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加里波利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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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让你进攻。我让你去死。

——穆斯塔法·凯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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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尼尔海峡一直被看作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有关这个海峡的资料都是传说。在人类历史破晓之前，少女赫勒带着金羊毛逃跑，淹死在达达尼尔海峡，所以近代之前达达尼尔海峡也叫“赫勒斯滂”。在希腊传说中，利安得在夜里泅渡达达尼尔海峡去看他的情人海洛，就淹死在海峡里。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去抢夺金羊毛。自19世纪，人们普遍接受特洛伊城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这个说法，城市旧址附近有一土墩，被认为埋着阿喀琉斯的遗骨。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80年带来军队跨越达达尼尔海峡征服希腊。一个半世纪以后，亚历山大大帝从相反的方向跨越达达尼尔海峡。英国诗人拜伦也曾游泳跨越达达尼尔海峡，他就是想做一件想象中最浪漫的事。

达达尼尔海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它处于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条水路的南端，这条水路把爱琴海或者说地中海的广阔天地与黑海相连，而黑海不仅联系着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而且还联系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俄国统治的民族（乌克兰、格鲁吉亚）。从达达尼尔海峡的南端或者说爱琴海一边进入海峡，在深水航线上行驶45英里（约72公里）后抵达水域宽阔的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它有170英里（约275公里）长，宽达50英里（约80公里），其东北角上坐落着伊斯坦布尔（Istanbul）——希腊时代叫拜占庭（Byzantium），从基督时代起叫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座城市在古代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坐落在另一条水路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入口处，沿着这条20英里（约32公里）长的水路能航行到巨大的黑海。今天，站在高处观望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向黑海的峡口，能看见一串长得没有尽头的大大小小货船，来往在东欧与世界各地之间，运送着石油、谷物等各种商品。看到这幅景象，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俄国沙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垂涎这条水路，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坚信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这条水路便能赢得大战了。

达达尼尔海峡的地理非常奇特。巴尔干向南突出，在爱琴海形成一个长度达50英里（约80公里）名叫加里波利的半岛，这个贫瘠的半岛布满险峻的山峦。半岛的东岸与土耳其亚洲部分平行，两者之间只有一条几英里宽的窄缝，这条窄缝就是达达尼尔海峡，海峡的两岸是高高的山脊。从这些山脊上的高峰远望，达达尼尔海峡全景尽收眼底：向西和南能看到爱琴海，向东能看到达达尼尔海峡全程和土耳其一侧的起伏山峰，在没有轰炸机的时代，谁能把大炮运送到这些高峰上，谁就能控制所看到的一切。英、法在确实感觉到舰船无法突破狭窄海峡之后，决定实施登陆作战。登陆作战的任务是很显然的：夺取加里波利的制高点，从而控制其下方的一切。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将会有一系列的后续战果：君士坦丁堡陷落，通往俄国的水路打通，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

3月18日，就在德罗贝克的战舰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而遇到水雷的时候，土耳其只有一个师的兵力把守整个半岛，这个师装备不佳、准备不充分、战斗部署唐突。不过，土耳其人很走运，在新近被任命为爱琴海司令官伊恩·汉密尔顿的领导下，英军并没有准备好在有敌情的海滩登陆。英军混乱不堪；炮兵官兵竟与他们的大炮和弹药不在同一条船上。在把人员和装备运过地中海后，人员和装备都必须先下船，然后重新组织。3月22日，汉密尔顿率领他的特遣部队离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一天，幸运再次降临土耳其，主持君士坦丁堡政府工作的恩维尔·帕夏明智地放弃了做军事伟人的欲望（他早先曾经指挥高加索战役，战役结果非常糟糕）。他组建起一支新的达达尼尔防御部队，自动放弃指挥权，任命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奥托·李曼·冯·桑德斯担当其指挥官。桑德斯认为，英军没有发动海军进攻的原因是正在准备登陆战。他在查看土耳其人的防御状况之后仰天长叹道：“但愿英国人能给我8天的时间！”实际上，英国人给了他整整4周的时间。他充分利用英国人给他的分分秒秒，调遣部队，修建堡垒，甚至改善半岛上的破旧道路。随着亚历山大港集结的英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紧张。由于汉密尔顿的军队规模太大，而埃及人对间谍太不警惕，英军的行动完全无法保守秘密。

