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海陆空并进

9月初，冀热辽军区16分区曾克林、唐凯部两个团，两个支队，约4千7百余人①，到达沈阳、本溪、南满各地；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三个团、一个支队，约5千人②，到达山海关、锦州、沈阳一带。

10月上旬，箫华率山东军区司政供卫等部，约1千余人，到达安东（今丹东）；沙克率冀中31团，约1千5百人，到达锦州地区；万毅率东北挺进纵队，约3千5百人，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一带；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百人，到达沈阳。

10下旬，吴克华、彭嘉庆率山东6师和5师两个团，约8千余人，到达营口地区；杨国夫率山东7师，约6千余人，到达山海关地区，刘其人率6千余人，到达古北口（第二年2月到东北）；刘转连、晏福生率359旅，约3千余人，到达本溪、抚顺地区；邓克明率冀鲁豫一个团，约1千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文年生率陕甘警1旅，约3千余人，到达锦州地区。

11月上旬，罗荣桓率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和警卫部队及几个独立营，约4千余人，到达安东及沈阳地区；山东2师罗华生部，约7千5百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11月中旬，山东1师梁兴初部。约7千5百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田松支队，约1千人，到达牡丹江地区。

11月中下旬，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包括7旅、8旅、10旅、独立旅和三个特团），约3万2千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11月下旬，黄永胜率延安教2旅，约3千余人，到达热河。

12月初，罗舜初率山东3师及鲁中警3旅，约9千人到达沈阳、鞍山地区。

=屏蔽广告=军政大学1千人，延安炮兵学校1千余人，先后到达南满地区。

到达东北的部队，总计为10万7千余人。

与此同时，中央从冀热辽、延安、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华东、中原等地，抽调2万多党政军干部和各种技术人员，进入东北。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名，政治局委员4名。

出关第一军

8月13日，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朱德的七号命令，特别是第二号命令。决定抽调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约1万3千余人，并2千5百名地方干部，由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连昌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挺进东北。先由靠近东北的14、15、16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一梯队，于8月下旬，兵分三路，出长城各口闯关东。

16分区12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刘光涛，骑着小毛驴，到分区所在地抚宁县台头营镇去开会。

坐在刘光涛将军家中，望着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儒雅文静，颇有学者风度的原沈阳军区副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当年骑毛驴时的形象和神态，脑幕上总是顽固地浮现出那位幽默大师阿凡提和那只小毛驴。从冀东到关东，那在乡道上颠儿颠儿的小毛驴，从来都是回娘家的新媳妇和赶集的老大大的坐骑。

冀东毛驴多。毛驴吃的少，不挑食，能负重，爬山，不爱闹病，不像马那样娇贵。这正对土八路脾气。当时冀东团以上干部，都配只毛驴。刘光涛在冀东骑了3年毛驴。

1938年冀东暴动组建的12团，是16军分区主力，一直在长城内外活动。关里紧了出关，关外紧了进关，跳来跳去，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出击。日本投降前，12团正在关外反“集团部落”③。团党委开会，研究把部队集中关里作战。会正开着，警卫排战士高金诚吵儿巴火跑进来：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都冲他瞪眼睛：甚麽鬼子投降了？发神经！小高说：是区长亲口讲的，说小鬼子投降了，每人慰劳一斤肉。

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都不知道，他区长知道个甚麽？胡说八道。小高还想争辩，一想这话确实在理，撅起嘴，不再“胡说八道”了。

笔老采访百余位老人，谈到听说日本投降了，没一个相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

8月25日上午，16军分区团以上干部，骑着在古今中外军队中都堪称一绝的小毛驴，从各条乡路上颠儿颠儿地去分区开会时，也不知道他们就要闯关东了。

更不可能知道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不知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侦察，为中央制定东北战略提供依据。

除了日本投降，“老大哥”到了关东，其他几乎一无所知。

5天后，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朝鲜支队和临抚昌支队踏上了关东的土地。

是夜里从山海关西边的九门口绕过去的。

月亮又大又圆，给雨后清新的田野，重叠的远山和巨齿似的长城，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银白。快成熟的粗大的玉米棒子和沉甸甸的谷穗，在夜风中轻柔地摩掌着，隐隐透出庄稼人才能嗅到的馨香，一阵阵撩拨着本是庄稼人的士兵的心。队伍的山路上拖出10多里，月光下像条灰色河流悄无声息地涌动。偶尔有只夜宿的鸟儿飞走了，翅膀朴啦啦扇动着，愈发增添了山野的静寂。

过城豁子时，都觉着有些憋气。

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去关东还得偷偷摸摸的，可老蒋是正牌，鬼子伪军向人家投降，不认咱土八路，硬闯又闯不过去，不绕着走，又能怎样？

上午9点多钟到达前所车站，先头连报告，一队苏军正迎面开来。

“老大哥”来接咱们了！队伍一下子沸腾了。

三尺半长，用颜料染得灰不灰、黄不黄、紫不紫的土粗布军装上的泥巳。汗渍和皱褶，抠了又抠，抻了又抻。同样颜色的军帽，军帽上的瓷质青天白日帽徽，正了又正，擦了又擦。湿漉漉没了模样的绑腿，几乎全部重打一遍。枪和刺刀更是擦呀擦呀。怎麽擦也是那些破烂家什，为的是让“老大哥”见出个精神头儿。收拾停当，部队在路边排成4路纵队，演练呼口号。又抽调20多名司号员组成一支“军乐队”，站在队列前边。

来的是支50多人的苏军，分乘5辆汽车，拖着3门炮。

老远就军号齐呜，口号震天：红军万岁！

斯大林万岁！

中苏友好万岁！

离休前是长春警备区参谋长的高秀成老人，当时是12团2连指导员。

老人说：8年抗战，部队政治教育没少讲苏联。苏联出兵东北后，好像还发了本教材，专门进行教育。讲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是支援我们的“老大哥”。讲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已经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讲中国革命胜利后就要走苏联的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伙儿可爱听了，觉得苏联就像传说中的天堂一样美，一心朴实地和“老大哥”好。

