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寻找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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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会爱和恨，我恨法金汉将军。

——埃里希·鲁登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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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开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充满了致命的暴力。在元旦那一天，一艘德国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发射出的鱼雷，钻入英国无畏号（Formidable）战列舰的船体，546名英国船员阵亡。在欧洲大陆，法国发动全线进攻，或者说想发动全线进攻，佛兰德斯、阿尔贡、阿尔萨斯、凡尔登等地都燃起战火。在盛产香槟酒的凡尔登西部，战斗异常血腥。在东线令人胆寒的冬天里，寒冷每天晚上夺走数百名睡梦中士兵的生命。俄军慢慢地迫使奥匈帝国的军队后撤到喀尔巴阡山脉山口，那里是加利西亚平原和奥匈领土分界线。欧洲以外，在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俄军的进攻和恶劣的气候正在摧毁着既缺乏指挥又缺乏武器的土耳其军队。在亚洲、南太平洋、南大西洋这些难以想象会有战争爆发的地方，也爆发了流血冲突。

诸交战国都因准备不足而陷入僵局之中，各国既感到悲哀而又无奈。在1914年最后的5个月中，德国伤亡人数有80万，其中10万人阵亡。法国和奥地利的伤亡人数在100万左右，俄军的伤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来法国作战的英国人有一半人伤亡。巨大的伤亡数字使所有交战国都变得麻木不仁。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一块教堂纪念碑上，记录了在8月至12月间战死的教区居民名单，一共有80人。

然而，所有这些杀戮并没有换回胜利，这应该是所有噩耗中最大的噩耗。每一个国家都在重建受到重创的军队，扩充兵力，然后再把军队送往前线。没有人比法国的霞飞和英国的弗伦奇更乐观，他俩仍然坚信胜利就在眼前，只需让战士们再多做一两次流血牺牲，胜利就能实现。另一些人，比如德国的法金汉和英国的基钦纳，他们预见到未来将是一场漫长的恐怖肉搏。然而，无论是乐观的或是悲观的，内心都有一个重要问题要回答：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对这个问题，除了法国和奥匈帝国之外，大多数国家内部都出现深层次的意见不合。在巴黎，有个事实正支配着法国人的思维，那就是德国霸占了大片法国领土。德国占领着法国14%的工业生产基地、67%的钢铁生产、90%的铁矿、40%的糖厂，还占领着相当大份额的煤、羊毛、化学生产能力。这个事实让法国人很容易地形成一个共同伟大目标：把德国人赶出去，摧毁他们，烧死他们，使用任何可能的办法攻破他们的防御线，把他们扔回莱茵河对岸。在法国，只有一个人的意见受到尊重，他就是被称为“老爸”的霞飞。在其他国家，没有谁能拥有如此高的地位。在决定法国的战略方面，霞飞自大战开始就拥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权力。有许多法国人怀疑给予霞飞如此高权力是否明智，也有人在法军不断退却时呼吁撤换霞飞，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平息了怀疑者。也许，怀疑者的内心还留有疑问。究竟马恩河胜利是谁的功劳？马恩河胜利的长远影响是什么？但是，霞飞取得了马恩河战役的总司令头衔，这提高了他的威信，对他的质疑消散了。不过，在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之后，霞飞还有空间去忍耐更多的损失，这点的确令人震惊。他仍然坚信，大战持续的时间将会相当的短，结局将会非常辉煌。他下决心按照自己的判断指挥作战。

维也纳政府内部也缺少不同意见，这很像法国，但有一点不同，维也纳对战争的期待没有法国那么高。绝望使奥匈帝国内部产生一致性。大战以来，奥匈帝国的损失比较严重，这个二元帝国只有俄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难以恢复被重创的军队。奥匈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在陆军元帅康拉德发动的加利西亚战役和塞尔维亚战役中消耗殆尽，剩余部队的士气大受挫折，越来越难以维持帝国内部非德意志人口的热情。奥匈帝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塞尔维亚还没有被击败，俄国继续在进攻，意大利有可能加入敌对的协约国一方，所以，奥匈帝国只能保留一个最高目标：想办法不让俄国翻越喀尔巴阡山脉。为了这个目标，奥匈帝国肯定需要德国的帮助。没有德国的帮助，奥地利人已经没有能力独立地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了。

康拉德与敌人交战很少犹豫，他宣布冬季进攻计划，目标是把俄国人赶出喀尔巴阡山脉，并解救被围困的普热梅希尔（Przemysl）要塞。他希望利用武力说服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不要加入协约国同盟（这几个国家渴望分享战争果实，但不能肯定哪一方能获胜），他请求德国提供4个师大约6万人。他这样就能和自己的盟友同舟共济了。德军高层认为，如果德国不提供帮助，康拉德就没有能力打败俄国人。然而，即使德国同意给予帮助，谁也没有信心康拉德能取得成功。可是，他的计划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等着俄国人来进攻，那样的结果将是灾难。法金汉手中有4个新组建的军，大约有10万兵力，武器装备良好，指挥官和军士都很有经验。不久，德军内部爆发争执，争执的核心是应该在哪个战场如何使用这几个新组建的军。

