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是什么？

［在开启本章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我的观点。我不希望我的思想被局限在我本来无意划定的范围之内。

一般来说，当我谈论（一个国家能够从）民主政府（获得）的好处时，我谈论的不仅是民主在美国为政府自身带来的好处，而且包括来自民主的所有类型的政府。

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永远真诚地表达绝大多数的意志，那么不管这个政府采用的是何种形式，它都是民主的。[2]

因此，民主既能统治统一的国家又能统治联邦，既可存在于君主国又可存在于共和国。

我承认，在我看来，在所有的政府中，最接近于民主的是共和政府。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转向民主，共和政体对其而言是这种社会状态可能产生的结果，但我不认为这是必然结果。

如果多数公民都被扼杀了他们天生具有的平等本能，而偏爱命令和政府稳定性，同意将行政权的象征赋予一个家族或者一个人，后者尽管领导他们但也依赖他们，这也是在情理之中。那么，所有公民和一人政府［行政］的统治可以同时存在。我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皇室的威严，但这是大势所趋，即便国王不想让位于他们，国王也力不从心。］[3]

在进入本章的正文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请读者回想一下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观点。在我看来，美国的政治结构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用的政府形式之一，但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民主国家应当采用的唯一的或最好的结构。

因此在阐明美国人从民主政府中获得什么好处前，我不会声称或者认为这样的好处只能在同种法律的帮助之下获取。

美国民主统治下的法律总趋势，以及应用这些法律的人的本能

民主的弊端很快就会凸显出来。——民主的优点只有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美国的民主往往比较粗陋，但它的法律总趋势是有利的。——在民主制度下，公职人员没有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永久性利益。

民主政府的弊端和弱点是容易察觉的，它们被一些明显的事实所证实，但民主政府的有益影响以不易察觉的形式，甚至可以说以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主政府的缺点在乍看之下就是醒目的，但它的优点只有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

美国民主的法律通常是有缺陷或者不完整的，它们有时违反既得利益或者认可侵权的危险行为。即便法律都是善法，它们的改变频率也是一大弊端。这一切都是一眼就能看到的。

那么，为何美国的共和制度持续存在且繁荣发展呢？

在法律中，应当仔细区分法律寻求的目的和法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方法，仔细区分法律的绝对善和相对善。[4]

我假设立法者的目的在于顾及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他制定的措施是投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够实现他所设想的目的的措施。法律将被制定得很完善，但它的目的是不好的。它的危险性会随着效力的增大而增大。

民主的法律在总体上倾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其源自所有公民中的多数；多数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

相反，贵族的法律倾向于将财富和权力聚集于少数人手中，因为贵族在本质上就是少数。

因此，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民主的立法目的相较于贵族的立法目的而言，更有利于人类。

但是，民主立法的好处止于此。

与民主相比，贵族制度更精于立法科学。拥有自我控制能力的贵族制度不会屈服于一时的冲动；它有长远的计划，并知道如何利用有利的时机将其实现。贵族制度能够巧妙地开展工作，它知道如何将所有法律的共同力量在同一时间汇聚于同一点。

民主制度不能如此，它的法律总是欠缺或不合时宜的。

［在世人眼中，制定得较差或者制定得不合时宜的法律令民主精神蒙羞。］[5]

因此，民主的措施比贵族的措施更不完善。尽管民主的本意不是如此，但它常常违背自己，但它的目的对人民更有利。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它的本质或者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容忍恶法的暂态效应，而且直到这种法律的总趋势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社会仍未走向毁灭[6]；你就会意识到，尽管民主政府有很多缺点，但它仍然是最能够使社会走向繁荣的政府。

这正是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我要重复已在别处说过的话；美国人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允许犯错，而且能够将错误纠正过来。

我将谈论某些类似于公职人员的甄选的事情。

不难发现的是，美国民主往往在选择受托执政的人选上犯错误；但要解释为什么国家在这些人的管理之下仍保持繁荣就不是易事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尽管那些统治者缺乏忠诚度和能力，但被治理者却更明智、更细心。

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时常关注自己的事业并留意自己的权利，从而防止他们的代表脱离根据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某种总路线。

还可以注意到的是，如果民主的行政官员相较于其他官员而言不善于行使权力，那么一般而言，他拥有权力的时间较短。[7]

但是，还有比前者更具普遍性、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毫无疑问，德才兼备的统治者对于国家的富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统治者不具有违背被统治的多数所拥有的利益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几乎不发挥作用，而才能则具有毁灭性。

我说过，统治者不具有违背或不同于被统治的多数的利益是很重要的，但我并未说过统治者拥有与全体被统治者相似的利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尚未注意到哪里拥有这样的利益。

迄今为止，我尚未找到对社会各阶层都一视同仁，并促进它们的发展和繁荣的政体。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阶级就像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而且经验已经证明，将所有阶级的命运交到一个阶级手中，就像让一个民族去主宰另一个民族的命运那样，是非常危险的。当只由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是岌岌可危；当穷人制定法律时，富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民主的优势是什么？民主的真正优势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有利于所有阶级的繁荣，而是只为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服务。

在美国，那些负责指导公共事务的人通常在能力和道德方面都次于贵族国家的掌权者，但他们的利益与多数[8]同胞公民的利益相融和一致。因此，他们可能常常不忠于职守和犯下重大错误，但他们绝不会有组织地遵循某种反对多数的趋势，而且他们绝不会使政府走向专断而危险的方向。

