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放弃马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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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无论如何都要攻击！德国人已经精疲力竭。胜利属于坚持到最后的那一方。

——费迪南德·福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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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经害怕整个欧洲大陆都被战火覆盖，这个噩梦终于在9月初变成现实。整个西线，从巴黎到阿尔卑斯山，同时有十几个集团军全力投入惨烈的肉搏之中。在东线，俄国人和康拉德指挥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加利西亚进行着大规模的战斗。在东普鲁士，德军第八集团军取得坦南堡大捷之后，继续谋求在马祖里湖歼灭莱宁坎普的俄国第一集团军。

最关键的战斗莫过于德军的右翼与法军的左翼相遇。克卢克此时并不知道巴黎附近已经生成一支新的法国集团军，也不理解毛奇命令他停止前进的意义，于是继续向南猛扑寻找法国第五集团军的侧翼，或者击败英国远征军的残余。克卢克的军队继续前进，但崩溃的危险出现了。“我们的士兵疲劳过度，”克卢克的一个参谋早在9月2日就写道，“士兵们每天走40公里，已经连续走了4天。道路很难走，路面被破坏，树被砍倒，田野被炸得像过滤网一样。他们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们的脸上挂满尘土，军装如同烂抹布，有人称他们是抹布袋子。太困了，他们闭着眼走。为了驱赶瞌睡，他们大声唱歌。他们期待着即将到手的胜利，期待着凯旋般地进入巴黎。期待胜利的念头支撑着他们，刺激起他们的热情。如果没有了对胜利的期待，他们将马上瘫痪在地。无论在何地，他们肯定倒地便睡。他们喝大量的酒，不仅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灵魂，也为了麻痹自己的身体。支撑他们的只能是这样的醉生梦死。今天，克卢克检查完工作后狂怒不已。他要制止这种集体堕落。我们说服他不要下过度严格的命令。不能太严格了，否则士兵们一步都走不动。对如此变态的疲惫，只能用变态的刺激才有效果。到了巴黎，我们一定要补偿所有这一切。”

占领巴黎似乎是可能的。虽然弗伦奇承诺重新加入战斗，但英国远征军仍然继续后撤（他后来解释说，后撤是为了与增援部队和给养更近一些，等条件满足就向北行动）。

就在此时，局势开始发生改变。法国人截取到德国人的电报，有些电报甚至没有加密。法国人从这些电报中发现，克卢克此时正向东南方向走，目标已经不再是巴黎。有一个德国军官走错了路，被法军的巡逻队击毙，从他身上搜出一些纸片，纸片的内容不仅显示了克卢克部队的位置，而且还显示了他们的目标位置。约瑟夫·加利埃尼立刻意识到这些发现的重大意义，他组织起一个飞行侦察小分队，指示飞行员第二天早上去何处侦察、侦察什么。侦察小分队的报告证实了加利埃尼的猜测：克卢克的部队分成六路，每路均很薄弱，确实在向东南方向前进。他们的右翼就暴露在加利埃尼的新第六集团军的攻击下。法军发动反击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加利埃尼的新第六集团军，此时仍然是一个半成品，大部分士兵都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加利埃尼命令他们准备行动。接着，他亲自乘车去英军总部，希望能说服弗伦奇也参加进攻。加利埃尼到了，但弗伦奇有事不在英军总部，负责接待的副官事先并不知道加利埃尼要来访，以非常轻浮的举止对待加利埃尼。有一位副官后来说，加利埃尼穿着用带子束紧的高大靴子，系着黄色的绑腿，看上去既笨拙又蓬乱，就像一个喜剧演员，没有一个英国军官愿意被人看见与这样的人谈话。

加利埃尼等了3小时。最后，副官答应，等弗伦奇回来后，肯定有人会给加利埃尼回电话。加利埃尼离开了。承诺的电话终于打来了，电话说英国远征军将继续向南走；英国人已经同霞飞联系过，霞飞没有鼓励英国远征军与加利埃尼合作。无论加利埃尼向谁求助，谁都不帮助。虽然霞飞批准了加利埃尼的攻击计划，但他认为应该从南面发动攻击，而不是加利埃尼建议的马恩河的北面。加利埃尼认为，从南面发动攻击将削弱攻击的力量，于是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希望说服霞飞转念。然而，加利埃尼却得到个更倒霉的结果。霞飞先是不愿派遣足够的军队猛烈攻击德军。后来，霞飞意识到这是个大好的机会，充满了潜在的荣耀，他竟从加利埃尼手里夺回第六集团军的指挥权。加利埃尼独自一人返回巴黎。

