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后时代

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一直在旁观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以往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儿。

与此同时，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在对日政策上更趋强硬，连一贯低调的汪精卫都喊出了“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的口号。

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内蒙古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把所有精力和着眼点都集中到了华北。

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华北也像绥远那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日本人的“华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内蒙工作”那样无功而返了。

可惜这时的29军高层已经进入了后萧振瀛时代，鸡蛋上不是无缝，而是缝很大，越来越大，这就让人家从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缘于在29军内部，宋、张之争又再次爆发。

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和张自忠所热衷的，都不再是领兵打仗，而是所谓的战而优则仕。

宋哲元公开场合几乎再也不穿军装，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后面得安享富贵做大官。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古语有谓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人，若在战场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却没有一个够格的。

不过两人还有区别。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揽门客。宋哲元的门客，就是政委会里的那帮人，里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还乱关系的汉奸文人。

早在萧振瀛在时，就为此制定了一个原则，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们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显示自己“亲日”的一面，实际上并不重用此辈。

萧振瀛虽走，宋哲元仍是“萧规宋随”，张自忠却是糊里糊涂，常常被人用而不自知。

要说张自忠以前也有过冲动之举，却还不至于如此糊涂，那是因为有萧振瀛在。

张、萧关系原来就很好，要不然当年张自忠也不会听从萧的话，让位于宋哲元了。后来张自忠虽因利益之争，加入过驱萧阵营，但关键时候，后者的话他还听得进去：萧振瀛让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暂不作此想。

可是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后，身边少了这么一个诤友，情形就完全变了。

天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萧振瀛在时，他们被压在下面一动不敢动，萧振瀛不在，这些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便一拥而上，天天在张自忠面前聒噪个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宋的嫡系？

当然是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人家现在是29军代理军长，宋哲元不在，29军的军务皆由姓冯的一手主持。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缺乏合作这一细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绝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新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曾尝试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吴就是吴佩孚。“曹总统”稀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平时诸事不问，所以“曹吴配”当家的实际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义上的华北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才行。

经过暗中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政委会里的“拥宋派”，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政委会里的那帮家伙，与其说他们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萧振瀛在时曾使用过的那个策略：挟日自重。

宋哲元谁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吗，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变成一只猫，在我们面前乖乖就范。

张自忠没有想到，他这是在玩火！

当初萧振瀛也是在29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不得已使用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萧振瀛那样的纵横高手，到最后几乎注定要引火烧身。

萧振瀛离开华北后，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一直想在29军内部继续做文章。

现在张自忠的门客主动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把张自忠给顺势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诱饵，说要邀请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两难择其中，便让张自忠访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真实的内幕并非如此，张自忠其实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说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日本人使的一个离间之计，为的就是打压宋哲元，抬高张自忠。

聪明的，无论如何不能上他这个当。

可是张自忠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除了离间，里面还隐藏着其他大大小小各种阴谋。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宴请张自忠，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外界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自重”的打算，可仅凭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经说过，29军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并非一两个首脑人物所能随意变更。

显然，即使张自忠本人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中，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