直到4月25日，攻击舰队才从南面的地平线出现，向加里波利驶来。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面对武装敌人的两栖登陆行动。攻击舰队包括：200艘运输船、18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29艘驱逐舰、8艘潜艇。运输船上有2.7万名英国士兵，其中包括在英国本土引发争执的最精锐的第二十九师；运输船上还有3万名澳新军团士兵和1.6万名法国士兵。德罗贝克用战舰上的大炮支持登陆部队，登陆部队自己也携带着大量的炮火。伦敦和巴黎都把这次加里波利远征视为最高优先级的军事行动，提供给参战部队的装备都是最好的，但只有两个例外：缺少手榴弹和战壕迫击炮。很快，战场的实际情况证明，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山地作战中，缺少这两件武器带来严重的后果。

此时，桑德斯有6个土耳其师在半岛上，大约是8.4万人。但是，半岛上有100英里（约160公里）长的海岸线要守护，许多地段无法行走，所以他只能猜测敌人将从何处登陆。随着战场情况逐渐明了，他的猜测有多处错误，后果非常严重。汉密尔顿决定兵分三路。法军在加里波利亚洲海岸南端的库姆·卡莱（Kum Kale）登陆，这是一次临时的、牵制性的登陆。桑德斯正确地猜出了这个登陆点，他在离库姆·卡莱不远的地方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由于此地处于战舰火力范围之内，容易受到攻击。他无法知道汉密尔顿没有打算让库姆·卡莱发挥实质性作用；基钦纳命令汉密尔顿不许在海峡的东岸建立长期据点。

英军在赫勒海角的海滩上有五处登陆点。这出乎桑德斯的意料。桑德斯认为，入侵者的目标应该是马尔马拉海，所以最有可能选择离此目标最近的地方登陆，这样登陆才合乎道理。他判断汉密尔顿很有可能把他的大部分军队送往半岛北部海峡最窄处的布莱（Bulair）。如果在那里登陆成功，几乎就等于到了马尔马拉海，而且还能切断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部队与在北面的军事基地的联系。他在布莱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并把指挥部设置在那里。

澳新军团的规模最大登陆点选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爱琴海岸不到布莱一半的地方。这是一片可视性良好的海滩，其后是一块平坦地带叫格巴土丘（Gaba Tepe）的地方。飞行侦察没有发现土耳其军队，也没有任何后备部队。所以，桑德斯有三分之一的兵力错误地布置在半岛与入侵者登陆相对的一边，另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太靠北面了。剩余的三分之一的兵力的一半，是一个建置不全的师，被派往赫勒海角，这个不完整的土耳其师将承担阻止整个英国登陆部队的任务。最后的六分之一兵力，由桑德斯手下的最后一个师构成，被派往半岛的中部，可以随时向半岛上任何地点运动。有一支土耳其部队离澳新军团登陆点最近，但也需要一天行军才能赶到，这支部队由一名性格怪异的年轻陆军中校指挥，他那时不被统治奥斯曼帝国的小集团所喜爱和信任，处于不被重用的状态，此人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后来被尊称为“土耳其国父”。

登陆本应该是一次胜利。英军在赫勒海角登陆时，兵力远超过土耳其兵力，是6:1的关系，在5个登陆点中，只有两处遇到凶猛抵抗。在其中的一个登陆点，最初上岸的700名士兵被机关枪扫倒；最后，只有400名士兵活下来。在另一处登陆点，第二十九师登陆受阻，他们遇到铁丝网障碍，还遭受到猛烈的炮火打击，但他们最终控制了登陆点。此后，他们坐下来休息，原地等待上级命令。在其余3个未遇到抵抗的登陆点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荒谬事情。英军本可以轻松地向内陆进发，占领面前的制高点，甚至有时间可以迂回到土耳其守卫的背后发动攻击。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上岸后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在登陆地点等待，毫无目标地等待。