克卢克是个好军人，绝不会给加利埃尼太多机会。他在前进中仍然尽量保护自己的侧翼。他派遣一个军的兵力（两个步兵师，有炮兵）占据自己西面的乌尔克河（Ourcq River），在那里建立一个面向巴黎的防御阵地，而这个方向就是法军第六集团军来袭的方向。虽然克卢克派遣的这个军由后备役人员构成，但军长是能力极强的格罗瑙将军（General Gronau）。格罗瑙把部队安排在高地上，命令士兵挖战壕，利用炮火打散来犯的法军。战斗结果对德军非常有利，法军想快速消灭克卢克的愿望从此破灭。对德国人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克卢克再次燃起攻破协约国左翼的希望。

9月5日，法国、英国、俄国签署伦敦协约，正式建立协约关系，并保证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德国签署和平协议。同一天，毛奇的参谋陆军中校理查德·韩屈（Richard Hentsch）来到克卢克的总部，警告克卢克有一个新的法国集团军可能从西面发动攻击。韩屈还没有离开，格罗瑙就报告受到法军的攻击，急需帮助。克卢克没有感到震惊，他认为这股法军的主要目的是诱导他停止前进，而不是认真的攻击。但是，他采取了一项慎重措施，派遣另一个军返回救援格罗瑙。不仅如此，他还给比洛发电报，要求归还早前他派遣去支援比洛的两个军。比洛不愿放人，因为比洛认为这样将削弱他的右翼。如果他知道英国远征军已经向北进发，也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转身，他根本不会同意克卢克的要求。但是，此时的局势是克卢克正受到攻击，而没有人攻击比洛，于是比洛最终同意归还克卢克的两个军。虽然克卢克抽取德军右翼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救助格罗瑙，但是没有能够阻止法军的攻势。克卢克还是专心取得大胜利。

巴黎不再是克卢克成功的标志。但是，这会打击德军的士气。对克卢克的士兵来说，攻占巴黎意味着漫长折磨的结束。一位德国军官描绘了发生在9月3日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清楚地说明德国士兵的心态。“我们营疲惫地向前行进，”他写道，“突然，前面岔路口有一块路标，路标是：巴黎，35公里。这是第一块没有被破坏的路标。看到这个路标，全营官兵就如同触了电流般地战栗。路标上‘巴黎’这个词，令他们疯狂。有些搂着那块肮脏的路标，还有的围着它跳舞，他们充满激情地哭喊、尖叫。路标向他们证实巴黎就在眼前。毫无疑问，我们马上就要到巴黎了。这块路标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士兵们有笑脸了，疲惫似乎消失了，精神焕发的部队重新开始行军，步调整齐，树林里令人憎恶的道路也不再是困难。歌声嘹亮飞扬。”可是如今，克卢克向东南偏转，要回到乌尔克河，巴黎的梦想渐渐远去。

此刻，德国人没有停止战斗。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兵力陆续到达。9月5日晚，格罗瑙的炮火炸乱了他们的阵形。此间有一时刻，法军曾滑向崩溃的边缘，一位勇敢的陆军上校罗伯特·尼韦勒（Robert Nivelle）拯救了法军，他与贝当一样此时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还没有拿到将军头衔。在此危难关头，他命令士兵把野战炮移动到能进行短距离平射的地方，用炮火轰走了德国人。

天黑后，格罗瑙考虑到敌人兵力仍占优势的事实，还考虑到克卢克已经根据白天的战况做出新的调整，于是他决定从乌尔克河后撤。这个决定很可能拯救了他的部队。法国第六集团军借着月光发动夜间攻击，发现德军已经走了。克卢克此时才理解西面来的威胁不可忽视，调动整个集团军向回走，跨过马恩河，退回乌尔克河。像往常一样，咄咄逼人的克卢克，从来不满足于防守，总是寻机围歼敌人。

克卢克撤退后遇到诸多问题。他此时不再与法军主力交战，从而失去获得战场胜负的机会。他撤回乌尔克河之后，在他与比洛之间有了一条35英里（约56公里）宽的间隙，这条间隙在几天后将越变越宽。在克卢克和比洛之间，只有两个骑兵师和少量步兵部队，不足以抵御大规模的攻击。利用敌人之间的间隙是拿破仑许多成功战例的关键。

