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内战中的内战

沈阳。北平。葫芦岛。“美龄号”频繁起落，“重庆号”往来驰骋。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想在锦州决一雌雄，住西柏坡的毛泽东，只能用电报做林彪的思想工作。

武装到翅膀的蒋介石，亲自与卫立煌等人面谈，还未开打，国民党自己已经乱套了。

蒋介石的难唱曲

蒋介石先要撤退东北——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后来又要东西对进，决战锦州——这正是林彪所忧虑的。

蒋介石并不白给。

孙子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得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蒋介石丢掉东北，白白断送了一个精锐的战略兵团，正好犯了这五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上下异心，将不用命。

各吹各的调

从1948年2月起，蒋介石或派人与卫立煌商讨，或亲自召见卫立煌，反反复复就是一个主题：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看得明白。

他要连这点也看不出来，後来大概不会把台湾经营成那样子。

打了两年，“攻”打成“守”。而且只能依靠战略城市重点防御，战略上的防线各个孤立。孤悬在黑土地上的一坨，更是岌岌可危。运输困难，大量增援已不可能。不能增兵，只有撤兵，保住一个战略兵团，还能缩短和加强防线。否则，只有白扔在那片让他丢尽脸面的遥远的黑土地上了。

从卫立煌到兵团司令和军长，都不同意一一这倒挺像林彪那个“均”字。

卫立煌说，共军占领了锦沈间的要隘沟帮子，河流解冻，道路翻浆，重武器和部队无法通过，出沈阳会被吃掉。蒋介石说，不撤，补给没法解决。卫立煌说，可以找美国顾问团帮忙。蒋介石说：“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照你的意见暂不撤往锦州。”(31)。

“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32)”

蒋介石如此好说话，是忘掉了2月2日所记《一周反省录》中的这段话吗？

主力撤到锦州，等于放弃东北。这将在剧烈动荡的国民党内部引起什麽反响？又该怎样面对国际视听？当年丢失东三省，国内外人声鼎沸，如今再丢一次，“总统”和“委员长”面子往哪儿搁？

“接收”变成“撤退”，心头不是味儿没说的了。可长痛不如短痛，自己拉下面子总比被人打掉面子好。蒋介石看起来明白，说起来也能“破釜沉舟”，做起来就碍起面子了。

辽沈战役把“撤退”打成“决战”。

是退是战，蒋介石都是认定锦州这扇大门是绝不能被打开的。

9月30日，蒋介石飞到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决定抽调62军、92军（後来只去个21师）和独立95师，海运葫芦岛，由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向锦州攻击。

10月2日，又飞抵沈阳，组织西进。

卫立煌等人仍是一个“均”字。

卫立煌力主守沈阳。他认为，出辽西背辽河、新开河和饶阳河三条大水作战，共军战术一贯是围城打援，太危险。锦州之围应由关内解决，与锦州部队会合後，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出辽西。“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33)“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34)直到西进兵团行将覆灭了，他还坚持这个“真理”，要廖耀湘退守沈阳。

廖耀湘先赞同守沈阳，後来见不出沈阳不行了，就主张出营口。

在沈阳高级军官会议上，蒋介石说：

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已其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住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麽，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35)

敞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之一，能说出这番实在话，只有蒋介石了。

蒋介石在黑土地上的知音，是热点中的热点的范汉杰。

10月2日，蒋介石问范汉杰，是否应将锦州守军撤到锦西。范汉杰“认为如能以锦州守军吸引解放军主力，而从沈阳和关内抽调两个有力兵团，在锦州地区与解放军作一次决战是一个好机会”。(36)结果，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了。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北宁线上时，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已经发起济南战役。蒋介石顾不得东北，专务济南。济南丢了，才奔东北。东北忙活丢了，又去忙活淮海。淮海败了，又奔平津。丢一块放下一块心，最後把自己放逐到台湾去了。

一部50馀万字的《辽沈战役亲历记》，50多位败军之将，都把失败归咎于跑去了那个美丽的宝岛的领袖蒋介石。这很能使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後，那些垂头丧气的德军将领写的那些垂头丧气的文章。

不光辽沈战役，国民党在整个大陆的失败，归咎於蒋介石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具体问题上，不应一概而论。

