需要天才、意志、信念、勇气和干劲。

识别并抵制错误的口号，尤其需要天才和勇气。

黑土地“万花筒”

1945年8月25日，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日本投降后，“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输入者注：此处原有一个“⒀”，显然不对，故删去。）毛泽东在延安和重庆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1946年1月10日，在以毛泽东名义颁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讲过同样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和平民主新阶段”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大加杀伐，并把它的版权归属于刘少奇。这并不奇怪。如果“叛徒、特务、内奸、工贼”这四顶每顶都如泰山压顶般的帽子，不是给了刘少奇，而是戴到别的什么人头上，也是同样下场。

“独霸东北”和“最后一战”，都源自“和平民主新阶段”。

确实，“八·一五”后，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一个新阶段正在开始。

但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

是战争，还是和平？

优势在敌，还是在我？

应立足于大城市，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农村和中小城市去？

今天，这一切早已没有什么谜底了。但在当时，一个个问号就像一道道沟壑，纵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

杜聿明两个军就把林彪逼得一路后退，后面还一窝蜂般跟进着五个军。

优势在谁，应该说是明确的。加上苏军决意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剩下了农村和中小城市。这也应该是明白的。可由于大前提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认识并实行这一切，也就困难重重了。

1945年12月5日3时，彭真和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军委并林、程、高、陈：⒂㈠根据塔斯社一日马帅⒃谈话来判断：第一，沈阳以南我可以继续放手，第二蒋顽接收沈阳，长春，似仍系空运，据渝电，两处兵额均系一万人。

㈡除北宁路作战部队外，我仍可集中三万至四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

㈢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第一，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第二，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并争取在城内公开发动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在顾及苏军国际信用条件下，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

㈣为了达到上述之目地，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⒄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㈤可否请示。

彭罗

微三时

同一天，高岗、陈云覆电“彭罗”，表示了不同意见⒅。

12月7日，刘少奇在覆电中说：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12月底，东北局撤出沈阳后，仍不肯远去。先撤到本溪，呆了一个多月，又转到抚顺。围着沈阳，恋恋不舍地打转转。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可靠的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务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该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⒆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目前“我产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⒇。

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下一步是怎样具体实行的问题了。干这个，共产党人轻车熟路，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可行家里手中的巨匠，早已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毛泽东，由于本文将陆续写到的种种原因，一度却把希望寄托于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变成了“最后一战”。

“八·一五”后的近十个月里，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阶段。

曾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喜欢把大千世界的各色问题，一刀齐地截成红与黑两种颜色。对于黑土地上的这段“万花筒”时期，则以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那天为界。此前违背这个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计。此后再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为“错误路线”。

这样分，连毛泽东本人都难站到“正确路线”上了。

这是个需要并将产生领袖的时刻。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但领袖毕竟只是领袖，而不是神－－尽管“袖”字最后那一竖，再往下出点头，差不多就变成神了。

错误口号，必然导致失误和混乱。

因一部《兵临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罹难的白刃老人，闯到关东后担任共产党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久，上级还说要来个国民党的台长，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老人说，当时觉得真别扭。两个台长，怎么工作，听谁的？还不成天斗嘴吵架？

有的老人说，大家议论“最后一战”了，和平了，统一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授衔了？一些人就算计自己能弄个什么“校”，什么“尉”。有的挺高兴，觉得弄块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来了。有的说：咱可不能戴那玩艺儿，那不成国民党了？

撤离城市时，有些机关和部队把家具都带着。火车、汽车，一路装上卸下，不辞辛劳。有的为多装家具，竟丢下弹药不管。“最后一战”了即便不刀枪入库，也没有沙发、沙发床和地毯什么的，来得实惠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车不走路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的同志结婚不摆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车铺张浪费，在当时战争观念是很淡薄的。(21)

1946年5月24日，黄克诚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机关和部队，进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和沙发床。头几天像掉进棉花堆里：这有钱人摆的什么穷阔？过几天习惯了，舒服了，就感慨万端起来：会走路就拿打狗棍，这些年今天伤一个，明天亡一个，哪曾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这帮人可真他妈的会享福呀！这回也该老子享受享受，在天堂里当当神仙啦！