历史书常常轻描淡写地说，克卢克撤回乌尔克河。这句话太简单了，难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只要有军队行动，总是意味着漫长的艰苦跋涉，之后总是跟随着战火。克卢克的士兵已经5天没有拿到粮食定量供给了。每天，他们只能睡几小时。为了把用于攻击和防御的大炮和弹药拖着走，德军士兵的靴子都脱落了，军装都变成了碎布。此时，克卢克的兵力处于劣势。

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士兵都是新兵，对作战比较生疏，组织也不好，无法与克卢克的老兵对抗。法军在9月6日再次发动攻击，但又一次撞上正在等着他们的德军大炮。战斗结果是一场灾难，不仅没有能够把克卢克的部队从匆忙修建的防御工事中驱逐走，自己反而崩溃了。克卢克曾希望消灭第六集团军，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性变大了。

法国人在东部的几处战场都处于后撤之中。法军战线上的重要据点凡尔登处于危急之中。以9月6日的局势看，凡尔登以南的战线有可能崩溃。毛奇的新计划就是要在两处实现突破，实现大包围。此时，这个计划才开始让人感到有些道理。

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英国远征军摸索着向北行进，与之同行的还有一个法国骑兵军团，他们的行进速度很慢。这队人马无意中进入了克卢克和比洛之间的空隙。这是个既危险却又激动人心的时刻。如果两个德国集团军靠拢，英国远征军就要被压垮。如果英国远征军迅速发动攻击，就能击破德军的背部，德军将受到重创。

然而，英国远征军没有快速采取行动。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犯了错误：英国远征军中有一个师，在困惑中绕了一个圈子，当夜晚来临时，前锋部队追赶上了排在部队最后的给养车队。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两个侧翼都有强敌存在。但是，英国人不知道克卢克和比洛都没有处于向他们进攻的位置上。左边的克卢克忙于对付法国第六集团军。比洛此时已经是德军战线的最外端，其侧翼完全暴露在外，正忙于跟弗兰谢·德斯佩雷作战。由于比洛归还了两个军给克卢克，他的右翼变得薄弱。刚被提升的贝当将军正狠敲比洛的右翼，比洛的部队被迫后撤，失去原有阵地。当克卢克和比洛听到英国远征军处于他俩中间时，都感到震惊，都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克卢克一方面继续猛击法军，另一方面调遣一定数量的部队专门应付英国人可能的攻击。比洛开始计划撤退，他计划让克卢克的军队和自己的军队都后撤10英里（约16公里），在英国远征军的北面重新形成并联态势。

整个战线上的战斗都非常激烈。除了左翼外，法国人都处于防御状态。法国人的右翼受到德军的猛烈攻击，毛奇希望从此处突破法军战线，法军全力阻止德军的进攻。虽然霞飞夺走了加利埃尼的指挥权，但加利埃尼并没有陷入深深的怨恨之中，仍然让巴黎的出租汽车装满士兵向前线增援。由于他的积极努力，第六集团军的兵力迅速增加，每小时都有新兵加入。

激烈的战斗在9月8日和9日达到疯狂的顶点。胜负取决于德军在东面是否能击溃法军的防御线。不过，胜负也有可能要看德国第一集团军或法国第六集团军谁能击败各自的对手。所以，马恩河战役实际上是一系列首尾相连的危机，双方拼死搏斗，直到其中一方崩溃为止。

9月7日，名叫“圣贡德沼泽（Marsh of Saint Gond）”的沼泽地神秘地扩大了面积，福煦的新集团军与豪森的德国第三集团军被这片沼泽地分隔开。虽然福煦像往常一样有决心同敌人战斗到底，但是他很自然地断定跨越沼泽并不可行，于是从沼泽的两侧发动攻击。这两个方向的攻击都遭遇到强大的德军抵御，被德军击退，法军伤亡严重。与此同时，豪森的参谋深入沼泽之中，发现这片沼泽实际上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无法通过。第二天早晨，德军为了不惊动法军，留下火炮，只携带轻武器跨越沼泽，发动一次黎明攻击，打得福煦的指挥中心手忙脚乱，失去了防御能力。尽管福煦这次吃了败仗，但他的名望却增加了。“攻击，无论如何都要攻击！”他在圣贡德沼泽地说，“德国人已经精疲力竭。胜利属于坚持到最后的那一方。”他被击退，但他的防线并没有被折断。德国人仍然没有获得所希望的所有突破。

