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巴黎夜色

“上帝死了！”

“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

“人生来是自由的！”

1908年9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后，曾纪泽还是决定中国保持中立！在巴黎漂泊的哲学家诗人们疯狂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于是，巴黎数百万的人，很多要求做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用放荡不羁的身体和污言秽语奇思异想去轰炸虚伪的明。

因为针对在波尔多的法国政府的抵抗，德皇威廉二世公开在报纸上说：“法国一切都应该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中，必须把男女老幼都杀死，一栋房子、一棵树都不能留下，这是唯一能使退化了的法兰西民族感到畏惧的恐怖手段。运用这种手段，战争不到两个月就会结束，假如我们德国以人道主义为怀，战争会延续好几年。”

德皇的怂恿，加上不时还受到法国激进分子的枪击，而且德国亟需后勤物资补充，德军渐渐抛弃了人道主义，不仅在村庄烧杀抢劫，巴黎被德军占领后，战争使市民的生命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轻视和践踏，巴黎那些放荡性感的女人，奢靡的物质，又把人们的精神领域侵蚀为一片废墟，迷惘的人们，特别是年青人，开始怀疑和思索，重新确定生命的意义，用身体和物质来证实个体的存在。

在灯红酒绿的巴黎，在这个充斥着艺术，天才，诱惑，冒险，灵感和罪恶的地方，每一个条街道和酒馆，回旋着酒和性的交响曲，高级妓女就超过了十万，红灯区到处都是。在这里，每一个才华横溢或穷困潦倒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在高高的埃菲尔铁塔周围找到和突现了自己。任何一个肮脏的乞丐，一个才华盖世的艺术家，也因为在巴黎得以彻彻底底地摆脱一切传统的和现代的明束缚，得以彻彻底底地还原为自然人。原始人，除了理直气壮地满足个人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别的都无关紧要。年轻的亨利，就是其中的一位。

亨利当年十九岁，来自法国东部紧挨瑞士的省城贝桑松，那里是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大作家维克多.马里.雨果的家乡。雨果在1885年死于肺炎，他死后法国举国志哀，超过两百万人参加了他的从凯旋门到先贤祠葬礼游行，他被安葬在聚集法国名人纪念碑的“先贤祠”。亨利从小就梦想做一个像雨果那样的作家，亨利的一个同学使他迷上了。亨利了法朗士、雨果、爱默生、布拉瓦茨卡娅、柏格森、梅特林克、普鲁斯特、尼采等人的作品。有时还到自己的邻居的家庭藏室去。

身无分的他，来到巴黎寻找艺术的灵感，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也没有逃离。因为他没钱，也不想走。他发现。自己甚至眷恋这个傲慢肮脏的大都市。他用最夸张强烈敏感的动作色彩，做梦呓样的青春叛逆独白。他蓄满大胡子，经常在红灯区，像花花公子那样喝得烂醉，满不在乎地把一只手伸到妓女白裙下边去说：“明？明是他妈的酒精，战争发动机，疯人院。自杀，破坏，饥荒……”他经常把自己的诗集，抛给那些窑子里的低级妓女，挑衅道：“瞧瞧吧，这不是一本诗集。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狠狠踹上一脚！”

德军占领巴黎之后，亨利结交了两名巴黎妓女。一个叫杰曼丝，三十六岁，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婊子，无知淫荡，全心全意投身于她的工作，甚至喜欢，在战争之前就干这行当，无论她为自己闯荡出的世界多么卑微狭小，她在深陷其中，如鱼得水，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本身是一件叫人精神振奋的事。

还有一个叫玛丽格格，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她的哥哥和父母都在战争死亡了，亲人们也逃离了巴黎。她和亨利上床干那事时扭扭捏捏，她做这个，只是为了活下去。这让亨利感到很生气，他觉得一个妓女根本无权象贵妇那样坐在那等人去找她！”

这两个人，亨利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一个。玛丽格格有点头脑，有羞耻心，所以她站在明的底线上脆弱哀伤，徒劳无益地和自己过不去，可是就算她为良心憔悴郁闷而死也仍是妓女，不可能是别的；相反，杰曼丝无知，没有一丝一毫道德概念，她只要在床上真真实实的快乐。她常说，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对于人类的痛苦，上帝无济于事，明的道德观念，只会使痛苦更加重一层。