在冀东出发前搞动员，说去解放东北兄弟，和“老大哥”会师，大家那个乐呀。那时候那人心肠热，心眼实。

过去光听讲，这回真的看到了，原来“老大哥”都是大鼻子，蓝眼睛，头发甚麽色的都有，还带卷儿。看这是好奇，最眼馋的是那转盘枪和大炮。当兵的就爱这个。咱一个团才1门82迫击炮，还是主力团。人家这麽几个人就这麽多汽车大炮，怪不得人家打败希特勒和小日本呢。

光高兴了，喊了半天曰号，才发现人家没应声。一个个抓着转盘枪，警惕地打量我们，连车也不下。大家心里犯起嘀咕：这“老大哥”怎麽不热乎，也不下车认亲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弄不明白我们的身份，怕我们是国民党，甚至是土匪甚麽的。

嘀咕是嘀咕，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感情可是一点儿也不减，到底把“老大哥”的热乎劲儿也煽起来了，也喊起口号来。就像看不明白人家那军衔一样，他们喊些甚麽也听不憧。到沈阳又见到些“老大哥”，才寻思出来好像有个“毛泽东乌拉”。

前所会师，土八路胆气壮了，建议联手攻打山海关。“老大哥”不置可否。再三交涉，才请示上级，同矣噤合行动。

在城外一栋房子里和日军谈判，并递交通牒：“中国八路军和苏联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军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2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落款也够气派的：“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苏联红军司令官代表。”④。

苏军代表命令日军打开城门，让红军和八路军进城。日军代表说，山海关归国军接收，贵军要进城，我得请示。苏军代表说，我们不是占领，是走到头了，要和城里中国军民联欢。你们立即出城，把枪架好，联欢完了再还你们。日军代表仍说得请示。苏军代表火了：限你们半小时答覆，不然就不客气了！

高秀成担任翻译。他曾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过日语，学得半生不熟，又扔4年多了，只能听出个大概意思。苏军带的翻译是个蒙古人，也是个“二百五”。高秀成嗑嗑巳巳把日语译成汉语，那蒙古人再接力似地译成俄语。日军代表一个劲儿说好话，一口一个“贵军”。苏军代表是个有点二杆子味儿的副连长，几句话就一个“混蛋”。

时间过了，两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分3路发起冲击，18团首先突入城内，12团攻下车站和桥梁厂。日军无心恋战，争相逃命。伪军纷纷投降：我们早就想缴枪了。

16军分区离开驻地后，一路克樊各庄、海阳、柳门和石门寨，枪声不断。但堪称战斗的，要算土洋八路攻占山海关。

攻占山海关，使16军分区闯关东没了后顾之忧，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扇大门。

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书，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第二天，16军分区部队乘坐一列客货混编火车，从山海关到达锦州。

第二天，12团和朝鲜支队，闯入东北最大城市沈阳。

一星期后，又相继进入鞍山、辽阳、抚顺、本溪等城市。

至此，16军分区不仅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而且为共产党人挺进东北抢夺了先机之利。

某军干休休所离休干部标兵，原作训处长吕效荣老人，一提到本溪，话匣子就打开了。

山西人讥讽闾锡山这位五台县人：“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一口五台话的吕效荣，16岁参加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第二年被叛徒出卖被俘。正赶上木溪煤矿瓦斯大爆炸，死亡2000多劳工。一列闷罐从山西咕咚咕咚到了本木溪，把他和一些被俘的八路路军和在中条山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赶进茨沟涛煤矿矿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有“危险倾向”的1000多人，编为“特殊工人”（日本人称为，“直辖夫”）。每顿两个橡子面窝头，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上井就关进有两层电网的棚子里。大小便要报告，有人看着。睡觉时，麻袋片衣服都给抱走。一年365天，能动弹就得下井。伤了，病了不能干了，拖去万人坑喂狗。如今，本溪老人还常念叨：甚麽叫十八层地狱？那“特殊工人”就是十八层地狱中人呀！那小鬼子才叫歹毒呢！

日本要投降的迹象，先是监工不打人了，伙食也好了些，还给发衣服鞋子。接着，一些民愤大的日本人，一些比日本人更可恶的“二鬼子”，都不见了。留下来的直讨好中国人：日本的快快的不行了，将来你们掌柜的干活，我们苦力的干活。大家以为鬼子又耍甚麽花样。形势明朗后，都担心鬼子撤退前搞大屠杀，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和鬼子拚命。

领头的，是个国民党少校贺觉民，新四军一个副团长邢方银，胶东解放区一个区长陶守崇。8月14日夜，大雨瓢泼，“特殊工人”冲出茨沟，去市里抢了一个军火库。第二天，暴动工人编成一个大队，贺觉民任大队长，邢方银任副大队长，陶守崇任政治部主任。

当他们戴着涂有特殊红色标记的矿灯，同为十八层地狱中人时，从磨洋工到暴动起义，大家抱成团，同仇敌忾和鬼子斗。当地狱不复存在时，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

收音机收到的都是国民党广播。今天讲熊式辉快来了，明天讲马占山到了，让保护工厂、矿山，等待国军接收。国民党的人越听越高兴，有的激动得边哭边喊：咱们的军队来了！他们本来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人又多，摩拳擦掌想动手。没几天，本溪纷纷传说中国军队开进了沈阳，他们更加有恃无恐了。一天夜里，突然袭击，把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5中队的枪缴了。

形势一触即发。吕效荣所在的清一色是共产党的3中队，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不测。这时，派去沈阳的侦察员回来了，说到沈阳的是冀东束八路军。共产党欢呼雀跃，士气大振。国民党的人一下子全蔫了。

曾克林派人来改编，把缴5中队枪的特务中队中队长枪毙了。罪名是“破坏国共合作”。

吕效荣老人说，暴动成功后，双方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若不是咱们的人先到了，我们这些人不死无葬身之地，也得垮了，散了，哪还有后来3纵队8师那个23团呀？

9月16日，中央在《我东北现况通报》“中，这样写道：

（一）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

（二）原在东北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三）国民党员从监狱释出后，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看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谷重要工厂及仓庠，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几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于民间者甚多。

