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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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挖一个洞，自然有人钻。

——埃里希·鲁登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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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的第四个冬天到了，欧洲好像是个正在消亡中的文明。俄国在大战前被称为欧洲国家中最有光明前途的国家，此时已经陷入崩溃之中。沙皇尼古拉及其妻子、子女都被关进监狱，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消失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了俄国这个巨大的残骸。俄国人民陷入贫困之中，既缺安全又缺安定，大多数人厌恶战争，不愿继续打仗。列宁则因势利导，尽全力给予人民和平。

其他交战国家情况要稍好一些，但遇到的困难也很多。虽然法国和英国能够从新大陆获取各种有用资源而不会陷入物质匮乏的痛苦之中，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开始厌倦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悲伤。人民也感到疲惫，但疲惫程度很难估计，原因是政府为打胜仗不惜代价地压榨人民，生活变得暗淡。所谓的“民主”政府不允许公民拥有不愿意打仗的自由，不允许与政治宣传不一致的信息出现，除了千篇一律的说教外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不会改变，而且似乎会更严重。

德国深受经济封锁的折磨，打破经济封锁的希望也不大，德国似乎要步俄国革命的后尘。奥匈帝国的情况比德国还要严重，生活极度困难，营养不良症四处蔓延，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是既没有取暖也没有照明，没有足够的食品保持健康，甚至性命不保。人们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要死。生活变成一场悲剧，变得难以生活，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品，也难以获得。有可能发生叛乱，因为人们开始反对战争，反对那些还想打仗的人。

冬天来临，主要的军事行动将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将军们却再次开始制订来年的进攻计划。双方都感到来年的作战计划很难制订。人们很难再相信新的伟大计划有机会成功，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推翻了将军们的承诺，西线的每一次进攻，从德军发动入侵到帕斯尚尔战役，次次都以失败告终。交战双方的军队都处于很糟糕的状态。

虽然俄国并未投降或者和谈，东线和西线同时开战的局势却没有了。美国军队必须集聚起足够的兵力，并予以充分训练，这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在此之间，英法只能独自与德国打仗。当然，协约国一方还有意大利军队。但是，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很难再有大作为。

意大利在战争中的损失，无法与英国和法国的损失相比拟。截止到1917年，英国和法国的伤亡总数达到了300万；平均每个月伤亡4万人。贝当将军预测他在1918年为进行西线的战事需要102万兵力，然而他只能获得这个数目的85%（实际上，他只获得75%）。在贝当的管理下，法军基本上从1917年的兵变中恢复过来。从6月至7月，法军已经击退100多次德军的进攻，在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发动了数次成功的进攻，攻占了德军阵地，俘虏了德国兵。然而，总理克里孟梭和他的首席军事顾问福煦轻视贝当的成绩。他们认为贝当谨慎过度，觉得贝当打仗的条件太多。

英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能从诸殖民地汲取人力，具有较多的人力资源，在大战以来“只”损失了200万人，似乎应该比法国的处境要好一些。但是，英国实际上不如法国，至少在将军们眼中是如此。严格地讲，英国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士兵。更恰当地说，英国的问题是首相劳合·乔治拒绝给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足够的兵力，不让他继续打索姆河和帕斯尚尔那样的战役。劳合·乔治坚持把45万随时能上战场的军队留在英国本土，也不许既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战场武器的工人组织跨越英吉利海峡。黑格非常缺少补充兵员，他为了避免解散整个师的建制，不得不把每个旅的建制从4个营减成3个营。这就使得英国再次投入激烈战斗时陷入难以解决的组织混乱。

在满足国民和军队物质需要方面，英国和法国则完全没有危险。美国冲破了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阻拦，把大量的产品运送到欧洲。凡是协约国需要的，包括钱在内的所有东西，美国都大方地给予。自从劳合·乔治在1915年3月成为军需大臣后，在两年时间里，英国的军需品生产增长了3000%。后来，温斯顿·丘吉尔主持军需品生产，军需品的产量又增长了4倍。温斯顿·丘吉尔之所以又能出来工作，是因为调查加里波利灾难的委员会判定温斯顿·丘吉尔没有过错。到1917年后期，每个月有25万吨炮弹运送过英吉利海峡，而这个数量只是运送给英国远征军在法国北部海岸基地的总货运量的三分之一。协约国的大问题是管理问题。大战都进行了3年了，还是缺乏有效的机制协调英国和法国的作战安排。