後备力量已经枯竭，大规模空运补给力所不及，东北已成死棋，卫立煌的“以不变应万变”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退据锦州，和傅作义连成一体，不但能缩短和加强防线，且能把住大门，不使共军进关。

出辽西危险再大，也比坐以侍毙强。共产党先动手了，趁大门还未关闭，东西对进，两面夹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不能说一点希望也没有。“击灭共军主力”是不可能的，可打不赢，能不能打平？打不平，能不能突出去一部分？那个白给了的廖耀湘兵团，果真就是那麽白给的吗？

应该说，从“撤退”到“决战”，都不失为下策中的上策：应该说，卫立煌和廖耀湘若能及早出动，孤注一掷，以死求生，林彪是捞不到那麽大便宜的，还应该说，出辽西、出营口，守沈阳，这台戏怎麽唱也难唱。但是，三点中无论抓住哪一点，同心同德干到底，起码，国民党在黑土地上不会“稀哩哗啦”得那样快。

10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历代据守长城防敌南侵今日国防危机仍在北疆》。11月2日，即辽沈战役结束这一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东北与世界的前途》，把共产党占领东北称为“十七年後的新‘九一八事变’”。

历代据守长城为防外族入侵，“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国民党故意混淆这场战争的性质（蒋介石曾多次鼓吹黑土地上的内战是“民族战争”），用心是再明显不过的。而对这场关东大决战将在全国产生什麽样的连锁反应，更是看得明明白白。

脑子并不是一团浆糊的蒋介石，却把这场命运攸关的决战搞成了一团浆糊。

也算一场军事学术大研讨。

权高势重，却不能推动部下向预定目标前进，这样的领袖算什麽领袖呢？

蒋介石被他一手铸造的官僚机器将死了。

“万岁”与“崩殂”

为了完成“东西对进，决战锦州’这个主题，蒋介石或个别召见，或集体训话，每次都大讲”黄埔精神”、“北伐精神”。

怒涛澎湃，

红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唱过这支歌的人，谁能忘记广州那个叫“黄埔”的小岛呢？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从珠江之滨唱到长江流域，人民箪食壶桨，大军势如破竹。

蒋介石尤其不能忘记黄埔。

据说，蒋介石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前身）学习时，一次上细菌课，一个日本军医官拿著一块泥巳说：这块泥巴能寄生4亿细菌，就像4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一样。19岁的蒋介石愤而向前，把泥巴扭成八块，指著其中一块说：这里有5千万细菌，就像5千万日本人一样。

“八·一三”上海抗战，蒋介石不惜血本，调集占全国军队1/3还强的73个师，而且全是精锐，顽强抗击。他自己不顾敌机轰炸，亲临苏州前线督战。

这里不想评价上海抗战在军事上的得失，也不想论述蒋介石在8年抗战中的功过。比之汪精卫之流，在民族危亡关头，要紧的是一颗男子汉的中国心。

而在像一部乱七八槽打斗片的中原逐鹿中，蒋介石就像个技艺超笔的武林高手。流血的不流血的双管齐下，大小军阀不是被收买，就是被干棹，打遍天下无敌手。抗战中那些听命於他的战区司令，近一半是他当年的对头。中国心固然举足轻重，蒋介石的魅力也不应低估。

动乱年代发迹的领袖，绝少庸碌之辈。有些文章把蒋介石说成是军事上的低能儿，那是把他和後来的毛泽东比较了。当初孙中山倚重於他的，主要就是他的军事才能。但蒋介石的才能，主要还在政治上。他是政坛高手，是阴谋大家，是权术大师。“智谋”与“阴谋”，是经常难以区辨的。正义的事业，有时也要凭借阴谋手段来完成。

红领巾时代，历史老师讲“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讲“蒋介石早年投机革命”。投机也好，革命也好，蒋介石当年确曾革命来着（不然，有些事情就讲不明白）。他赖以起家的那所军校，也确实有一种“黄埔精神”。

一种代表了那个时代潮流，充满朝气与活力的革命精神。一种救国救民、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一种不为官，不为钱，不要命的战斗精神。

