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信仰盔甲与光剑

出乎众人意料，路易十二的军队于复活节星期日大胜之后，并未立刻往南追击以拉下教皇，洗劫罗马。反倒是迦斯东·德·富瓦一死，法军军心涣散，待在拉文纳城外的营帐里无所事事。某编年史家写道，“他们付出极大的牺牲才打赢这场仗，心力交瘁，因而看起来倒比较像是被征服者，而非征服者”。[1]与此同时，亨利八世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双双向教皇表示，要继续和法国人作战到底。甚至瑞士部队也可能重返战场。罗马的紧张气氛当下缓和许多。圣马可节那天，惨败后不到两星期，罗马人民为“帕斯奎诺像”穿上了胸铠和盔甲（战神装扮），以示御侮决心。

对教皇而言，在宗教战场上击垮法国人同样是刻不容缓，因为意欲分裂教会的枢机主教们仍决意召开他们的公会议。原集结在比萨的他们，这时已被效忠教皇的好战暴民赶到米兰。四月二十一日，受拉文纳之役的鼓舞，这群高级教士通过决议案，命令尤利乌斯卸下其宗教和世俗的权力。教皇则忙着提出他的回应。他的主教特别会议原定于复活节那天召开，因拉文纳之役而延期，但准备工作（由德格拉西负责）一直未稍减，五月二日终于一切就绪。那天傍晚，在重重戒护下，教皇坐在御轿上，浩浩荡荡一行人出梵蒂冈，抵达五公里外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这座教堂历史悠久，属长方形廊柱大厅式教堂，有“全城、全世界所有教堂之母、之首”的美称。

大教堂旁边的拉特兰宫曾长期作为教皇驻地，一三七七年，格列高利十一世以梵蒂冈靠近台伯河和圣安杰洛堡，更能抵抗恶徒和入侵者的理由，将教廷迁往该地，拉特兰宫自此没落。至尤利乌斯时，这座宫殿已是破败不堪，但比起占地广阔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他认为在这里开公会议更为理想。不过恶徒和入侵者仍是隐忧，周遭地区必须建筑防御工事，并部署精锐部队，尤利乌斯和其众枢主教才敢放心前来。

隔天是圣十字架发现节，拉特兰公会议正式召开，十六位枢机主教和七十位主教与会，人数比路易十二在米兰召开的敌对会议多出许多。招待也无疑更周到。尤利乌斯一心要在宣传战上打赢法国，因此派出他最顶尖的演说家。因吉拉米因声如洪钟（具有曾让伊拉斯谟大为叹服的音乐特质），能将声明内容传送到教堂后面，而获选出任此次公会议的秘书。更用心的安排是指派艾吉迪奥，意大利境内演说功力更胜因吉拉米一筹的唯一一人，进行开场演说。

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艾吉迪奥的演说非常成功。他在圣灵弥撒期间登上讲坛，向众人宣布拉文纳之败是天意，且拉文纳怪物之类的怪胎出世早已预示了这样的结果。他向听众问道：“历史上可有哪个时期，曾如此频繁、如此骇然地出现怪物、凶兆、奇事、上天降灾的迹象？”他说，这一切可怕的征兆表明，上帝不同意罗马教会将作战责任委以外国军队。因此，该是教会挺身打自己的仗，信赖“信仰盔甲”与“光剑”的时候了。[2]

艾吉迪奥讲完时，多位枢机主教感动得频频拿手帕拭泪。教皇很满意会议记录，承诺要授予劳苦功高的德格拉西主教之职。

接下来十四天里，与会者举行了多次会议。他们宣布分裂派公会议的议事记录无效，然后讨论其他事项，比如是否有必要发动十字军东征土耳其。接着，夏季渐进，天气越来越热，教皇决定暂时休会，待十一月再开。尤利乌斯身体状况极佳，公会议至目前为止非常顺利，军事威胁也减轻了一些。瑞士部队十八个月来第三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已抵达维罗那。数个月前他们收受法王贿赂而退兵的事，教皇还牢记心头，因此这次他特别送了礼物（荣誉帽和装饰用剑）。在厚礼之下，瑞士部队似乎终于打定主意要攻打法国人。

在法军随时可能入侵之际，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一样坚守岗位，继续在梵蒂冈绘制湿壁画。到一五一二年头几个月，他的团队已多了数名新助手。拉斐尔转进艾里奥多罗室后不久，十五岁的佛罗伦萨籍学徒朋尼（因在工作室里职责卑微而外号“信差”）就开始工作。[3]还有数名助手也已投入这项工作，包括曾在吉兰达约门下习艺的佛罗伦萨人巴尔迪尼。[4]拉斐尔从不缺助手，想投入他团队之人有很多。据瓦萨里记述，罗马有“许许多多投身画艺的年轻人，在制图上互较短长，互相超越，就为了博得拉斐尔赏识，出人头地”。[5]