1917年11月，卡波雷托战役后不久，协约国的领袖在意大利的拉帕洛（Rapallo）开会，会议同意创立一个具有宏大名字的机构——盟军内部最高战争委员会（Inter-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包括了各国政府首脑和各国总参谋部的代表。美国是后来才加入的。劳合·乔治欢迎建立这个委员会，因为它可以用来平衡自己的军事参谋——黑格和罗伯逊。劳合·乔治从他未担任首相一职前就认为黑格不适合做英国远征军的司令官。他一直想撤换黑格，但次次努力都没成功。

实践证明最高战争委员会是有价值的，但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它能特别有效地协调各国不同的物资运输系统，在分配军需品方面很有效果，在分配人力资源方面又有一定的效果。劳合·乔治的最大愿望就是阻止黑格再次发动佛兰德斯攻势，最高战争委员会在1917年底前就满足了他的愿望。12月，最高战争委员会在凡尔赛举行第二次会议，委员会决定1918年不再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在指挥作战方面，这个委员会是没有用途的。黑格和贝当都不愿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也不愿与之合作。1918年初，英王乔治五世意识到黑格很有势力，有许多高层的支持者，于是提升他为陆军大元帅。几乎同时，发生了一件意义相反的事，劳合·乔治委派南非将军扬·史末资（Jan Smuts）去欧洲大陆秘密寻找一个黑格的替代者，候选人包括赫伯特·普卢默、亨利·罗林森。

同盟国没有类似的协调问题；德国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盟友需要协调。北方战场上的土耳其，因俄国崩溃而获救。但是，土耳其因过分扩张而精疲力竭。土耳其的威胁来自南方，英国从埃及向东扩张是一个威胁，英国支持阿拉伯人反叛是另一个威胁。此时，法金汉在中东。奥托·李曼·冯·桑德斯也在中东，他曾是加里波利战役的指挥官。他们在中东的任务是帮助土耳其人，但是他们既缺军队也缺物资，所以难以使局势有实质性的改变。保加利亚在这个时候比较安全，但无法向巴尔干地区提供帮助。保加利亚的内部处于混乱之中，反对派指责现政权将保加利亚带入同盟国阵营。

奥匈帝国如今仅是一具空壳。1917年，维也纳征召16万合格的男人加入已经被打得破烂的军队，这些新兵实际上都是1900年出生的男孩子。这次征兵后，剩下的人力资源只有受伤的老兵和释放回的战俘（1918年从俄国回来40万战俘）可以上战场了。奥地利人缺乏煤、铁、枪、弹药、食品、饲料。数万匹用来运送大炮的马死于缺乏草料。马铃薯是奥地利人最主要的食物，1917年的收获，到第二年春季就消耗光了。步枪的月产量从1917年3月的11.3万支下降到1918年2月的9000支。重型炮弹的产量，在1917年秋天是每月40万发，而到1918年秋天则下降至三分之一。绷带用纸制成，因为没有棉花。纸质的内衣发送给士兵。士兵的生活和平民的生活一样，都变成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竞争。

奥匈军队总参谋部在11月进行的一次战略评估中被迫做出一个结论，奥匈军队在1918年无力再发动进攻。此时，奥匈军队仍然有44个师的兵力布置在十分平静的与俄国接壤的前线，还有37个师在意大利作战，但是军队的士兵和装备异常衰竭，一个师往往只有5000至8000人，根本不能称作师。军队里流行开小差，不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显示出反叛的倾向（特别是那些被释放的俘虏），生活在农村的人正在回返到中世纪的野蛮之中。逃跑的士兵组织成匪帮抢劫居民。

