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一次平壤之战：幕后的真相

杨绍勋本来是在义州，但他不方便久留，呆了几天就回了辽东境内的九连城。沈喜寿到了九连城，找到杨绍勋，提出希望祖承训继续留在朝鲜，攻略平壤。

没想到杨绍勋根本没给他好脸色，劈头就大骂了朝鲜一通，说我们大明这么讲义气，大老远地为你们动员这么多军队，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下作之事！

沈喜寿被骂得楞住了，杨大人哪来的这么大火？杨绍勋骂累了，拿出一份文书给沈喜寿，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沈喜寿接过文书一看，登时冷汗涔涔。

这份文书是祖承训返回辽东以后呈给杨绍勋的，里面对于平壤城的失败作了解释，主要有五点原因：

第一， 朝鲜人后勤不给力。

第二， 朝鲜人军队不配合。

第三， 在平壤城内，除了铁炮，还有许多朝鲜弓箭手，作为日军内应。

第四， 情报有问题，城内日军有万人以上，而非原来估计的千人不到。

第五， 联军攻城的时候，朝鲜将领和部队公然投靠日本人。

沈喜寿觉得这五点都不靠谱，但他知道此事若不说清楚，恐怕会导致大明与朝鲜关系的全面破裂，再也不用指望援军了。

他拼命向杨绍勋申辩，可惜自己未亲历战场，只能晓之以大义。听到后来杨绍勋总算气消了，说你们也是礼仪之邦，应该不会有帮日本人当内应的事。我有一名亲兵杨得功，就在你们军中，我去问问看详情。

沈喜寿得了这句话，这才略微轻松了点，赶紧表示我回去也禀明国王，彻底调查此事。

在义州的朝鲜君臣听到沈喜寿传回来的消息，顿时坐如针毡。前头日本人没干掉，现在后头大明又起了疑心，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左议政尹斗寿站出来，慨然说道：“这事太大了，必须得说清楚。光是沈喜寿肯定不行，得派个有分量的大臣。我愿意亲自去辽东，跟杨总兵辩解一下。”

左议政尹斗寿这个建议，有他的私人动机。大明援军是东人党中的南人党柳成龙、李德馨一力促成，让南人党在朝中势力大增。现在明军一败，等若是狠狠抽了南人党一耳光。如果此时他能让大明的信任危机转圜，西人党必然分数大增，说不定能重新取回优势。

国王李昖此时已顾不上什么党派争端了，见尹斗寿主动请缨，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于是尹斗寿带了一个副手洪秀彦，加上沈喜寿，三个人再赴辽东。尹斗寿与洪秀彦直接去找杨绍勋，沈喜寿命比较苦，他的任务是去找祖承训对质，不能太得罪这位副总兵，还得让他把报告改过来。

尹斗寿手里还暗埋着一招棋。如果杨绍勋还是坚持相信祖承训的说法，那他们就告去都察院。明代的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是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上访找他们，是最合适不过。

这是一招风险很大的招数，一旦祭出，必然会惹怒祖承训、杨绍勋以及其他一大批辽东军官。大明朝廷对于辽东将领的处罚一向不甚严厉，当年郝杰还在都察院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也曾弹劾过辽东军的类似行为，几经周折，结果差点不了了之——中朝人要弹劾辽东军，尚且如此结局，何况这些外国人。

千万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告不成状反把辽东军给得罪了。这招是压箱底的，万不得已才能用。

杨绍勋此时正在气头上，尹斗寿知道开场白很重要。一上门就气势汹汹地对质，绝对不行，那是拱火，得寻求一个切入点，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对话。

所以他一见到杨绍勋，先恭恭敬敬地问安，然后提起了一个人。

谁呀？史儒。

朝鲜人对祖承训的表现很气愤，对于战死平壤的史儒却十分尊重，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光是因为他英勇奋战，而且因为史儒的部队是辽东军中军纪最好的，入朝的明军都有骚扰地方的记录，惟独他的部队没拿群众一针一线。

尹斗寿和洪秀彦把史儒狠狠地夸了一通，说我们朝鲜对他的牺牲悲痛万分，然后又把这种伟大的牺牲升华到大明对藩国无微不至关怀的高度，哭着说这次史儒的牺牲，不怪别人，只怪我们自己人品太差。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杨绍勋实在没法再黑着脸骂人了，只得顺着尹斗寿的话往上爬，长叹一声说史儒死的有点冤枉，这次打仗打的实在是艰苦，粮秣也不足，老天爷也不给方便，你们的部下也不争气。虽然仍旧是指责，但语气比头一天对沈喜寿和缓了不少。