在3个登陆未受到抵抗的英国部队中，有一支部队在悠闲了一整天后，才在夜晚与赶来的土耳其部队相遇，双方战斗了一夜，英国人击退了土耳其人。早晨，这支英国部队感到自己所处地位不佳，回到登陆船上，开船走了。同时，与他们作战的土耳其人也感到受够了罪，也撤退了。此时，赫勒海角的土耳其部队有一半人伤亡，活着没有受伤的只有1000人左右。如果英国人此时发动进攻，定能以优势兵力横扫半岛。但是，上级没有下命令，这支部队没有向内陆进军。相反，英国人守着海滩不动，等着兵力薄弱的土耳其人发动攻击。此时，汉密尔顿坐在“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上，完全不知道海滩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发不出命令。截至第二天，法国人已经从库姆·卡莱上船，向赫勒海角出发。这个行动太迟了。桑德斯发现在北面不会有登陆部队，于是迅速调集驻扎在布莱的部队南下。

澳新军团的登陆是一场不同性质的灾难。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登陆后，发现抵抗力量不强，但登陆点的地理条件与情报不符。面前不是想象中的平坦海滩，而是悬崖峭壁山谷，土耳其人枪手藏在附近的山峰上射击。“从我们左手边的高高山峰上子弹像下雨一般倾泻下来，情况令人感到焦急。”一名澳大利亚下士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名士兵在我侧面卧倒，咧着嘴笑着。我小声地告诉他：‘你遇到最激烈的战斗了。’我告诉他敌人的方向，他放了几枪。这时，我听见令人嫌恶的子弹射入物体的沉闷的声响。我惊骇地看着他。子弹捣碎了他的脸后钻进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双眼恐怖地凝视着，极大的痛苦驱使他的身体蠕动着。我除了能为他祈祷外什么也做不了。他非常痛苦，两条逐渐僵硬的腿缠绕在一起。我看到他的面颊渐渐变得惨白，呼吸渐渐停止了。他挣扎了20分钟后才死去。”

实际情况后来才清楚，澳新军团的登陆点不是原定目标登陆点格巴土丘。由于错误判断潮流，他们的实际登陆点比原登陆点向北移了整整1英里（约1.6公里）。新的登陆点的地理条件非常恶劣，就连土耳其人也不知道如何穿越。1.2万名澳新军团士兵在不到12小时的时间里全部登陆，先头部队开始向面前的山峰推进。不久，他们获得最佳的战利品：站在山峰上能俯视爱琴海，向东能监视达达尼尔海峡。如果他们再配上大炮，就能控制陆地和海水的所有目标。

就在澳新军团开始巩固战果的同时，穆斯塔法·凯末尔带着他的衣着褴褛的步兵营赶到了。他一手拿着罗盘，另一手拿着地图，在听到敌人登陆的消息后便强行军向登陆点疾奔。一看到敌人的部队，他立刻带领他的士兵占领山顶。他命令士兵卧倒，步枪上膛，传话让后面的部队迅速跟进。双方为朱努克山（Chunuk Bair）和萨瑞山（Sari Bair）展开了史诗般的战斗，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战况令人感到异常绝望，都是近距离短兵相接，士兵进行了肉搏，双方不断投入新兵力，发动一轮接着一轮的新进攻。凯末尔命令士兵发动一次新进攻，士兵都感到这次进攻之后恐怕难以活着回来，他迸发出一句话：“我没让你进攻。我让你去死。我们死后，其他部队和其他指挥官将继续进攻。”这句话是凯末尔传奇的核心。

土耳其人以极高的代价逐渐迫使澳新军团后撤，退回到登陆地点。那天晚上，澳新军团登陆作战指挥官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军队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向上级报告登陆失败，请求登船离岸。

汉密尔顿在一阵极度痛苦之后，回复要求澳新军团必须坚守阵地，而且必须“挖、挖、挖”。

3天后，1.9万英国士兵对赫勒海角发动进攻，短暂占领过能俯览半岛的制高点。之后，他们被迫撤退，遭受了3000人的伤亡损失。5月26日，2.5万英国和法国士兵发动新的进攻，在遭受三分之一伤亡的损失的情况下，被迫撤退。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拥挤在后来被称为澳新军团小海湾的地方，前进不得，后退也不得。加里波利变成比失败还要恶劣的东西：一个像西线僵局一样的牢牢死锁的僵局。