发财现象也比较多，集体、个人都有。特别是先到的部队。用一些老人的话讲，是“黄（金子）白（银子）黑（烟土）都有”。这些人，有的在退出城市时就匿下了。后来听说要打仗了，溜的就更多了。

有人很不理解：苦大仇深之人，一块儿穿草鞋，嚼树皮，天当房子地当炕，脑袋掖在裤带上干革命，怎么进城几天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呢？

说这话的，也不乏这样的土八路：什么楼上楼下，简直是他妈的受洋罪！可他妈的熬出来了！

对于为了解决肚子革命而走进这个队伍中的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从一个极端（也包括那种认为“熬出来了”的人）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极容易的。就人的本性而言，谁也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这个世上的。而且，闯关东路上不是讲得明白，东北是个“花花世界”吗？

据说，当时辽东军区政治部曾有个通知，要求团以上干部每天要喝牛奶，营连干部喝豆浆。下边部队听说了，战士气得哼儿哈儿的：我们在前边拼命，他们在后面喝牛奶呀！

讲这个故事的老人，讲着讲着就“扑哧”一声苦笑了：别说那年月，就是今天的团职干部，又有多少能喝上牛奶的？那时可真有点闯王进京的味道，飘飘然，昏昏然，把什么都看得那么简单，轻而易举。好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上每天早晨一杯牛奶，自己就变成“老大哥”了，革命就成功了。

把“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归功或归罪于谁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是中央集体的意见。同样，把上面一些现象的产生都归咎于“最后一战”这个口号，显然也是不公正的。可谁又能说会与此毫无相关呢？

“零点前谁抢到就是谁的”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领袖，向各自所属部队发布了从13日午夜起生效的停战令。

双方立刻紧锣密鼓行动起来，竭力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得尽量多的地盘。

杜聿明率13军主力攻占义县和阜新后，又向热河开进。1946年1月4日攻占北票，5日占朝阳，9日占叶柏寿，10日占凌原。一路攻无不克。

攻占凌原当晚，杜聿明接到蒋介石密令：务于停战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

这边抢了平泉，那边丢了营口。

位于沈阳、旅大、锦州三点之间的营口，是沈阳的海上门户，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平坦。大兵团从此登陆，向东可以切断中长路，威肋旅大，向西可以控制北宁路，向北则是进入东北腹地之捷径。所以，杜聿明闯关东瞅准的第一个登陆点，就是营口。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也一再叮嘱林彪“控制营口”。

6师和5师一部渡海到营口后，即控制营口。1946年1月10日，52军25师进入营口。苏军定于1月15日将沈阳移交国民党。国民党兵力不敷分配。1月13日，逐将25师主力调去沈阳，留下一个加强营守卫营口。

由山东6师和5师一部编成的辽东军区4纵，让出营口是为了不吃眼前亏。

一见25师主力走了，立即卷土重来。

五个团对付一个加强营，也不那么容易。人海战术，攻击到午夜停战令生效了，海关、邮局和市公署大楼三处制高点，还在国军手里。

是就地停火？还是继续攻击？战前动员时讲，过了13日午夜，谁再打谁负政治责任。25师敢于撤走主力，就是瞅准这一天要停战。留守部队死打硬拼不投降，原因之一，就是幻想顶到午夜，停战令生效。停战令是不容忽视的。

可从战略到战术，最终解决问题的，毕竟还是实力，而眼下态势是绝对有利的。

而且，即然是“最后一战”，岂能打个半生不熟？

司令员和政委咬咬牙：打！

1月25日，任弼时代表中央致电东北局和林彪，询问此事：北平执行部将派执行小组到营口，望即准备接待。如果营口盘山确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后夺回则须准备退出该两城，因我们提出双方必须退出该时限以后所占地区。