年轻的亨利也不知道，人到底该怎样活？亨利有时觉得自己下流，是个无赖狂人，有时又觉得自己比那些拄着明棍的绅士们更高尚，他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剖露人生的悲剧实质，张扬泼刺的生命力。

亨利认识杰曼丝，是在一间破餐厅里，端坐桌旁的女士转过头来，她的目光冷漠地扫视过亨利年轻俊俏的脸，很快移向别处。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亨利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毋庸置疑，他认为杰曼丝是一个怪异的、无条理的、充满不可言喻的魅力的女人！

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女人！如果没有她，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作家。这个波兰籍犹太移民的女儿，语言尖刻、耽于幻想，居然神奇地猜测出他的才能，并理解他的心灵。

杰曼丝的工作，是舞女，并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兼职，只要有男人出足够的钱，她是可以陪着过夜的。那天亨利用眼角偷偷打量杰曼丝的上班装束：涂脂抹粉的面孔、鲜红的双唇、裸露的双腿；式样精美、颜色花哨的帽子、不穿内衣的裙子，她截住他贪婪的目光。

他们当晚就在亨利租住的地下室里发生了关系。事后，杰曼丝不容反驳地对亨利说，“以后，我的工作是挣钱，你的工作是写作。”

此后一个星期，每天晚上，亨利坐在打字机前，佯装创作激情烧。然后，两人享受着欢快的床上运动。比亨利年长十七岁的杰曼丝，嗓音柔和、鼻音浓重，说话有催眠般的魔力。十九岁的亨利自己也不明白。那一天怎么突然和杰曼丝对上了眼。不得不说明，当年龄比自己几乎大一倍的女人的情人，很合亨利的口味，但他也为这种关系感到羞愧，却又无力与杰曼丝了断。

为了中止这种关系，他去找了另一个妓女玛丽格格，和他差不多年纪。两人发生了一段关系。之后，亨利去找杰曼丝，临分手前，在小黑屋子里。光线昏暗，杰曼丝脱下了裙子和内衣，亨利看着杰曼丝，靠在她的胸前，他幡然醒悟：他根本无力挣脱她的怀抱。他就此留了下来。不管将来会怎样，他喃喃自语，写下了这么两句：“上帝已死！每个人都将离开这个世界，请用自由之心度过此生。”

杰曼丝说，这是亨利写的东西里，最有意思的话。

玛丽格在巴黎，很孤单寂寞。她很瘦弱，走路脚步很不稳当，她总是踩空，总是差点跌倒在泥地，让纯白的蕾丝裙沾上灰尘。她甚至神经质地觉得，这件衣服好像在保护着她。不让她受伤，就像脸上涂抹的厚重如面具的白粉。

巴黎的街道，一如战前那样人来人往。玛丽格已记不清自己是十八岁还是十九岁。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位客人。她的背有点驼了，但是她永远挺直胸膛。她随身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衣服寄存在别处。她的脸。有优雅的轮廓，带着眼镜，穿着高跟鞋和白纱裙，配长长的白手套，拿一把长手柄的白色阳伞。

当时德军的大炮轰炸，让巴黎有些旧的街道变得破败不堪。极目望去，尽是混凝土的残骸，还有扭曲的、犹如怪物般的钢筋骨架。有时还能发现一些血肉模糊的东西——那已经不能被称作尸体了。迎面而来的风中，只有呛鼻的粉尘，以及法国人绝望的心情。

玛丽格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战乱中死去的父亲和哥哥，以及亲人的离去，让她很寒心。战争还没结束，法国的男人们却在战场上败得稀里哗啦，女人们不得不在巴黎战斗。

“做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十八至二十五岁女性。”9月20日，一则德国占领军司令部的广告攫住了她的目光。战后的家园满目疮痍，当时的巴黎，连男人和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是没多少化的女人。一看见有招工的广告，失业者们立刻一拥而上。当天，就有几千人来报名。玛丽格就是其中一个。

玛丽格并不知道这则广告要她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咋一看这跟普通招工广告并没什么区别。但是，发放这则广告的，是德军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从此，没日没夜，德国大兵在外面排队等候，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牲畜，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玛丽格接客35个德国大兵，干那事，属于人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了。