德国如何处理奥地利？鲁登道夫告诉法金汉，问题是德国前途未卜。其实，奥地利问题仅是德国面临的难题之一。德军不仅需要在西线上对付实力迅速增长的法军和英军，而且还需要对付东线的巨型“压路机”俄国。虽然俄国已经遭受巨大损失，但其实力仍然大大超过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和，有迹象表明，俄军正在准备恢复攻势。德国目前没有好办法去对付这些危险，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合理分配现有资源。没有人知道是西线能取胜，还是东线能取胜。已经没有人考虑如何在西线和东线同时取胜的情况了。未来应该如何行动，政府领导与军队指挥官之间有不同意见，意见的差异是实质性的，这导致整个德国的战争安排处于瘫痪状态。

法金汉，这位英俊的容克贵族位居要职，此时是德军总参谋长，兼战争大臣，似乎拥有决定德国战略的权力。他有自己的未来计划。德军在1914年的损失使他感到惊恐，他称德军是一台已经“破损了的机器”。他判断德国已经没有机会打败所有的敌人。有必要考虑在东线或西线用谈判的手段获取和平。在西线，如果没有英国的默许，他觉得根本无法和平谈判，原因是英吉利海峡使得英国很难被征服，折中的办法只能是用武力拆散英法同盟。在东线，俄国军队规模巨大，德国无法在有限时间内打败俄国。法金汉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东线要狠狠惩罚俄国人，使之接受停火协议；在西线，要集中力量打败法国。他曾把法国描述成英国人手中的剑。“如果我们能让俄国人接受谈判条款，”他说，“我们就有了压服法国和英国的手段，那时的和平谈判将对我们有利。”

法金汉不愿向东线输送更多的兵力，因为那样会减少西线可用之兵。他也不愿用削弱东普鲁士的办法去补充康拉德的兵力。这就使得他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意见不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看到了击败俄国人的机会；由于鲁登道夫和马克斯·霍夫曼是东线的大脑，所以鲁登道夫的态度就更坚决一些。因此，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鄙视法金汉，这有可能是因为战略观点不同，也可能是因为嫉妒，或许这两种原因都有。法金汉占据着德军中两个最高的职位，他拥有指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权力，其他德军高级指挥官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由于德军伊普尔战役损失过重，法金汉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坦南堡大捷和马祖里湖的胜利，为兴登堡在公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接近霞飞在法国公众中拥有的地位。兴登堡不打算用自己的声誉支持法金汉。在鲁登道夫不断刺激下，兴登堡利用一切机会削弱法金汉，他公开扬言法金汉不适合占据如此高的职位，鼓励自己在皇室、政府内部的追随者去说法金汉的坏话。法金汉则给予兴登堡以类似的回击。

俄国人所面对的形势本来应该较简单一些。像法国和英国一样，俄国只有一个敌人需要打败。但是，俄国人却有内部分歧，所以形势反而变得不确定。俄军总参谋长是沙皇的堂兄大公爵尼古拉，他身高足有6英尺6英寸（约2米），瘦得像一根柱子，极具军事指挥才能。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计划利用自己手中的巨大兵力入侵德国，结束东线的战争。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却不牢固。他蔑视修道士拉斯普廷（Rasputin）。有一次，他曾警告拉斯普廷，如果拉斯普廷胆敢访问俄军总部，就会被绞死。这也许就是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不信任大公爵尼古拉的一部分原因。皇后亚历山德拉认为尼古拉觊觎皇位。尽管俄国在1915年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将德国置于临死前的混乱之中，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还没有确定。俄军总参谋部的一些强势成员要求直接攻击德国的心脏地带。另一些人则想先穿越喀尔巴阡山脉，干掉奥匈帝国，演出一幕消灭德国的前奏。大公爵尼古拉由于缺少沙皇的指导，难以化解总参谋部内部的分歧，形不成最终决议。他倾向于让所有人都满意。

土耳其人参战了，这个新情况让所有交战国都感到意外，大家都认为这个变化实属多余。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的时候是一个腐败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很懦弱，根本无法与欧洲强国竞争，甚至没有资格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的伙伴。无论与哪个国家结盟参战后，奥斯曼帝国都很有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领土。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此后爆发了巴尔干战争，虽然国家有损失，但这个党却紧抓住政权不放。后来，欧洲出现八月危机，青年土耳其党认为这是一次天赐的良机。所以才会突然出现欧洲人都在想与土耳其结盟的新情况。这个变化让人感到既惊奇又突然。

几年之前，更确切地说是几代人之前，欧洲强国就不愿与君士坦丁堡建立正式的关系。土耳其是“欧洲病夫”，处于缓慢的崩溃消亡之中。欧洲各强国在争夺土耳其的遗产的过程中，因为相互嫉妒而难以达成一致，从而才使土耳其有机会苟延残喘，暂时逃避灭亡的命运。俄国想占有君士坦丁堡，英国和法国坚决不容忍俄国的野心，宣称宁愿打仗也不能让俄国的贪心得逞。但是，做土耳其的同盟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必须为土耳其担责任，而土耳其能给予的回报却很少。一旦做了土耳其的盟国，即使有机会，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攫取土耳其的领土。所以，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从土耳其分裂出去，英国夺得埃及、塞浦路斯，法国获得阿尔及利亚，希腊抢下了克里特岛，奥匈帝国吸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土耳其的领土不断被瓜分。土耳其的统治者很显然生活在不可逆转的恐惧和羞辱之中。