3纵7旅打盘山的口号，也是“最后一战”。

部队从辽中出发，经台安奔袭52军一个辎重营。大雪尺把深，天冷，用东北人话讲，“嘎巴嘎巴”的。一天一夜，队伍在雪地里趟出百多里，一个个头上像开了锅。夜里10点多钟赶到，明晃晃月亮地里，见敌人正朝几十辆卡车上装东西。瞿文清率尖刀班摸上去：不准动！

一个四川口音道：娘卖Ｘ的，跟老子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八路”。。。枪响了。

辎重队也不含糊，顶得很厉害。瞿文清刚冲进一步个大院里，敌人反击上来。他们刚爬上房顶，敌人也爬上来。瞿文清隐在烟囱后，一枪撩倒一个。那人栽下去时把枪甩了，那枪顺着瓦片“咣咣当当”往下滑。瞿文清瞅得真切，不要命地上前一把抓住。好家伙，是支新的美式冲锋枪。打完仗又回来捡子弹，那手腕上还有块表。

他乐颠颠跑去报告：指导员、指导员，你看我得块表，得让我戴一个礼拜！

指导员吕世斌听听、看看、爱不释手，却很爽快：调皮鬼，批准了，戴一个礼拜。

老人说：那时团长也没块表呀！

这一仗打得漂亮又美气。可一身汗没干，敌人增援上来了。上级命令赶紧跑，跑得差不多了，有人就喘吁吁地去问指导员：你不说这是“最后一战”，半夜前打下来就是“解放区”，打不下来就是“敌占区”吗？

不久，又去配合4纵打沙岭，动员时还讲“最后一战”。

20年后，瞿文清在沈阳见到辽宁省邮电局副局长吕世斌，还“泡”他：第一仗就是“最后一战”，第二仗还是“最后一战”，你可把我们这些小兵糊弄懵了！吕世斌苦笑着：我也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呀，这嘴上讲着，心里也胆突突地发虚。可上级就那么讲，换了你，能不那么讲吗？

战争年代，这样令人苦笑的口号，实在是不多的。

可后来呢？

两个典型战例

停战令颁布后，关内停战，关东仍打，明停暗打。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就是这一时期两个比较典型的战例。

秀水河子说

在1：350万的辽宁省地图上，北南流向的秀水河子和东西横亘的彰（武）法（库）公路，纵横交错叠成一个挺工整的“十”字。河与公路交叠处，就是秀水河子。

这是个有5000余户人家的小镇，公路把小镇划成南北两半。人家大都是围有土墙的独立院落。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有山。因河而得名的那条秀水河，在东边亲昵地拥吻着默默无闻的小镇，日夜不息地述说着只有它们才能听懂的悄悄话。

已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闯到关东后的第一个歼灭战，就是在这里打的。

13军89师一个加强团，只团长只身脱逃。

老人都说∶那时候国民党真狂，也真有点不大好惹。

独立旅出关到义县附近，一天黄昏，一辆摩托车闯进一团团部，机枪“哗哗”一阵猛扫，掉过头就跑了。这种镜头在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主角是什么人是不用问的。可吴振淮老人亲身经历的，却是被射击的角色。那辆“屁驴子”（当时东北老乡称摩托车为“屁驴子”）跑没影了，有人还愣在那里没缓过神来。

现在，还是这个13军的89师265团一个营、266团全团和师山炮连、汽车连，远离主力，竟孤军深入到秀水河子来了。

“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

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到“秀水河子”停住了。

当时，林彪正率主力1师和3师7旅在这一带活动。兵力占优势，部署上勿需多大变动即可投入战斗。而且，部队进入东北后，针对美械装备敌人特点，第一次搞了半个月练兵，体力战力都有恢复和提高。

1师和7旅都是115师老底子，7旅还是林彪的“娘家”。他当连长时，就在这支部队。这是两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也是黑土地内战中的共产党主力。闯到关东后，林彪就把它们带在身边。

当即决定：7旅19团和1师2团，分别由西南向东北，由北向南，担任主攻；7旅21团一部和1师2团，由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进，做为辅助攻击；1师3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7旅20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2月14日(22)，部队已经进入攻击地域，林彪还是有些不放心：打个电话，先别打，等我去。