不仅在圣贡德沼泽，在前线的其他地方，法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接近精力枯竭的边缘。“在我的记忆里，9月6日和7日非常令人困惑，天气热得像燃烧起来一样，”一名骑兵后来写道，“热浪涌来令人窒息。精疲力竭的士兵，被一层黑色的尘土和汗水覆盖，就像魔鬼一般。疲惫的马匹，马鞍却不能被取下，背上有明显的伤痕。天气热得烘烤人，渴得难以忍受……我们根本无法思考，就像在梦里行军，能烧焦一切的太阳，折磨人的饥饿，烤干人的饥渴，同志们筋疲力尽，我看见他们为了不从马鞍上跌落而硬挺直了身体。”一位法国将军甚至描绘出一幅更暗淡的图画。“太混乱了！”他惊叫，“多么拖沓的脚步啊！一幅可怕的情景……队列里没有秩序……掉队的士兵……士兵们真憔悴，破烂的军服如同碎布，大部分士兵都没有干粮袋，许多连枪都没有，痛苦地行进，就好像要睡着一样倚靠在手杖上。”

毛奇此时身在北面170英里（约275公里）远的卢森堡总部，几乎得不到克卢克和比洛的战况报告。德皇威廉也在卢森堡，身边有大量的参谋人员包围着，而这些参谋人员还有自己的一大批参谋人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毛奇与霞飞不一样，毛奇从来不去自己看一看前线发生的情况。他担心（毛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阴郁的信），如果他不在德皇身边，求胜心切的德皇就会不顾局势的危险，以个人的名义发布命令，做出一些引发灾难的事。

就在豪森跨越圣贡德沼泽攻击福煦的同时，毛奇再次委派他最信任的情报头目韩屈上校坐汽车去前线。他给韩屈的命令是口头的，口头命令比书写命令多出一个好处，根本无法验证韩屈是否超越职权。韩屈的任务是访问除最南部的两个德国集团军之外的所有集团军，看看他们是否遇到麻烦，然后送回报告给毛奇。

韩屈沿着战线向西走，访问了皇太子威廉的第五集团军、符腾堡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第四集团军、豪森的第三集团军。他认为这些集团军的情况可以接受，不需要报警，并向毛奇做了汇报。晚上，他抵达了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开始发现情况不妙。比洛已经狠狠打击了弗兰谢·德斯佩雷的部队，但是面前的法军作战非常凶猛。他与西面的克卢克之间有一条宽度达50英里（约80公里）的间隙，英国远征军已经钻入这个间隙。比洛浑身颤抖着告诉韩屈，只有他和克卢克的军队开始“向一个集合点进行主动的退却”，才有可能挽救一场灾难。比洛此时并没有失去控制。他的位置恶劣，处境危险。贝当已经攻下战术上极为重要的阵地，比洛的右翼被打得不断后撤，处境越来越恶劣。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众多紧急情况中的一个。在战线的东端，法国第一、第二集团军占领了阿尔萨斯边境地区的高地，多次击退进攻的德军。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官卡斯特劳忍受着儿子战死的痛苦（他在大战结束前还要失去另外两个儿子），向霞飞报告说，他需要后撤，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霞飞告诉他，必须不顾任何代价再坚守原阵地至少24小时。卡斯特劳的北面是凡尔登地区，法国第三集团军坚守着像废墟一样的阵地，这片废墟之中曾经是法国最坚固的堡垒，法国人在这片废墟战场上屠杀冲上来的德国人。

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兴登堡的第八集团军已经接近完成对退却中的莱宁坎普实施包围的动作。东普鲁士并不是最后一个战场，加利西亚的局势也非常严峻：奥匈帝国的主力部队正在与200多万俄国士兵交战，战况极为血腥、混乱，但是，其战略意义远不如坦南堡战役和马恩河战役重要。