米开朗琪罗也是年轻艺术家的攀附对象，但他无意于吸收门徒。晚年他宣称自己从未经营过工作室，[6]自命不凡的语气与鲁多维科对送儿子入吉兰达约门下一事语多保留形成对比。米开朗琪罗会为特定任务物色助手，但只是当他们为花钱请来的帮手，而不像拉斐尔一样予以提携、培养。米开朗琪罗有时虽会拿自己的素描给学徒研究，但大体来讲，没什么提携后进的意愿。诚如孔迪维所写的，他的艺术本事，他只想传授给“贵族……而非平民”。[7]

拉斐尔新湿壁画的主题是一二六三年发生在奥维耶托附近的一件奇迹。当时，一名从波希米亚前往罗马的神父，在距目的地约一百公里的博尔塞纳停下，到圣克里斯蒂娜教堂主持弥撒。圣餐变体论，即面饼和葡萄酒在弥撒中经神父祝圣后变成耶稣身体和血的说法，这位神父向来存有怀疑。但他在圣克里斯蒂娜教堂主持弥撒时，赫然发现经过祝圣的面饼（圣体）上竟出现十字形血迹。他用圣餐布（供放圣餐杯的布）擦掉血迹，圣体上还会再出现十字形血迹，屡试不爽。他对圣餐变体论自此深信不疑，而沾有十字血迹的圣餐布，则被放在奥维耶托大教堂主祭坛上方的银质圣体盒里。[8]

博尔塞纳-马恩省奇迹对尤利乌斯有特别的意义。一五○六年他御驾亲征攻打佩鲁贾和波隆纳时，曾让部队在奥维耶托停下，以在该城大教堂举行弥撒。弥撒完毕，他展示沾有血迹的博尔塞纳-马恩省圣餐布供众人礼拜。一星期后他高唱凯歌，入主佩鲁贾，两个月后再拿下波隆纳时，他不禁回想起奥维耶托之行，觉得那次走访深深左右了后来的局势发展，觉得那是一趟朝圣之旅，而上帝就以让他收服两座叛离城市作为回报。[9]

拉斐尔说不定目睹了教皇胜利进入佩鲁贾的场面，因为一五○六年时他正在替佩鲁贾圣塞维洛教堂的墙壁绘饰小湿壁画《三位一体与诸圣徒》（<i>Trinity and Saints</i>）。此外，教皇深信这一奇迹，在罗马教廷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求拉斐尔作画予以阐明，也颇合时局。在他笔下，约三十名膜拜者在圣克里斯蒂娜教堂内，见证圣体在圣餐布上染出十字形血迹这一撼动人心的时刻。持烛的祭台助手跪在神父后面，几名妇人抱着婴儿，坐在教堂地板上。画面中央，光头但仍蓄须的尤利乌斯跪在祭坛前，非常抢眼（拉斐尔第四次将他画进梵蒂冈的湿壁画）。

画面右下方纳进了五名瑞士士兵（其中一人又是拉斐尔的自画像），再一次凸显了这幅画与时局的关联。有人可能觉得宗教场景里出现这些士兵似乎不太搭调，其实不然。尤利乌斯在一五一○年已创立瑞士侍卫队，作为教皇的御前护卫，并赐予据说由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独特服装（条纹制服、贝雷帽、礼剑）。教皇主持弥撒时他们在旁保护，偶尔还维持现场秩序，制服捣蛋信徒。《博尔塞纳的弥撒》（<i>The Mass of Bolsena</i>）里出现这些身穿制服的人物，还有另一层意涵。拉斐尔为这幅湿壁画初拟的构图里，并没有他们。初拟的素描里有尤利乌斯、神父、敬畏的会众（但姿态不同），没有这些瑞士佣兵。这幅素描大概画于一五一二年头几个月，当时瑞士是否出兵相助仍是未知数。数个月后，被放了两次鸽子的教皇对瑞士士兵的信任和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

五月第三个星期抵达维罗那后，一万八千余名瑞士士兵继续往南推进，于六月二日抵达瓦列吉奥，数天后与威尼斯部队会合。差不多与此同时，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在教皇的施压下，将支援法军攻打拉文纳之役的九千名士兵召回德国，予法国重大打击。路易十二因此一下子少了将近一半的兵力。此外，因为亨利八世部队已经开始登陆法军北部沿岸，西班牙人正翻越比利牛斯山进逼法国，路易十二不可能从法国调兵前来增援。