尹斗寿和洪秀彦一听杨绍勋气有点消了，赶紧趁热打铁，解释说平壤之战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杨绍勋直截了当问道：“你们当初说平壤的日本人总共才一两千，手里的武器也不是几把武士刀，结果我军将士很多都是死在弓箭下，而且敌人至少有一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朝鲜军战力极弱，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弓箭特别出名。在战争初期，朝鲜弓手是唯一能和日军抗衡的兵种，声威远播。辽东也知道，所以当祖承训报告说敌人箭如雨下时，自然要怀疑一下。

对这两个问题，洪秀彦解释说朝鲜军从来没见过倭寇大规模使用弓箭，可能是倭寇强迫我方俘虏所为；至于敌人数量情报不准，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报上来的，我们也就信了。杨绍勋问证据呢？洪秀彦把早就准备好的军情报告递上去，杨绍勋翻了一遍，默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他很快又提出新的质疑，询问关于祖承训所谓“朝鲜军一部投敌”的指控。这其实才是今天的核心议题，如果这件事得不到澄清，明、朝两军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这时候详细的战报还未传回来，朝鲜人手里也没有太多资料。洪秀彦不敢乱说，只能约略辩解了一下，从常理去分析朝鲜人投敌之不可能。

杨绍勋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这件事太敏感，他也不敢擅下结论，便表态说，确实不能轻信祖承训的一面之辞，等在朝军中的大明观察员回来，再详细询问不迟。

尹斗寿和洪秀彦忙活了一晚上，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听到杨总兵这么说，两个人终于踏实了。

洪秀彦赶紧又问另外一个朝鲜人急切想知道的问题：祖承训还回不回朝鲜。

祖承训确实打了败仗，但他代表了大明在半岛上的存在。他在不在朝鲜，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祖承训所部伤亡太过惨重，已经伤了元气，不堪战斗，另外会派遣两支部队前往义州。他还告诉尹斗寿一个好消息，从南边过来的五千抗倭部队已经入关，不日将到；但同时他也提醒朝鲜人，说平安道进军平壤的补给物资十分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明军队不会继续前进。

得了这个准话，尹斗寿和洪秀彦心满意足地回禀国王去了。

第二天，朝鲜人准备了全套的丧具、丧賻等一系列丧葬用品，写上史儒的名字，抬至宽奠堡，极尽哀荣。国王李昖还特意派了礼曹的官员，代表王室吊祭，以个人名义捐了五十两银子。当时在宽奠堡迎接遗体的，有佟大刚的叔叔佟养正、平壤之战的幸存者郭梦征、还有史儒的弟弟史得。

八天之前，朝鲜人也是摆出完全相同的仪仗，把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的遗体送来了这里。

他们这么作，一方面是确实想表达感激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机收买人心，讨好辽东将领，以免让平壤之败影响到大明的出兵决策。

与此同时，大明官方的调查官员也抵达了义州，还是那两位：锦衣卫指挥使黄应阳和徐一贯，都是上一次来调查的老熟人。

熟人说话好办事。这时候朝鲜人自己也差不多查明白了，胸有成竹。等到黄、徐二位一到，还没等问，司谏李幼澄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所谓“投敌”真相来。

他首先回放了祖承训的说辞：

明军攻破七星门入城之际，朝军将领李薲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方。史儒先锋崩溃之后，祖承训迅速撤出了西边的普通门。在这个时候，祖承训看到李薲跟倭寇说了几句话，然后倭寇的部队开始后退。他认为李薲已经投靠了敌人，事不可为，连忙转身撤走。倭寇冲出来追赶他，李薲紧跟上来，杀了数十个敌人，倭寇才徐徐退去。

李幼澄表示，祖承训的说辞里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李薲投了敌人，怎么可能还会象祖承训所说，反身又杀了许多敌人呢？

李幼澄越说越激愤，说我们朝鲜上下与倭寇不共戴天，绝不会跟他们在阵前交谈，更别说投靠了。黄应阳、徐一贯听了，连连点头，大为感慨。黄应阳激动地表示，你们为天朝蒙受兵难，现在还要被加诸如此恶名，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放心你，我一定为你们辩诬！