其实，蒋介石不用讲那麽远，那个大轰炸期间的重庆就够辉煌的了。那些成千上万入川的人，如果留在沿海吃汉奸饭，日本人和汪精卫给的薪水是蒋介石的两三倍。没有一个盟国支持蒋介石，各个战场上传来的都是沮丧的消息，前途就像雾重庆一样渺茫。可他们宁肯把父母和妻子儿女抛在敌後，也要跟著他们的委员长来重庆吃炸弹。因为蒋委员长在抗战，抗战中的蒋委员长的脉搏，是和全民族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可如今蒋介石再讲起这些，就像个浑身掉渣的老太婆在那儿炫耀：瞧，我当年多麽漂亮！

产生蒋介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黄埔精神”早死了。不然，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吗？

他驾驭革命潮流统一了中国，获得了一切。当他达到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时，立刻就迅速而自然地跌落了。

这是蒋介石的悲剧，也是历史的“规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谁没有头脑？谁没有思想？如此人间才冬暖夏凉，这般世界才日新月异。有人却要把人都变成木偶：“服从要到盲目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一切都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你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著领袖的脑壳去，你可以万无一失。”(37)。

世界上果真有这样的“脑壳”，4亿中国人情愿把脑袋当作吃饭的家什，跟著这样的“脑壳”正步走。可惜没有。没有就要思想，要思想就是罪过，就是“共匪”、“奸党”，就抓，就杀。“莫谈国事”——这就是蒋介石治下的“民国”。

一个人成了超乎一切之上的神时，神和人的悲剧就开始了。

人民苦到了极处，是因为专制到了极处，官僚腐败到了极处。

“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谁有条？谁有法？“国家”、“民族”挂在嘴上，都借革命营私取利，官越大本事越大。剿不光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人民站在一起。抓不尽，也不能抓贪官污吏。若是把贪官污吏都打灭了，蒋介石的天下不就垮塌了吗？

据说大讲“黄埔精神”的蒋介石挺廉洁。这倒不乏一种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可一个把整个国家都视为己有的人，还用得著往腰包裹划拉甚麽吗？

8年抗战，不能忽视蒋介石的中国心，也不应忽略这场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他的战争。中国灭亡了，他给谁当“委员长”？

蒋介石当总统大庆大贺。他当总统与人民何干？谁当总统还不是他说了算？不就是把“蒋委员长万岁”换成“蒋总统万岁”吗？上层龙争虎斗，鱼死网破，“总统”总是会有人当的。中国从来不缺“总统”。谁当都一样。轻诺寡信，人民已经领教得大多了。人民关心的是好好建设国家过日子，不再骨肉相残窝里斗。可这样的总统在哪里呢？

孙中山听到“孙大总统万岁”时，说：“万岁”是封建皇帝的称呼，为了打倒“万岁”流了多少血？我要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

没人考证蒋介石第一次被呼“万岁”，是在何年何月何时何地。这位“万岁”当时是何种心情，也没有人能体味到。人们看到的，是蒋介石去世後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公告，称蒋介石之死为“崩殂”。

一个未黄袍加身的封建帝王。

罗斯福对邱吉雨说：“与你同处在一个年代里真是件快事。”

邱吉雨说罗斯福：“与他进行会晤有如打开第一瓶香槟酒时那麽高兴。”

同为炎黄子孙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

从主义到性格都格格不入的两个强人的碰撞，构成了迄今为止的半部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最让他伤脑筋的，就是比他小6岁的毛泽东。越研究越没辙，气急败坏地对毛泽东发了一道“通缉令”，罪名是“妄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毛泽东也在研究蒋介石，越研究越不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辽沈战役中，他在发往黑土地的一封电报中说：“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甚麽，你们完全不要理他。”(38)蒋介石临终前，一定恨恨地念念不忘毛泽东。毛泽东大概早把蒋介石扔脑後去了。

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中国政府对于列强的每次压迫都作了让步。

这就使他们都寻求和致力於民族的振兴。

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连斯大林都瞧他不起，固然不是滋味儿。而中国合法的领袖蒋介石，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受的窝囊气，甚至比毛泽东还多。就说令共产党忿恨不己的美援，蒋介石稍不顺情遂意，就可能被断流。1948年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後，蒋介石致信杜鲁门：“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於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39)可以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蒋介石，在杜鲁门这位洋大人面前，却连这样一纸空言的面子都捞不到。

有着世界强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经济实力却不如世界强国的一个零头，这是每个当家人都难以容忍的。

可抗战胜利後，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毛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这个“纲”，一直抓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一个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裒，是很难孕育喜剧人物的。