而且，在民主制度之下，一名行政官员的糟糕管理只是一个孤立的事实，其只能在该名行政官员的短暂任期中产生影响。腐败和无能不是使人们长久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

一个腐败或者无能的行政官员不会因为另一个官员同他一样无能和腐败而互相勾结；而且这些人永远不可能共同致力于使腐败和无能在他们的后代中繁衍。恰恰相反，一个行政官员的野心和阴谋将使他揭露另一名行政官员的罪行。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恶行通常是全然的个人行为。

但是，在贵族国家的政府中，公务人员拥有一种阶级利益；这种阶级利益有时与多数的利益相同，但在通常情况下与多数的利益截然不同。这种利益在这些公务人员之间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纽带；它促使他们团结起来，结合他们的力量奔向一个并非总是象征绝大多数的幸福的目标。它不仅使统治者相互勾结，它也使很大一部分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因为有很多没有担任公职的公民也是贵族的一部分。

因此，贵族国家的行政官员既得到社会的不断支持，又得到政府的不断支持。

在贵族政体中，这个共同目的是使行政官员的利益与他们的一部分同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进而与他们子孙的利益一致，甚至可以说服从于子孙的利益。他们既为现在效力，又为未来效力。因此，贵族的行政官员同时被自己的激情和被统治者的激情，而且我几乎可以说被他们的后代的激情推向同一个目标。

如果他听天由命，我们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因此，在贵族政体下，我们通常看到即便是那些没有被阶级精神所腐化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之间使社会渐渐符合他们的习惯，并为将这个社会传给他们的后代而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是否过去的哪个国家存在像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自由的政体，那样不间断地为国家政府提供既杰出又进步的人才的政体。

然而，不难发现的是，英国的立法常为了富人的福利而牺牲穷人的福利[9]，而且绝大多数权力成为少数几个人的特权。因此，在今天的英国，极端富裕与极端贫穷同时存在，那里呈现出的悲惨境遇与国家的权势和荣耀几乎相当。[10]

在美国，公务人员没有需要坚持的阶级利益，尽管统治者通常缺乏技巧并且有时甚至是可鄙之徒，但是政府的总体和持续进程仍是有利的。

因此，在民主制度的核心，有一种使人们不顾他们的缺点或错误而走向普遍繁荣的隐秘趋势，但在贵族制度中，存在一种使官员不顾他们的才能和德行而去给同胞制造苦难的潜在本能。这样一来，在贵族政府中，公务人员能够犯下无心之错，而在民主政府中，他们能够创造无心之善。[11]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谁能够理解人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我们发现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福祉和更加繁荣，当我们审视它们的政府的细节，我们会发现某些可以更正的事物。

有些国家承受的苦难多于其他国家，而它们的公共事务似乎得到了明智地管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繁荣是错误和愚昧带来的回报，苦难是技巧和明智的产物吗？/

在我看来，人类这种对自己的准则的无意识服从似乎是我们的本质中存在的最大的不幸之一。

谁能说出在狭窄的范围内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何事？人类首先服从于他没有意识到的主要原因；其次服从于他无法预见的次要原因，比如他的同伴的反复无常；最后，他将自己限制在束缚之中，并永远将自己与毫无价值的工作捆绑在一起。］[12]

美国的公共精神[13]

本能的爱国心。——理智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们具有的不同特点。——为什么当前者消失时所有国家要倾尽全力培养后者。——美国人为了培养理智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付出的努力。——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

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一种将人类的心灵同他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假思索的、无私的和难以定义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对古老传统的喜爱、对祖先的尊重和对过去拥有的回忆；对拥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珍爱他们的国家就像爱护他们的私人住宅。他们热爱在那里所享有的安宁；他们喜欢自己在那里形成的温和习惯；他们依恋它所带来的回忆，甚至觉得在那里生活于服从之中是愉悦的。通常，这种爱国心会因宗教热情而加剧，然后你发现它创造了奇迹。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需要理由就能够信任、感知、行动。有些民族以某种方式将国家人格化，发现君主就是国家的化身。因此，他们将构成爱国主义精神的部分情感转化为忠于君主的情感；他们以君主获得的胜利为荣，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在旧君主政体之下，法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因此而感到喜悦，对自己依附于国王的恣意妄为而不觉得难受，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统治之下。”[14]

就像所有不假思索的激情那样，这种爱国心虽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干劲，但不能激起持久的干劲。在将国家从危机之中拯救出来之后，它常常任由它在和平之中消亡。［≠这种爱国心存在于社会的摇篮之中，它在民族诞生的初期发挥主导作用。≠］

当民族的习俗仍然很简单且民族的信仰仍然很坚定的时候，当社会依赖于事物的旧秩序，而这种旧秩序的合法性尚未遭受质疑，你会发现这种本能的爱国心盛行。[15]

另有一种爱国心比这种爱国心更理智；它也许不那么慷慨激昂，但它更加持久更有成效；这种爱国心来自启蒙；它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它随着权力的行使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它最终与个人利益相互融合。一个人认识到国家的福利对他的个人福利产生影响；他知道法律要求他促成这种福利的形成；他之所以关心国家的繁荣，首先因为这是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其次因为这是他应当完成的工作。