在西线，战局真正动荡的战场仍然是在战线的最西端。9月8日发生的一件事真实地表明当时战场上的混乱。无论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或者是英国人，大大小小的作战单位，都处于盲目运动状态。下午，一个法国骑兵小分队突然偶遇三辆德国汽车组成的车队。法国骑兵向车队飞驰过去，德国汽车迅速转向，加速逃跑了。其实，克卢克当时就坐在其中的一辆汽车中，他正巡视分散在各处的德军作战单位。尽管他已经68岁了，但还是不知疲倦般地冲锋在前，总是对胜利保持着信心。法国人已经连续三天攻击他在乌尔克河的阵地。他经受住了法国人的攻击，并大量消耗了法军兵力。此时，他看到了一个机会，有可能在英国远征军攻击自己的背部之前，消灭面前的法军。他命令发动攻击。这次攻击的目标是从北面包围法国第六集团军，攻击任务由斐迪南德·冯·夸斯特（Ferdinand von Quast）指挥的军团完成，这个军团曾经借给比洛，比洛不久前才把它还给克卢克。克卢克曾经带着这个军团穿越比利时、法国，参加蒙斯激战，几乎经历过战役之中所有最激烈的战斗，此时几乎消耗殆尽。在这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克卢克通知部队说：“明天用包围行动来做决定。”

9月9日凌晨，韩屈出发去找克卢克。路上挤满了向东运动的德国士兵和各种设备。这些部队是克卢克派遣去保护自己的背部免受攻击的，他们的运动混杂于后撤的避难人流中。部队运动的方向给人一种撤退的感觉。这似乎支持比洛要求撤退的请求。韩屈用了5小时才走完50英里（约80公里），也就在这段时间内，夸斯特将军发动了攻击。在德军的攻击下，法国第六集团军没有撤退，而是溃退。法国士兵向四面八方逃跑。

在东普鲁士，莱宁坎普的部队还在撤退，希望能逃脱被德军亲手摧毁的命运，此时的德军虽说比自己兵力小，但取得坦南堡大胜之后的德军信心满溢。绝望之中的莱宁坎普，派遣两个师的兵力对德军的中央发动英雄般的自杀攻击。这两个师都被歼灭了，但莱宁坎普达到了目的。德军的进攻被阻止，莱宁坎普的其余部队得以逃脱。

在加利西亚平原，康拉德与俄国人进行的长时间的战斗，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战败。局势对康拉德很不利，俄国兵力大大超过他的，德国无法向他提供支持，本来有可能支持他的罗马尼亚60万军队也未能如他所愿参加战斗。尽管这么多的不利条件，他还是坚持发动对俄军的进攻。他用31个师的兵力对抗俄国的45个步兵师、18个骑兵师，对抗的灾难结果不可避免。奥地利人被迫后撤到离喀尔巴阡山脉还有150英里（约240公里）远的地方。康拉德损失40万人，其中10万人战死、10万人被俘、22万人受伤。另外，还损失216门大炮和1000列火车。奥匈帝国四分之一的兵力消失了。参战不到一个月，奥匈帝国不仅损失了与俄国对抗的能力，甚至虚弱得无法与任何敌人对抗。从此之后，奥匈帝国已经不是柏林的小伙伴，而是一个虚弱、繁重的累赘。德国人渐渐喜欢把奥匈帝国比喻为“铐在德国腿上的僵尸”。

康拉德本人也深陷这个巨大的悲剧之中。“我的一个儿子病得很厉害，”他悲哀地说，“他就躺在死尸堆中。”

凡尔登地区是霞飞的第三集团军所在，由于其防御线非常薄弱，霞飞曾授权该集团军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撤退，德军在9月9日对第三集团军发动令人痉挛的总攻。法军已经没有后备部队了，也无法弥补前线出现的漏洞。然而，法国人却有一些残存下来的防御工事。1914年前的一个时期，法国人对凡尔登地区的堡垒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用大量的沙土和岩石铺盖在原有的土石结构上，还用水泥强化了堡垒的外壳。披甲的塔楼上配有重型火炮，并且可以缩回堡垒内部。所以，这些堡垒可以抵御德军用来攻击列日堡垒的大炮轰击，法国人可以在这些堡垒内向来犯者连续射击。虽然凡尔登地理环境恶劣，使得法军撤退不可能，但是也使得德军无法将重型火炮搬运到火线上。法国人不仅能保护自己的防线完整，也能像德国人早先屠杀自己一样去屠杀进攻凡尔登堡垒的德国人。9月9日晚上，德国人进行最后一次穿过凡尔登的努力，黑暗中，他们之间相互拼起了命。