有两个欧洲强国与土耳其有最密切的关系，其一是英国，它是土耳其的主要保护者，防备着俄国的扩张入侵，其二是德国，它对中东的经济利益越来越感兴趣，甚至建设了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普鲁士早在1822年就开始被邀请去培训土耳其军队。奥托·李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将军作为德国特使刚到达君士坦丁堡，就被任命为土耳其军事检察官，实际上就是总参谋长。为了平衡需要，青年土耳其党又邀请英国负责改造土耳其海军。土耳其海军向英格兰订购了两艘无畏级战舰，价格高达1100万英镑，这笔钱对这个因巴尔干战争而濒临金融倒闭的帝国来说代价巨大。这次军购受到土耳其公众的大力欢迎，大部分买战舰的钱是靠发行公债筹集的。

大战爆发意味着土耳其有机会结束其孤立状态。当然，条件是土耳其必须自己先有意愿。究竟土耳其将投入交战双方的哪一方的怀抱，这点在大战开始时并不明确。也许，土耳其不应该拥抱任何一方。后来，由于英国在战舰问题上办了一件错事，再加上德国的威逼利诱，土耳其才做出选择。当1914年夏季的危机达到顶峰时，一组土耳其航海人员正好在英国，准备接收第一艘无畏级战舰。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就在这一天，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宣布英国征用土耳其的两艘战舰。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可以保证两艘最先进的战舰不落入敌人的手里。然而，这件事本可以被处理得更小心一些。如果英国政府正在与土耳其政府谈判，这两艘战舰可以作为谈判条件归还给土耳其，作为给土耳其青年党人同意与英国建立同盟的回报。丘吉尔的决定导致君士坦丁堡暴怒不已。8月初，在离大战爆发只有几小时的时候，土耳其政府提出与德国建立正式同盟的建议。

实际上，柏林早就准备好供签署同盟协议所需的文本，恨不能马上发往君士坦丁堡。德国的同盟协议草案要求土耳其向所有德国正在参战的战场投人兵力。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想到德国有如此高的要求，找了个借口没有签字。同时，他们开始暗中与俄国谈判是否有可能建立类似的同盟协议。此时，俄国的自信心很高，相信协约国的兵力能战胜同盟国，所以断然拒绝了土耳其。俄国人认为，可怜的土耳其人正在利用同盟来阻止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

德国人对土耳其人故意拖延不满，于是派遣两艘高速大型战舰与英国和法国舰队藏猫猫，偷偷进入了地中海。8月10日，德国两艘战舰向阿尔及利亚海岸开炮后，受到敌军舰的尾随追击，它们逃窜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要求允许进入海峡。土耳其青年党的主导人物恩维尔·帕夏，这位只有34岁的土耳其战争大臣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德国顾问坚决要求他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要求他拒绝。他试图拖延，但德国人强迫他立刻做出决定，他退让了。土耳其人让两艘德国战舰开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北面。追击德国的军舰被阻止了。达达尼尔海峡关闭了，运输35万吨出口货物的俄国船队突然无法从黑海抵达地中海。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还是没有做出最后决断。德国决定将开进达达尼尔海峡的两艘军舰送给土耳其（虽然这两艘军舰有了土耳其名字，但全体舰员都是德国人，继续接受德国命令），土耳其政府拒绝评论。结盟的事一直拖延到9月还没有结论。为了促使土耳其陷入危机，两艘德国军舰行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这两艘德国军舰悬挂着土耳其的旗帜，向俄国的费奥多西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开炮射击。不仅俄国人吃惊，连土耳其青年党也非常吃惊，赶忙向彼得堡方面解释攻击是德国人的行为，土耳其愿意保持中立。俄国方面回复说，土耳其可以用驱逐德国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清白。土耳其无力做到这一点。11月30日，由于土耳其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前回答协约国的最后通牒，俄国向土耳其宣战。英国和法国几天后也向土耳其宣战。

虽然土耳其与同盟国建立同盟关系对协约国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一些英国领导人认为土耳其带来了一些新机会。由于不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易于受到入侵的威胁，英国从来不愿限制自己的战场范围。1915年初，从英国海外殖民地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调回的常规军队回到欧洲战场，约翰·弗伦奇爵士手下的兵力已经达到30万人。基钦纳在英国本土招募的数十万新兵正在接受军训。如何使用这些新兵力成为一个问题。许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和内阁成员都有自己明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弗伦奇并没有被伊普尔的巨大损失吓到，他和霞飞仍然坚信德国的防线能被打破，他渴望证明这一点。一连串人为夸张的德军伤亡报告助长了他认为德军正趋向于崩溃的判断。协约国的宣传工作者把西线每一次战斗都描绘成德军机械的自杀式攻击，而实际上德军的伤亡水平要明显地低于协约国。伦敦的作战部主任给出了一份报告，说明德国在几个月内将人力耗尽（这个虚构的故事流传了很长时间。1915年6月前，另一位作战部主任预测，如果英国继续打击德国，德国将在6个月内被打败，大战结束）弗伦奇与霞飞一样想发动进攻，但他不想在霞飞的指挥下作战，甚至不想与霞飞并肩作战。他不断要求独立行动。然而，他俩有一个基本共同点：所有英国士兵都应该被派往西线，越早越好。