临走之前，黄应阳还不无得意地对朝鲜人说道：“怎么样？我上次来说什么来着？打倭寇靠这些辽东骑兵不行，还得靠我们浙兵的炮手。”朝鲜人对这一句话的印象更加深刻，对于南兵的到来更加热切。

有了黄应阳、徐一贯的报告，大明朝廷对于平壤之败的态度逐渐转变。朝鲜一看到杨绍勋、黄应阳都接受了解释，胆子变大了，决定再走走都察院的路线，把这件事敲钉转角，办成铁案。

他们派了一名叫韩润辅的译官韩润辅前往辽东，找到了巡按御史李时孶。李时孶把祖承训的报告拿出来，又责问他，还多加了一条罪过，说祖承训撤兵的时候，朝鲜人故意不给马豆，以致所有的马匹都折损了。韩润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祖总兵一天一夜退了三百里，换什么马也撑不住啊。”李时孶给逗笑了，说你说的对。

李时孶综合了各方面的调查意见，把这事报给了前同事郝杰。之所以说是前同事，是因为郝杰恰好在七月六日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权柄大涨。

郝杰是万历布置在辽东的一枚制衡军方的棋子，一直在跟李成梁手底下的辽东军人明争暗斗，有胜有负。现在他被提拔为总督，自然要下手段整整辽东军。

当他接到黄应阳、徐一贯、李时孶等人的报告后，郝杰不禁一声冷笑。辽东军人的纪律性他比谁都清楚，打胜了就肆意掳掠，打败了便互相推诿。祖承训这套逃避责任的说辞，朝鲜人觉得新鲜，他可耳熟得紧。

于是郝杰毫不客气地把平壤之败的责任归到祖承训头上，并报告了北京兵部。兵部给事中许弘刚便就此事上书皇帝，说祖承训贪功取败，有失机之罪。朝廷很快便给出了处理意见，革掉了祖承训的职务，任行巡按御史提问——就是说被祖承训被“双规”了，要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交代问题。后来把他扔到了凤凰城，负责修理盔甲。

板子就打到这里为止，不轻不重。因为祖承训是李成梁的嫡系，也是李如松的嫡系。现在李如松和其他将帅在宁夏，已经包围了宁夏城，哱拜之乱旦夕可破，一份平叛的大功是稳稳到手。这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场小败得罪他。

不过兵部在同时也没忘记提醒其他辽东将领：“勿以小败自阻、亦不必以深入为功”，警告他们不要学祖承训轻举妄动，回归到万历六月那份谕令里的战略原则上来：拖。

有趣的是，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御史一查，发现祖承训居然是郝杰主张派去朝鲜的，这还了得，挽起袖子写起弹劾，要弹郝杰一个失察之罪。可郝杰根本就不怕。因为六月渡江这个决策，从根子上说是万历自己作的决定，他不过是替万历背了黑锅而已。果然，万历对于弹劾一事没作任何解释，特别赦免了郝杰。

于是，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大明的援朝之战，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而祖承训刚愎自用、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

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

未必。

请注意，祖承训同志在报告里对朝鲜一共提出了五点指责：粮秣不足、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弓手犀利，还有最关键的李薲投敌。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

粮秣不足这一条，祖承训的指责好象没道理。尽管朝鲜粮食匮乏，但柳成龙费尽心机，还是为明军搜集到数量可观的粮草。尤其是在祖承训进军途中，柳成龙从忠清道的牙山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运抵定州、安州各处，已暂保无虞。

情报不准这一条，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也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朝廷就算不情愿，也拦不住啊。

朝军不配合，更没错，铁的事实。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失期不至”全跑光了。这是朝鲜军的责任，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没让明军走错路。

李薲投敌这个指控，很荒谬。李薲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退屯到了顺安，继续坚守前线，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平壤会战，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

看起来，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不值一驳。

且慢，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

比如说李薲的人品，就不怎么样。

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本来形势不错，结果李薲看到日军大举袭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才免于处罚。

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奋勇搏杀数十人，然后全身而退。

这么分析，有诛心之嫌。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薲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黄应阳认为李薲是清白的，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足为凭；至于郝杰、李时孶等人，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

只有朝鲜君臣，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语之中，应该会有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息。