（五）扩乒极容易，每一号召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⑤……

12月初，东北局给中央的一封电报，谈到进入东北后兵员、装备迅速扩大、发展时，挺有趣地使用了一个很准确，但通常都带有贬意的名词：“暴发户”。

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1万3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就发展到10万余人。这种发展很难说是正常的和可靠的。这已为历史证明了。

但是，无论后来发生了甚麽，也无论人们对此说了些甚麽，“八·一五”后的出关第一军，冀东部队，特别是16军分区部队，功绩却是不朽的。

那是战略上的成功与不朽。

“原东北军……”

就在延安电台广播朱德第二号命令（8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载朱德的七号命令，并发表消息：《接获总部命令后，我百万雄师纷纷出动，贺龙将军所部分路进击太原，吕正操等军星夜向东北进发》的同时，精明的共产党人又发了个内部指示。

晋绥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

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住东北四省，而应依中央灰夜指示，动员全军执行当前任务勿懈。唯山东万毅部，应准备侍命出发。

中央

8.11

以万毅为司令员的“东北挺进纵队”，是9月24日由山东黄县乐家口码头分批登船，月底陆续到达东北的。

42年后笔者采访时，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万毅老人，刚渡过80寿辰。约定8点到，挤车换车晚几分钟。听到门响和脚步声，已在客厅等候的老人，从椅子上立起，头微微仰着，向前伸出双手。临走也是如此。

3年前患青光眼双目失明的老人，1。70米以上身材，穿一件黄色将军呢大衣，白发秃顶，清雇瞿铄，硬硬朗朗。老人乡音不改，讲话极有条理，张口脸上就露出笑意。笑得慈祥，笑得温暖，笑得真诚。

他是大连金县人。用他自己的话讲，“生下来就当了亡国奴”。那时大连叫“关东州”，是日本的附属地，学校上算术课都用日语。15岁到奉天（沈阳），见到“张大帅”的奉军。“中国也有兵？”后来就不觉奇了，他也当了“中国兵”。

1938年春，东北军57军627团团长万毅，率军在连云港抗击日军登陆，血染征衣，歼敌百余。同年秋，627团团长万毅，率部在合肥佯攻守敌，烧了日军机场，毁敌机9架。1939年初，667团团长万毅，率部破袭津浦路，生俘日军少将原山方雄，同年秋，333旅旅长万毅，率部袭击鲁东南大店，亲临山头指挥，歼灭日军两个中队。一些日伪军据点中流传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

可在生养他的黑土地上，骁勇善战的热血男儿，却无用武之地。

“九·一八”事变时，他是105师卫队营长。事变前一天，上级命令部队从市内开到郊区，说是演习，“打野外”。当晚在新民上火车快进关了，才听说日军炮轰北大营。官兵扼腕顿足，痛哭流涕，要求打回沈阳去。长官不同意。大家说，那就在长城上决一死战。长官说立即进关，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老人说：那14年，我最听不得的一支歌，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国土沦丧，百姓背并离乡，军人拿着枪是干甚麽的？那时候，我们这些扛着枪的流浪汉，真想把乡音改了。丢人哪！却硬是不改！不是不是男子汉硬充男子汉，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耻辱，不要忘了根和家，要打回老家去，最听不得的歌，唱得最多最响——用心唱，用血唱，用生命去唱！

接到中央要我部“准备待命出发”命令后，那种心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从那时起到东北解放，我们这些人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同样做为共产党员和军人，无论能力大小，我们应该出更多的力，流更多的血。因为我们是黑土地养大的。

9月2日，“东北挺进纵队”分别从胶县、诸城。博山等地出发，20多天后到达乐家口。

“东北挺进纵队有两个支队。1支队即万毅任支队长的滨海支队。2支队是临出发前，由鲁中、滨海、胶东三个军区各抽一个营组建的。全纵队3千5百人，东北人不到30人，全是营以上干部。另一支挺进东北的”原东北军“由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小团6百人中，东北人不到10人。9月24日上午挺进纵队首批部队一个连，由万毅率领，乘只汽艇，一路搜索前进，第二天上午到达兴城钓鱼台。上岸后，尖兵班与驻守当地的冀东部队发生误会，不打不相识地打了几枪。

“接收武器”

自有“闯关东”一说后，豪爽、强悍、富于开拓精神的山东人，就是世代川流不息的闯关东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面军。这不仅因为山东人多地少，土地占有极不合理，还因为山东与东北毗邻。特别是海路，逢上顺风，一昼夜就到了。笔者家乡一些老人，至今仍固执地称山东人为“海南人”——从大海南边来的人。

“八·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军队，一半多来自山东。

“打败日本好回家”

战斗英雄、某军原副军长瞿文清家楼后，有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菜地。葱，蒜，茄子，辣椒，芸豆，大头菜，西红柿，7月辽西大地上生长的一切蔬菜，这里几乎都能见到，绿油油长势喜人。敲门进去，老人正在地里拔草，那模样神态，就像母亲抚侍婴儿。

他父亲是煤矿工人，他自己也从未在地垅沟里刨过食。土改时，工作队和农会却给他家画为雇农。其实这也不无道理，上海。沈阳那隐蔽战略、战役、战斗企图，对行军路线、目的严格保密，这是一般军事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

9月2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因各地动员干部和部队去东北，规模很大，传播很广，容易暴露企图，刺激国民党美英与我不利，望各地告诉所有前进部队和干部不要声张，少说多做，住意隐蔽，切实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出关时是班长，进关时是指导员的瞿文清老人说：战争年代，管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部队。战争是需要士兵进行的，没有兵怎麽打仗？拿破仑若没有士兵，还不如阿尔卑斯山的一块石头。

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我也来尿了”，马上跟去。有的就说：你别跟着了，我不能跑。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八·一五”后逃亡比较多的时期，一是闯关东，二是四平保卫战后，三是东北解放后进关。逃亡原因，一是苦，二是死，三是离不开家。那年头不打仗的时候像节假日一样少，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怕苦怕死就想家，家里再苦没有死的威胁。一些打仗很勇敢的人也开小差，就是舍不得离乡离土。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是看家守业。过去闯关东是无路可走，逼上粱山。抗战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活过来了，能过安稳日子了，谁还爱离开家？