此时，康拉德已经不担任总参谋长一职，正在意大利前线指挥一个集团军。他肯定是没有接受过去3年的失败教训，仍然喜欢发动超越自己实力的宏大战役。他正计划从阿尔卑斯山的蒂罗尔人地区向南前进，进入威尼斯北部的平原，目的是惩罚令他蔑视的意大利人。这个计划有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奥地利按照这个计划能在德国夺取最终胜利前率先占领一大片土地。他很快便去维也纳叫卖这个计划。他的上司想尽办法不理睬他。

在这样的局势下，德国孤立无援。即使如此，德国还没有落到希望渺茫的地步。尽管去年的伤亡惨重，缺少各种必需品，但是东线战事结束使柏林把全部军事威力投入西线战事。虽然德军实力已经不如2年或3年前，但是德军所遭受的损失并不比英军和法军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与敌军相比，德军的装备是恶劣的，前线士兵一周只能吃到3到4次定量肉食，汽车和马车的轮胎也不是橡胶的，但德军在另一些方面拥有重要的优势。

德军最明显的优势要算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的防线。除了那些地理条件使敌人完全不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段，防线上所有地段的防御工事都比1914年有明显改善。这些防御工事规模巨大，结构非常复杂精密，由纵深达10英里（约16公里）的碉堡群组成，碉堡之间相互支持，内有机关枪把守，渠状战壕可组织步兵和坦克，有大量防炮火的掩体，大量聚集在一起的带刺铁丝网起保护作用。数万名劳工自僵局开始时便参与修建防御工事，他们之中有战俘和从被占领土地上抓来的平民。如果从东线搬来增援兵力，这些工事就是无法攻取的障碍。

1917年下半年，德军引入一种新的进攻系统，借以补充防御能力，这种被称为“胡蒂尔方法”的新进攻系统最初在东北前线使用，后来推广到卡波雷托和康布雷，由鲁登道夫的表兄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发明，利用这种方法极有希望打破西线的僵局。在这种方法中，突击小分队由6个至8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士兵组成，他们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利用地形偷偷溜过强大的据点（不是停下来摧毁这些据点），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深入敌人阵地。那些强大的敌军据点由第二拨带着重型武器的大部队消灭。德军曾在中等规模的进攻中使用过这个战术，如果在较大规模的进攻中使用这种战术，应该会有较好的效果。

德军最高指挥层面临的问题是：是应该像1915年那样进攻，还是像1917年那样防守？这个决定应该由鲁登道夫做出，而他一直倾向于发动进攻。普卢默在1917年末的伊普尔战役中采用有限攻击的战术取得了较好的战果，这对鲁登道夫的决策有影响。但是，真正影响鲁登道夫的决策的因素是美军参战。每月都有数千人的美国军队抵达法国（到1918年中旬，美国军队将有25万人抵达法国）。尽管美国兵都在受训，但很快美国军队将会达到压倒性优势。虽然美国兵没有经验，但是他们吃得饱，精力旺盛，有最好的武器。由于还未遭受到流血伤亡，他们有一种天真般的勇敢。这种勇敢，英、法、德的士兵已经没有了。

按照鲁登道夫的估计，美军只有到1918年中旬才能带来威胁，到那时敌我对峙的天平才会发生决定性的翻转。如果德国想在西线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在1918年上半年的时间。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德军各部队都收到一篇题目叫《战壕攻击战》的论述文章，解释了胡蒂尔战术和使用方法。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军官从前线撤回，参加一个为期8天的培训课程，不过这门课程很快延长到4周时间。德军把东线最好的部队和一些资质较差的部队里抽调出的35岁以下的士兵，用火车运回德国，让他们进行休整，提供培训。德军的目标是建立42个精英机动师，他们是德国最好的士兵，这些年轻的勇士能熟练使用手榴弹、轻型机关枪、火焰喷射器、战壕迫击炮，并接受过新攻击战术的培训。这些士兵处于防御状态已经有几年时间了，知道依靠防御无法胜利，特别是在经历了帕斯尚尔战役的折磨后，他们期望发动进攻。鲁登道夫说：“他们对进攻着迷了。俄国崩溃后，期望进攻是他们的一种自慰。”德国国内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德国人不仅想结束战争，而且想获得伟大的胜利。德国的政治宣传说，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是以德国完胜告终。