卫立煌这条汉子

——战犯录之七

1948年12月5日，共产党宣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蒋介石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卫立煌名列13。

第三次内战，做为黑土地上的败军统帅，卫立煌基本上只是参加了个辽沈战役。若仅此就决定了这个“13”，那可是重了些。

悍将

蒋介石在黑土地上三易主帅，杜聿明、陈诚和衙立煌。陈诚应该说倾向於政界人物，杜聿明和卫立煌则是地地道道的将军。而杜聿明和卫立煌又有所不同，一为儒将，一为悍将。

从孙中山的卫士，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刚烈骠悍，没有官样，倒像个黑土地上的车老板的卫立煌，一直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既是著名的剿共将领，又是=屏蔽广告=民族英雄。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说他是“常胜将军”。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他为“支那虎将”。

1纵、6纵、7纵的老人，一辈子忘不了四野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当年在鄂豫皖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的老人，永远忘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卫立煌。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63万大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8月，14军军长卫立煌到达黄安（今红安）附近。黄昏时分，红军一个奇袭，击溃10师31旅，直捣军部。卫立煌亲率特务连拚死抵抗。特务连武器精良，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支当时国内少见的英式自动步枪。红军若不见伤亡太大，有些迟疑，再猛攻几分钟，卫立煌就用不著後来被宣布为战犯了。

地跨鄂豫两省的大别山中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当年曾是太平天国、捻军和白朗军的重要据点，现在是鄂豫皖根据地军政中心。蒋介石严厉催促向金家寨进军，各军皆畏思不前。卫立煌精心策划，率领一个师从小路翻山越岭，直扑金家寨。没想到红军主力已经西撤，少量守军也没想到“白狗子”会来得这麽快。

蒋介石正在为各部怯敌避战发脾气，听说卫立煌已经占领金家寨，大喜过望，亲去慰问。除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还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的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份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

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者，除国父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外，只有一个“立煌县”。

一个将军能混到这份儿上，也算顶天够份儿了。

可“中山县”是一个民族对一位伟人的怀念，“立煌县”算甚麽呢？

多少士兵的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卫立煌的83师进驻金家寨後，三个月中，就捕杀900多红军和红军家属。

“立煌县”——一座血腥的黑碑，当为一切以打杀中国人为能事者戒。

现在，为蒋介石立下煌煌战功的卫立煌，要为民族而战了。

南京陆军大学学员可以选学一门外语。陆大特一期唯一带职学习的卫立煌，选学的是日语。有人学日语是为了当奴才，卫立煌学日语是为了打日本。他认为将来中国的敌人，就是一衣带水的日本。

“七七”事变时，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日绝不可软弱退让。7月底，北平危在旦夕，卫立煌请缨北上。

10月，抗战期间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敌我双方伤亡惨重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日军三个师团加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掩护下，猛攻忻口。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军奋勇抵抗。

我军没有高射炮，敌机放肆轰炸，将右翼重点南怀化一线工事夷弓平地，占据灵山制高点。卫立煌立即命令18军31师反击。10年後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李仙洲，率领31师猛攻一天，伤亡惨重。师长李仙洲胸部被打穿。

李仙洲失利，卫立煌集中五个旅，亲自指挥，兵分三路，趁黑夜拚死反攻，双方都怕炮火伤著自己人，只投弹，拚刺刀，甚至徒手肉搏。灵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路兵团总指挥、9军军长郝梦麟，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弥留之际，高呼杀敌。同时牺牲的，还有54师副师长刘家麒，独立五旅旅长郑挺珍。日军也有师团长和旅团长伤亡。

郝梦麟牺牲，卫立煌派61军军长陈长捷继任，平津战役打响前，林彪和罗荣桓写信，劝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陈长捷覆信说：“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40)现在，陈长捷打得更坚决。双方在南怀化南拉锯般厮杀，日军另一师团未增援上来前，始终未获进展。

粗线条的卫立煌有勇有谋，对日军战略战术早有研究。忻口战役初期，他就有过围歼坂垣师团的设想。忻口守军死打硬拚，确曾造成了这样的机会。可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发动攻击时，平汉线上的第一战区司令、“长跑将军”刘峙，一退再退，敞开了娘子关外的大门，日军以钳形攻势绕到卫立煌背後。