一般地说，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了“巩固对象”。

同样意思的话，大多数老人都谈过。

大都是宿营后趁机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接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山东闯关东部队，除去1938年秋由晋西进入鲁南的115师343旅，和以后陆续调派的少数干部，士兵和、以下干部基木都是本地人。每次动员参军，都有这样的话：不离乡不离土的，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嘛。“子弟兵”三个字的贴切和生动性，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过去，日本人常到山东招劳工，连抓带骗，当场给40块大洋，我们就针锋相对宣传日本人如何压榨劳工，“下关东就是跳火坑”，去的人都死了。又讲关东多苦，多麽冷，冰天雪地冻掉鼻子耳朵。

现在要离乡离土闯关东了，就宣传关东多麽好，地大物博，小日本苦心经营14年，工业发达，大城市多，铁路多，楼房多，“楼上搂下，电灯电话”。

据说，新四军3师闯关东路过临沂时，军长陈毅接见3师、以上干部，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子，那是个甚麽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对于闯关东路上可能发生的逃亡，山东军区和东北局是有比较充份考虑的。

9月25日，还在闯关东路上的林彪，和箫劲光一道发出一封电报。

罗黎萧⑥并军委请转新四军：

在中央新战略方针下，十余万大军进行北大（原文如此。似应为“进军北上”——笔者），希转移时，防止逃亡，应视为一个重大问题，提议各部须为此召集会议，要真实研究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及各种具体的保证方法，并互相通报，交换经验。动员方式不可仅限于首长讲话，而要开班、排小会，使战士人员讲话，通过自觉与互相动员，内容可勿在报上发表，但内部可以说明北上目的，在加强装备保卫抗战果实，取得保卫家乡的更好工具，及为了发动与解放北面群众，此种说法是否有碍秘密，请中央指示。

林萧

二十五日

林彪的意见不谓不正确。可这位正在走马上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据说18年前南昌起义失败后，也曾开过小差。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另一位正在闯关东路上的将军，据说已经跑回家了。家里人大吃一惊，说“白狗子”正在找你哪，快跑吧！

瞿文清所在、在龙口住一天，第二天就乘船出发了。

出发前清点人数，9班少个人。枪和背包都在，就是人没了。

副班长急出一头汗。这个战士正是他的“巩固对象”。门口有双岗，墙外有巡逻哨，都说没人出去。半小时前吃饭还在，有人说是给房东还饭盆去了。房东说没有，大家不信，还进屋看了一圈。连队眼看要出发了，在牛栏里找到了。墙角立卷席子，副班长用手随便拨拉一下，他在里面叫起来。副班长要揍他，瞿文清连忙拉开了。他一个劲地哭：我要回家，我想家，想娘……

不行军打仗，逃兵要关3天禁闭。然后开个“斗争会”，批评帮助教育一下，自己再检讨反省表个决心，全班同志再开个欢迎会。这回没功夫，全免了。

战争年代有“四个枪毙”：打黑枪枪毙；强奸妇女枪毙，就地公审就地枪毙；投敌枪毙；带枪开小差枪毙——带枪开小差一般都是投敌。

某军原副军长郑绍华，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独立旅1团警卫连战士。

老人说，从苏北出发那天，全团集合，枪毙3个逃兵。离休前任大连陆军学校（现大连陆军学院）训练部长的袁步青，母亲给他4块大洋，留作开小差路费。枪毙逃兵后，母亲说：儿呀，咱可不能跑了呀！1978年两人在一个师工作，郑绍华见到袁步青母亲，半开玩笑地说：“大娘呀，老苏那时若跑了，还能当副师长吗？”

老人说，在东北3年，他枪毙了3个逃兵。

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闯关东时是1师3团2营副营长。

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师里挑了10多个可靠的干部，由个外号叫“哇啦哇啦”的敌工干事领着，去动员那些人归队。我们走家挨户动员，说困难时候都过来了，现在胜利了，怎麽反倒不革命了呢？有人还讲到东北都能提升，当官，当大官。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有的还是营连干部，指导员，教导员。主要是动员干部，战士不怎麽管。没功夫管那麽多。死顽固的大都是是有老婆的。回到诸城，部队已经出发了。军区让我们从海上走。白天行军，晚上还得看着这些人。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湖，闯关东时是鲁中警3旅管理科指导员。

老人说：从敖阳出发不久，夜里突然响枪。我们跑出去，看见哨兵倒在地上，脚伤了。说是特务打的。月亮白晃晃，大地光溜溜，哪有个人影？到龙口又听说8团2营长朱延国被坏人打伤了，是我在5连当指导员时的司务长干的，把他抓了起来，过海到东北才弄明白，都是自伤，为了能留在山东。

黑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赵熙敏，闯关东时是冀中71团6连指导员。

老人说：71团是“八·一五”后由地方部队升级（由地方部队变为主力部队，称为“升级”）的，刚升级就拉走了。临走那天早晨，全团集合，团长讲话：我们是主力，是正规军了，不要这些破枪了，要到冀东去接收新式武器，接收完了就回来。开头挺好，到冀东看到墙上“欢迎冀中部队挺进东北”大标语，就有点炸营了。团里要求党小组长和排长站岗，、长、指导员带班。有的站岗和带班的都跑了。有人就说：瞧，不让我们站岗，他们跑了。从安国出发时，一个老团一个新兵团4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2千了。有的一个村子参军几十人，说跑都跑，村干部领着跑。过北宁路时，一个有名的战斗英雄，连长马义都跑了。出关那可真是一关哪！

某军政委李兆书，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10旅警卫营3连指导员。

老人说：一路上，抓到不少先头部队开小差的。有的不用抓，看见你自己就过来了。叫跑也不跑了。你想想，上千里路，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钱，怎麽走？军装能脱了，口音怎麽改？国民党抓，地主老财打，汉奸特务也收拾你。即便到家了，地方政府还动员你参军。不过也真有“坚决性的”。我们连有个姓史的，在辽西跑的，进关就叫国民党抓去了。“国军”没当上半月，又跑了。那是铁心不当兵了。