1月初，弗伦奇回到伦敦参加英国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这是一个新的战争计划机构，成员有阿斯奎斯、基钦纳、丘吉尔、格雷、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弗伦奇提出一个新进攻方案，要求沿着海岸前进，收复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港口。丘吉尔支持这个方案，他认为这个方案能把中立的荷兰带入协约国阵营，能把更多的德军吸引到西线，为英军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登陆做准备。一开始，委员会反对弗伦奇的方案。大多数成员认为该方案太冒险，收益不大，与霞飞的愿望相去甚远。霞飞希望英军不要沿海岸进攻，而是把重点还放在伊普尔。几天后，弗伦奇的方案又回到委员会的讨论中，大家不是想批准这个方案，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讨论的可能性。阿斯奎斯对这个方案不友好。基钦纳绝对地反对。基钦纳的真实想法是不能公开的，他希望把英国的部队先保留在国内，直到法国和德国消耗殆尽。然后，英国可以派遣大规模的新部队跨越英吉利海峡，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法国境内的德军，可以被视为堡垒，用进攻的办法推不动。”基钦纳告诉弗伦奇。“英国的防线，”他补充道，“可以被当作投资保留着，而同时必须另选战场作战。”

新战场在哪里？基钦纳、丘吉尔等人整天梦想着另选战场作战。英国远征军有几个师的兵力被消灭，巨大的损失使人痛苦，这几个人开始寻找一个让人感到痛苦较小的地方开战。俄国大公爵尼古拉给基钦纳发来电报表示鼓励，并建议在中东展示一下武力，阻止土耳其在波斯和高加索的野心。他建议在叙利亚开辟战场；把土耳其从北面调动过来，帮助俄军减轻在东线的压力。他还建议在波罗的海登陆；俄国海军正在建造一个由600艘机动驳船组成的舰队（彼得堡并不知晓这件事），可以派遣这支船队在德国的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他的第三个建议比在波罗的海登陆建议的风险要小，就是让协约国军队在希腊西北面的萨洛尼卡（Salonika）登陆。希腊还没有参战（还有几个中立国，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在做说服工作），英国战争委员会希望把协约国的军队投入南巴尔干地区能赢得希腊的支持，甚至还能赢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的支持。派遣一支军队从萨洛尼卡向北运动，能起到支持塞尔维亚的作用。塞尔维亚的力量加强后，能进攻奥匈帝国。基钦纳喜欢这个想法，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也同样喜欢。作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并不是军事计划的核心人物，但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有十足意志力的人。

最后，达达尼尔海峡也是一个可选目标，英国军舰在1914年底曾发动短暂的攻击，证明其无力防御。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将给所有同盟国带来困难。丘吉尔给英国在东地中海的舰队发电报询问是否能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一直进攻到君士坦丁堡。英国舰队司令回复说：“如果能增加军舰的数量，扩大作战规模，目标可以实现。”丘吉尔满意了，他指示舰队司令提交一份详细的计划。

于是，达达尼尔海峡就成为那个另选的战场。

新年才过了一周，霞飞在香巴尼（Champagne）和阿图瓦（Artois）地区发动的攻势便不得不停止了。1月8日，德军发动进攻，法军的进攻被迫停止，法军在3周的时间里只前进了500码（约457米），这次进攻法军又多伤亡了数万人，这个结果令法军目瞪口呆。在香巴尼战场，法军的进攻造成9万人的伤亡。霞飞还是不打算放弃，不仅在2月份想要进攻，还想要在3月份继续进攻，他总是认为法军已经处于突破德军防线的边缘。英国战争委员会开始对西线担忧起来，委员们怀疑霞飞是否能兑现承诺。

虽然德国人成功地阻止了法国人无休止的捶打，但是还是在战略方面有分歧。德国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使拥有不同战略思维的人坐在一起讨论不同的战略取向。作为德国军事首领的德皇，极少召集手下人开会讨论分歧，于是分歧便在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滋生腐烂。没有清晰的政策形成机制，却只有以卑鄙的手段陷害和无休止的争吵。那些想集中兵力打赢西线的人用小孩子惯用的伎俩削弱和诋毁持不同意见的同事（例如，法金汉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名字从东线大捷战报中删除）。“东线人”不仅以类似的方式反击，还耍阴谋设法让德皇撤法金汉的职。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德皇自己不发挥领导作用，也不许别人发挥领导作用。所以，危机不可避免。德军最高统帅所经历的危机不是一次，而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发出的一系列危机。

