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公元前500年～公元200年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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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文明从发源地爱琴海走出，并变成一种有教养的存在模式时，旧大陆的其他文明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马其顿和罗马的征服对希腊化世界和罗马边界之外的地区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印度。与此同时，第一个真正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在蒙古兴起，它促使草原上大范围的人口迁徙。后果是欧亚大陆文明民族与半文明民族之间发生了比以前更密切、更经常的联系。尽管各大文明中心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保守主义，但是穿越整个欧亚大陆新的频繁联系，的确刺激了交通要道地区各民族的非凡创造性，特别是在宗教方面。

<h3>印度的孔雀帝国</h3>

当亚历山大率领军队侵入印度河流域时（公元前327年），恒河流域大多数地区已经统一在摩羯陀王国之下。通过分化当地的防御和结盟，马其顿人对北印度的入侵也许为摩羯陀国王旃陀罗笈多·马赫亚（约公元前321～前297年在位）奠定了基础。在他孙子阿育王（约公元前274～前236年在位）统治下，印度中部和南部（除了极其南端部分外）也被并入孔雀帝国的版图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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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波斯和希腊化王国榜样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孔雀帝国的雕刻艺术可能是工匠从兴都库什山之外地区引进而来。旃陀罗笈多的宫殿外表与波斯帝国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非常相像。阿育王在帝国境内许多地方矗立的著名石柱，似乎也受到波斯王室在贝希斯敦悬崖上雕刻的铭文的启发。甚至马赫亚的普世帝国观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都归功于波斯和马其顿榜样。

但是年轻时候沉迷于战争和征服的阿育王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把余生献给了精神征服。他派遣佛教僧侣到王国各地以及国外传播佛教。他还修建了几座神龛，以存放佛陀的舍利。佛教似乎将扫除此前的所有宗教，但是官方的资助、香客朝圣、布施和其他虔诚戒律，都不能克服宗教的固有弱点。尽管此举具有创造性，但事实仍然是，佛教只能为和尚尼姑提供全面的生活方式。为了诸如出生、婚礼、葬礼的适当仪式，更别提人类生活中其他较小的危机，过着普通生活的常人仍然被迫求助婆罗门。

阿育王死后，他的帝国立即陷入分裂混战状态。从中亚穿越山口的新一轮入侵者蜂拥而至：希腊人、沙加人（Shakas）、贵霜人和帕提亚人。这些入侵都与草原上的战争和人口迁徙有关，新近统一的中国和内外蒙古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促进了草原地区的战争和人口迁徙。

<h3>中国的统一</h3>

草原各民族普遍的动荡发轫于中国统一。这是秦国统治者的活动。公元前221年，他的军队长期进行抵抗草原民族的边境战争，完成了推翻中国境内对手的任务，他自称是新王朝秦的“第一个皇帝”（始皇帝）。新皇帝利用自己的权势急剧而残酷地重组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国家被划分为郡、县，这种制度延续到现代。他颁布了统一的文字，但是这个措施很快便阻碍并使更早的书籍或多或少变得不可靠了。他完成了长城的修建，以抵御游牧民族，还在中国境内建立了高效率的驿道系统，以便他的军队能够快速地调集到任何遭到威胁的边境或叛乱的郡县。

这个伟大的专制者和征服者残酷无情地践踏传统文化，扫除任何限制他权力的障碍。这意味着与孔子的思想直接发生冲突，因为儒家思想力图使皇帝按照传统礼仪治理国家。因此，秦始皇禁止儒家学说，下令焚毁所有儒家书籍，每种书籍只保留一册，保存在帝国档案室里。这个法令使秦始皇遭到后世儒生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他大规模调集中原地区劳力为国家服徭役，这引起了普遍不满，当这个伟大的征服者于公元前210年去世时，他的继位人不能维持父皇的权力。新的内战爆发了，直到公元前202年方告结束，汉朝建立者取得了对中国的霸权。除了短暂的篡位（公元9～22年）外，直到公元220年，他的后代一直占据着皇位。

历代西汉皇帝都实行与中国社会支配力量——地主阶级联合的政策。这些地主家庭子弟接受儒家模式为主的教育，被招募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之中。这建立了官员与地主之间的普遍和谐关系。他们常常联合起来，压迫农民和社会其他底层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围绕这些问题的知识争论减少，而这种争论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秦始皇被认为是法家，法家强调国家权力高于一切，但汉朝皇帝很快便把儒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他的学派都被压制，更多地通过官方的否定，而不是通过知识界的否定，直到帝制中国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统一的观点为止。