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李昖：天将打了败仗，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真不幸啊。

尹斗寿：咱们管粮船的军官，没有及时跟进，参与战斗；带兵的将领，也是裹足不前，也难怪人家生气。

李昖：你说的带兵者，是节度使吗？

尹根寿：平壤之战，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到了城下，已经跑光了四队。

李昖：我靠，看来祖总兵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李薲这臭小子难辞其咎。

尹根寿：不能处罚李薲，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叫金应缄，已被杖责。

李昖：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

尹根寿：他们也不知道。

李昖听到这里，不再细问，君臣二人开始聊别的事情。随后李昖传谕备边司，说要惩罚那四哨半路逃亡的朝鲜军将领，备边司的人却说：“我们也这么觉得，但是怕搅扰了军政，所以就暂停了。李昖听完以后，回答道：你们说有道理，慢慢来吧从此再无下文。

从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

原来在祖承训进兵之时，负责接济明军粮草的朝鲜部队根本不敢靠近，全都躲得远远。祖承训在报告中关于粮草的指责，根本不是抱怨粮秣不足，而是在批评运补部队不能紧跟作战部队——如果运补部队不肯上前，就算粮食再如何丰富，一粒也送不到作战部队嘴里，和断粮岂非毫无区别？

李薲麾下的作战部队，更加不争气，还没开打便已跑了五分之四。如此之高的逃亡率出现在正规军身上，实在令人无语。

说实话，这种作风才象是真正的李薲——那个在临津江上临阵脱逃的李薲。相比之下，那个临危不惧搏杀贼寇数十人的“李薲”，显得太过虚假了。

至此已经很明显了，祖承训所谓“尔国将官，不此之思，管兵管粮管舡诸臣，皆落后不肯上阵，独驱吾兵犯贼”的控诉，并非推诿之辞，而是实打实的怨愤之语，与朝鲜君臣的每一点都能对上。

连李昖都不得不承认，祖承训应该生气，愤怒有理。

还有一点。祖承训之所以急匆匆赶往平壤，是因为得到情报说城内兵少。这条“平壤无兵”的情报，最早来源，根据《寄斋史草》记载，是顺安郡守黄瑗。而《宣祖实录》里记录尹根寿与杨绍勋对质的时候。杨绍勋质问说这条情报的来源，尹根寿的回答是：具体数字是节度使说的。杨绍勋问有无证据，尹根寿拿出了李薲的报告。

李薲当时以节度使的身份驻扎在顺安附近，而黄瑗不过是个地方郡守。象平壤城内兵力多寡这种重大军情，必然是李薲代表军方经手，由他出面提交报告给朝廷。

李薲是个畏敌如虎的懦弱之辈。他提供的平壤城情报，究竟有几分可信，实在堪忧。

事实证明，这份情报错的离谱。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兵力，与祖承训总兵力相当，甚至还要略微高一些。如果祖承训能够早一天得知日军的实际兵力，便不会如此鲁莽地冲进平壤城内。

结果我们看到，祖承训提出的五条败战责任，“弓手犀利”是真实存在的；“粮秣不继”、“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三条，也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全跟李薲息息相关。

而朝鲜君臣这场对话泄露出的信息，还远不止这些。

朝鲜君臣谈到李薲时，显得相当忌讳。尹斗寿劝阻李昖不要对李薲进行惩罚，甚至连那四队逃跑的将领，都没被责难。对这些人的军法处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连朝鲜自己的监兵使都不知道。

这太奇怪了——处罚败战将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恰好就在同一时期，李朝朝廷集中处理了一批无能之辈，如江东守滩江金亿秋、王城滩守将吴应鼎、朴锡命、閫帥李润德等人，皆因为未战先逃、临战惊溃的罪名，或被收监，或被惩处。