9月7日，万毅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11月15日，黄克诚在给“军委林彭”⑦的电报＊中说：

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因新乒二千五百人未等到）除后勤机关及一地方团掩护尚在途中未禾到沿速逃亡掉队陈病号约三千人外，到达冀东者共约二万八千人。

12月4日，林彪在转致“中央军委的7师杨国夫师长的电报”＊中说：

战士带枪逃跑者甚多（仅昨夜连胞二十八人带枪九支）。

所有闯关东部队中，唯曾克林的16军分区未听说有逃亡现象。

从出关到进关，黑土地3年内战中，逃亡始终是造成部队减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⑧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

据不完全统计，野战军四、五、六三个月内逃亡八千余人。

11月11日，“林罗谭”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东北解放后，部队中议论纷纷，不少东北战士甚至某些干部怕入关作战，怕走路大远，怕离开家乡，土地分配后感到个人还没享受过安乐生活，以至最近开始增加逃亡。五纵向义县移动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两纵向冀东前进，十一纵一至七日逃亡六百余；四纵十一师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儿满各独立团开到前线歼敌，亦发生同样情形，这在我们将来新的行动中，会较为更加突出。

逃亡的几乎全为土生土长的关东人。

李兆书老人说：14团9连指导员闹个笑话。他让文书把全连东北人抄个花名册，列为“巩固对象”。他不识字，让1排长看看有没有漏掉的。l排长一看就火了：我他妈的也成“巩固对象”了！很多解放战士是关里人，这时都成了巩固别人的骨干。有的说：排长呀，你家乡解放了，我们家还没呢，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哪！

赵熙敏老人说：进关就倒过来，东北人成了骨干，关里人成了“巩固对象”。快到谁家了，就瞪着眼睛瞅着。那也看不住。打下天津走不远，65团1营教导员尹志勤就跑了。他家在天津附近。到湖南后，一天行军看见队列中一个人背口大锅，这不是老尹吗？他挺不好意思，说给抓回来了。后来听说又跑了。

38年后，笔者在家乡采访一位人称“破烂王”的企业家时，他说：东北刚解放，百废侍兴，今天铁路，明天矿山，街头到处是招工广告。招工人员这村跑那村，那嘴皮子磨的呀。若是今天，还不把脑瓜子挤扁了？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转非”，那人的心思和现在不一样，恋乡恋土舍不得家，爱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

抗战后期，山东和冀东部队流行一支歌，叫《打败日本好回家》⑧。

沈阳军区原副政委，抗战胜利前的鲁中军区警2旅政委李伯秋老人说：1945年初，一天晚上，几个人在一起唠胜利后干甚麽。5团政治处副主任宋登华（离休前为军委测绘局政委），说要回家和叔叔种地，他家有30亩地，他叔叔可会种地了。我说，蒋介石能让你回家种地？抗战前打，抗战中打，他有那麽多军队，又有美国撑腰，怕是打完老蒋还得打美国。他说，你这话大影响信心了，可不能乱讲呀。

老人说，《打败日本好回家》这首歌，在警2旅唱了1年多。

“八·一五”后，就内部打招呼，不让唱了。

在某军荣誉室，笔者抄下一支《山东纵队⑨纪念歌》。

日寇侵入了山东，

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

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

徂徕山举义旗，

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

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

虽然是赤手空拳，

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苦中生，

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轻的党军，

但进行了无数的血战！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

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刘家井五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⑩，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只要我们战斗，战斗，

无数的战斗写下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战斗，战斗，只有不断的战斗，

胜利就在我们前头！

瞿文清老人给我唱过这支歌，好几位老人都给我唱过。老人唱得激情滔滔，我听得热血沸沸。

这支歌后来也不唱了。

有人说到东北后，敌人变了，地区变了，番号变了，也就自动地不唱了。有人说曾有人批评过这支歌，说它有山头主义，地方倾向，大家应该都唱《八路军军歌》。有人说其中“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这句，和挺进东北拧着劲儿，所以就不唱了。

“败了日本狗强盗”，还要“消灭了蒋匪军”，才能回家。

就在中国共产党闯关东部队逃亡现象屡屡发生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万2千名美国士兵正在举行示威=屏蔽广告=。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中的标语上写着：“让我们回家去！…”

这些士兵在铁与血与火中生活得太久了，肺腑中充满了硝咽和尸臭，耳朵里灌满了撕心裂胆的噪音和鬼哭狠嚎的惨叫。战争结束了，大地宁静了，空气清新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能唤起战争的记忆，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渴望回到能唤起儿时的天真的地方，渴望曾经讨厌过的母亲的唠叨，渴望妻子的热吻，渴望儿女的娇憨，渴望林荫下的絮语。在铁血飞迸中，他们或许忽略了这些。可现在，他们急不可耐了！

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到本土外的所有美军基地。11月和12月，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美军士兵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往国内遣返军队的速度大慢，要求立即复员。愤怒的士兵给国会议员写信，议员们则向五角大楼施加压力。于是，五角大搂动员了一切力量（包括当时全世界最豪华的“女王伊丽沙白号”和“女王玛利号”客轮）把这些士兵遣返回国，其速度比战时紧急情况下向欧洲运兵速度还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厌战情绪，是全球性的。

在一场残酷的厮杀过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比在血与火中冲杀过的军人，更懂得安宁和平的宝贵了，更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了。

只是各有各的追求方式。

女人、孩子与重武器

开头，除了16军分区和“东北挺进队”，各路闯关东部队都带着妻子儿女。

也没多少女人和孩子。

那时没“计划生育”一说，也没有婚姻法，结婚的条件叫“278团”一27岁，8年党龄，职务正团。这已够“计划”的了，有些已超出“计划”仍未结婚。有的是戎马倥惚，没有机遇，有的是执意不肯结婚。