法金汉的战略极为含糊。他希望赢得西线的胜利，同时也希望俄国人能坐下来谈判。他先拒绝帮助康拉德发动冬季攻势，后来又拒绝将自己新成立的但尚未分配的部队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使用，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宣布将自己的第九集团军的三个半师调遣去支持康拉德。在任何军队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做法都可以被认为是在违背军令。按照普鲁士军队的传统和标准，这也是令人震惊的举动。法金汉向德皇抗议。兴登堡也向德皇递交自己的抗议书，谋求德皇的支持。双方为争夺德军战略控制权混战在一起。

法金汉采取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反击兴登堡，但他彻底激怒了对手。他利用自己既是总参谋长又是战争大臣的身份做出一项安排，他宣布兴登堡调往康拉德的部队被任命为新南方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由亚历山大·冯·林辛根将军（General Alexander von Linsingen）领导，此人是法金汉的亲信，林辛根不向兴登堡报告，而是向法金汉报告。鲁登道夫被任命为林辛根的参谋长。法金汉用这个安排分裂了大战以来唯一取得胜利的德国集团军，削弱了集团军领导的权力。

拒绝执行命令行不通，鲁登道夫准备去南面。出发前，他与兴登堡一起草拟一份给德皇的电报，在兴登堡的要求下签字。“我已经与我的参谋长形成密切的关系，”电报说，“他变成我的真正助手和朋友，不能被别人取代，我对他有最彻底的信任。陛下从战争史中知道，这种密切的关系对部队的正常运作有多么重要。”在近乎直接批评法金汉的行为后，电报最后说到鲁登道夫的新工作安排“虽然新但其行动范围较小，与将军的实际能力不符”。电报以卑下的语气结尾：“我冒昧地请求我的同志在南方的任务走上正轨后能迅速回到我的身边。”

电报发出，鲁登道夫走了。几小时后，他就与南方集团军的林辛根、奥匈帝国的康拉德坐在一起讨论兵出喀尔巴阡山脉的最终安排。鲁登道夫是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即使卷入了最恶毒的政治争斗中，他不得不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抗，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能保持自己的个性。他在参谋部内部组建了一个极有天赋的破译小组，由于这个小组的工作，他才得以及时知道了俄国大公爵尼古拉的作战计划。康拉德曾预言俄军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发动攻击，他的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但破译的电报表明俄军还有更多的计划。俄军计划在东普鲁士同时采取行动，还将派部队通过柏林攻击德国的中心地带。鲁登道夫的应对策略与他在1914年面临优势明显的敌人时所采取的策略一模一样。与其让敌人采取主动，不如让自己主动出击。与过去一样，他不仅看到阻止俄军的机会，而且看到如何协调北面和南面的战斗把俄军打瘫痪的机会。

法金汉在完成对东线德军重组之后，参加了东线战役计划会。1月11日，他在波兰的布雷斯劳（Breslau）与康拉德、林辛根、鲁登道夫见面。气氛虽算不上热忱，但可以称得上守礼仪。法金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其余三人，他认为，在隆冬季节的山区攻击兵力优于自己的敌人，这个计划几乎接近疯狂。康拉德冰冷地回答，他了解这个山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第二天，法金汉到了波兰的波兹南（Posen），他与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这三位原坦南堡战役老团队成员见面。这本是一次较为私密的见面，但气氛很不愉快；几个月来被压抑的情感迸发出来。据人们回忆，兴登堡和两位助手公开表达了对自己的上级指挥官法金汉的蔑视。当着法金汉的面，兴登堡说自己对手下人没有信心，准备辞职。法金汉离开后，鲁登道夫、霍夫曼劝兴登堡再给德皇发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没有了丝毫的卑下之情。它要求撤换法金汉，把新成立的四个军团调遣到东线来，让鲁登道夫回到兴登堡手下。最后，兴登堡以明确准备辞职做威胁。

显然是摊牌。德皇被兴登堡的放肆所激怒，他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个“因包藏着野心而蠢蠢欲动”的人，并宣布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投入军事法庭。平时最不愿干预军事的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感到惊骇，他告诉德皇自己的看法，惩罚坦南堡的英雄不可想象，被解职的应该是法金汉。整个德国皇室都被牵扯进这场争斗。法金汉曾警告大战的长期性，许多人因此而反对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向人们保证大战不应该是长期的，许多人因此而支持他俩。在反对法金汉的敌人中，有许多人很有影响力。德皇的妻子、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Empress Augusta Victoria）是反对法金汉的积极分子。皇太子威廉也反对法金汉。毛奇在贝特曼–霍尔威格的鼓励下，甚至盼望法金汉垮台后他能东山再起，所以也开始说法金汉应该下台。但是，法金汉此时还拥有最重要的支持：德皇威廉的支持。德皇做出最终裁决，他宣布法金汉保留总参谋长一职，放弃战争大臣一职。双方争夺的军团被调遣往东线，德皇说东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场”。鲁登道夫在完成南部的工作后，立刻回到兴登堡手下。