太阳卡山（输入者注：这个‘卡’字似乎应为‘下’字。也许“太阳卡山”是个地名？请网上高手，特别是东北银指正），林彪从法库赶到秀水河子附近，在彰武方向公路下一座破庙里，又召集师旅领导开了碰头会。然后去到附近一个老乡家里，两块门板一拼，地图一摊，就踱起步来。

一夜未合眼。不是背着手来回踱步，就是盘腿坐在炕上，老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枪炮声响成一锅粥，炮火映红了皑皑白雪，也透过被震破的黑糊糊的窗纸，一阵阵映在那张瘦削的脸上。眼睛半睁半闭，眉头一动不动，看不出任何表情。

下半夜了，枪炮声还没有弱下来的势头。52军赶来增援的一个团，已在10多里外的太平庄打响了。两处枪炮声搅成一团。

林彪看看表，让7旅作战科长陈世勋，去告诉战斗总指挥、7旅旅长彭明治（曾任驻波兰大使。最后一个职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天快亮了，敌机要来，援兵要到，拂晓前若不能结束战斗，就撤下来。

今年77岁，一副慈眉善目的陈世勋老人说，彭旅长让我报告林彪，拂晓前一定结束战斗。可天亮了，枪还在响。林彪又让我跑了一趟。进村一看哪，满街都是写着“ＵＳＡ”的战利品，弹药箱，汽油桶，十轮卡，大炮。土八路这回可开洋荤了！俘虏一堆堆蹲在雪地上，黄糊糊的像一堆堆窝窝头。战士们拿着美国枪，叫着，跳着，一梭子一梭子朝天上放。

月亮明晃晃挂在天上，天地一片银色。敌人还嫌不亮，又把照明弹一个个挂了上去。

天出奇的冷。干部战士都穿着薄棉衣趴在雪窝子里，有的还穿着在山东、河北时老乡慰问的双层布夹鞋。

17时20分，开始肃清外围敌人，3小时结束战斗。

22时，开始总攻击。

“九·一三”前的回忆录，都大谈“一点两面”和“三三制”。并说这是在东北第一次运用“林总”的“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九·一三”后，这些字样都不见了。有的文章把“三三制”变成了“以各个战斗小组为单位编成疏散的战斗队形”(23)。而在有关黑土地这场内战的几乎所有的文章，“九·一三”前的“林彪”、“林总”，“九·一三”后大都代之以“东总”。

2团突破口正是敌人主要防御点。重迫击炮发射的燃烧弹，在阵地前沿筑起一道德火墙。冲上去的战士变成了“火人”，有的扑倒不动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滚着。

眼见冲击受阻，7旅的方向却鸦雀无声。江拥辉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

他的任务就是从北面打进去，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伤亡从北面打进去。

枪林弹雨中，一个称职的指挥员的头脑，会变得出奇得冷静、敏捷而又活跃，在扑面而来的热浪中，江拥辉发现东北角敌人火力较弱，还有个弯曲的小河沟，便于隐蔽，冲击距离也短。他立即命令1营向那里运动，集中全团火力压制敌人，掩护1营迅速发起了攻击。

就在这时，7旅方向枪声大作，撼动了整个战场。

原来，这是林彪安排的。他故意让19团晚20分钟发起攻击，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和火器投入到2团方向，以增加攻击的突然性和可靠性。

趁敌人转移火力之际，2团1营迅速突破敌人阵地。接着，另外三支箭头也相继射入镇内。

短兵相接，全美械的13军可就不如半美械的52军了。大炮不能上刺刀，炮弹都打到后边去了。每班只有3支步枪，想拼命也只有3把刺刀。可敌人也不是一打就瘫，没刺刀就跟你抢枪把子。有个机枪手脑袋被扭住了，还抱着机枪射击。

这一仗，1师和7旅伤亡700多人。

这个数字，打破了山东和华中地区8年抗战中任何一次夜战的伤亡纪录。

秀水河子战斗，是在节节后退的不利态势下，利用敌人轻敌冒进，精心策划的第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对于打击敌人气焰，消除当时对美械装备敌人的恐惧，恢复和坚定斗争信心，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背景上看，这一仗向那个“万花筒”时期诉说着的，却远非仅仅如此。