江拥辉团长的妻子刘淑，当时是诸城县虎部区妇救会主任。1师从诸城快登程了，江拥辉匆勿赶来找她，就匆匆跟部队走了。丈夫给她找匹马。人骑在马上，心吊在嗓子眼儿上，夜里总梦见自己悬在马蹄子下。一些人逗她，说她这位骑士潇洒极了，足可以当个骑兵团长，如果有个娘子军骑兵团的话。

到鲁北惠民县，一道命令下来，军委让1师火速赶去山海关参战，把住这扇关东大门，师党委一个决定，把女人、孩子和重武器像包袱一样卸在惠民，部队轻装急行军走了。

她们被告知：部队要打仗了，打完仗就夹接你们。

这是常事。打她们和军人结合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这种生活了。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就在惠民习惯地等着打仗去了的丈夫。直等到春节，才知道丈夫是闯了关东。

——这些狠心的，就这麽悄没声地就把咱甩了，连咳嗽都没咳嗽一声！……

骂是亲，恨是爱。关东那是甚麽地方呀！鼻子冻掉没甚麽，怕的是那麽老远还能回来吗？老年人一辈又一辈讲述“闯关东”的故事，就像讲述一个发生在月球上的神话。今天丈夫拿着枪杆子一下子就闯去了，古老的神话一下子变成现实，又仿佛依然是那麽古老而又遥远。

闯关东，找丈夫去！

渤海地委在惠民。地委领导说，大部队都走了，小部队护送不了。她们说不用护送，我们自己走。地委说，自古哪有一帮女人闯关东的呀？她们说，你们点下头就有了。又说都嫌女人累赘，那还找女人，和女人结婚干甚麽？七嘴八舌，大声动气。说着说着，就把眼泪这个武器搬出来了。甚麽武器也不行。大年初一，大家瞅着饺子谁也不吃。3团团长妻子，头不梳，脸不洗，一杯又一杯，喝得满屋子酒气。

3月底，1师和7师家属，坐只小汽艇闯关东，20多个女人、孩子和保姆，挤在三人多长，一人多宽的船舱里，大人吐，孩子哭，那个声和味儿呀。3团政委妻子张华，坐车时颠着早产了。母亲一滴奶没有，孩子一个劲儿哭，哭着哭着没声了。开头以为是睡着了，不知谁说不对劲儿，都挣扎着爬过来。没有奶，没有药，大海茫茫，怎麽办？谁也不吐了，就那麽围看，有的擦眼抹泪，有的傻楞着，眼睁睁看着孩子咽气了。

在庄河县一个叫耷拉腰子的小村上岸。一辆大道奇拉上她们，绕道安东去吉林。过通化一道岭时，车翻了，两个师的家属全甩进路边没膝深的雪窝子里。爬起来，你望我，我瞅你，大眼瞪小眼。长这麽大第一次坐汽船，又第一次坐汽车，都不知道这“洋玩艺儿”是怎麽了。直到现在，老人们见面，还哈哈笑着述说彼此当时那副傻样儿。

从延安、晋绥、晋鲁豫、华中、华东、中原等地闯关东的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家属大都是随队一起走的，战斗部队中“278团”少，女人一般都有马骑。干部团就不行了，“278团”都在一半左右，女同志，大都是徒步走到东北的。

可以想像——

在那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在那收割后裸露的中原大地上，在冀北边缘那荒无人烟的沙丘间，行进着一支支由一个个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家庭组成的队伍。孩子盛放在一只篮里，篮子驮放在马背的一侧，另一侧的篮子里放着衣物甚麽的。不谙事的孩子，或者随着马蹄的节律酣睡着，或者睁着不谙事的眼睛望着蓝天，涉水，爬山，越沙丘。丈夫牵着缰绳，在前边走着，妻子在盛放孩子的篮子旁边跟着，或是抓着马尾巳蹒跚着。尘土飞扬中，你可以想像那一双双露出脚趾的布鞋，想像那一双双血泡叠着血泡的脚掌。可以想像那一双双脚可能是从小就爬惯了山岭的，可能是从校门走向延安又走到这里的，可能是曾经要被改造成三寸金莲后来又解放了的。也可以想像被秋雨淋透了衣服和泡肿了的双脚，以及你可能想像得到并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种种艰难困苦中，做为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痛苦与不幸的女人，可能经受的种种痛苦与不幸……

有人主张不带女人闯关东，这种人中有种人，想的不是轻装快步，去东北抢夺先机之利。也不是等条件好了，有根据地了，再把妻子儿女接来，而是想乘机把土气、“落后”的老婆甩掉，到那个“花花世界”中去换个花花的、洋气的。

在海上

自古以来，山东黄县龙口和蓬莱县乐家口，就是海路闯关东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山东闯关东部队，大都是从海上走的。

中央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11月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一份电报。

胶东区党委：

近日部队渡海情况如何，千万要多要快，不得片刻迟误，将此当作第一位工作，派大批干部准备渡汲海，其他工作均属次等。

中央

11．3

从8月中旬到12月初，龙口和乐家口码头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中。一支支队伍开来，附近村镇都挤满了。岸上挤，湾里更挤。沿海能征集到的船只全来了，挤挤匝匝开了锅似的。一眼望去，一只只船划过去，好像就能一直走到东北。

大都是渔船，还有些货船。钻进船舱，就像钻进了鱼罐头。从煤舱出来，都成了“煤黑子”。大船能挤一个连，小的就两个班。

乘船教育：一、不准吸烟和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拚死不当俘虏；三、注意安全，没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四、出事故不要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五、不准说不吉利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瞿文清坐的那只船，不存在走动问题。

是只瓜瓢样的小渔舟。20多人面对面倚在船帮上，就差人叠人了。登船前发的两只瓦罐，放在中间叠在一起的腿上。开头挺正规往那里吐，后来扭过脸往海里吐，再后来就像报复似的，你朝我身上吐，我朝你脸上吐。到大连皮口山岸时，一个个就像从泔水缸里捞出来的。