德皇的决定，并没有消除多少分歧，却产生更多的损害。法金汉的权威被不可逆转地削弱了：他受到下级的挑战，下级的要求都获得满足。撤销法金汉战争大臣的职务很可能是一个大错误：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不仅使德军处于较好的应战状态，也使德国经济处于可长期应战状态。德皇也受到损害：他做军事总指挥的名声本来就不好，这下就更差了。德皇威廉的心理脆弱性越来越明显。为了能逃避计划战争和指挥战争的烦琐，他竟然能花几小时砍木头玩。由于难以入睡，他依靠阅读畅销小说消磨时光。最后，他不得不乞求兴登堡接受新安排，不要辞职。

困惑似乎难以穷尽。有人建议法金汉离开军队，去顶替贝特曼–霍尔威格任首相。法金汉拒绝了，因为他害怕鲁登道夫从此控制军队。他俩本应通过合作使德国逃脱毁灭的结局。但是，他俩合作的前景非常不好。“我只会爱和恨，我恨法金汉将军。”鲁登道夫宣称。即使是那个性格比鲁登道夫更加稳重的霍夫曼，在自己助手前也称法金汉是“祖国的邪恶天使”。

内讧似乎应该结束了，因为此时又到了用真枪实弹打仗的时候了。1月23日，康拉德开始进攻，由41个师组成的德奥联合军队，开始向由42个师组成的俄国军队发动攻击，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脉，收复加利西亚，解救地处波兰的普热梅希尔。最后一个目标是奥地利人的战略目标，但同时也是具有象征性的目标。普热梅希尔是奥匈帝国最坚固的堡垒，它是维也纳控制加利西亚地区和管制波兰、乌克兰人口的中心。俄国人在1914年包围它，有15万军民受困其中，缺乏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为了防止该城军民绝望投降，康拉德不顾一切地想突破俄军的包围。

战役从一开始就陷入迟滞。困难并非源自俄军，而是源自冬天的山区。部队除了要战斗，还必须翻越雪山。双方互有胜负，奥地利人失败多一些。一支奥地利部队占领了琴斯托霍瓦（Czernorwitz），并俘虏了6万俄国人，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损失了8.9万人。早晨起来，经常发现露营点里有被冻死的士兵。然而，康拉德却生活在远离战场异常舒服的总部，总部的将军们带着妻子住在别墅里。

在康拉德发动攻击后5天，鲁登道夫回到兴登堡的手下，在北面发动进攻。他引进了一种新武器：毒气。德军打开1.8万筒二甲苯基溴化物，这是一种催泪毒气，依靠风力能飘到俄军阵地，使士兵失去防御能力但不置人于死地。但是，德国人不知道这种毒气在结冰的温度下变得效果很差，俄军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俄军也没有通报英、法曾遇到毒气攻击一事。一开始，德军的步兵攻势有收获，但很快就遇到俄军的顽强抵抗。鲁登道夫敏感地叫停攻击，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他就是想使俄军处于交战状态，而同时完成在东北前线的重要准备工作。双方交战还是相当激烈的。俄军派出11个师的兵力打反击，夺回了鲁登道夫进攻时获得的阵地。俄军为了夺得这些重要性不大的阵地，在三天的时间里伤亡了4万人。德军的伤亡轻微，他们采取一边打一边有序撤退的战术，在撤退中用炮火轰击俄军密集阵形。

在长达一个月的战斗中，康拉德几乎没有实现自己在战役开始时设立的目标，未能解开普热梅希尔之围。俄军很快开始反击，逼退奥匈、德国的军队，但寒冷的冬天阻止了俄军的进攻，就像寒冷的冬天破坏康拉德的计划一样。在北面，鲁登道夫刚刚开始动手。他命令德国第十集团军在马祖里湖的北面集结，德国第八集团军在南面集结。2月5日，他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一个彻底包围该地区所有俄军并加以歼灭的计划。这是一个极为野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之所以可行，还需要感谢俄国大公爵尼古拉，他无法弥合自己手下北面的将军与南面的将军之间的矛盾，失去正常调动军队的能力。俄军此时有大约100个师布置在东线，还有一些部队正向东线靠拢。康拉德进攻失败表明，俄军在加利西亚有非常强大的防御力量。然而，同盟国此时在东线只有83个师，一半是奥匈军队，这些军队的可靠性是一个问题。大公爵尼古拉至少可以在北面集中兵力，用兵力优势压倒兴登堡、鲁登道夫。但是，这就需要俄军从南面抽调军队去北面作战。大公爵尼古拉不想这么做，也做不到。

正当鲁登道夫准备出击时，大雪降临，足足下了两天，雪深5英尺（约1.5米），温度竟然低到零下40摄氏度。德军开始四处发动攻击。俄军惊慌失措，防守力全无，德军不断传送捷报，令人难以置信。就在这个时候，冬天让战场变成地狱。2月14日，冰雪突然解冻，冰变成冰水，冻结的大地变成烂泥。在雪地里，德军需要18匹马运送一门大炮。解冻后，大炮陷入烂泥中，连马都动弹不得，就不用说移动大炮了。雪水和汗水湿透了士兵，夜晚来临，他们的衣服板结成冰。就像在喀尔巴阡山脉战场一样，被冻死的士兵不比被枪杀的士兵要少。战斗演化成一场障碍赛跑，德国士兵异常痛苦地挣扎着包围俄军，俄国士兵异常痛苦地挣扎着逃跑，丢弃一列一列火车的军需品。