就像欧洲战场一样，双方在击败敌人的无效反攻之后，往往发动同样无效的进攻。就像欧洲战场一样，士兵们的内心既害怕对方又敬重对方，既痛恨对方又羡慕对方。一名澳大利亚人记录了一次土耳其人的进攻：“他们从战壕里跳出来，发动了两次大型的进攻，每次都像潮水一样。这些土耳其人看上去相当高大，身体棒极了。他们向我们冲过来，高喊着‘阿拉’，吹着喇叭，吹着口哨，大声叫喊，就像学校的学生一样。他们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最佳射击距离。这时传来射击的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射击，数百人在我们的战壕前倒下。”一名下士记录了澳新湾的战斗，他并不十分羡慕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经常发动夜间进攻，他们端着刺刀冲锋，战斗热情不高，伤亡十分严重。他们冲锋时口中喊着‘阿拉’。我们总是等着距离只有20步的时候再开枪。几次群射后，我们跳出战壕用刺刀杀死来不及逃跑的土耳其人。我运气不好，从来没有捉住一个活的。”

截至5月8日，英军和法军的伤亡达到2万人。后备部队已经用光，炮弹的库存也相当低了。不仅加里波利处于绝望之中，伦敦也弥漫着悲观情绪。汉密尔顿给基钦纳发电报说：“如果再给我两个师的兵力，我们能努力向前，实现胜利的愿望。否则，我们将陷入战壕战。”不是每个人都像汉密尔顿那样乐观。费希尔有不同的意见：“该死的达达尼尔海峡，那地方是我们的坟墓。”

背景：巨大的炮弹耗费量

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机关枪的战争。最典型的战场画面非常恐怖，不怕死的步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顽强地爬出战壕，然后像麦秆一样被成片地扫倒，扫倒他们的武器是机关枪，机关枪射手能以令人钦佩的每秒钟10发子弹的工业化速度向战士索要生命。这个画面并不虚幻。从1914年的夏天到1918年的秋天，这个画面不断地重复出现。机关枪是战场上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导致大量进攻不幸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让将军们最头痛的难题。

但是，大炮才是真正统治战场的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炮杀死的人比轻武器和空袭杀死的人要多，比其他任何武器杀死的人都要多，这种情况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大战的后期，大炮的优势被充分发挥，机关枪失去作用。没有大炮，步兵既不能在进攻中取胜，也无法在防守中不败。即使一支军队不理解机关枪的重要性，或者错误地使用了机关枪，这支军队仍然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如果不会使用大炮，则是致命的错误。从大战一开始，双方对大炮的需求就是巨大的，而对炮弹的需求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些不能提供足够炮弹的帝国，马上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欧洲强国的军队在布尔战争、日俄战争、波罗的海战争之中，手持最先进的步枪，利用后膛装填炮弹的加农炮相互攻击，预示出未来战争的场景。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一旦战争爆发，对炮弹的需求量到底能有多大。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欧洲各强国花费巨资制造大炮（在重型大炮的基础上，德国开战时有5000门较轻型的野战炮、1.2万门野战榴弹炮），而且为大战储备了被他们自己认为是巨量的炮弹。然而，炮弹供应枯竭的速度令各国感到困惑。西线和东线在1915年都陷入僵局，交战国都发现不仅缺少炮弹，而且极度缺少炮弹的生产能力。战争对炮弹的需求和对生产能力的需求，大得难以确定上限。

1914年7月底，法国人那时认为自己手上的炮弹存量够用3个月，但是，开战6周后，法军就不得不对每个炮位实行炮弹定量配给。马恩河一战，几乎消耗光了法国所有的炮弹。英国人判断自己的炮弹存量够用6个月，然而，开战才3个月，炮弹就用光了。俄国曾经骄傲地声称，俄军有足够的炮弹，因为平均每门大炮有1000发炮弹的库存，没有过多久，俄国同样变得很为难，因为每门炮每隔几天就需要炮击1000次。

最初，大公爵尼古拉告诉彼得堡政府，他每个月需要250万发炮弹。后来，他又提高到每个月350万发炮弹。俄国工业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所以，俄国开始向海外购买。开始的时候，俄国向英国购买炮弹（尽管英国无法满足英军的需求，但还是接受了来自俄国的炮弹订单，特别喜欢俄国人给的预付款）。后来，俄国也向美国购买炮弹。1915年初，俄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无法支付炮弹的款项，英国政府由于害怕东线彻底垮台，于是勉强同意提供每月2500万镑的信用额度供俄国人使用。俄国的采购体系中充满系统漏洞，存在系统性的腐败，大量奸商拿走了不少钱。俄国订购的许多炮弹根本没有供货，已经供货的也堆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少数几个俄国还能卸货的港口，但处于闲置无用的状态。