还有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在何处发动进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确定目标——是攻击英国，还是打败法国？为了探究答案，鲁登道夫在11月11日与皇储威廉的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Friedrich von der Schulenburg）、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总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尔（Herman von Kuhl）一起开会。这两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指挥官（库尔曾是克卢克1914年进攻巴黎时的总参谋长），他们都有各自的主见。德舒伦堡希望对凡尔登凸出部的两翼发动进攻，这个主意猛一听荒谬，但实际上很有道理，因为法军急剧减少了在凡尔登地区的兵力。他看到了一个动摇法军在凡尔登地区防线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把法军驱赶到巴黎。库尔奋力争取在佛兰德斯发动进攻，他争辩说那里是唯一能夺取战略目标的地方。如果英军的防线被刺破，他们只能是背水而战，结果是要么被德军歼灭，要么逃窜回英格兰。鲁登道夫也提出几个方案，要求特别注意英、法会合点圣康坦（St. Quentin）。他指出发动进攻的3个必备条件：俄国和意大利不再是威胁；进攻的时间要尽可能地早，最迟3月，如果可能要放在2月；如果进攻开始，即使打击的是法国人，但目标必须是打败英国人。英国远征军在大战开始时只是一支很小的军队，现在则变成协约国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如果英国能在年中被打败，美国人就不重要了。

15天后，3个俄国士兵举着白旗走向德军在遥远北方库尔兰的防线，这一举动使滞留在人们心中相信东线还有可能再次回到战争状态的担忧消散了。这3个俄国兵说他们是基里连科（Kirilenko）将军派遣来的，布尔什维克最近刚任命基里连科为总参谋长。他们的任务是传达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和平谈判意愿。几天后，德国和俄国的代表齐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德国代表中有马克斯·霍夫曼、德国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库尔曼（他是亚瑟·齐默曼的继任者）。

试探性的和平建议此时逐个出笼，一般是以秘密的方式提出，纠缠着各种动机，双方的领袖公开表示愿意公平地进行和平谈判。协约国希望与维也纳进行单独的和平谈判，这对德国人在东线的利益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德国利用中间人试探着协约国诸国的意向。从一开始就视大战为疯狂之举的教皇继续寻找一个各方接受的停火条件，这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愤怒不已。在这些众多的声明和积极的姿态之中，有的真诚，有的带着轻蔑的不信任，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时让人感到愉快，有时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和平的希望不大。

战场上的僵局仍然在继续，和平的唯一机会是维持现状。此时，只有俄国和奥匈帝国愿意拥抱这个想法，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战败了。柏林、伦敦、巴黎、罗马还是认为胜利是有可能的，从长远看，决出胜负很有可能，谁都不愿满足于获得劣势。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国家都不能满足于劣势。所有的国家都告诉自己的人民，这场战争是善与恶的对决，如果此时与敌人妥协，根本无法向人民解释。

德国领导人对战争目标有各自的看法，其分歧程度比协约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要大。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希望赢得战争，所以他们对不是由柏林支配的和平谈判不感兴趣。相反，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 von Hurtling）伯爵说他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和解首相”，11月1日米凯利斯辞职后，他续任首相一职，他是一位年迈的巴伐利亚天主教徒，过去是哲学教授。但是，他的和解条件要求德国获得卢森堡和列日，也许还应该包括拥有富饶煤和铁矿藏的隆维–布里埃盆地（Longwy-Briey basin）。在这点上，他获得理查德·冯·库尔曼的支持。库尔曼追求与多方进行谈判，谈判时富有激情而且有独创性，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认为他变成有待处理的问题之一。但是，赫特林其实不想结束战争；他的目的是想使协约国中一个成员国放弃打仗，从而让德国将军们腾出手打败其余协约国成员。