但有时在人民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时期——当古老的习惯发生改变，道德观念遭到破坏，宗教信仰产生动摇，昔日的荣耀突然消失，但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且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或受到限制，这时，人们看到的国家只是一束微弱而模糊的光线；他们不再扎根于国土，因为国土在他们的眼中已经成为一片毫无生机的荒地，或者说他们不再继承祖先的传统，因为他们将这些传统视为负担；他们不再拥有宗教信仰，因为他们开始质疑宗教；他们不再相信法律或立法者，因为他们不再制定法律，因为他们害怕和鄙视立法者。因此，他们觉得国家一无是处，不再认同它的所有特质，他们陷入一种狭窄而封闭的自我主义之中。这些人虽然逃离偏见，但不承认帝国的理性；他们既没有君主国的本能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没有共和国的理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止步于两者之间，陷入混乱和苦恼之中。

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会怎样呢？退后。但就像人不能恢复孩童时期的纯真那样，民族不能恢复青春的情操；这或许令人感到遗憾，但民族无法恢复青春，人类无法回到童年。因此，必须继续前进，尽快在人民面前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因为无私的爱国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6]

我定不会声称为了获得这种结果，我们就必须立即将政治权利的行使赋予所有人；但我要说，让所有人都参与政府的管理是使人人都关心国家命运的最有力的手段，或许可以说是我们能够采用的唯一手段。今天，公民精神对我来说似乎是与政治权利的行使不可分离的；而且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欧洲公民的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是与这些权利的范围成比例的。

因此，在不久之前被移民占据的美国，移民既未带来习惯也未带来回忆；他们在这里都是初次见面，以前互不相识；简而言之，这里几乎不存在本能的爱国心；那么每个人如何像管理自己的事业那样参与城镇、地方和整个国家的事业呢？因为每个人在他的范畴内积极参与社会的管理。

在美国，一般人都知道普遍繁荣对他自身的幸福产生影响，这个如此简单的想法却很少为人们所知。此外，美国人习惯于将这种繁荣看作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他将公共财富视为自己的财富，并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效力，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责任感或自豪感，而且出于我几乎敢于称为贪婪的心理。

［他既作为一个公民又作为一个所有者来对待他的权利，他对国家拥有的兴趣就像是他对自己的屋舍或者是对自己劳作的土地所拥有的兴趣。］

为了了解上述说法的真实性，没有必要研究美国的制度和历史；美国的风俗习惯已经能让你很好地理解这一说法。参与国家开创的一切事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应当捍卫被你批评的一切；因为你攻击的不仅是他们的国家，而且还有他们本人。因此，你发现他们在维护国家荣誉感的时候诉诸所有诡计和求助于来自个人虚荣心的花招。

［国家对于一个美国人而言就像是土地对于一名园林爱好者。你难道不赞美这块岩石？有什么比这条小溪的流水更优雅吗？这些树木难道不是种植得很好吗？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寄希望于满足他。毕竟你赞美的是好的事物，而他赞美的是自己的成果。］

在人生阅历之中，没有什么比美国人的这种急躁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令人讨厌的了。外国人都乐于赞扬美国的许多事情，但当他想让美国人允许他抱怨某事时，美国人绝对会拒绝。

因此，美国虽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为了避免伤害任何人，外国人既不能自由地谈论个人，也不能自由地谈论国家；既不能自由地谈论统治者，又不能自由地谈论被统治者；既不能自由地谈论公共事业，又不能自由地谈论私人事业。事实上，你会发现，在那里也许除了气候和土地之外，你不能够自由地谈论任何事；而且，你甚至会发现即便是在谈论气候和土地的时候，某些美国人也会随时为其辩护，就像他们参与了气候和土地的形成似的。[17]

现在，有必要知道如何下定你的决心，敢于在所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少数人的政府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你不能将前者带来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积极性与后者有时提供的社会安宁的保障同时结合在一起。

美国的权利观念

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没有权利观念。——使一个民族产生权利观念的方法是什么。——在美国，人们尊重权利。——什么产生了这种尊重。

除了一般的道德观念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观念可以与权利观念媲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种观念是相互融合的。权利观念无非是将道德观念应用到政治世界之中。

凭借权利观念，人们能够定义什么是放纵与暴政。在权利观念的启发下，每个人能够使自己独立而不傲慢，服从而不卑躬屈膝。服从于暴力的人只会放弃自我和自贬身价；但是当他服从于同伴的被他承认的指挥权时，他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得自己好像高于指挥他的人。没有缺乏德行的伟人，没有不尊重权利的伟大民族；因为仅凭暴力怎么能够将具备理性和良知的人聚集在一起呢？[18]

我曾猜想在今天用什么方法能够向人们灌输权利观念并让这种观念被他们的认知所接受；而我只发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让所有人都和平地行使某些权利。你显然知道人们的力量和经验都是从孩童时期逐渐积累而来的。当一个小孩开始在外界物质之中移动时，他的本能使他抓住他伸手可及的所有东西；他没有财产归属的观念，甚至没有财产的观念；但是，随着他逐渐明白事物的价值，随着他发现别人也会从他手中抢去他的物品，他会变得更慎重，并最终通过尊重他人而希望赢得他人的尊重。

儿童希望获得玩具的心理后来发展成为大人希望获得财物的心理。为什么在美国这个极端民主的国家中，没有人像回响于欧洲的抱怨那样针对财产而发出叹息呢？这个理由还有必要说明吗？美国没有无产者。每个人都有需要维护的个人财产，所以人人在原则上都承认财产权。