“支那虎将”再勇猛强悍，也没有三头六臂。

忻口撤退後，卫立煌黑了，瘦了，生了满身虱子——像林彪後来在黑土地上一样，脱光膀子抓。

1943年10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1944年5月，卫立煌指挥远征军反攻。

5月11日至21日，20集团军强渡怒江成功。此举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发行量很大的美国《时代》周刊敞了专题报导，在封面上刊登卫立煌照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在滇西的群山丛林中作战，对于卫立煌是个陌生的课题，反攻前，卫立煌对每一条攻击路线，都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他发现有条隐密的小路，就询问当地老人。反攻时，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後，日军惊徨失措，吃了很大的亏。

滇西有5万日军，正集中精力对付英美盟军。在密支那的18师团，已被从印度向回打的新1军、新6军牵制，不可能分兵滇西。卫立焊决心以霍揆彰的20集团军为右翼集团，宋希濂的11集团军为左翼集团，集中力量攻击战略要地腾冲，全面转入反攻，蒋介石有些犹豫：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万一失败怎麽办？

卫立煌说：我负全责。

孙立人以他的骁勇善战和弗吉尼亚军校的文凭（应为“武凭”），受到英美的青睐。行武出身的卫立煌，则纯粹以赫赫战功而饮誉中外。

“以不变应万变”

1938年4月，卫立煌去洛阳开会，路过延安参观抗大时，抗大学生高呼：“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和卫立煌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真的打到了鸭绿江边。只是不是打日本，而是重操旧业打内战。

不过，黑土地上可是绝对没有“立煌县”的。

蒋介石是把卫立煌做为一张王牌打到东北来的。

卫立煌的方针是：“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41)”卫立煌刻意经营，准备大干一番。

首先是网罗旧部。他把原14军旧属陈铁和彭杰如找来，分别委为“剿总”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主动上门的，都予安排。对于有旧属关系的现职将领，则另眼相看。他能到东北来的一个原因，就因为这里大都是远征军的人，用着方便，他常说：大家都老朋友，我们共同努力。

蒋介石视浙江人为心腹知音，于是就有人考证自己祖籍不仅是浙江，而且是奉化。阎锡山那方天地更痛快：“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卫立煌则是：“夜间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14集团军特务团清一色是合肥子弟，团长是个本家侄子，不光是一家将帅一家兵，长官部那麽多安徽官员，连保姆都是合肥女人。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做为“嫡系中的杂牌”，卫立煌也是能容人，善于团结不同系统的人。他到东北後，对杜聿明和陈诚的班底，一概留用。对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等原东北军将领，陈诚视之为无物，他则侍之以礼，在这点上，职业军人卫立煌比陈诚更具政治家风度。

然而，卫立煌再有风度，黑土地这方天已是谁也无力再补了。

然後是大力争取美援，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时，常与美军将领打交道，颇得好感。战後作为马歇尔的客人，到美国考察访问几个月，又结交一些军界朋友。4月以後，各种装备源源而来，让林彪多发一笔美国财。

那次卫立煌参观完抗大，又去二十里铺看望平型关战斗中受伤的林彪。卫立煌想给林彪送点礼，没准备，临时凑600元觉得拿不出手，挺遗憾。这回补上了。

接著就是补充兵员，整训部队，构筑和加固防御工事。并亲到锦州、本溪、抚顺视察，大力督促各部抢购粮食。

都是为了一个“守”字。

卫立煌到东北是有条件的。一是蒋介石把党政大权全交给他。二是被陈诚丢掉的10万部队近四个军，要全部补齐。三是蒋介石同意由关内增派部队，充实兵员和补充装备。

从卫立煌的条件和蒋介石的允诺看，他们都想保全东北，蒋介石很快就变卦了。一是新立屯、辽阳、鞍山告急，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解围，卫立煌无动於衷。二是全国战场越来越吃紧，根本不可能向关外大量增兵。而不向关外增兵，保全东北是不可能的。东北不保，华北难保。但东北迟早不保，与其被吃掉，还不如跑掉。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精锐，有五大主力中的两个。就像林彪舍不得丢掉那些重装备一样，他是时刻都惦记看这点金贵家底的。