<h3>中亚的政府</h3>

早在中国的稳定局面发挥作用之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就在少数民族中显示出来了。秦始皇不失时机地采取了进攻政策，穿过戈壁沙漠把内蒙古的许多部落驱逐到外蒙古草原各地。这些避难者成为草原蛮族部落联盟的核心，中国称该部落联盟为匈奴，它很快就变成可怕的力量，军队人数甚至可与统一的中国相比。例如，汉高祖在一次打击匈奴的战争中差点儿丧生（公元前200年）。这次屈辱的经历之后，他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向匈奴联盟首领交纳贡物，承认他们恢复对内蒙古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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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匈奴开始扩大对西边草原的控制。他们为此打败并驱赶了各种说伊朗语的民族，迫使他们向西南部撤退，在那里打败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这是一个有趣而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家，兴起于正在衰落的塞琉古王国与孔雀帝国之间的地区，位于远离其他希腊化王国的东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后，连续不断的入侵者穿越喜马拉雅山，征服北印度，在中亚、西亚的绿洲和草原地区建立了一个更稳定的政权。公元前102年，中国军队向西挺进，建立了“天子”对远至阿姆河流域的霸权。不久（具体时间有争议），相当强大的贵霜王国在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王国土地上，即现代阿富汗地区建立了，其版图跨过山脉延伸到现代巴基斯坦。贵霜人是被匈奴从中国西部驱逐出来的伊朗语部落的后裔。再往西，来自草原的另一个伊朗语部落帕提亚人也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从公元前171年持续存在到公元226年。

<h3>战争和贸易的变化</h3>

由于骑兵战术的重大发展，中亚的文明国家才能变得普遍稳定。公元前100年前，帕提亚人发现，通过用苜蓿特别是种植后收割的苜蓿，喂养马匹，他们能够喂养出比以前所知的瘦弱的草原马匹更高大、强壮和漂亮的马匹。这种马匹能够负载更沉重的武器装备。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马匹能够使草原轻骑兵的箭矢失去杀伤力。事实上，一群这样的重装骑兵能够以箭还箭，当草原骑兵箭囊中的箭矢用光了时，重装骑兵就能把他们赶出战场，并在他们的撤退途中发动袭击。但是，瘦小的马匹很少能够承载全副武装的骑兵。结果，文明社会的重装骑兵与草原游牧民族轻骑兵之间陷入僵持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对方的环境中占据优势。高大马匹在荒凉草原上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而在农耕地区，没有武装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与新式重装骑兵相抗衡。

能够供养大型马的农耕地区因此具有了抵御游牧骑兵的可能性——当种植苜蓿所需要的灌溉农田缺少时，它们能够食用干草和谷物。但成本是高昂的，因为马匹和武器装备都很昂贵，更别提还需要有效使用这些装备和训练有素的职业作战人员。另一个困难是，为了让个别战斗人员集中足够的收入，购买和维持这些昂贵的装备，地方的惯例经常被改变。通常这意味着一个村庄甚至几个村庄臣服于一名强大的武士。但是当真正可怕的武士阶层在乡村形成时，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志不能贯彻执行，除非能够取得这个军事阶层的同意。因为君主、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后悔这种转变的原因，农耕社会没有迅速接受这种新式重装骑兵战术，除了经常容易遭受来自草原，即伊朗和中亚骑兵劫掠的地区外。

但是，抵御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屏障使得农耕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在建立有组织的贸易路线方面进行合作，这条贸易路线连接中国和罗马，由专职官员管理，正式警察力量维持秩序，向过境的骆驼商队征收沉重关税。中国丝绸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向西运输到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而返程时运回各种商品——金属、玻璃和大量钱币。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红海贸易的希腊语船长们发现了如何利用印度洋季风从亚丁海峡一直到达印度南部。不久，同样的航线就被开辟到孟加拉湾，把印度东部与马来亚连接起来了。经过卡拉地峡的快捷陆上运输线使航海者与航行于东南亚沿岸的中国船只联系起来。因此，一条海路也终于在基督时代前不久把罗马与中国联系起来了，只有通过马来亚地峡的陆上通道才能打断它们的联系。

数以百计也许数以千计的人依靠这些商路谋生：牵骆驼者、水手、商队保镖、商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普通人。他们很少在文字记录中留下多少踪迹。但是我们也许相信，篝火旁和港口小旅馆中的交谈传播着已知世界亚洲各地集市的信息和谣言，从叙利亚到中国，从印度南部到咸海。

<h3>艺术的发展</h3>

旧大陆四大文明都没有因为中国、印度、中东之间的联系和旅行的增加而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希腊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中东社会上层，与欧洲蛮族文化发生联系，使地中海欧洲各地进入文明社会，并给正在形成的基督教打上独特的烙印。但是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只为希腊—罗马绅士的生活增添了奢华的丝绸服装而已。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例如，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因为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而发生重大的改变。像罗马贵族一样，深受儒家学术熏陶的学者和官员并不受下层商人愚蠢可笑的观念影响。对罗马贵族来说，一种像基督教那样的新宗教迷信不可能动摇对奥林匹亚众神的信仰。虽然我们对印度上层婆罗门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也被认为对码头装卸工、骆驼商队的道听途说和各种故事都不感兴趣，码头和商队是希腊、印度和中东文明交流的沃土。