在政治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美国，一般人都很看重政治权利，因为人人都拥有政治权利；他不攻击别人的权利，因此没有人侵犯他的权利。而在欧洲，拥有政治权利的人甚至不顾国家主权，而美国人却能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最底层的行政官员的权力。

这个真理甚至也体现在人民日常生活的最微小的细节上。在法国，只有少数享乐是专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而设的；富人能够到达之处，穷人几乎都被接纳。因此，你发现人们举止得体，对他们参与的一切享乐表示尊重。在英国。就像垄断权力那样，富人拥有享乐的特权；当穷人怨声载道，他们便偷偷潜入专供富人享乐的场所，并乐于造成无谓的损害。为何因此而感到惊讶呢？他们已经采取谨慎措施，故知道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

就像财产的分配使所有人都拥有财产权利的观念那样，民主政府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每一个公民。在我看来，这是民主政府最大的优点之一。

我并不是说教会所有人使用政治权利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是说，当这件事有可能办到时，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我补充一点，如果说有哪个时代可以完成这样的事业，那就是我们的时代。

难道你没有看见宗教变得软弱，神的权利观念逐渐消失？难道你没有发现道德观念变得腐败，而道德的权利观念也在随之消逝？

难道你没有看见，在所有方面，信仰让步于诡辩，情感让步于诡计？如果在这场大混乱中，你没将权利观念与扎根于人心深处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那又有什么方法让你敢于治理社会呢？[19]

因此，当你对我说法律软弱而被统治者骚动，人心激动而道德无用，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考虑增加民主权利，我会这样回答：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我才认为必须增加民主权利；事实上，我认为政府应当比社会更关心民主权利的扩大，因为即便政府毁灭，社会也不会消亡。[20]但是我不想滥用美国提供的范例。

在美国，当公民处于因为人数不多和道德观念质朴而不善使用政治权利的困难时期时，就已经被赋予了政治权利。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美国人没有增加民主的权利，而是扩大了民主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优势。］

毫无疑问，当政治权利被赋予一个从未享有这种权利的民族时，就是爆发危机的时刻。这种危机是必不可少的，但往往也是非常危险的。当儿童不知道生命的价值时，他可能造成死亡；就像在他不知道自己的财物会被他人夺走之前，他会拿走他人的物品。

当普通人被赋予政治权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这种权力所持的态度与儿童对自然所持的态度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霍布斯的］著名短语“强壮的年轻人”应用到他们身上。[21]

这个真理也同样存在于美国。公民享有政治权利时间最长的那些州，往往是公民们最了解如何充分行使政治权利的那些州。

下述说法也不过分。没有什么才干比保持自由的技巧更富有成效；但是，没有什么比学习运用自由更困难。专制则并非如此。专制往往将自身表现为遭受苦难之人的救济者，表现为合法权利的支持者、被压迫之人的维护者，以及秩序的创建者。人们也许会被它暂时制造出来的繁荣所蒙蔽，但当他们幡然醒悟，他们会感到痛苦。相反，自由往往诞生于风暴之中，它形成于社会混乱的痛苦之中，只有当它已经成熟的时候，人们才能够认识到它的好处。

美国对法律的尊重[22]

美国人尊重法律。——美国人对法律的爱就像是对父亲的爱。——每个人从法律力量的提升之中看到了个人利益。

不管是直接号召还是间接号召全体人民制定法律，并非总是可行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当这样做是可行的，法律会因此获得巨大的权威。这种群众基础，虽然往往有损于立法的仁慈和明智，但极大地增强了立法的力量。[23]

在全体人民的意志表达中，有一种惊人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完全爆发出来，甚至那些本想与之对抗的人也会被彻底征服。

这种情况的真实性为各个党派所熟知。

因此，你会发现无论在何处，各个党派都在争取多数。当已经投票的人没有形成多数时，各党派便到弃权投票的人当中寻找多数；当这些人仍不足以形成多数时，各党派便到无权投票的人中寻找多数。

在美国，除了奴隶、仆人和靠城镇救济的穷人之外，人人都享有选举权，并以此对立法产生间接作用。因此，那些想要攻击法律的人，就必须采取以下两种显著手段：他们必须改变全国的舆论，或是将人民的意志踩在脚下。

除了这个理由之外，还有更直接、更有力的理由，那就是在美国，每个人都发现他的个人利益与其对法律的服从相关，因为今天不属于多数的人可能将在明天加入这个行列，而现在公开宣称服从于立法者意志的人可能将在不久之后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因此，不论一项法律多么令人烦恼，美国人都能够毫无困难地服从它，这不仅因为这项法律是绝大多数的作品，而且因为它是居民自身的作品；居民将这项立法视为一份契约，并将自己视为立法的参与者。

因此，在美国，你不会发现一个将法律视为天生的敌人且对法律感到害怕和怀疑、人数众多且总是吵闹的群体。相反，你不可能无法发觉所有阶级对统治国家的立法显示出极大的信任，其对法律的爱就像是对父亲的爱那样。

我所说的所有阶级应当是错误的。在美国，欧洲的权力阶梯被倒置，以至于富人与欧洲的穷人处于相似的地位；富人往往是不信任法律的人。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民主政府的真正优势不像人们有时声称的那样保障所有人的利益，而是仅仅保护绝大多数的利益。在美国，统治者是穷人，富人总是害怕穷人会滥用权力并用这种权力对付他。