沙岭—碰上了“王牌”就在1师和7旅乘坐30多辆美制“大道奇”，在老百姓“这八路可真小看不得呀”的啧啧赞叹声中，浩浩荡荡阔阔气气驶出“一举成名”的秀水河子时，沙岭战斗打响了。

2月初闯到关东的新6军新22师，2月10日后，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以西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66团和师教导营进至辽河南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

辽东军区决定吃掉这股敌人。

兵力部署，以4纵五个团（后又调来3纵一个团）主攻，3纵两个旅警戒、打援。

除了都是打孤立突出之敌外，一切都和秀水河子是另一种情景。

首先是“最后一战”。

战前动员：这是“最后一战”了，这一仗打完了，东北就和平了！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坚决打好这一仗，也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日本鬼子都打垮了，顽军算老几？把炮弹放出去就是胜利！

真是把对手当成几炮就能轰散的“土顽”了。结果一打才明白，新6军新22师是号称“虎师”的王牌中的王牌。

从延安到西柏坡，毛泽东都有电报，要林彪想方设法打掉这个新6军新22师。林彪几次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吃掉这个王牌中的王牌，都未得手。4纵和3纵都是东北野战军中和主力，也可以说是王牌。可这都是后来的事。是在和新6军这些王牌不断较量中打出威风的。就像在山海关“拒敌于国门之外”的7师，后来成为著名的“攻坚老虎”，当时还不是一样。现在，这两个纵队各方面实力，都明显地逊于对手。

不是“土顽”是“王牌”，就该认真对付了吧？不能说没认真，但战术是谈不上的。四面八方，人海战术，猛打猛冲，把立足已稳之敌当作立足未稳之敌，一次不行再来，还不行再上。这个部队伤亡大了，顶不动了，换个部队再顶。就像羊顶架似的，顶了一昼三夜，不得不撤出战斗。

毙伤俘敌近7百人，4纵和3纵伤亡为2千1百人(24)。

张继璜老人当时是四纵十旅二十八团政委。

老人说∶

开进路上，大家都很高兴。打八年日本还要打老蒋，“最后一战”了，能不兴奋？我们团后边是炮团，九门日式山炮，大骡子大马拉着，瞅着美气神气又长劲儿。

一开火就不行了，那炮弹不少从敌人头上飞过去落到自己阵地上去了。敌人那炮弹却象长了眼睛，专往咱人堆里砸。都是燃烧弹，打哪哪着火，雪好象都打着了。我和团长在一间草房里指挥，草房打着了跑到外边。草垛，芦苇，可利用的隐蔽物都打着了。没招了，就躲进个大粪坑里指挥。

我们还有个粪坑，部队往哪儿躲呀，就那么顺着街道往里冲。我说这样不行，赶快在墙上打洞，从两边房子里往上攻。

当时还是班长的崔文清老人说∶

和新二十二师一交手就叫人吃惊。枪打得准，炮打得更准，就在你头上几米处爆炸———小鬼子可没打出这水平。

赵斌当时是四纵十一旅三十二团二营副营长。

老人说∶

我那个营伤亡了一半，大都是火焰喷射器烧的。一打一条火龙，满是冰雪的大街都烧黑了。当时也不知道那叫“火焰喷射器”，就叫“那玩艺儿”，“喷火的那玩艺儿”。后来不知谁说那叫“火箭炮”，大家就叫“火箭炮”。