虽然库尔曼引发的灾难不如齐默曼引发的大，但他努力的结果并不多。劳合·乔治稳坐英国首相的职位，克里孟梭在巴黎拥有完全的控制，分裂这两个国家几乎不可能。这两位政治家认识到欧洲已经无法回到大战前的状态。俄国在1914年是法国最重要的盟友，此时已经不复存在。战后的俄国将是一个破碎、衰弱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德国的附庸，所以，只有把德国打败，才能避免这个结局。对英、法来说，这场大战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赢家通吃的战争。

对鲁登道夫来说，这场大战就是一场赢家通吃的战争。12月27日，他再次与德舒伦堡和库尔开会（这件事展示出鲁登道夫的权力之大，他可以不请示两位王位继承人而直接与他们的下级德舒伦堡和库尔讨论重要的问题，也不必请示兴登堡、德皇、政府官员）。德舒伦堡继续要求在凡尔登发动进攻，库尔仍然偏爱佛兰德斯。鲁登道夫未能做出决断，于是命令前线各集团军的参谋部制订所有可能的进攻计划：进攻之地不仅包括凡尔登、佛兰德斯、圣康坦、阿拉斯、香巴尼，也包括不可能穿越的斯特拉斯堡西部的孚日山脉。他害怕如果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英国则会在佛兰德斯给予回应，从而逆转局势。他同意库尔的意见，攻击佛兰德斯在战略上最理想。但是，他害怕佛兰德斯在年初的时候由于泥泞而变得危险。他还是对圣康坦感兴趣，对德舒伦堡和库尔的提议却不感兴趣。库尔曾在给他发过的一个备忘录中说，虽然突破圣康坦防线较容易，但是要想扩大战果必须打败英军，同时还必须阻止法军前来增援。库尔认为德军无法满足如此多的要求。鲁登道夫的作战主任格奥尔格·魏采尔少校（Georg Wetzell）也表达了他对圣康坦的担忧，他认为选择圣康坦作为目标太野心勃勃，不如佛兰德斯和凡尔登。在这类问题上允许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并非不健康；这反映出鲁登道夫在本质上愿意听取他信任的军事助手的意见（这与他对待文官的意见不同）。他希望在10周或12周后发动进攻，但他至今还未决定发动进攻的地点。这表明他缺少战略的明确性。

东线传来新的好消息：圣诞节前，德国和俄国同意30天停火，以便推进和平谈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利昂·托洛茨基也来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主持谈判代表团工作。但是，这个好的趋势被后方的坏消息抵消了。奥地利削减面包和面粉的定量，引发了1月14日全国性的大罢工。75万工人走出工厂大门，仅在维也纳就有数万罢工工人，他们不仅要食物，而且要和平。后来，骚乱蔓延至奥匈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和德国在基尔的海军基地，政府部门将抗议领袖逮捕，并将他们征召进军队。德国人不满程度之高，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之广，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1月27日，工人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全国大罢工，100万工人第二天走出工厂大门。大部分罢工者是军需品生产工人，这让军事权威无法容忍。罢工者语言所暴露出的政治倾向性使军事权威感到不能容忍，甚至感到深深的惊扰。工人理事会受到德国议会中的盟友们的影响，呼吁“迅速进行没有土地吞并和补偿条件的和平，和平的基础应该是人民的自决”。罢工演化为一周的街头暴力，有数人被杀，罢工没有自行平息，而是被军队镇压。有4万罢工者、支持者、家属成员被逮捕。大量的罢工领导者被充军，并告知被派往前线，具体人数在3500至6000之间。在德国保守派和中间派看来，鲁登道夫维护了法律和秩序。这件事增添了鲁登道夫的感受，他判断国内局势已经不稳定到了有危险的地步，所以必须在城市的暴民变得不可统治、国家的意志被破坏之前赢得战争。