富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可能产生一种无声的不满；但社会不会因其而产生剧烈动荡；因为不让富人信任立法者的理由同样不允许他们违背立法者的命令。他们不能立法，因为他们是富人；而因为他们的财富，他们不敢违反法律规定。一般而言，在文明国家中，只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才会造反。因此，即便民主的法律并非总是值得尊重的，但它们几乎总是赢得尊重；而那些通常违反法律的人还不得不遵守他们制定的法律和对他们有利的法律，而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公民也要在人格和地位的引导下服从于立法者的任何意志。此外，在美国，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仅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而且因为当法律偶尔对他们造成伤害时，他们能够对其进行修改；他们首先将法律看作加于他们身上的灾祸予以接受，随后又把法律看作可以随时进行解除的灾祸予以对待。

美国的所有党派在政治团体中的活动以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阐述存在于美国的政治活动比阐述存在于美国的自由或平等更困难。——立法机构不断推动的大型活动仅仅是这个遍及全国的活动的插曲或延伸。——很难发现美国人只是忙于自己的事务。——政治鼓动蔓延至民间社会。——美国人的工业活动部分来源于这种原因。——社会从民主政府处获得的间接好处。

当你从一个自由国家来到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你会因极大的差异而感到震惊：在前一个国家中，一切都充满活力且不断运动；在后一个国家中，一切似乎都是平静而不变的。在前一个国家中，唯一的问题是改革和进步；而在后一个国家中，你可以说社会已经获得了一切美好的事物，人们只想停下来享受这些事物。然而，不断努力创造幸福的国家通常比满足于自身命运的国家更富有、更繁荣。在将两者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很难理解为什么前者每天都觉得需要创新，而后者似乎不大需要创新。[24]

如果这种说法适用于仍然保持君主政体和仍由贵族阶级统治的自由国家，那么它更适合于民主共和国。在民主共和国，不再是一部分人着手改善社会状态，而是全体人民负责这件令人关心的事。这不是仅涉及为一个阶级提供必需品和便利的问题，而是同时向所有阶级提供必需品和便利的问题。[25]

设想美国人享有广泛的自由并非不可能。你也能够对美国人的极端平等拥有大致的概念，但你不能理解美国存在的政治活动，除非你亲眼目睹。

当你踏上美国的国土，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喧哗之中；混乱的吵闹声从四面八方升起；无数的声音在同一时间进入你的耳朵；每一种声音都表达了不同的社会需求。在你四周，人人都在活动；在这里，邻近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是否应当建造一座教堂；在那里，某些人忙于选择一名代表；再远一点，一个地区的代表们尽可能快地赶赴城镇，以了解某些地方的改革事项；在另一个地方，一群放弃了田地的乡村农夫前来讨论关于修建道路或学校的计划。有些公民聚集在一起只是为了声明［本能的同情威胁国家安全］他们不支持政府的施政方向；另一些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宣告某一官员为本地之父。在这里，还有人将酗酒视为国家的主要祸根，他们聚集在一起庄严宣誓为禁酒做表率。[26]

不断鼓动美国立法机构的大型政治活动是唯一可供外界观察的活动，它仅是开始于人民的最低阶层，最后逐渐扩及所有公民阶级遍及全国的运动的一个插曲和一种延续。你必须更加努力，才能获得这种幸福。

很难说明政治关注在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什么地位。参与并谈论社会管理是美国人的生活中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美国人所知道的唯一乐趣。从这里，甚至可以看出美国人的最细微的生活细节；女人也通常参加公开集会，通过倾听政治辩论来缓解家务的烦恼。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妇女们来说，辩论俱乐部已经取代了剧场娱乐。一个美国人虽然不知道如何交谈，但是却会辩论；他不善于演讲，但他却能够滔滔不绝。他跟你谈话就像是在大会上发言一样；当他讲到兴奋之处，他还会对他的对话者说上一句“先生们”。

在某些国家中，居民们只用一种厌恶的态度来对待法律授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对他们来说，处理关于公共利益的事务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喜欢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利己主义之中，并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并挖上沟渠。

相反，如果让美国人忙于自己的私事，他们的生存意义就会被剥夺一半；他们将在生活中感到极大的空虚，而且他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郁结。[27]

我深信如果专制终有一天在美国建立，它在压制自由所形成的习惯时将比压制人们对自由本身的喜爱时遇到更多困难。

民主政府中不断重现的鼓动被引入政界，随后扩及整个民间社会。从各方面考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民主政府的最大优点，我之所以赞美民主政府，不是因为它已经完成的一切，而是因为它将来可能完成的一切。

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往往不擅长管理公共事务；但是，不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不使人民的思维摆脱陈规旧套，他们就不能参与公共事务。应要求参与社会管理的普通人都对自己具有一定的认识。那么，由于他手握权力，就能够使非常有知识的人为他服务。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人们纷纷与他交谈，当人们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欺骗他，他们也教导了他。在政治上，他参与的事业虽非他的本行，但却使他对这一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喜好。每天都有人向他提出关于公共财产的新的改进方案，他察觉到自己产生了增加个人财产的愿望。也许他不比他的祖先更有德行、更幸福，但是他比他的祖先更文明、更活跃。我毫不怀疑，民主体制与国家的物质条件相结合，虽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存在于美国的大型工业运动的直接原因，但也是间接原因。这种工业活动并不是由法律产生的，而是人民通过制定法律而创办的。[28]