好在没有别的甚麽事。

李湖坐的是只帆船。开头挺顺利，下午起风了，浪头掀起老高，桅杆嚓断了。船老大跪下就磕头，直叫“龙王爷开恩”。李湖说：我打这麽多年仗，子弹从来贴着头皮飞，福气最大，翻不了。听到个“翻”字，船老大又叫“龙王爷”，又叫“天老爷”，爹呀妈呀叫起来，边叫边哭。船在海上漂了4天5夜。刚上船时医院几个女兵要解溲就喊：你们坑阢开，我们有事儿。这阵子一“有事儿”就叫唤：快来呀，不行了！几个不晕船的，就把她们架到船后去。

比较曲折宕荡，有点“历险记”味道的，是后来最先搞起诉苦运动，被3纵党委授子“教育功臣”称号的赵绪珍坐的那只船。

这是只缴获的大帆船，3师2团特务、150多人坐着还不算太挤。指导员赵绪珍不愧为“教育功臣”，政治工作有声有色。从宿营地到码头路上，以及开船后的个把小时，歌声不断。

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

咱们庄户人呀家家忙春耕，

多生产多打粮支援子弟兵。

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

部队向西行攻打蒙阴城，

机枪扫大炮轰消减鬼子兵。

唱完《打蒙阴城歌》，又唱（18集团军好》。

18集团那可真正好，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样样都做到。

吃的是煎饼，铺的是干草，

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这一套，

同志们辛苦了！

枪是土上压五，少数是洋造迨，

把汉奸好鬼子消减了。

建设新中国咱们一定能辨到，

先苦后甜慢慢热，

同志们，到时候就好了！

赵绪珍说：别唱了，保持安静，防止晕船。

大家说：小鬼子都不怕，还怕晕船？

瞿文清发的是只瓦罐，他们发的是只瓦盆，一班一只。几支歌没完，就陆续赛歌似的吐上了。盆吐满了往海里倒，没倒上两回就连盆倒了。出发前发的新毡帽，一人一顶，上面缀着青天白日，挺整齐的，有些人还舍不得戴。不知谁带的头，朝毡帽里吐，大家学起来，不少顺水漂了。顺水漂了可能有好处。保不准到东北不会照张像，保不准21年后不会被发现，小红卫兵会指着那青天白日说：你是国民党！

刚从龙口出发时，千帆竞渡，大海都显小了。逐渐地就稀落了，傍黑时连只船影儿也没了。风浪大起来，到内长山的大长山岛附近，风向也变了。船老大一口一个“老总”，说甚麽也不敢走了。没办法，又折回龙口。

没了模样，也没了情绪，都要求上岸，不走了。

——我宁肯和小鬼子拚10年刺刀，也不遭这份罪了！

——在哪儿都革命，非得去东北呀、——非去不可就从陆上走。再遭这罪我就跳海了！

“教育功臣”也没了辙。党支部研究一下，咬着牙，就让那船在海上漂着。

第二天下午，船老大说可以走了。到了砣矶岛又走不了了。这回靠了岸。有大海包着，谁也跑不了。

歇一天又走。风平浪静挺顺溜，没想到船老大来事了。几个人大呼小叫一阵子，变戏法似的从哪里端出几盘菜和一只鸡，在船头摆好点着香，有的念念有词地磕头作揖，有的拚命敲锣打豉。为首的船老大抖抖地说：老总呀，龙王爷“亮翅”了，要这条船哪！

蒙蒙亮的天色中，前方几百米处隐隐凸起个黑影。随船的团司令部参谋孙灵连，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黑影不见了。孙参谋端枪立在船头，命令开船。船老大脸都青了，哆哆嗦嗦驶出好远也没变过色来。

傍晌，那黑影又出现过一次。这次看得真切，一间房子大小，圆乎乎的，呈蓝黑色。又一梭子打过去，又没了。

船老大不害怕了，也不叫“老总”了：这八路真神，龙王爷也惹不起！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下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也不怪“老大哥”不认亲。

上船不久就吐得没了人样，又在海上漂颠4天。晕船甚麽也不想吃，肚里吃食又吐光了，一个个瘦得像个鬼。“老大哥”捂着鼻子上船看了看，依着的，歪着的，横躺竖卧的。有的眼皮都不睁，有的眼皮翻了翻，甚麽表情也没有——也认不出“老大哥”了。

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10余天后，赵绪珍带连队在辽阳赶上部队，团里已经扎好花圈，要给他们开追悼会了。

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都是老区。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可他们还得看着。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铺。大家更美得合不拢嘴了。

这列车没刹车风闸。车没闸就像老虎没笼子。又选出几十名壮汉，每节车箱连接处放两人，负责操纵手闸轮。

车内已人满为患，又挤上一些“关东老客”。车梯上，挂钩处，行李架和车厢顶上，里里外外都站着人。

火车憋足劲驶出不远，就听“吐当吐当”响，窗外山坡上的树却不往后跑。探头看，火车正在爬坡，动力不足，又是超载，车轮光在原地空转。列车司令下令推，一阵号子推上去，大家七嘴八舌乐开了：谁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话音未落，就觉得列车越跑越快，窗外树木一闪而过，像飞起来似的。大家乐得欢呼起来。突然间，车身剧烈抖动起来，稀哩哗啦，爹呀妈呀，行李架上的人都被甩下来，人撞人，人压人，乱成一团。

最初的一瞬，王振奎好像看到有人在窗外飞一样闪过，接着就被人压在身下。他竭力想挣扎起来，那压力愈发沉重。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象有一个世纪，又好象只是一瞬间。最后一瞬的情形记不得了，10多年后在沈阳第一次乘电梯时想起来，就跟电梯启动瞬间的感觉差不多。

醒来后，好像听到有人呻吟，惨叫。睁开眼，这是在甚麽地方呀？行李、包裹和人滚压在一起，人横躺竖卧着，软绵绵瘫着的，傻乎乎瞪眼的，懵头懵脑往哪爬的，空气中一股焦糊和血腥味儿。那时没有地震的概念，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倒是印象深刻。莫非是美国往这也甩了一颗？