李薲的表现和罪名，跟这些人差不多。为何处理他们时痛下杀手，处理李薲却搞得神神秘秘，讳莫如深呢。

更奇怪的是，处理到最后，李薲居然安然无恙，还升了官当了巡边使，继续在前线统兵，其他四名副将也毫发无伤。

败战之后，不降反升，这只有两种可能：若不是上级被蒙蔽，便是身负着什么重大秘密，迫使上级用官位来封嘴。

这是否意味着，平壤城下的真相，李薲需要承担的责任远非“四哨失期不至”这么简单？

从李亿澄提供的祖承训供词里能看出，祖承训在平壤城下看到的，可以分成四段画面：

一，李薲与敌人交谈；二，敌人稍退；三，敌人追击祖承训；四，李薲从后追击，杀敌十数名，敌人退入城中。

这是充满矛盾感的四段情节，朝鲜使臣也是据此来反驳祖承训，称其所言不实。尤其是第一段，李薲坚决否认自己与敌人交谈过，这个是死证，已经无法对质。

但从祖承训的角度去想，如果他是为了推卸责任给李薲，只消把第一个画面“李薲与敌人交谈”的部分写在报告里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又写了后面三段矛盾百出的画面呢？

所以我认为祖承训写下的这四段画面，忠实、客观地描述了当时他的所见，并没因为其中似乎存在矛盾而略作修改，扭曲事实。

祖承训距离李薲很远，他能看到，却听不到李薲跟敌人说些什么。而且当时明军正在溃败，祖承训也无暇上前质问。他只在脑子里记住这个画面，然后在事后反思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武断地认定这是投敌之举。

祖承训缺乏证据，但他的猜测，我认为无限接近于事实。

不要忘记，小西行长很早就知道祖承训要来。这个早，恐怕比祖承训在定州得到情报还要早。他甚至连时间表都定好了——十八、九日明军到平壤。可惜祖承训来了个强行军，十七号就杀到了平壤，大出他的意料，这直接导致日向高被杀。

再联想起那份“平壤无兵”的情报出自李薲之手，一个大胆的猜测是：李薲很早便与小西行长取得了联系，这份情报，说不定是小西行长通过李薲之手传达给明军，试图诱使他们攻击平壤城。

李薲充当向导，一开始就是存了诱敌深入的心思。

这样一来，那四哨朝军向导的失散，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明军已被诱入，不需要再陪着他们送死。

李薲唯一的失算，就是低估了祖承训的进军速度。他没想到祖承训连夜疯狂赶路，十七日清晨就抵达了平壤城，李薲根本没有余裕通知小西行长。结果小西在战事初期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使得松浦家重臣阵亡。

出了这么大的篓子，李薲势必要给主子一个解释。于是，这就有了祖承训在溃退时看到的那一幕。李薲和日军的一名将领相隔对谈片刻，然后日军稍退，准备放李薲回去朝军营中继续充当内应。

可李薲忽然发现，祖承训正在旁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让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自己就完蛋了。

李薲作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他请日军与他演了一场戏。

首先是日军疯狂地追赶祖承训，然后由他李薲斜里杀出，“砍杀”数十名追击祖承训的倭寇。日军演戏完以后退回城里，而李薲则“杀出一条血路”，返回朝鲜军阵营。

这样一来，李薲便是施恩给了祖承训。即便祖承训不领情，他也毫无畏惧，砍杀数十名倭寇的战绩，众目睽睽，谁能说这样的英雄是叛徒呢？

至于那枉死的数十名日军士兵，自然不必真死。只需要将领喊一声见那朝鲜人挥刀你们就倒下，在那种混乱的场合，明军和朝鲜军根本没可能去确认是真死还是装死，所以演技再不好的士兵也一样没问题。敌人举刀，你倒地，会吧？傻子才不会。

祖承训曾经提及“尔国将官殿后，故我军得免死伤”，殿后者即为李薲。试想在如此崩溃的情况下，一个惯会逃跑的将领居然会主动殿后，除了他突然转变性情或者与敌人有勾结以外，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可能。

这个疑点，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朝鲜人有一次吹嘘李薲在平壤之战中“发无不中，贼不敢近”，结果被明眼人反驳道：“以如此之技，何以引贼至此？”一句话就戳破了其中矛盾。

祖承训被大败以后，直接仓皇逃走了。李薲则回到顺安，很快朝廷就派人过来，向他了解祖承训报告的真相。

通过一番调查，朝廷没有发觉李薲是内奸，但他们注意到许多李薲不配合祖承训的地方——比如运补部队不愿靠近、比如情报有误、比如四哨人马无故失散。

朝廷很害怕，因为这些事实如果被证实，那么朝鲜势必要承受大明的怒火，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于是李薲的表现，就在有心人的遮掩下被忽略了。朝鲜使臣们与大明辩白时，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小国，最终成功地让祖承训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逃过一劫的朝廷给李薲升了官，就是为了不让他乱讲话，破坏中朝友谊稳定。