韩屈最终抵达德军第一集团军总部，克卢克此时并不在总部，他去乌尔克河督战了。克卢克希望亲眼看到胜利的来临。韩屈向克卢克的参谋官解释英国远征军就在马恩河的北面，比洛正计划撤退，克卢克也别无选择必须撤退。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比洛送来的通知到了，比洛开始撤退时。韩屈感到没有什么再值得讨论，或者有待决定，于是离开了。当克卢克知道了韩屈的访问和撤退计划时，他想抵制，像往常那样坚持向前进军。然而，当他知道比洛已经开始撤退时，他感到别无选择，只好服从。比洛撤走后，克卢克的部队变得易受攻击，除了撤退之外，别无拯救办法。

从德国的角度看，施利芬右翼的故事有一个忧郁结尾。就在克卢克接受撤退命令时，夸斯特的军团正在撕碎法军的防御。在夸斯特脚下和巴黎之间，除了30英里（约48公里）没有法国人把守的空旷原野外，什么都没有了。那简直就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攻克巴黎，德国人只需要行军就足够了。夸斯特接到克卢克的新命令，停止攻击，向后转。德军第一集团军撤退了。

全完了。夸斯特的部队已经走了许多路，但是他们此时要沿着原路返回出发点了。

没有人比毛奇感到更忧郁。“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过去几天压在我肩上几乎把我压垮的责任，我今天还能感觉到那个责任的压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目前的困难让人胆寒，这些困难就像一幅巨大的黑幕一样悬挂在我的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

背景：英国指挥官

1914年8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报道说，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将率领英国远征军去法国作战。这篇报道希望读者知道这次任命是所有军队任命中最好的。

“一点儿犹豫都没有，”这篇报道称赞弗伦奇的当选，“没有痛苦的拉票活动，没有辛辣的争辩，没有令人讨厌的候选人优缺点比较，没有偏爱，没有政党阴谋。”

根据这篇报道的解释，之所以有这样愉快的结局，是因为弗伦奇“周围有许多能力强的领导人和参谋官，不仅使部队达到极高的效率，而且他的军官们都像兄弟一般相处，并且在各个部队之间和各个官阶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同志关系”。

这篇报道是最早利用报纸做战争宣传的实例，也是一篇典型范例。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使英国公众对自己的军队感到骄傲，对挑选出来的军队领导人感到骄傲。实际上，这篇报道充满了谎言。弗伦奇做将军一点都不比普通人强，弗伦奇根本没有辨识人才的本领。有见识的旁观者从来没有发现他能高效管理军队。

至于是否涉及辛辣的争辩、偏爱、政党阴谋，《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在不知羞耻地骗人。

与20世纪之初南非的布尔战争时的英国军队相比较，1914年的英国军队还算是比较有效的战争机器，在布尔战争中，英国军队几乎打不赢由当地农夫组成的贱民游击队（后来不得不借助野蛮的打法）。此后，英国军队开始改善训练，按普鲁士模式建立参谋部。然而，英国军队在许多方面还是顽固地保留过去的坏毛病，比如，军队的领导层几乎完全没有改善。那是一个从不民主的社会文化中衍生出的军队，在这种社会文化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权力的穷人，帝国的福利都被一小部分人独占，社会各阶层只能把自己的境遇理解为是自然定律的规定。

然而，英国在变，军队的变化也缓慢地紧跟其后。1870年，英国政府终止了历史悠久的军官升迁制度，在老制度中，军官需要耗费财富去买官阶。即使改革后，也只有绅士才被认为较适合于做军官。所谓的绅士，就是有家庭背景的人。但是，即使是绅士，如果没有额外收入，他也负担不起做一个低级军官的费用。19世纪末，一名表现突出的军士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被稀罕地授予中尉军阶，但他无法接受，他当时的薪水是100镑，而担任中尉至少需要4倍于他薪水的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花钱，不仅要买制服，还要为自己所在团的军乐队交费）。如果像威廉·罗伯逊这样的人真的成了军官，那些不愿接近穷人的绅士就会尽量躲避他们，有时甚至恶意地戏弄他们。