“以不变应万变”——卫立煌既应共产党的万变，也应蒋介石的万变。

卫立煌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侍时局变化。”(42)时局怎样变化呢？“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43)不知道卫立煌访美时，美国人给他灌了些甚麽洋汤。反正在希望、并把希望寄托在“美苏必战”，并且是“美国必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卫立煌与蒋介石如出一辙。

卫立煌认为沈阳可以长期固守。一是各将领都赞同他的主张。二是工事坚固，有足够的守备力量。三是共军攻坚死伤必大，容易挫伤士气。共军在四平吃过大亏，信心不足。

当年卫立煌看望林彪，某种意义上只是长官对一位负伤部将的礼节性慰问。10年後，当年名义上的部将，成了黑土地上平起平坐的对手。他一定下功夫研究了杜聿明和陈诚的教训。他按兵不动，怕林彪打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客观上，他走的却是一着死棋。

9月24日，蒋介石召卫立煌去南京，迫令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卫立煌与顾祝同争吵，甚至赌咒发誓：“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从前老百姓画押，不是签名，而是画一个”十”字）。”(44)果然不出所料，果真就能证明这种预言的完全正确吗？

克劳塞维茨说：“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等待歼灭性行动。”

开头，彼此都怯手的。但毛泽东很快就促使林彪下定决心，积极果断地动作起来。而“以不变应万变”的卫立煌，“变”起来始终是消极被动的，等于为当年的115师师长创造建功立业的战机。

而在顶撞总统和手执尚方宝剑的总统特使上，卫立煌可比发走电报又要追回来的林彪痛快多了。

卫立煌也真是条汉子。

9月7日15时，“东总”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继社会部关系获悉：

（甲）八月初卫匪在京，开於东北局势有如下检讨及决定：

（一）判断我军将於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对沈则采取围困办法。

（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轻举妄动，须应付我十月攻势。

（三）维持沈阳十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必要时对军队改为轻装，准备做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物资机器计划撤退，不能运走者破坏之。

（四）尽量以长春牵制我之兵力，并已考虑长春最后突围之游击办法。

这个“检讨及决定”，显然带著蒋、卫之间的妥协色彩，但在“判断我军将於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上，是颇具眼力的。

可他们是怎样敞的呢？

卫立煌命令锦州兵站分监部的运输补给随到随运沈阳，储存的少数馀额亦应尽快运沈。范汉杰说锦州必须有一个基数的储存，沈阳主力即将撤至锦州，不必徒劳往返，给了卫立煌一个橡皮钉子。卫立煌认为打通沈锦线应由“剿总”负责，主要兵力汇集中沈阳。范汉杰认为锦州必须增加兵力，以准备必要时打通沈锦线。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范汉杰要撤退义县，卫立煌又是个不准，结果把一个很能打的暂20师断送了。卫立煌和范汉杰都大抓人事，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互相掣肘。

蒋介石则以高超的平衡艺术搞政治搭配，将两人推荐的人选各取二分之一。

范汉杰任27军军长时，属于1战区司令卫立煌指挥的战斗序列。

怛范汉杰是胡宗南的人，常常不理卫立煌那一套。蒋介石是应该知道这种历史渊源的，却把这位陆军副总司令调来锦州给卫立煌当副手。

权术大师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就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倘若下边铁板一块，还怎麽控制呢？

内战中的内战。

卫立煌认为汉杰只听蒋介石的，就努力接近廖耀湘、周福成等实力派人物。5月初，廖耀湘等人奉卫立煌之命进京，本是陈述坚守沈阳的，却变卦了。一是见蒋介石决心撤退沈阳主力，二是决定成立西进兵团，由他当司令，魅力实在不小，卫立煌怕廖耀湘把主力拉走，坚决反对。

蒋卫相左，卫范不睦，卫廖又僵。

在国民党的关东这盘棋上，还有谁能比卫立煌、范汉杰和廖耀湘的精诚合作更重要的呢？

陈诚引咎辞职，蒋介石曾有意将东北和华北统一交傅作义指挥。

傅作义是个明白人，坚不受命，于是找来卫立煌。如今搬弄不动卫立煌，就想起他的爱将杜聿明，又要临阵换将。

全乱套了！

廖耀湘全军覆没，卫立煌坐在“剿总”大楼里，老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为吃粮，15岁就从军的3星上将，在想些甚麽呢？

范汉杰的“天职”