2月18日，战斗激烈程度达到顶点。德军的一个军奋力穿越覆盖着厚厚雪层的奥古斯图夫（Augustow）大森林，把俄军的一个军包围起来。被包围的俄军以英雄的气概坚守了三天，从而给俄军的其他部队撤退提供了机会，最后被围俄军投降。第二天，撤退的俄军组织起反攻，虽然没有夺回失地，但阻止了德军的进一步进攻。

德国的宣传机构把奥古斯图夫捧为伟大的胜利，又一次坦南堡人的成就。鲁登道夫宣称他俘虏了10万俄军，并缴获300门大炮。尽管俄国方面的统计是伤亡5.6万人、损失185门大炮，但是这次胜利确实是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胜利。俄国人被迫撤退70英里（约112公里）。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挫败了大公爵尼古拉的计划，他曾计划在春天发动东北方面的进攻，他的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几乎无法恢复。兴登堡再次成为德国的英雄。柏林的报纸把他说成是一个天才，一个无敌的人，一个上帝般的人物。

俄军在经历了这次战役后，并没有像鲁登道夫所说的那样被消灭。德军前进了70英里（约112公里）是一次胜利，但是与巨大的东线战场相比微不足道。兴登堡坦白地说：“我们在战略上失败了。”然而，同盟军在南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胜利。2月17日，康拉德再次发动攻击，结果仍然是惨败。冬季战役结束时，奥地利的伤亡人数在1914年的100万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万。为了解救普热梅希尔之围，康拉德损失了比受困人数多6倍的生命。截至4月，即使算上刚招募的新兵，奥地利也只有50万兵力供使用了。与对阵的俄军相比，这个数目小得可怜。

除了士兵的生命损失外，双方几乎什么都没有获得。法金汉把康拉德的冬季战役和第二次马祖里湖战役看作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他认为，这两个冒险行动证明冬季作战的愚蠢，也证明了想打败俄国的难度。他的警告都是合理的。他由此认为自己在西线的战略肯定正确。他的自信是可以理解的。

背景：死亡机器

为什么大战没有在1914年结束？又为什么一直拖延到1918年才结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业技术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大战开始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许多领域都有加速发展：冶金学、化学、高精度大规模生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武器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反过来，战争又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参战国不仅是世界上的军事巨人，而且是工业领袖。新发明层出不穷；无论哪一方生产出一种毁灭性武器都有可能破坏双方的武器平衡，另一方立刻寻找方法谋求新的平衡。

那些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参加大战的士兵，不理解手中武器的潜力，不知道在学校里学到的战术知识早就过时。实际上，打破战争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发现如何使用工业革命提供的力量，二是发明像机关枪和潜艇那样的新武器。

20世纪，世界有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还实现了登月旅行。即便如此，人类的武器发展仍是一部缓慢的历史，回忆这部历史需要追溯遥远的过去。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人类开始生产铁器，此后才有杀伤力较强的剑（此前，武器大概就是棍棒一类的东西）。公元7世纪的时候，骑马的人才有了马镫和马嚼子。到了9世纪之后，中国的焊锅匠发现将一定配比的硝石、木炭、硫黄混合在一起能制成火药，火药遇到火焰发生爆炸。到了公元13世纪，火药才被蒙古入侵者带入欧洲，人类学会有效利用火药的过程非常缓慢。第一支步枪刚出现的时候，它不如弓箭射得远，连发的速度也比弓箭慢，甚至准确性和杀伤力都劣于弓箭。之所以要把步枪当作弓箭的替代品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射击步枪需要的力气要小一些、每个人都能用，而且学习步枪射击只需几天而不是像学习弓箭那样需要几年。拿破仑的加农炮发射出实心的铁球，他的做法与几个世纪以前欧洲的炮手发射大石头块没有本质区别。有膛线的大炮在美国内战时才出现，这种巨型大炮的射程和准确性都相当高，可以使矗立了数千年历史的堡垒顷刻间化为灰烬。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武器发展变快。机器和模具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大量生产完全一样的部件。这其实就有了制造火车、现代枪械、内燃机的基础。这些技术为全面战争提供了条件。化学工业问世了，化学工业的先驱们发现了许多进一步改变战争面貌的新物质。他们发现，将棉花浸泡硝酸后烘干，能产生一种无烟的火药，其爆炸力是中国人的火药配方的3倍，而且更清洁。将硝化甘油与有吸附能力的泥土混合能形成炸药。一些为和平目的合成出的气体，人吸入后能丧命。

自1914年大战爆发，战争的特征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式的大炮使用水压机构吸收后坐力，这种大炮不必每次发射完再重新定位。被填入大炮里的炮弹，由推进物、弹头、时间控制器组成，并被放入一个圆柱体中，能较容易地搬运。大炮可以将炮弹像下雨一样倾泻到敌人头上，速度更快，更准确，距离更远，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的武器，人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大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武器，它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杀的人，比其他所有武器杀的人都要多。