这就是产生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国远征军其他军官的体系。这个体系到处都是生下来就是绅士的人，而威廉·罗伯逊是一个例外，他奇迹般地被提拔为少将（他曾在印度任职，那里的费用较低，制服是他做裁缝的父亲亲手制作）。绅士的标准就是一切以提高美德为目标，他们必须在所有的业余活动中修炼成精。符合绅士体面的活动有：打猎、射击、马球、周末乡村别墅聚会。阅读书籍显得太严肃，因而不适合于绅士，即使阅读军事史和军事战略方面的书籍也没有必要。让法国军官备受煎熬的理论争辩在英吉利海峡以北是难以想象的，英国穿军装的人从来不关心理论。有合适的人际关系，外加适度的贵族式的无忧无虑，是通向升迁的光明大道。所以，英国军队成为那些家庭背景好但略有些笨的孩子的最佳职业。

弗伦奇在1914年8月的时候已经61岁了，他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14岁时就参加英国皇家海军。他在21岁时转为骑兵，英国军队中最精英的兵种。此后，他一路升迁，靠的是能给人深刻印象的社交技巧和骑马时的锐气。1899年，他刚被提升为少将后，便奔赴南非担任骑兵师的指挥官。在南非，他靠大胆赢得了名声，学会了如何恨别人，同时也招致了别人的恨。基钦纳伯爵就很恨他。

1912年，弗伦奇达到人生履历的顶峰，成为皇家总参谋长，后来在卡勒兵变中辞职，但被认为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叛变，实践证明这次叛变行为没有妨碍他获得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的职务。他起程去法国的时候，又矮又胖，感觉迟钝，缺少想象力，脾气很坏。基钦纳仍然认为他办事不计后果，所以才手写命令要求他什么都别做，以免危害英国军队。

弗伦奇在布尔战争中的参谋官是一名年轻的上校名叫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大战爆发的时候，黑格是中将军阶，指挥英国远征军两军团中的一个。黑格的家族在苏格兰边陲地区从事威士忌酒的业务，当年他进入精英骑兵团时，贵族军官们认为他不够资格。虽然黑格不比弗伦奇聪明，但有一种能找有影响力的人做后台的特殊本领。他在牛津大学混了三年没有拿到文凭，后来才转入桑德霍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所以进校时年龄偏大。他参加军队参谋学院考试没有及格，后来靠关系才得以通过。他姐姐与一名詹姆士威士忌酒业王朝成员结婚，他的这位姐夫是威尔士王子游艇的荣誉监护人，他姐姐请求剑桥公爵（一位年老的皇室成员）为黑格降低入学考试标准。

黑格在布尔战争期间的表现引起基钦纳伯爵的注意。同时，黑格也与弗伦奇建立起友谊关系。年轻未婚的黑格常常表白自己对妇女的轻蔑，一辈子独身的基钦纳伯爵总是欣赏这类的军官。黑格曾借给弗伦奇一笔2000镑的大款项，帮助他了结一宗与女人的恩怨，这赢得了弗伦奇的感谢之情。从南非回国后，黑格成为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侍从武官，这个职位使他在所有社交圈中都非常显眼。1905年，他娶了令人尊敬的桃乐茜·维维安，她是王后的女仆。黑格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非皇室成员的身份在白金汉宫小礼拜堂结婚的人。他在见到桃乐茜·维维安后72小时便提出结婚请求。他后来写道：“我在比婚姻更重要的问题上做决策的时间要更短一些。”如果他的未婚妻看到他写的这段话，不知会做何感想。结婚后一年，英国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参谋制度，他在政府里的朋友和在皇宫里的朋友都努力把他推上总参谋长的位置。事实证明这个愿望不可能，因为他只有44岁，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举足轻重的指挥任务。尽管如此，当英国远征军准备战斗部署时，他还在继续追逐总参谋长一职。为此，他到处说弗伦奇的坏话，他甚至都说到英王乔治那里。当然，他绝不会忘记说明自己愿意去任何有需要的地方为英王效劳。他喜欢像教皇一样讲解自己的军事理论，不过，他讲的大部分都是错的，但他的听众竟然都毕恭毕敬地听。在战前，他说：“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将永远处于增长之中。”他还说：“炮火似乎只对新兵有效。”也许世界上只有他才能做到一方面维持与弗伦奇良好的个人关系，而另一方面又企图诋毁弗伦奇。他蔑视所有与他同级的军官，他一般不蔑视自己的下属，但条件是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有一种类似于妄想狂的信念，他总是感觉有人在阴谋陷害他，所以他也处于无休止地用阴谋反击别人的状态。