——战犯录之八

卫立煌竭力经营沈阳，范汉杰苦心经营锦州。

蒋介石和陈诚交给范汉杰的任务，是打通沈锦线，维持锦州、锦西地区的生产。

北平，沈阳。南京。博作义。陈诚。卫立煌。蒋介石，职业军人范汉杰四出活动，搞起穿梭外交。请调部队。交涉修复大凌河铁桥的器材，协商派人主持锦州和锦西的工矿生产，这边苦心经营，那边却在拆台：南京决定把锦州炼油厂和锦州化学合成工厂的设备，拆运湾了。

他仍然积极整训部队，构筑工事，一心要把锦州这扇绝不允许被打开的大门经营出个模样。

但他还是泄气了，与卫立煌的明争唁斗，使他寒心。他认为“将帅不和，不能作战”，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谁爱往这个冰天雪地的火坑里跳呢？

8月2日去南京开会，他向蒋介石要求辞职。蒋介石不准，又找顾祝同。顾祝同不准，他就请假去台湾（家属住台湾）。台湾去不成，又去找蒋介石。蒋介石限他第二天回锦州，让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送他回去，回到锦州又去沈阳找卫立煌要摞挑子，并建议以卫立煌的老部下陈铁继任。也是不死心，也是向卫立煌示威。老谋深算的卫立煌，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是老朋友，共同努力。

指挥东进的17兵团司令侯镜如，在回忆录中写道：

卫立煌当时对东北解放军冬季行动判断有错误。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发动对长春攻势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是解放军主力在北满，长春已被包围；国民党军在长春虽然工事好，但粮食、燃料都困难；解放军进攻长春，交通补给条件都好等，他认为确保沈阳、锦州是没有问题的。国民党军主力都其中在南满；从北满到南满交通补给线长，同时，解放军大城市攻坚作战经验不足。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过冬的粮食问题。(45)

这与9月7日“东总”“社会部关系获息”不一致，但不排除这是卫立煌的真实判断。

范汉杰回忆道：

我以前认为解放军不可能从长春越沈阳侧面行动全力南下的。但八月底我回到锦州後，从长春、沈阳、新民、辽中各地先後得到解放军南下的行动情报，并有根多马匹拉的大炮在锦州、锦西间的东面涉渡大凌河，但确实的部队番号、人数终弄不清楚。(46)

他面对的，是共产党最强大的一支部队，是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炮队。

在国民党将领中，对共产党军事机器的强大威力，范汉杰领教得最早，体会得最深刻。

关东大门锦州只守31个小时，是怨不得范汉杰的。

范汉杰没去台湾，倒把妻子弄来一座孤岛。环绕这孤岛的不是迷人的蔚蓝色大海，而是死神的血与人之海。

9月末，锦州已是岌岌可危，他的高级僚属纷纷把家属送走，他还把妻子留在身边。一是借此安抚人心，二是自信锦州可以固守半个月，蒋介石绝不会放弃锦州。那时东西对进，不但锦州可保无虞，也是建立功名的好机会。

结果，西面只闻炮兵不见人，东面连用炮声增援的意思也没有，不过最终还是见面了，在一个最不希望去的地方，以一种最不情愿的身份会见的010月9日，范汉杰见势不妙，决定向锦西撤退。卫立煌好像专门与他作对，部队正要行动，来电命令固守待援。指挥所由铁路局移到银行，也躲不过冰雹般的弹雨。而他的弹药越来越少，10月14日中午，在林彪开始攻城两小时後，重炮炮弹即全部告罄。下午，各部电话时断时续，後来全部断绝。

当了九个半月黑土地“剿总”总司令，结束了卫立煌的军旅生涯。

“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也是九个半月。

卫立煌逃跑坐飞机，范汉杰和妻子用“11”号，范汉杰以军人的天职和不失军人风度的勇气和忠诚，成为黑土地上第一个被俘的正规军中将副总司令。

有人给卫立煌看相，说他的特点是“五小”（五官不大），是“大福大贵”之人。卫立煌不以为然：“我打仗都是用生命拚来的，不是老天爷恩赐的。说我福将，说得轻松，哪知道打仗的不容易啊！”(47)

老天爷给的也好，拚命拚来的也好，比起方面大耳宽额头的范汉杰，以及廖耀湖等人，卫立煌是够福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