来个纵队领导，说∶甚么娘卖×的“火箭炮”，弄来个我看看！

我带两个班，从路边人家挖开墙钻进去。两个国军趴在沙袋后面，正往火焰喷射器上鼓捣甚么。我瞅一气，认准了，就扑上去。

满以为拿回来就有办法了。那个领导转圈儿看，掂一掂，踢两脚∶娘卖×的，就这么个玩艺儿呀？就这么个玩艺儿叫“火箭炮”呀！

撤出战斗后，大家议论，说过去打鬼子也没这样呀？这是“顽军”吗？后来就传说，新六军是在美国训练的，都是大学生。

那时可真有点怕美式装备，怕新六军。

这边攻坚攻不动，那边打援没打住。

3纵8旅两个团在六间房打援。晚到一步，敌人两个营已经进村了。8旅连俘虏也没抓个问问，赶到那里，围住就打。攻了一天，占领一半村子，就一步也动不了了。旅长火了：再攻不进去杀你们的头！正发脾气，背后“轰隆”一声，一个连没几个人了。

高秀成当时是8旅22团3营教导员。

老人说：我那个营是预备队。1营、2营攻了两天，伤亡挺大，又疲劳。我们要上，他们不干，怕我们把“最后一战”的光荣抢跑了。团长是刚从延安来的，理论有一套。敌人没把咱土八路放在眼里，他没把我们这些冀东土八路放在眼里。

你得有真本事呀？关键时刻却拿不出决心，就让那两个半残废的营在前边粘糊。

六间房久攻不下，敌人大队援兵要到，旅里决定用攻鬼子炮楼的辨法造土坦克。拉来满满两马车炸药，放在9连休息的院子里。也不知是有坏人还是怎的，半夜时分，一下子就响了，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还听见爆炸声。我这耳朵，现在还不大好使。

前边伤亡，后边伤亡。这边不能打了，沙岭那边也撤了。一路抬着伤员，那个垂头丧气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都说，回到辽阳后开追悼会，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这叫甚么“最后一战”哟！

一胜一负，国共两党，一比一平。

足球是圆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方的。不应以胜负论英雄。但对于成败的原因，还是应该论论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胜也好，负也好，圆的也好，方的也好，诉说着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㈠

－－4Ａ电报之二

对于这段万花筒般变化着的时局，看得比较清楚的人，历史己经在黑土地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林彪、黄克诚、陈云、罗荣桓、高岗、张闻天……

其中，首推林彪和黄克诚。

“黄瞎子”的眼力新四军3师老人，都说黄克诚眼神不好，近视。平时，师里几个领导有时称这位师长兼政委“黄瞎子”，他也答应。对于惯于夜间活动的土八路，眼神不好是个难题。行军时，有人跟他开玩笑，故意在前边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他就挺认真地在后边又蹦又跳。

从身材到心灵都是堪称巨人的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他就不会有威信。”这种“距离论”的版权，其实并不是这位法兰西英雄的。翻译名人传记，那些曾在历史上留下雷霆般足音的中外名人，在都是这样说的，做的。

来自湘南红土地的戴眼镜的瘦小的黄克诚，与这种不无道理、也令人讨厌的“距离论”无缘。他是以对同志手足般的情谊，和基于这种情谊的严厉和宽厚，建立起绝非装腔作势才能攫获的权威。他是以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耿耿忠贞，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信赖。他是以他深邃的眼力和杰出和贡献，在中国半个世纪风雨如磐的路上，留下了属于他的也属于人民的非同凡响的足音。这种品格和眼力，在这片黑土地上，在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期，曳起一道耀眼的闪电。

据说，如今有些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仪式，过了“那一会儿”，人们就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了。而黄克诚的追悼会，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景仰、怀念的气氛笼罩着，那么深沉，那么庄重，那么肃穆。流泪的人那么多，流的泪也那么多。人们谈论的只有黄老的为人，黄老的刚正，黄老的节操，黄老的气度……

9月13日，黄克诚得知苏军占领东北，即致电中央：“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内地战争。”

到东北后，他始终关注根据地建设。

11月26日，在那封著名的关于“7无”的电报中，他向毛泽东提议：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同一天，又致电军委：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11月29日，又致电东北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列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12月17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当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东北形势很好时，他在那里来了个“7无”，简直把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当一些人还把美械装备的敌人视为不堪一击的“土顽”时，他在那里一笔一笔地算计了敌人的“8条进步”。