换句话说，旧大陆已经形成的文明继续按照各自以前的方式发展。在中国，从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到秦始皇最后的征服战争（公元前221年）岁月是特别丰富多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兴起，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发生辩论，但是汉朝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和平局面后，这些竞争的学术流派或者衰落了，或者被吸收进儒家学说。这个吸收过程也把许多被孔子忽视的东西带进了后代儒家的传统学术之中。通常的过程是把所有新观念当作儒家的寓言或颠倒顺序的文字，以儒家经典解读它们，只有学识渊博、富有天分的学者，才能领会这些寓言和颠倒顺序的文字所隐藏的真理，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破解其中的全部奥秘。就像后人对待基督教《圣经》一样，许多新思想就以这种方法被毫不费力地吸收进儒家体系之中。

由于把历史学开始当作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中国学术进一步提高了水平。伟大的先驱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他编纂了多卷本史学著作，记录他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从盘古开天地到他生活的时代。他围绕下列观念编写中国历史：每个王朝都开始于一个秉承“上天”旨意的特别有德性的统治者，接着，最初的德性逐渐消失，直到“上天”失去耐心，从昏庸的末代统治者手中收回“天命”。他按照这种计划，把中国历史的史料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编纂，以至于它成为后世中国历史著作的标准。

我们对印度文学和知识发展情况了解更少。祭祀技巧的联系、宫廷的优雅、在笈多王朝（约公元320年～535年）得到经典表现的禁欲戒律等，都被认为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当所有日期都不能确定时，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在后面有关章节中讨论印度的思想和文学。

伊朗地区的历史仍然令人着急地模糊不清。塞琉古王国被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主人取代（公元前171年），但这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剧烈的文化后果，至少最初是这样。像塞琉古王国的君主一样，帕提亚君主主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化城市征税，因此，他们相应地普遍倾向希腊文化的世界观。但是，在乡村，琐罗亚斯德教幸存下来了，一种更纯洁的伊朗生活方式保留着。随着萨珊王朝或新波斯帝国在公元226年的建立，这在政治上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艺术对新视觉经验的反应远比文学对与其他学术传统交流的反应敏感得多。这是因为在陌生人和局外人能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它的移植才是必要的。相反，对没有想象力的人来说，用文字表达的文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与希腊雕塑的接触，刺激印度艺术家在很短时期里就完善了他们独特的雕刻风格，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已知印度最早的雕塑来自阿育王时期。不到两个世纪，一种丰富多彩的成熟风格就发展起来了，桑奇（Sanchi）大佛塔的精美雕刻就是充分的证明。艺术史家还在争论印度艺术家究竟借鉴了多少希腊雕刻艺术的问题。但是印度雕刻总体上的自然主义特点，自由地利用地中海装饰风格，印度石匠肯定见识过大量希腊雕塑作品（至少低价从亚历山大里亚进口的仿制品）的机会，都揭示了这两种雕刻传统之间的真实联系。

兴都库什山两侧兴起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利用希腊艺术形式塑造佛教的菩萨。佛教僧侣把这种艺术传播到中亚，并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当这种艺术风格向东传播时，希腊习俗被误解了。精神也变质了：最初作为阿波罗形象的自然主义雕刻结果变成了唤起人们向往来世的风格。希腊—佛教艺术只在汉朝灭亡以后（公元220年）才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早期中国艺术，并使它发生重大的变化。正是用这种间接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地观察希腊艺术风格在亚洲的传播，并随着它们的变化而改变其含义和象征意义。

<h3>新的世界性宗教</h3>

然而，艺术风格的传播不是旧大陆彼此孤立的各个文明开始经常发生联系之后最重要的文化后果。相反，在那些不同文化的人相遇、在集市上打趣的地区，漂泊不定的漫游者和灵魂无归宿者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通过一种非常重要、能够始终吸引后世成千上万人的宗教革新，努力使这个严酷的世界变得宽容。

三种宗教被证明是特别能吸引信徒的。第一种在印度南部，第二种在印度西北部，第三种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希腊语地区。当然，基督教是东地中海城市说希腊语人口的伟大宗教创造。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被改革了的印度教兴起于印度南部，而大乘佛教在印度西北部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三个地区都是活跃的长途贸易中心，拥有新兴的大城市，四处漂泊的人聚集在这些大城市里。这三个地区也都是几种不同的旧宗教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场所，这刺激了个别敏感的人按照新的理想、神秘的经历、精细的仪式和逻辑，重新组织宗教信仰。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起源、犹太教与为新宗教提供早期背景的希腊传统的融合。