让鲁登道夫担忧的事还有许多。2月11日，德国议会中的自由派发表一份声明，要求对英国发动一次非军事的政治攻势，其核心是“要毫不含糊地宣布比利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份声明是针对劳合·乔治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的非官方响应（官方的响应是拒绝接受），劳合·乔治在讲话中表示愿意接受谈判调停。实际上，劳合·乔治也没有期待德国做出响应，他讲话的目的不是要使谈判开始进行，而是向英国工会组织说明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在柏林一方。鲁登道夫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毫无疑义，他的看法没有错误。他对德国的前途很有信心，他相信只要不允许国内的反对派使他偏离驶向未来胜利的轨道，德国最终能成为比利时的主人。

1月21日，鲁登道夫去了一趟西线，在前线他宣布了战斗命令。发动进攻的位置是圣康坦，地处老索姆河战场上的皮卡第地区，是英军和法军的交接点。此地并不是他最想进攻的地方，他本希望再靠北一些。但是，如果进入佛兰德斯，就需要等待大地变得足够干燥，避免德国人再次陷入另一个帕斯尚尔。圣康坦没有这个危险。这次进攻的代号是“圣·米夏埃尔”。圣·米夏埃尔，是传说中手持利剑赐福给德国的天使。根据鲁登道夫的计划，这次进攻将迫使黑格的后备部队向南移动，成为未来在佛兰德斯发动的另外战役的目标，这个未来战役的代号是“圣乔治一”、“圣乔治二”。

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对米夏埃尔计划（代号中“圣”字很快就被人们丢弃了）感到迷惑。他是一位聪明、机智的集团军司令官，母亲是英国斯图亚特王室成员。他问这个计划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挖一个洞，自然有人钻。”鲁登道夫回答，“我们在俄国时就是这样做的。”许多还能平静思考的战略家，都不会对这样的回答感到满意。

魏采尔曾在讨论问题时提出一种谨慎的观点。他建议，如果执行米夏埃尔计划，必须严格限制其作战目标。如果德军成功突破英军防线，将军们应该能包容英军从佛兰德斯调来后备部队产生的威胁。不应该像索姆河战役那样，将进攻推进到双方纠缠在一起的废墟之中，也应该避免再次采取向兴登堡防线撤退时采取的焦土政策。

鲁登道夫没有理睬魏采尔的建议。

背景：德皇威廉二世

德皇威廉二世，确实没有做过什么刺激大战爆发的事（他的最大罪过是没有能够抑制奥地利的原始冲动。当他看到危险后，他曾试图逆转大战的发展进程）。然而，如果没有他，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发生。

要想理解这个说法，必须回顾他的一生。从他成为德国皇帝开始至大战爆发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不曾取得过任何成绩。德国在此时期从经济到艺术都处于旺盛发展之中，但德国的成功并不是他的功劳。然而，整个欧洲却生活在他那黑暗人格的阴影之中。他视德国的强大邻国为异己，致使德国变得孤立。他纵容自己的野心和恐惧，最终把欧洲强国拖入深渊。

威廉学院的托马斯·科赫特（Thomas Kohut）写了一本书《威廉二世与德国》，他在书中对威廉二世做了极具穿透性的精神分析，分析的结果是这位德国皇帝的人格是“分裂的”。分裂的人格使他变成一个异常复杂、危险、不稳定、具有内在破损的公众人物。他有时招人喜欢，但常常令人讨厌；喜欢四处咆哮，虚张声势，但他内心极度缺少安全感；非常聪明，但为人肤浅，缺少反思能力，给人一种言行不一致的感觉。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依靠行动而是依靠性格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人物之一”。