当大战开始时，英国远征军中另一个军长是詹姆斯·格里尔逊（James Grierson），他刚踩上法国土地，便患心脏病死去了。黑格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格里尔逊是一名天才的步兵指挥员，在1912年夏季的军事演习中，黑格被他打得惨败，军事演习因此而提前结束。格里尔逊死后，弗伦奇要求赫伯特·普卢默（Herbert Plumer）接替格里尔逊，但基钦纳派来贺瑞斯·史密斯–多林。这再次证明黑格的运气好。普卢默与格里尔逊一样，不仅是非常资深的中将，而且个人能力极强。如果是普卢默真的来法国，黑格将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不仅是因为基钦纳喜欢普卢默，更重要的是普卢默了解黑格的底细。几年前，普卢默是参谋学院的考官，他用尖刻的语言表达了对他的学生黑格的负面看法。无论如何，黑格在法国的条件很不利：弗伦奇很不喜欢他。从大战一开始，弗伦奇就密切审视黑格，质疑黑格的每一个决定。

弗伦奇的代理参谋官是英国远征军的主要谋士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他在卡勒兵变时是作战部总监，充当联邦主义分子在英军总参谋部里的间谍，黑格曾称他是“可怕的阴谋家，肯定要带来危害”。作为英军总参谋部与法军参谋部之间大战前的主要联络人，威尔逊在巴黎有许多重要的朋友，他从大战一开始就利用这些法国朋友的影响力争取被提升为总参谋长。他与弗伦奇结盟，就是因为他俩都恨基钦纳。威尔逊曾说，基钦纳和毛奇一样都是英格兰的敌人。

当弗伦奇选定新参谋长时，最终人选不是威尔逊，而是罗伯逊。罗伯逊是英国远征军的军需官，在大战开始几周内表现突出。弗伦奇并没有选罗伯逊，而是基钦纳阻止了弗伦奇任命威尔逊。威尔逊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失败。弗伦奇总跟威尔逊闲聊，故意把罗伯逊排斥在一边。黑格则以更精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蔑视。黑格在给罗伯逊的便条中写道：“他本意不坏，我觉得他会成功。同绅士合作是多么容易呀。”

在这么一群因功能紊乱而无法团结一致的兄弟之上，站着钢铁一般苛刻的基钦纳。与霞飞和加利埃尼一样，基钦纳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大英帝国殖民地远在天边的前方哨所中度过。他在20岁的时候中断自己的学习，参加了普法战争中的法军一边，很快他被送到中东做皇家工程兵。从此，他的履历变得传奇一般。1886年，他那年36岁，就成为英国在红海地区的长官。1892年，他担任埃及司令官。1898年，他在镇压了一次苏丹叛乱后，被授予男爵爵位。在南非，他领导英国军队获得布尔战争的胜利（他焚烧布尔人的农场，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关进集中营，数千人死亡），他因此而获得子爵爵位。从1902年到1909年，他是印度的总司令，与印度总督进行无休止的争斗。1911年，他成为埃及和苏丹的殖民地总督。1914年的基钦纳，既不了解英国社会，也不了解英国政治，习惯于控制所有人和事，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与别人合作的能力，或者说丧失了授权给别人的能力。

1914年8月危机期间，基钦纳碰巧在英格兰（他受邀回国接受伯爵爵位）。大战爆发时，他正乘船回埃及。阿斯奎斯将他召回伦敦，要求他以战争大臣的身份加入内阁。他同意了，但缺少热情；他那时最想成为印度总督，如果暂时成不了，他偏向于继续留在埃及开罗。他的新职位（他并没有放弃陆军元帅的任命，也没有放弃相应的工资），使他成为英国自1600年以来第一位现役军人担任内阁成员的人。他为人强硬、狡猾，被视为英国的传奇人物，他与英王都被视为是帝国的标志。当时，他曾预言德军主力入侵部队将先穿越比利时然后进入法国，许多政府官员和军官都怀疑他的说法。他还预言大战将持续至少3年，因此英国需要一支有100万人的军队。这个预言就更没有人相信了。然而，他的预言都是正确的。最后，英王陛下的军队并不是100万，而是5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