虽然炮弹短缺是较普遍现象，但是不同交战国的短缺性质不一样。奥地利炮弹供应的灾难性问题是大炮的种类太多，奥地利仍然在使用许多旧型号的炮弹，而这些型号的炮弹早就被其他国家的军队在现代化和标准化过程中淘汰。不过，即使最现代化的军队也有炮弹种类过多的问题。所有国家在大战爆发前都把生产优先级给予榴霰弹，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炮弹，能在空中爆炸，向一个很大的区域发散射出致命的小铅球。大战之初的几个月表明，榴霰弹对消除带刺铁丝网有效果，但是无法破坏碉堡和杀伤碉堡内的人。只有含有黄色炸药和硝酸甘油这样的高爆破性的炮弹才有效果。这类炮弹的生产较复杂，成本也较高，但是其消耗量呈指数增长的趋势。

法国和德国改善炮弹供应情况最快。在巴黎，一名年轻有为的社会主义政治家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被任命为法国战争部里主管武器的副部长，他立刻着手改革。他组织了35万有经验的产业工人投入生产，后来提高到50万人。他解除了这些工人服兵役的义务，指派他们到军需品工厂和矿山工作。他从政府和私人企业里召集了数万妇女，这项措施开启了妇女解放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社会。到战争结束时，妇女占有了英国和法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工作岗位。罪犯和逃犯也被分配工作。于是，法国的炮弹生产量很快就能满足军队的需求量了，其改进速度令人吃惊。

在大战爆发的第一年里，德国的炮弹供应状况特别危险。毛奇在战前坚决要求发展工业生产能力，以便能适应战争对弹药的高度需要，他是欧洲战争策划人员中唯一提出此意见的人。德国的工业能力为弹药的扩大生产提供了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德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炮弹用量超过了普法战争；第一次伊普尔战役进一步消耗了炮弹的供应；英国实施的海上禁运使德国短缺各种原材料。

法金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动用手中的权力聘用极有活力的年轻犹太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拉特瑙充分利用德国的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产能，取得了奇迹般的成绩。黑色火药的主要成分之一樟脑，本来需要从日本进口，德国的化学工业很快发明新办法，能从普通的松节油中提取。氮，原来需要从进口的智利海鸟粪中提取，后来从空气中提取就行了。德国以前需要从美国进口棉花，提取丙酮，用以制造硝化甘油，后来发现可以用木头取代美国棉花。德国和法国一样，允许有技能的工人不服兵役，也允许妇女进入工厂做工。到1915年夏天，德国每月能生产400万发炮弹，这个产量刚好能满足德军需要。

一些研究炮弹供需问题的历史学家，找到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论据证明1914年和1915年炮弹危机事实上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严重，至少不像将军们声称的那样严重。在许多战役中，特别是由于天气原因使道路变得泥泞时，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炮弹，而是如何将炮弹运送到需要的炮位上。在1914年的塞尔维亚战役中，奥地利人的马拉大车在4天的艰苦行进中只走了12英里（约31公里）。此外，炮手常常肆意挥霍炮弹，远远看见几个敌人，便急切地开炮轰击。俄国人浪费炮弹供应的现象比较特殊，大量储存在堡垒中的炮弹没有发挥实际军事作用，却落入德国人之手。

双方的将军都善于把自己战绩不佳归咎于炮弹短缺。在俄国，战争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Sukhomlinov）一旦发现有利用炮弹供应问题削弱他的政治地位的将军，便立刻停止向他们供应炮弹。第一次伊普尔战役结束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向一名记者抱怨说，如果他手中有足够多的炮弹，他的士兵就能不受阻碍地走过德军的防线。

后来，虽然黑格获得足够的炮弹供应，但他的进攻还是失败了。这让人很怀疑他原来的抱怨。但是，黑格之后还有别的英国远征军高官公开抱怨炮弹供应问题。1915年中旬，英军炮弹供应问题严重，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被迫下台，从而导致英国政府大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