但是，由于英美国家报纸的舆论批评和德国大兵日益泛滥的花柳病，德国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是对明的背叛”为由，关闭各处慰安所。

于是，玛丽格等失足妇女带着满身的疮痍，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赶到了街上。或许，从踏入这一行开始，上帝就已背弃了她们，让她们自己在地狱里慢慢地沉沦、静静地自生自灭。

这些丧失生活成本、没有谋生能力的女人，只能继续从事情色行业。她们站在巴黎的街道两侧，嘴上抹着廉价浓重的口红，穿着暴露的裙子，摆出各种妖娆的表情，出卖色相，只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她们用身体和眼泪，替战败的男人和自己的国家还债。

玛丽格上中学时，德好，会画画，会弹琴。她从来都是选择她的客人——多数时候，她只做军官的生意，特别是那种富态的军官，那意味着生活安逸。玛丽格不与人说话，走路总是抬着头，穿着巴黎复古的裙装。

玛丽格一直行走在巴黎街头，永远打扮得像贵族小姐，亨利第一眼看到玛丽格，被她无辜的眼神感动，他掏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才能和她一起做一次。他甚至连去住旅馆的钱都没有了，两人就在巴黎的街头迎风起舞。两人做完运动，还聊了一会天，亨利被玛丽格的故事感动，满头大汗的他想把这样的女人编进他苦情奇情艳情的故事里。接完亨利的活，玛丽格仍然站在繁华的街头，白色的长裙和她招牌似的白脸从未改变。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年头谁管你啊，谁养活你啊？人总得活下去，管别人怎么说，只要心是干净的就好。”玛丽格对亨利感叹道。

但玛丽格有点扎眼，很多人见了她会害怕，会嫌弃。在那些高贵的人眼中，玛丽格被视为耻辱，没有人愿意碰玛丽格用过的东西。她也没钱进饭店吃饭，通常就在街头吃生硬的面包。她每天会在一个固定的街角游荡。累了在一家废弃的公园里休息，那里有一把属于她的破椅子。晚上，她就睡在长椅子上，脚放在她的包上。在那里，没有人驱逐她。只是不太安全，有很多浑身长满跳蚤的流浪汉，也会去那里过夜。

有一些摄影师为她拍照，对玛丽格充满同情和敬意。每一张照片她可以换一块面包，各种姿势，她都愿意配合。有时是迎着风撩起裙角。

玛丽格写信，传说还写自传，她的字非常清秀工整，在给乡下的外婆信中，她说自己来大城市却一事无成，让外婆失望了，总有一天，她出人头地了，会好好地回去。

在巴黎，同玛丽格关系最近的人，就是亨利了。还有一个人叫路易康，他会德语，在一家酒吧唱歌。每天，路易康都仔仔细细梳理好自己的卷发，上台唱一些类似爵士味道的歌。

在战后，法国男性劳力大量短缺，大量商店关门，法国妇女便靠从事最卑微的职业来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其中也包括了路易康的母亲。

路易康的母亲，也是一位妓女。

路易康对玛丽说过他母亲的故事：“母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德国的军官，我嫉妒母亲看那男人的眼神，就大叫她妓女。母亲也急了，她骂完我后满脸泪水，然后自杀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如果母亲还在就好了，我看到玛丽格小姐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像我母亲，真想为你尽点绵力，无法把你视作陌路。可惜我的钱也不多。”

玛丽对路易康说：”谢谢，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很感激你。”

玛丽后来跟亨利两人也很投缘，有说不完的话。她慢慢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亨利听，亨利总是很认真和她探讨每一个细节，当然，是为了创作需要。

在一次晚餐过后，亨利问玛丽格：“你有过爱人吗？”

“当然，是一个德国的军官。他曾送给我一枚翡翠戒指。送别的时候，我们还在火车站拥吻。”玛丽格回忆说，“他的样子很帅，高高的鹰钩鼻，右眉上还有一颗小痣。”

亨利认为玛丽格是骗他的，于是问道：“戒指呢？”

玛丽格用颤微的手，从怀里掏出一枚翡翠戒指，在黑暗闪闪发亮。这枚戒指看上去很普通，玛丽格却视若珍宝。

亨利说：“那位德国的军官还会回来找你吗？”

玛丽格的目光凝视着翡翠戒指，说：“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活着回来，尽管他答应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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