当有些人还未从“独霸东北”中清醒时，他在那里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

是危言耸听吗？

1946年5月24日，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他在给中央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中，这样剖白了那颗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在他口述或是撰写这封以及此前此后的那些电报时，他都想了些什么？想没想到宋人张商英那句“自古忠烈多磨难”？他应该想到－－但44岁的瘦小羸弱的男子汉，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翻开建国后的报纸，“形势”好像从来都未坏过，连“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这样一个人罹难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或迟或早而已。

据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曾派一位著名人物和黄克诚谈话，意思是站过来就行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拒绝了。

一个忧国忧民，忧党忧军的人。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据说，毛泽东12月28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可停战令颁布后，毛泽东又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保卫马德里”。

于是，一封封少喜多忧的电报，又飞向了林彪、东北局和中央。

林彪无回音。

东北局无回音。

中央无回音。

照飞无误。

纵观历史，那些有着坚强个性的杰出思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喜欢顺从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们脚下永远不会有平坦大道。

林彪“孤掌难鸣”时，他支持了林彪。彭德怀蒙冤时，他和彭德怀站到一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了麻烦时，他站出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一切。林彪被一个“鬼”字覆盖了时，又是他第一个把林彪的一生都放到历史的天秤上。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黄克诚的骨头也是最硬的。黄克诚的胸怀也是最博大的。

黄克诚－－中国共产党人之楷模！

黄克诚－－中国男子汉！

黄克诚－－人民的儿子！

林彪脑子里的车轱辘

“批林批孔”时，就听说林彪是个好沉思默想的人。

当年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老人，都说从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想的是怎样建立根据地，是战争，是用枪杆子打出黑土地的共产党天下，把东北变成推进全国解放的战略后方和前进基地。

而在这段“万花筒”时期，摆在黑土地上的最尖锐、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和战前景的估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无从谈起。

从1945年11月19日离开沈阳，准备到锦州西部指挥打大仗起，主导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了。

他认为东北不可能有和平。

因为和平是力量的平衡。

和黄克诚一样，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所有电报中，几乎都谈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认为东北的和战前景只能是战争。不然，他们就用不着那样极力主张建立根据地了。

请看林一封电报：中央并东北局：江号电悉。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们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林1·5·9时显然，他对和平，对“最后一战”，是怀疑的和有保留的。

1月6日，中央在复电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1月26日，中央在《对东北和战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不但仍然怀疑，而且致电中央，据理力争，说明战争的危险性。

当时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都说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前方后方唱的是两个调子－－当然不包括沙岭战斗那个前方。

老人还讲，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给1师和7旅营以上干部做一次报告，讲东北形势，讲建立根据地，讲“一点两面”、“三三制”。

林彪说：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会陷入被动。

人民渴望和平，就像农民渴望土地，土地渴望种子，种子渴望阳光、春风和春雨。“和平民主新阶段”符合人民愿望，军人愿把“最后一战”喊破喉咙。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论证当时确有可能开始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论证得也不无道理。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欲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

对于“独霸东北”，对于“拒敌于国门之外”，对于计划中的锦州西部那场大仗能不能打，对于每个置身于前线的士兵，都不能算是难题。可当人们都在渴望和平，而和平的祥云也确在头上飘翔时，透过那瑰丽的云霞而能看到战争的乌云，这里需要什么？

有个时期，报纸和红头文件上写了那么多“天才”，好像把“天才”都预支出去了，今天就难得见到了。这两个字有些犯忌。如果把这两个字和“林彪”两个字联在一起，那就更叫人心惊肉跳了。

现在，林彪更需要的是勇气。

因为他面对的是毛泽东。

在中国近百年史上，没有谁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曾经那么亲密，又那么疏远，那么大起大落了。

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队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毛泽东下山迎接，和朱德、陈毅从大路上山，部队从小路走的。上得山来，见部队玻坐在路边休息，一个娃娃样的军人，站在那里给部队讲话：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站住，听了一会儿，问：这个人是谁？

陈毅答：他叫林彪，是个营长。

毛泽东说：营长？营长是领兵打仗的嘛。

第二天，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让林彪给井岗山红军做报告，题目叫《红军能够坐天下》。