另一种新武器机关枪使西线的战事陷入持久僵局。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在1884年发明机关枪，他的主要成就是利用无烟炸药产生的后坐力弹出空弹壳，重新装载新子弹，然后再次射击，这种方式可以无限循环下去。马克沁机关枪能在每分钟射出600发子弹。这个简单、有力的装置在提供水冷却的条件下，能以恒定的速度连续射击几小时。机关枪使步兵进攻变成大规模自杀，但它的重量大，不适合进攻（大战早期被用于进攻，但需要3至6人搬运），是防守的最佳武器。

大战中士兵使用的步枪也比从前的武器有了很大的改善，其性能令人感到惊讶。各国生产的步枪非常类似：德国的毛瑟枪、法国的勒贝尔、英国的埃菲尔德、奥地利的曼利夏、意大利的曼利夏一卡尔卡诺都是4英尺（约1.2米）长，重量不到10磅（约4.5千克），都有枪栓，子弹盒能装5至10发金属子弹，都能连续射中几百码远的靶心。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排能射出一挺机关枪一样猛烈的火力。

虽然有一些新发明看上去粗糙，但很有实战意义。带刺铁丝网，最早被美国人用来防止牲畜逃跑而设计，在大战中找到重要应用。在西线，每一条壕沟都用带刺铁丝网保护起来。除非准备发动步兵攻击时拆除，带刺铁丝网就是陷阱，能网缠住敌人，然后用枪将敌人在短距离内射杀。

各国煤矿工人和地铁建筑者使用的地下通道技术也被引入战场，成为一种新的战斗形式，各方有数千人在对方的脚下挖地道，以便发动偷袭或炸毁地面上的敌人、武器、堡垒。有时，挖地道不小心能与敌人的地道相遇，还有时是故意挖穿敌人的地道。其结果是双方在地下发生战斗，地下的战斗相当丑陋、恐怖、神秘，完全不像天空飞机格斗那样可供观赏、浪漫、引人敬佩。

迫击炮的地位最卑微。它是一种小型的榴弹炮，能把炮弹投向高空然后几乎垂直落向目标，大战前人们并不重视它。德国人有一种被称为“小型投掷器”的迫击炮，其他国家的军队较少有，英国则没有。迫击炮在西线的阵地战中很有效果——高弧形飞行的炮弹能直接钻入敌人的战壕——于是英国人开始设计使用。1915年，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斯托克司（Frederick Stokes）设计出一种先进的、可供大量生产的迫击炮，它的显著特征是泪珠状炮弹有供平衡用的直尾翅。这种迫击炮马上成为英军的必备武器。

有些新武器效果不佳，但非常恐怖。德国在1915年首先使用毒气，随后交战双方开始使用，数千人被杀，另有数千人残废。随着战争推移，毒气的杀伤力不断被改进，氯气被光气取代，光气被芥子气取代，但是毒气并没有对战争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缺点明显，就连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使用。火焰喷射器的情况类似，这种武器在1914年引入，很快成为标准武器。它有两个罐，一个放着有压力的气体，另一个放着易燃的油，有压气体能把被点燃的油吹出40码（约36米）远，形成长长的火苗，它在战场上看上去可怕，但实际效果不佳。在战壕搏斗中，它几乎没用，而且对自己人也有危险。如果子弹打穿它的两个罐，火焰喷射器的使用者自己将陷于火海，他会无助地向四个方向喷射火焰，他的同伴有可能受到伤害。

有这么多的新武器，许多旧武器自然会被取代。刺刀本是步兵的标志，却在大战中变成过时的浪漫符号。步兵在冲锋前要上刺刀，退出战斗时也上刺刀。上刺刀是因为军队的规章制度，是一种军人的仪式。步枪可以连续射击，手持步枪的士兵在与敌人肉搏时喜欢先用枪射击而不是端刺刀冲锋。士兵们也很喜欢掷手榴弹。如果遇到最野蛮的肉搏，步兵喜欢用自制的棍棒，或者是有锋利切削刃的挖战壕工具，甚至是包皮铅头棍棒、指节铜环。从整体看，大战中被刺刀杀伤的人数非常少。

骑兵消失了，这个变化最具戏剧性。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骑兵在进攻中具有核心地位。骑兵能给敌人决定性的打击，从中世纪到19世纪都是欧洲战争中的主力军。1914年大战开始时，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有骑兵，俄国有100万骑兵，大部分俄国骑兵来自哥萨克。但是，骑兵的作用自美国内战时就明显开始衰落了。在西线战场，骑兵一开始就变成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累赘，非常难伺候，运输也很困难，遇到现代枪炮时毫无取胜的希望。

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莫过于英军总参谋部对骑兵的迷恋。德国和法国都在减少骑兵的数目，但英军拒绝减少骑兵。直到大战结束，道格拉斯·黑格还保留着一个顽固的信念，骑兵是实现步兵突破的关键，只要条件适合，他的骑兵一定能与机关枪匹敌。不过，他的信念一直都没有机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