爬出车窗，看见列车断成几截。有的车轱轳朝上，有的拧成了麻花，有的扎下路基。钢轨朝天撅起，七零八落挂着枕木，像梯子似的。遍地是人，鲜血涂溅车身、路基、路边电线杆和树木。这一切都被蒸气笼罩着，像下着大雾。

原来，下岭时车速越来越快，操纵手闸轮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刹不住。学员7队指导员马绪清带着通信员，冒死攀爬过几节车厢，一看驾驶室里空空的，司机和司炉早早旱跳车逃命了。两人手忙脚乱熄灭炉火人，巨大的惯性依然拖着列车狂奔。快到叶柏寿车站时，撞上前面一节煤车。

伤亡几十人。

又调来一列火车。

国民党军队快到锦州了，得和敌人抢时间。而且这带蒙族骑匪经常出没，大家都是徒手，不是久留之地。

说甚麽也不坐火车了。

从通化连夜赶来的炮校校长朱瑞，给大家打“保票”：这回前后各有一个车头，它若再“跑毛”，后边车头就拉住它。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若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代呀！

重新登车后，提心吊胆地谁也不作声。

王振奎老人说：当时我就想：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洋玩艺儿”了！

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9月17日，一架涂有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北飞去。

坐在飞机上的中国人，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

9月14日，曾克林向中央汇报挺进东北情况后，政治局立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搭乘苏军特使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到东北要同苏军打交道。为着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授于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他们是我军最早获军衔的人。

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其中并无彭真、陈云、叶季壮的名字。文前“出版说明”，也未提及此事。

仅凭一纸任命书，而不佩戴任何能够表示军阶的标志，也为土八路其“土”之一。不知是否也为古今中外军队之一绝。

天气不好，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临时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着陆。

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尾巴翘起，来了个“稻田芭蕾”。

彭真受了脑震荡。伍修权受点轻伤。叶季壮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压住，腿部受重伤。陈云最幸运，舱门被东西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只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列专列把他们送到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也算陆海空立体闯关东。

“教授”

彭真一行到沈阳第二天，中央又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工作。

想想此前此后，这些人在党和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就知道共产党为夺取东北下了怎样的本钱。

罗荣桓是10月24日从临沂动身的。

先是乘汽车，后是躺在担架上，由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抬到龙口。

做为山东党和军队的统帅①①，两个多月来，他的精力和体力每逃诩在超负荷运转。

接到朱德的七号命令后，他立即召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将各军区主力和基干部队编成野战兵团，发动反攻。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将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此期间，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6万主力部队，4万干部，选择便捷途径，迅速挺进东北。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姑，征调船只，后勤供应，部队轻装，思想动员……千头万绪，缺一不可。

他本来是个病人。

记不得腰痛始于何时。或许是在长征途中，或许是从晋西来山东路上。投笔从戎，生死置之度外，还顾得上脑热腰痛？只记得1942年攻打日照县甲子山时，肾病加剧，以致尿血。陈毅邀他去苏北治疗，那里有个奥地利泌尿科大夫罗生特。罹生特慧眼，说肾里有个肿瘤，却拿不出来。一位杰出的医生缺乏医疗设备，就像一位优秀的将军打仗没有兵。陈毅建议去上海治疗，毛泽东不同意。将军身上有伤疤，弄不好就是给日本人送去了。将军对妻子说：再坚持5年，打败日本再去见马克思。

5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又闯上了关东束，登船前，机关人员一律换便衣。

9月15日，中央在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开入东北之部队”，“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换便衣是其中措施之一。

戴墨镜的参谋处长李作鹏（最后职务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身材细长的保卫部长苏静（离休前为总参谋部军务部长），胖乎乎的供给处长何敬之（去世前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长），都扮成商人模样。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觉得对方挺可笑，挺别扭，又想到自己可能比人家还可笑，还别扭。

闯关东大军唯一一位外国人罗生特，怎麽也没找到一套合身西装。没办法，也像李作鹏等人一样，穿长衫，戴礼帽。可那蓝眼睛、大鼻子怎麽换呢？他对着镜子哈哈大笑一阵，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摇摇头。

当年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罗荣桓，化装成一位教授。穿件深色长衫，戴顶礼帽，配上那副实实在在的深度近视镜，更主要的是他原本就具有的学者风度。曾当过红军工兵营长的林月琴，穿上阴丹士林布旗袍，冷眼看去，倒也像个教授夫人。

汽艇在海上颠簸两天，到达辽东半岛东南角的狴子窝。

在海上曾被苏军巡逻舰发现了，说明身份后就放行了。

“林总”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像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屏蔽广告=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看着好像也挺容易），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10月31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连昌、周保中。萧劲光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程子华任副政委，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目的地是山东，去山东军区任司令员。中央决定让罗荣桓回延安治病。结果，两个月后接替罗荣桓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从延安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大行山（写完这一节，梦见休彪乘坐的好像是那架256号三叉戟。写辽沈战役打锦川一章，又梦见林彪好像站在天安门上指挥战斗，手里擎着本小红书。——够荒诞的）。

然后骑马，步行，大部分时间是步行。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央“万万火急”①②电报，命令林彪、箫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定去山东的人，立即转道奔赴东北。

笔者没见到这封电报。估计，这个时间应是9月19日，或是9月19日前后，查到这样两封电报。

军委并请转罗黎：

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华北，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莆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并建议关于山东出征部队的转移，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的配备问题，请罗黎萧迅速决定办理关于津浦战役①③的组织与指挥，应由新四军北进主力兵团负责，最好由陈军长、宋时轮等亲自指挥。

林彪

三十三日

军委并请转罗黎萧：

一）中央皓电及贺电，望你们迅速布置与行动，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关于山东部队与干部，可先后陆续的走，尤其是干部须迅速北去，以便展开广大的地方群众工作及进行扩军，二）津浦路之破坏工作，望切实加以布置，最好即执行，除破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铁轨易补，路基难修，为此须以此种方法，奖励群众的破坏工作，展开群众的破路工作，部队尤应起领导作用，三〕我与萧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我们带有原北方局电台，请富春多带译电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