德皇威廉的复杂性很可能源于他的血统。他父亲是现代德意志帝国第一代皇帝的儿子，母亲是伟大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所以他传承着两个令人敬畏但截然不同的传统。当他出生的时候，按照现代的民主标准，虽然英国当时不算民主国家，但却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大部分政治权利归议会所有，英王正逐渐变成有名无实的领袖。另外，当他还是一名小孩子的时候，霍亨索伦家族创造了普鲁士帝国，这是一个独裁政权，几乎所有的权力归皇帝所有。英格兰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是最伟大帝国的中心，它拥有几代人依靠强权建立起的种种自信。与英国不同，德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裂和软弱之后，只是世界舞台上的新角色。德国就像一个畸形发展的青少年，对自己新近获得的力量感到极度的自豪，但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对如何与别人交往也没有信心。自卑感致使德国总是对一些小事充满愤恨，有时甚至对幻想出的小事反应过度。

父母影响了小威廉的性格。维多利亚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与普鲁士皇储腓特烈王子是一对有魅力、聪明、有美好愿望的夫妻，他俩相互恩爱，也疼爱自己的孩子。虽然拥有如此多的优势，但他俩的生活与事业却充满了悲剧。维多利亚公主的小名叫维姬，她意志坚强，有主见，由父母亲手抚养，父亲艾伯特亲王给予她许多特别的关爱，她非常崇拜父亲。艾伯特亲王出生于一个德意志王室贵族家庭，他认为英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是人类成就的顶峰。当十几岁的维姬去做腓特烈的新娘时，她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用英国做榜样去启蒙德国，改变落后的德国及其封建的政治制度。她毫不掩饰对自己新家的蔑视，这使得不仅容克贵族不信任她，就连她的德国表兄们也不信任她。

腓特烈王子是个悲剧人物，尽管他在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中发挥突出作用，但他竟成为大男子主义盛行的柏林官僚界蔑视的对象，原因是他不仅接受妻子的所有意见和愿望，也允许妻子发挥全面的支配作用。他的父亲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对他失去了信心，首相俾斯麦也对他失去了信心，俾斯麦把他看作他妻子危险思想的工具。这对夫妻的第一个儿子威廉，从少年就被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他的母亲拼命让他成为另一个艾伯特亲王，一个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绅士，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但是，他周围的环境也下定决心让他成为像武士一样的普鲁士王位合格继承人，他的爷爷德意志帝国皇帝也有此愿望。霍亨索伦王室希望他能展示出正常的王室姿态，他必须痛恨一切沾染上自由主义腐败思想的东西，即使是类似于民主分权的东西也一样。

小威廉的困难处境，因他的身体残疾而变得难上加难。他出生时因可怕的臀位分娩而险些丧命，左肩的肌肉、腱、神经几乎败坏。手和手臂瘫痪了，上体和脖子受到严重影响，这使得他幼年时几乎不能正常走路，头也不能长时间直立。他一辈子都不能自己穿衣服，或自己切割食物。很有可能他因出生时缺氧而遭受微弱程度的脑损伤，但这个说法难以获得证明。

霍亨索伦家族和王室非常担忧小威廉的畸形。畸形对他母亲来说是噩梦。公主为生产出这样一个有缺陷的王位继承人而烦恼。她生小威廉时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生孩子给她带来无法掩饰的恐惧。在给远在英格兰的母亲写信时，她写道：“如果这孩子没有畸形，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也许是无意，但她确实在小威廉的体内植入他不应该承担的罪状。霍亨索伦家族的核心小圈子印证了这个说法。小威廉的一位伟大的叔叔严厉地说：“只有一只胳膊的人不应该是普鲁士国王。”

小威廉的母亲拼命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正常人。他接受了几年的治疗，这些治疗的用意是好的，但几乎与折磨没有区别。他那松弛的左臂经常要与一只刚被杀死的野兔子的尸体绑在一起，以便能吸收野兔子的温暖之气。为了刺激肌肉生长，他需要接受电击。他每天要被绑在柱子上使头部直立一小时，以便能克服变得僵硬的肌肉和腱。最终，他脖子上的腱被切割下来，借以修正畸形的姿态和脸部表情。