当民主的敌人声称一个人去做他所承担的工作比由多人管理的政府去做它所承担的工作更好，在我看来，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假如两者的实力相当，那么一人政府比多人政府更具一致性；一人政府表现得更坚定不移，拥有更统一的概念，更注重细节，在人员选择方面拥有更正确的识别能力。［因此，假如两者的实力相当，那么一个共和国的管理可能不及一个君主国。］那些否认这些事实的人不是从未亲眼目睹民主共和国，就是仅凭借少数例证做出判断。即使当地方环境和人民性情允许民主的存在，民主政府也不能马上提供具有行政规律和政府秩序的方案；这是真实的。民主自由不像开明的专制那样能够完善每个事业的各个方面；它往往在获得成果之前就半途而废，或者拿事业冒险；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创办的事业比专制更多；它没有将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它做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在民主的统治下，最伟大的事业不是由公共行政完成的，而是由公共行政之外的个人自行完成的。民主没有赋予人们最有能力的政府，但它能够提供最有能力的政府往往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在社会中传递[29]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活力，一种充沛的力量，一种离开它就不能存在的能量，只要环境对它有利，它就能够带来奇迹。这就是民主具有的真正好处。

在19世纪，当基督教世界的命运似乎仍然悬而未决，有些人在民主仍在成长的时候，就像攻击强大的敌人那样急于抨击民主；而另一些人则已经把民主当作无中生有的新神而加以崇拜；但两者对自己仇恨或者膜拜的对象都仅有不完整的认识；他们在黑暗中相互攻击，只是偶尔击中对方。

你期望社会和社会的政府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弄清这个问题。

你想使人文精神达到一定高度，让它以宽宏大量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吗？你想使人们对物质财富产生一种厌恶感吗？你想养成或保持坚定的信念并准备做出巨大牺牲吗？

你想改善风俗习惯、提升行为举止和使艺术大放异彩吗？你向往诗歌、名利和荣耀吗？

你是否要求一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民族采取强力行动呢？你是否打算尝试开创伟大的事业，而且不管努力的结果如何，也要使其名留青史呢？

如果在你眼中，这些就是人们在社会中必须追寻的目标，那么你就别选择民主政府，因为它显然不会指引你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如果你认为将人类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活动用于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并利用它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如果你认为理性比天赋对人们更有利；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创造英雄式美德，而是创造温良的习惯；如果你宁愿看到恶习也不愿看到犯罪，而且只要没有令人发指的罪行，你宁愿少见到一些伟大的行为；如果对你来说，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中就已足够，而不必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中活动；最后，如果在你的眼中，政府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尽可能使整个国家拥有最大的力量和最高的荣耀，而是给社会中的每个公民提供最多的福利和免受最大的痛苦；那么，你得使条件均衡化并建立民主政府。[30]

如果你已经错过做出选择的时机，而且一种优于人们的权力已经不顾你的期许将你推进这两种政府之一，那你至少应当吸取这个政府能够提供的所有好处；你应当同时了解这个政府的善的本能和恶的倾向，努力抑制后者的影响并促进前者的影响。[31]

<h4>注释</h4> <hr/>

[1]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我之所以批评本章是因为它是在损害其他政府的情况下赞许民主政府。在我看来，美国还太过年轻，它的社会是新兴的，你甚至可以说它仍然很不完善，因此你最好不要尝试使用对这个政府绝对有利的论点。不可否认的是，在本章中，你的思想似乎是以赞许美国为基础的；但是，如果有人根据人类的惯常倾向，尤其是法国人的惯常倾向，认为你是从位于美洲的美国回来的，那将是不幸的；因为法国人非常钦佩去远方探索的人，但会抨击在本国进行研究的人。因此我认为较少展示民主政府的正面观点、较多使用怀疑式结构、更严厉地探讨这个政府的缺点和错误之处也许会更好，这将更充分地体现你的公正性；最后，删除所有显得有些稚嫩的和缺乏真实情感的句式。

[2]在正文一侧：“修正这个小章节的所有内容。根据路易斯的观点，我的目标不够明确。他不清楚这个未经修饰的句子是否支持专制制度。”

[3]这个片段也出现在YTC，CVh，第三册，第38至39页。空白处写有下述评论：“在我看来，这部分序言是否具有实用性是令人质疑的，因为引导我撰写这部分内容的思想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比如我将要探讨的是赞许民主的内容，我担心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想赞扬美国共和制度，鉴于这种担心，我想在大体上扩展我所探讨的内容，从美国延伸至民主。但我不知道读者们是否理解我的本意。”

[4]在立法中，有三点必须被仔细辨明：1. 法律的总趋势；2. 法律的完善（一旦它的大致方向被给定）；3. 执行法律的方式。一项完美的法令应当是拥有最有利的趋势、通过最巧妙和最有效的条款实现法律目标、由最优秀的代理人执行的法律。但这种完美几乎从未出现过。

就后两点而言，民主的法律无疑是有缺陷的。但我倾向于相信民主的法律在第一点上更为优秀，按照这种方式，我阐述了它们的一般规律，而这种规律似乎在整体上是与理性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比如以英国为例。

[5]民主。

不完善的法律。法律的继承，一个极大的弊端。

官员的无能或者潜在缺点，但不存在与大多数相悖的利益。

制定得较差的法律或者按照错误的目标制定［诠释］的法律，令民主精神蒙羞。

贵族。

法律违背多数的利益的趋势。

官员具备能力和忠诚度，但其具备与大多数相悖的利益，而且他们不需要获取多数的同意或者知识就能够行动。

每个成果带来的学识较少，但所有成果能够带来更大的成效。

如果说民主能够引导立法精神，那么贵族能够制定法律。

这将人们在知情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原则的后果联系在一起，毕竟接受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侮辱是我们的本性之一。