以上是基于有限史料和人类固有的心理模式而作出的推测——但也绝非是纯粹的想象。

因此怀疑李薲是内奸的人不是笔者，而是朝鲜国王李昖本人。

平壤战败之后，李昖曾经跟自己身边的人嘀咕：“听说上个月十七日，日军齐聚平壤，这肯定是知道了我军的动静才作的反应呀。军事计划搞得身边陪侍的人都知道，这不行，得告诉金命元和监兵使，别让手底下的人知道太多。”

说明李昖已经对平壤之战的诸多细节产生了怀疑，只可惜他只是过了过脑子，并没多想。

然后就出事了。

第一次平壤之战失败后半个月，八月一日，朝鲜军队独立组织了一次平壤夺还战。

这一次朝鲜军队的动员规模相当庞大，除了朝廷掌握的正规军外，还从龙冈、三和、江西、甑山等地征集了大批民兵，总数约一万两千余人，还有一支水军在大同江下游配合。

这支大军分成三路，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平壤，平壤城内的日军不敢出来。朝鲜军见到敌人畏缩，士气大振，一口气冲到城西的普通门外，准备一鼓作气夺还平壤。

可谁知在这个时候，大批日军就象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朝鲜军侧翼，而且皆为第一军团主力。朝鲜军碰到这个老对手，恢复了平日的水准，惊溃而走。数万军队，一时惊溃，打了一个超级大败仗。

这次战役日军先示敌以弱，然后再让埋伏在侧翼的大军猛烈冲击。很显然，这种战术表明日军有备而来，早就知道朝军的作战计划，连预先埋伏阵地都选的分毫不差，仿佛朝鲜军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小西行长的眼睛。

太多的分析已没有必要，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这一次战役的主帅是巡察使李元翼，而他的副手，正是巡边使李薲。

更加有趣的是。半年之后，李如松的明军再次进攻平壤。李薲这时仍旧在顺安驻防，负责配合明军。可柳成龙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连都元帅金命元的面子都不给，突然亲自下令把李薲撤换掉，换上了老将李镒。

柳成龙给出的理由，是抚军司多次投诉李薲治军不利，他担心会影响接下来的平壤战役，所以才临阵换将。

这是不是柳成龙的真实理由，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真相又不能声张，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从李薲被撤换掉以后，平壤城里的小西行长突然像是变成一个瞎子，对李如松的行动十分茫然，连连踏中明军的圈套。中朝联军五万人都杀到城下了，他还犹自以为是册封的依仗队——这跟第一次对付祖承训时判若两人。

后来李镒因为平壤之战中纵敌逃跑，被撤了职。李薲借机重新上位，率领三千朝军跟随李如松朝东继续进攻，然后…………突然之间日军又变得料敌如神，把李提督围在了碧蹄馆，导致明军的攻势发生重大转折。

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

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考证平壤城下的真相，并非是要推卸祖承训的责任——他是败战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点毫无异议——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厘清一些流传已久的误解。

毫无疑问，第一次平壤之战是一次败战。其败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主帅祖承训对敌人缺乏了解，选择了错误的战术。而朝鲜军的不配合与情报外流，也是难辞其咎。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第一次平壤之战的失利，是战术层面的。从战略上来看，这场战争并未对整个战局起到多大影响，朝日实际控制区域大体与战前相仿。小西行长在击溃在朝明军主力后，仍旧不敢大举前进，继续把兵力收缩在平壤城附近——这其实正是大明所希望看到的。

当初万历派兵入朝，是执行吓阻任务，一个字“拖”，将敌人的进攻遏制在平安道边境，同时确保朝鲜王室的安全。只要这两个战略目标都达到了，就算完成任务。

吓住他们的不是祖承训，也不是杨绍勋，而是大明雄厚可怕的国力。

祖承训对小西行长的意义，不是一个手下败将，而是代表着一个大国即将开始对日本动手了。

这场战役对大明，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朝廷终于开始正视日本这个对手，意识到这个对手与以往的敌人都不同，甚至与倭寇都有很大区别。无论是近身作战的悍勇，还是新式武器与新式战术，都必须另外寻个法子对付。

很快，大明会带着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到朝鲜。而这一次的大明，将会是前所未有地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