在印度南部，印度教在公元1世纪取得了更明确的形式，在那个环境里，雅利安人的、达罗毗荼人的、希腊—罗马人的影响相互交织。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因为没有任何先知或传道者故意或有意地改变印度的传统宗教信仰。相反，在整个宗教仪式的创立过程中，与印度各种姓崇拜的许多神祇有关的神话开始围绕两个敌对但又相互补充的神——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统一起来。它们的崇拜者相信，每个神都根据不同人的理解和感受，选择不同的形象显示于人类面前。所以，几乎所有原始宗教或地方特色的崇拜仪式，都能够轻易地附属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仪式之中，因为实际上吸引崇拜者的每个地方神都被神的有效化身实例所显示出来。

但是这种教义把一种新秩序和体系引入了印度教，因为当地方性崇拜仪式被等同于对印度教两个最高神祇之一的崇拜仪式时，崇拜者就能开始分享一个神的更复杂的服务，此前他们只知道该神的某种特殊外观。

新印度教的真正重要特点是：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者相信，这些神祇都是救世主，能够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从现实生活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提升到极乐、完美世界的层次。

轮回仍然是核心教义。天真的人相信，虔诚的行为、为神提供的祭品将保证来生投胎为更高级的种姓。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宣称，在《奥义书》的帮助下，宗教活动的最高目标仍然是在最高境界中毁灭自我，即使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在这个最高境界中也只是一种表象。因此，通过把形而上与庸俗的迷信结合起来，印度教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所需要的某些教义。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力量非常强大，最终在佛教诞生的土地上取代了佛教。

但是，在这种命运突然降临佛教徒之前，佛教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因为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和草原游牧民族在那里相遇并融合。这个宗教的发展可能发生在贵霜帝国盘踞印度西北部边境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君主迦腻色迦在后世佛教传统中以赞助新宗教的一些最重要神学先驱而著称。此外，根本的改进是对神圣但人格化的、被称为“菩萨”的救世主的信仰。一个菩萨就是一个神灵，虽然它达到了涅槃的神圣境界，但是它拒绝了这种特权，以便帮助其他人得救。与此同时，这些救世主居住在通过祈祷和其他乞求就能达到的天外精神世界里，通过一种精神支持来帮助苦苦挣扎的人类。

这些观念的倡导者称他们的教义为“马赫雅纳”（大乘佛教），意思是“大道”或“大车”，因而区别于“希纳雅纳”（小乘佛教），或“小道”。这种发展必然使佛教远离其创立者（可能）宣扬过的超自然悲观主义和自我解脱理想。相反，通过适当的祈祷和仪式上的祭品，崇拜者希望变成菩萨本身（虽然也许只有无数祭品之后），来世过上与基督教许诺没有什么不同的天国生活。

也许基督教、大乘佛教、新印度教之间的相似性应该归因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可能认为，置身于西亚大型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人们常常远离家乡，混迹于陌生人中，因此，欢迎得救的美好前景。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更别提其他影响较小的宗教，如密特拉教、伊西斯崇拜、西布莉女神（Cybele，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与希腊女神Rhea等同）崇拜和其他宗教——赋予各种背景的人以勇气，使他们能够面对绝望和艰难，因为这些宗教信仰都提供了来世的希望，现实的不公正都将在来世被荣耀地、永恒地予以纠正。此外，这些宗教都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区或共同体。像后放逐时代的犹太教一样，只要哪个地方聚集了少数忠实信徒，那么这个地方就会爆发出被救赎的强烈愿望。由于缺少那种极乐，所以宗教共同体的日常祭拜仪式就为苦难和孤独者提供了有效的慰藉。因此，除了犹太教之外，这些宗教都与城市生活相协调，像此前的宗教一样。由于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不公和苦难，所以这些宗教很可能使文明更容易长期幸存。

<h3>疾病与帝国</h3>

旧大陆各地之间联系加强的另一个后果则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商品、宗教思想和技术不是从一个共同体向另一个共同体传播的唯一内容。致病细菌也可以传播，随着联系的增加，原先局限于欧亚大陆和非洲某些地区的传染病开始传播到新地区。在以前没有感染过这种疾病的人口中，致病细菌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死亡率。来自中国和罗马的历史文献都表明，公元1、2世纪，它们都遭到一系列鼠疫的打击。罗马帝国许多地区的确开始出现人口下降，从公元20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人力缺乏变成罗马帝国当局经常面临的难题。因此，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部分地区更紧密联系引起的瘟疫，也许是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是一种荒诞的看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残忍的蛮族攻击和国内社会紧张局面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即使罗马和平和汉帝国行政管理都无可挽回地瓦解后，公元1世纪诞生的三大世界宗教——基督教、大乘佛教和改革后的印度教——仍继续蓬勃发展，在后来的动荡岁月里，它们吸引了大量高级文化生活。古代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三大宗教还更鲜活地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