[6]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如果一个社会只能制定恶法，这些法律的效应会引发不良倾向，那么一切都将走向堕落。

这个主题是非常抽象的，作者需要进行再次审查和思考。我认为争议来自这个事实，亚历克西似乎假设美国的大部分法律都是恶法，我认为事实恰好相反。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假设，作者提出的体系就站不住脚。

[7]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在我看来，这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共和国中，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越明显，官员的任期就越容易被缩短。因此，在古希腊雅典，执政官的任期被减至十年，随后被减至一年。在古罗马，执政官的权力只能持续一年，其比任期为五年的护民官的危险性更小；尽管独裁政权是万能的，但它只有在超越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期限之后，才会对自由造成威胁。

在这里，就像在其余各处那样，埃尔韦将孟德斯鸠的观点作为论点（参阅《论法的精神》第二卷第三章）。

[8]在手稿中：“绝大多数。”

[9]有两名英国读者立即对这个句子做出回应。在1835年2月17日的一封信中，拿索·西尼尔写道：

我不认为在英国存在为了富人的福利而牺牲穷人的福利的情况。根据我的调查显示的数据，英国劳工的薪酬比任何国家的劳工都高。他之所以没有地产，是因为对他来说另一种工作比农耕更有利可图；比如，根据相同的理由，为一个棉花工厂工作相较于为自身制作袜子而言更有利可图。这是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是大文化背景中的一个实例。（《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谈话》）

托克维尔回复道：

在我看来，似乎你所理解的穷人的福利相较于我的理解而言更局限；你将其译为财富——一个通常让人联想到金钱的词语。我想用它表达的是一切有助于提升幸福感的事物：个人考虑因素、政治权利、不受约束的正义、理智性的欣赏，以及满足感的其他间接来源。直到我拥有相反的证据，我就相信英国的富人几乎逐渐垄断社会赋予人类的所有好处。在你自己设定的狭义范畴之内考虑一个问题，并且承认一个穷人在另一个人的土地上工作比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获得更多报酬，难道你不认为富人所拥有的政治、道德和理性方面的优势是绰绰有余的，尤其是对你所指出的损失的永久性补偿？

他对巴兹尔·霍尔做出的回复略有不同。霍尔是英国海军的官员，也是标题为《1827年和1828年的北美之旅》的关于美国的争议性作品的作者。

你指责我在作品中提出英国为了富人的福利而牺牲穷人的福利。我承认用如此少的措辞来描述这种思想，并且不加阐述地将其抛给读者，容易倾向于呈现出比我的本意更绝对的含义，而我的意图通常是在我能够对我的作品做出修改的时候就对其进行修改。我主要想表达的是在英国这个国家中，财富是许多事情的必要准备，没有它将一事无成。此外，英国的穷人与其他国家的穷人相比和很多事业拥有更密切的关联。这仍需大量解释才能被正确理解。我不得不推迟这些解释，直到我有幸再次遇见你。鲍吉别墅，1836年6月19日。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许可。

[10]在手稿中：“因此，今天的英国呈现出的悲惨与国家的权势和荣耀几乎相当……”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英国一词显得过于绝对，容易引发争议。我认为有必要将其改为：英国的下层阶级呈现出的……”

[11]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完全是一本天书。

因此，在民主制度的核心有一种不顾人们的缺点和错误而将他们带向好的一面［走向普遍繁荣］的隐秘趋势；而在贵族制度中存在一种有时被揭露的不顾人们的才能和品德而给他们的绝大多数同胞带来苦难的潜在本能。

如果民主制度中不存在人类的隐藏的独立力量，那么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某些民主政体中存在的和平与繁荣。

[12]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章中，卢梭坚称如果人类在出生时是自由的，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将处处受到束缚。这种说法在那个时候是合乎惯例的。

[13]在正文一侧：“（帕尼尔先生［？（编辑注）］将在）划线处（留下空白）。”（这句话可能涉及手稿的复制件。他手中的各个片段都出现于手稿中）

[14]埃尔韦·德·托克维尔：“这个段落是引人入胜的，但发现一词用得不大好。”

[15]“如果上帝赋予我任意改变社会的力量，如果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现一个民族处于这种状态，我承认，在我尝试使他们脱离这种状态之前，我会犹豫很长一段时间。”

[16]我在欧洲发现无数群众将自己完全排除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之外。我最初以为当这些人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束缚］时会变得愤怒，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为此感到欣喜。

就我而言，专制最应当受到指责的不是它的严苛。如果专制仅使人们痛苦而没有使他们堕落，那么我可以原谅它。在服从于专制的人们的灵魂深处，专制创造了一种追寻安宁的盲目激情、一种倾向于服从的堕落喜好、一种不可思议的自卑感，最终使他们对自己的利益和自我利益的敌人显得漠不关心。

随后，他们错误地说服自己，并按照这种方式失去了文明人的一切特权，他们逃脱了自己的所有负担和所有义务。因此，他们在社会中拥有的自由和价值就像是身处于主人的住宅之中的仆人［仆役］所拥有的自由和价值那样；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吃别人留给他们的面包，而不关心自己的收获。

当一个人达到这种状态，如果你想，我可以将他称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居民、一个忠诚的定居者、一个顾家的好人。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要你不逼我将他称为公民。