据说，长征过草地时，毛泽东身边的12个战士，从担架员、警卫员到挑夫，都是林彪在红1军团挑的。政治条件好，身强力壮。临走前，林彪请他吃顿饭，说：一定要保护好、照顾好毛主席，红军不能没有毛主席。

可在此之前，四渡赤水到会理后，林彪却要毛泽东下台。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不少胜仗（也有败仗），也走了些冤枉路。林彪说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说毛泽东这样指挥不行，要把部队拖垮。在会理休整时，他和彭德怀打电话，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不成，又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朱毛下台。他让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拒绝。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就一个人签名送上去了。后来，毛泽东说：你懂什么？一个娃娃。

无疑，后一个故事与前两个是矛盾的。而后一个，白纸黑字，写在《聂荣臻回忆录》上。这就愈发使前两个故事真假难辨，甚至完全不可信。可有很多时候，生活也就是这么矛盾着，尖锐地对立着。

现在，当林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不知踱来踱去了多少时间，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终于在下面一封电报上停下来时，不知他可否想过那句“你懂个什么？一个娃娃。”

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是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林彪手里拿支削好的红蓝铅笔，盘腿坐在炕梢，背靠在叠好的半人高的被垛上。有点西斜的阳光，透过屋檐下尺把长的冰溜子和老式窗格上的窗纸，照在那张微仰着的瘦削苍白的脸上。眼睛似睁不睁，声音不高不低，一字一句，就像背诵一篇早已熟记在心的课文。

季中权伏在四脚方桌上记录。他没有理会到这封电报的份量。来电去电，当时电报很多。可听到“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时，他心头一震，笔尖停顿了一下，随即又全神贯注起来。

记录完毕，林彪看了一下，季中权就送交电台了。

回来时，林彪下炕了，正在地步踱步。

林彪抬起头：小季，你看这个电报怎么样？

季中权道：“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句，是不是重了点？

林彪站住了：对，快去拿回来！

电报已经发走了。

此电未查阅到。

还有一些电报也没看到。

季中权老人说：这封电报，准确时间记不得了，在约在秀水河子战斗前后。地点是彰武、法库一带，在一个老乡家里。电文还要长些，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这是我给林彪当秘书的20多个月中，印象最深的一封电报。

毛主席没有回电。四平失守后，在那封决定林彪当东北局书记的电报中，毛主席好像提了一下，记不准了。这期间林彪也再没提，但看得出来，他有压力。

当年我从上海投奔革命到延安鲁艺后，组织上就教育我们要完全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的威望在心中是扎了根的，林彪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毛主席还会错吗？可林彪也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哪？

平型关打日本，赫赫有名，说他是“常胜将军”。那时我才21岁，也弄不明白究竟是谁对谁错。

老人说，“二月逆流”他被关进监狱，“九·一三”后又被勒令揭发“林彪在东北的反党罪行”。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逼来逼去，他就把这封电报讲了。嘴上讲着，心里念叨：这能算吗？

不知这封电报上写着几个“Ａ”。就拍电报那一刻讲，两个就足够了。但从宏观上看，这无疑是一封4Ａ电报，一封战略上的4Ａ电报。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点上，林彪的洞察力，要比毛泽东高明、深刻。

黄克诚是看准了就说。林彪也不把话埋在肚里。在会里请彭德怀站出来，要“朱毛”下台的那封信，是颇能代表他的性格的。

但他早已不是那个“娃娃”了，话还是要说的，但通常都要放到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翻来覆去转得差不多了，再出口。

电报发走了又想追回来，林彪在黑土地上也不仅这一次。

做为一个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林彪也是个不流血的政治的政治家，而且是个颇精明、机敏的政治家。不然，1942年国共关系恶化，毛泽东就不会让他出现在重庆的谈判桌前。不然，在黑土地处于最严峻的历史时刻，他就不会出任东北局书记。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也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了。

世界是个大千世界。

人也是个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的人，把大千世界的世界，也把大千世界的自己，愈发搅和得千般色状，万端变幻，叫人愈加难以捉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