小威廉不能骑马，这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人难以想象的缺陷。所以，他被迫骑马，摔下来，再骑，再摔，他即使哭泣也无济于事。经历了几周的苦恼和羞辱后，他终于成了一名技巧高、自信心强的骑手，他在整个统治时期都维持这样的骑术。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没有人表扬他。他的早期教育都被置于铁一般的纪律之下：他的教育被委托给督促人海泽·欣茨佩特（Herr Hinzpeter），此人待人冷淡、疏远，他非常喜欢斯巴达人的强化训练方法，而且相信赞扬声只能使人堕落。所以，小威廉渴望受到赞扬，希望听到别人说他符合标准，但他一直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表扬。然而，他在渴望赞扬之中养成了另一种掩饰自卑的习惯，当有别人不赞扬他时，他或者装作有自信的样子，或者用愤怒反击。

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会争辩说小威廉肯定要反抗他的母亲，反抗母亲的焦虑，反抗母亲想把他塑造成她父亲的努力，因为他需要获得建立自己身份的机会（她总是对他的学习成绩不满）。毫无疑问，他反抗母亲了。当他逐渐长大成人，他与父母分裂了，走向一条令父母吃惊的道路：他朝着自己的爷爷德意志皇帝走去，朝着俾斯麦走去，朝着反动的容克贵族的价值观走去，朝着他远在英格兰的外祖母说的“可怕的普鲁士傲慢和野心”走去。当他接受一个德军精英团的委任时，他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家。他娶了一个根本不像他母亲的德国女孩为妻，这位妻子沉闷，从来不发问，很快就为他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对儿子们不感兴趣，异常溺爱那个女儿。他的爷爷却越来越赞同他的举动，开始派遣他从事外交任务，这些外交任务本应该是给予他父亲的，他的父亲因此而感到冤屈，家庭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阵营。

1888年，所有这些历史因素汇集起来锻造出一个独特的男人——威廉的爷爷和患癌症的父亲都死去了的时候，他在27岁时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国家的主人、至高无上的大军阀。威廉二世，年轻好胜，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欲，常暴露出难以掩盖的不安全感。他的这些特点与他统治初期时的德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在看到年轻的皇帝穿着辉煌的军服进行戏剧性的自我展示的时候阿谀奉承他的原因。他非常着迷于新闻界对他的关注程度，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一个早期的现代的公众形象，算是一个较早的有能力对付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公共关系的成功实践者。然而，他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地位。威廉的心理素质太脆弱，难以维持需要长期艰苦努力创造出来的形象和特征。为了证明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在继位两年后将极有势力的俾斯麦撤职。他不断干预他无知识也无技巧进行管理的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皇帝是一个气球，”俾斯麦曾说，“如果你不抓牢系着他的绳索，他就会飞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威廉不能容忍手下人不阿谀奉承，俾斯麦被赶走后，没有人再握有那条绳索，于是威廉很快失去控制。在大战前的10年和平期中，不断有丑闻和奇异的政治、外交挫败发生。他曾遭遇过几次精神崩溃，第一次非常有趣，他因自己的一个亲密朋友暴露出同性恋丑闻而陷入精神崩溃。每次精神崩溃都要比上一次更沮丧、更空虚、更夸张，更不像一个真正的统治者。

在他和他母亲的祖国之间，就好像有一条黑色的线，传递着他与英国之间既巨大又复杂的关系。对成功统治英国的外祖母、舅舅、表兄，他崇拜他们，喜爱他们，恳求他们能给予令他满意的对待，但是他也嫉妒他们，怨恨他们。他建设了一支极度昂贵的舰队，希望英国因此而需要德国的友谊。他说：“除非我们在海上强大得能成为对英国有价值的同盟，否则英国根本就不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但局势的发展完全与他希望的相反，英国感到德国是一个威胁，并与俄国结盟，甚至和英国自己的宿敌法国结盟的时候，威廉愤怒了，他以非常缺乏领悟力的方式抱怨英国的背叛。

他在本质上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愚蠢的人，不过，他却成功说服世界自己是个危险的魔鬼。1914年，他勉强能管理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指挥德国巨大的军事机器。1918年，他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德国真正的领袖对他没有信心。1918年的秋天到了，他的故事也进入了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