我定不会声称政治权利的行使能够被立即授予所有人。但我所说的公民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行使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一个国家中，公民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总是与这些权利的范围成比例，如果在某个地方，政治权利的行使被授予所有人，那么公民精神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在1840年，当托克维尔作为代表在议会中忙于研究选举问题时，他在一个注解中详细解释道：“关于选举改革，这是我的见解。选举模式：我绝对拒不接受所有降低选举资质或者同等物质的选举模式。——我不想要更极端的选举法，但我可以接受更重视道德的选举法——一种更难以滋生腐败的选举制度。”该注解转载于皮埃尔·罗兰·马塞尔所著的《亚历克斯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文章》。

[17]在托克维尔前往美国旅行期间，早在他写给他的家人的第一封信中，就已经提到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看来，这些人似乎拥有令人讨厌的国家自豪感；其贯穿于他们的所有行为之中。”（于1831年4月26日写给他的母亲的信；这个句子没有出现在博蒙修订的那个版本的托克维尔的作品之中）就博蒙而言，他在他的小说中写道：“美国的作家想促使读者们赞美所有属于美国人的事情，甚至包括美国的严酷气候，包括他们必定无法改变的一切。因此，华盛顿·欧文，置他的所有聪明才智于不顾，认为自己有义务称赞北美的夏天的炎热和冬天的温和。”（《玛丽》）

[18]世界上存在两种对权力的尊重，不得将其混淆：一种是无思想的尊重，其产生于习惯，且在无知状态下会变得更加强大。任何长期以来保持强大而坚定的事物都受人尊重，而命令权通常由命令的事实进行判断。这种对权力的尊重仅确保强者的存在，却不能确保弱者的存在。它统治的地方拥有安宁，却没有自由，繁荣和独立亦无迹可寻。

只要没有人争夺他的权利，那么以这种对权力的本能尊重为基础的权威是绝对的；当它受到质疑时，它几乎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还有另一种对权力的尊重。这种尊重是互补的，它既确保了国民的特权，又确保了君主的特权。这种对权力的尊重基于理性和经验。一旦它统治社会，就很难摧毁它。

［在空白处：前者是一种情感而非观念，后者是基于一种观念而非一种情感。前者是本能的，而后者是理性的。］

但存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失去了尊重未知事物的习惯，却仍未学会了解他们应当尊重的事物。在那时，这些人就像是在颤动的病床上苦苦挣扎的病患，在深入骨髓的病痛的折磨下辗转难眠，有些民族甚至在从习惯到理智的过渡期间走向灭亡。

［在空白处：与使这种对权力的本能尊重再次出现相比，使河水倒流可能更加容易。］

我曾猜想用什么办法……

[19]这是因为我发现政府的权利引起质疑，因而我认为有必要赶紧将权利赋予被统治者。

这是因为我发现民主会获得胜利，因而我想要规范民主。

［在空白处：如果道德本身足够强大，那么我就不会将它所依赖的有用的东西看的如此重要。

如果公正的观念足够强大，那么我就不会谈论这么多对其有利的观念。］

你对我说，由于道德已经松懈，而新的权利对今天的激情而言仍是新事物；由于政府仍然非常软弱，而新的权利会将用以对抗他们的新武器授予他们的敌人；由于民主在政府中已经过于强大，而不能将其引入政府之中。

我会这样回答，正是因为我发现道德的软弱，所以我想将其置于利益的保护之下；正是因为我发现政府的无能，所以我想让被统治者习惯于重视政府；正是因为［文本破损。——编者注］。

[20]在正文一侧：“≠我想说的不是政治权利必须被授予今天的普遍公民；我想说的是你必须始终注意权利的无限延伸朝着这个方向。≠”

[21]托克维尔引用了《论公民》（参阅霍华德·沃伦德的评述版），但上述引文与卢梭所著的《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参阅《合集》）更相似。卢梭在该书中引用了同样的片段，并指责霍布斯不知道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同时产生和道德价值观不是前一个社会的产物。托克维尔在本章的同一部分内容中指出如果社会与政府的唯一纽带是武力，那么社会恐怕无法生存下去；关于这一点，他的观点更接近卢梭而非霍布斯。观念的这种相似性无法隐藏权利概念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几乎不存在于卢梭的理论之中。

[22]手稿中的标题：在美国，人们对法律具有的见解。

[23]在空白处：“≠有两种类型的道德力量：

“一种是因为法律遵守正义和真理。

“另一种是因为法律符合绝大多数的意志。/

“法律从两个方面获取道德力量。

“一方面是真理；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的认可。≠”

[24]在空白处：“<≠通常［有时］更令人惊讶的是发现有的人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不愿做任何改变命运的事情，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后者无法理解前者身处如此多的不幸之中仍那么幸福，而前者无法理解后者为了获得幸福而自找麻烦。≠>”

[25]在空白处：“≠如果你迫使一名欧洲人为了追求幸福而付出如此多的努力，他会觉得很不快乐。

“很难相信在人们为了变得更快乐而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之后，他们会感到快乐。

“这就是当富裕的商人被迫放弃他的生意时，他会因无趣而死的故事。≠”

[26]禁酒协会（b.）是由保证戒掉烈酒的人组成的团体。当我在美国考察时，禁酒协会总共包括270 000多名会员；只有在宾夕法尼亚州，他们的影响不大，该州每年的烈酒消费总量为500 000加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