在多面受敌的情况下，法国人除了退出意大利，几无其他选择。有人兴奋地写道，“路易十二的士兵像太阳露脸后的薄雾消失无踪”。[10]这是战争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逆转之一，情势发展和《马加比书》若合符节，仿佛赫利奥多罗斯遭逐出圣殿的故事在意大利舞台重新上演。从本蒂沃里家族手中再度收回波隆纳，想必叫尤利乌斯特别高兴。“我们赢了，帕里德（德格拉西），我们赢了！”法军撤退的消息传来，他向他的典礼官高兴地叫道。德格拉西答道，“愿主让陛下得享欣喜”。[11]

罗马的庆祝活动比五年前教皇从波隆纳凯旋更为欢腾。威尼斯使节利波马诺写道，“从来没有哪位皇帝或胜仗将军像今日的教皇一样，如此光荣地进入罗马”。[12]他前往圣彼得镣铐教堂感谢主拯救了意大利，然后返回梵蒂冈，途中人民夹道欢呼。多位诗人吟诗颂赞。其中有位与阿里奥斯托交好的诗人维达，甚至开始写叙事诗《朱利亚得》（<i>Juliad</i>），详述教皇的英勇战功。

圣安杰洛堡的城垛上响起阵阵炮声，入夜后烟火照亮夜空，三千人持火把游行街头。教廷分送施舍物给城内各修道院，尤利乌斯龙颜大悦，甚至宣布大赦歹徒和罪犯。

六月底，一群瑞士雇佣兵，当时万众瞩目的英雄，抵达罗马。一个星期后的七月六日，教皇发布诏书，赐予瑞士人“教会自由守护者”的封号，并赠予瑞士每个城镇一面丝质锦旗，以纪念这场胜利。教皇赐予他们的恩典当然不只这些，因为不久之后，拉斐尔就更改了《博尔塞纳的弥撒》的构图，予这些勉强参战的战士以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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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圭恰尔迪尼：《意大利史》，第251～252页。在《疯狂奥兰多》中，阿里奥斯托也描写了法军惨胜后弥漫的绝望气氛：“这场胜仗让我们备感鼓舞，却难有欣喜，因为这次远征的领袖，法军指挥官迦斯东·德·富瓦，横尸眼前，叫我们高兴不起来。许多为守卫自己领地、保护自己盟邦，翻越寒冷阿尔卑斯山而来的著名王公，也命丧这场让他们灭顶的风暴里。”（第十四章第六行）

[2] 引自帕斯托尔《教皇史》，第六卷，第407～408页。

[3] 关于朋尼这时候就加入拉斐尔工作室一事，参见席尔曼《拉斐尔工作室的组织》，第41、49页。

[4] 参见汤姆·亨利（Tom Henry）《塞斯托与巴尔迪尼在梵蒂冈的尤利乌斯二世居所》（“Cesare da Sesto and Baldino Baldini in the Vatican Apartments of Julius II”），《勃林顿杂志》（<i>Burlington Magazine</i>，January 2000），第29～35页。

[5] 瓦萨里：《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列传》，第一卷，第819页。

[6] 关于米开朗琪罗厌恶经营工作室的详情，可参见布尔（George Bull）《米开朗琪罗：传记》（<i>Michelangelo：A Biography</i>，London：Viking，1995），第16页。

[7]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107页。

[8] 这块圣餐布现仍存于奥维耶托。关于博尔塞纳奇迹，另有一派观点认为圣餐布上的血迹是神父祝圣后，圣餐杯中的葡萄酒不小心溢出的结果。他把圣餐布对折，以盖住自己不小心洒出的葡萄酒，但酒渍在打折处散开，而留下圣体的印记。参见帕斯托尔《教皇史》，第六卷，第595页注释。

[9] 关于这个主题，可参见克拉茨科《罗马与文艺复兴》第11页和哈尔特《中伊甸园的愈疮木》第120页。这面圣餐布和安放此布的大教堂，对尤利乌斯大概还有更深一层意涵，因为1477年，他的叔伯西克斯图斯四世为推动对此遗物的崇拜和这座大教堂的兴建，已对教徒施行“特赦”。

[10] 引自帕斯托尔《教皇史》，第六卷，第416页。

[11] 引自帕斯托尔《教皇史》，第六卷，第416页。

[12] 引自帕斯托尔《教皇史》，第六卷，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