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 第五节

的确如李昌济、吕渊所料，辽人的异动，几乎吸引了两府诸公的全部注意力。自一月三日当晚起，石越与司马光在禀报太后、皇帝后，便以皇帝疾重，宰相须宿卫之名，二人开始轮流在政事堂守夜，以备“非常”。他们防范的，当然不是雍王，而借着这个名义，可以迅速地处理一些突发事务。不仅进奏院、通进银台司的奏疏都在记录后直接送到政事堂，两北沿边州军、职方馆、驻外使节的报告，也径送政事堂，以免耽搁时日。

这些举措并没有招来怀疑，皇帝的病情已向天下公开，朝野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两府的举动，不过是让世人知道皇帝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京师中必会因此有些谣言出现，人们也会心怀忐忑，但汴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两代皇帝的去世，倒也不至于会惊慌失措。

这个时候，只有知道内情的宰执们，才会感到紧张。契丹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尽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一雪前耻，重振威名，人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宋军天下无敌的妄想。但是，一旦听到契丹有可能真要南侵的消息，即使是两府的宰相们，心里也会显得底气不足。辽国不仅在军力、国力上，远非西夏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君明臣贤、名将如云，又占有地利——西夏最鼎盛时，也只能威胁到渭州、延州，但辽国一旦发难，河北、河东诸路，乃至于开封都会沦为战场，二者之不能相提并论，自司马光、石越以下，都心知肚明。

因此，当一月三日的晚上，回到府中的石越听到下人禀报范纯仁前来拜访时，也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雪后轩同时亦是石府的暖阁。范纯仁见着石越的第一句话便是：“方才听贵府的下人说，子明从明日起，便不再来这雪后轩了？”

石越一愣，范纯仁又打量了一眼雪后轩中富丽堂皇的布置，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可真是可惜了。”

石越笑着摇摇头，道：“再也不能住了。昨日去君实相公府上，才走得几步路，便受冻不住。若能一直待在汴京，倒也罢了。万一要去河北，岂能还这么讲究？将帅若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最易离心离德。不早点改改习惯，到时候就晚了。”

范纯仁望着石越，道：“我却是但愿子明不要去河北。”

石越听出范纯仁话里有话，却装作没听出来，笑道：“总不能叫君实相公与荆公去，他们年纪大了，让他们受这颠簸之苦，我却过意不去。”

“若果真契丹南下，自是非子明不足以安定局面。君实相公也罢，荆公也罢，统率三军，非其所长。”范纯仁直率地说道，“但子明果真以为，此事再无挽回余地了吗？”

“范公之意是……”

“子明府上可有地图？”范纯仁忽然问道。

“地图？”

范纯仁点点头，道：“去年白水潭出了一部天下四夷图，不知……”

石越把目光转向侍立在身后的侍剑，侍剑忙笑道：“我记得藏书楼里有一张，但不知是否便是范参政所说的那张……”

“那还不速去取来。”石越吩咐道，一面疑惑地望着范纯仁。此时下人已将汤酒、各色点心果子送上来，范纯仁却看都不看，只望着石越，又问道：“子明可知道白水潭有一个天下社？”

“略有耳闻。听闻这天下社是大程先生倡立的，原打算叫‘契丹、西夏研究院’，苏子容以为这个名字不妥，这才改名‘天下社’。”

范纯仁点点头，道：“天下社之宗旨，是专门研究四夷外国之情实，帮助朝廷决策外交用兵等大事。天下社的成员，有不少人曾经持节出使外夷，他们亦专门拜访曾出使外夷的官员、远赴四夷贸易的商贾，请他们口叙见闻。还有人整理有关四夷之史籍，有人甚至苦学胡语，欲译介契丹等国著述……”

石越惊讶地望着范纯仁——他并非为天下社的抱负而惊讶，而吃惊于范纯仁竟对天下社如此了解。

范纯仁又道：“据我所知，天下社刚刚出了一册小集子，不过坊间可能买不到。他们没有刻印，只请人手抄了十余本。除去送了一本给枢密院以外，其余的都是在亲友之间流传。只不知子明是否见过这本小册子？以我之见，其中有几篇字，颇有可观处。”

石越摇摇头，道：“我算是孤陋寡闻，若非范公提起，断不知还有这等事。”

“此亦不足为怪。他们行事谨慎，若非犬子正思恰好也在天下社，我亦不会知晓此事。”范纯仁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取出一本寸许厚的小册子，递给石越，又说道：“这是我特意到书肆雇人抄的。子明可看看第十页与第二十五页的两篇文字。”

石越忙接过书来翻开，却见书中全是蝇头大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但字写得甚是整齐可观。他知道当时虽然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但还有很多书，或是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刻印，或者刻印较少，因此在书肆中，便专有一些家境贫苦的书生，给人承揽手抄书卷的活计，以此糊口。范纯仁找人抄书，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倒也不以为异。

当下他依言先翻道第十页，却见那篇文字讲的是作者拜访十余位曾经去契丹贸易的商人后所听到的讲闻。文中大都是些契丹百姓平常的生活细节，而其中有一段，被人用醒目的朱笔圈出。他轻声念道：“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一面不解地望了范纯仁一眼。

“所谓法禁日严，当是指熙宁十四年后，朝廷颁布的三条主奴敕令。”范纯仁解释道，“主人殴奴婢死，以凡人论；彻底停止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广州等地富人所蓄鬼奴，责令限期释还，逾期以卖良为贱论。”

石越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这三条敕令，石越背后推动之功，亦绝不可没。

历史上，宋代奴婢地位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甚至出现过反复，比如在当时，主人杀害有过五年以上主仆关系的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刑。虽然这比汉唐已经是极大进步，但较之南宋中后期主人杀害奴婢必须抵命，奴婢的地位还显得过于低下。而其时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的事虽然大幅减少，却还依然存在，这个弊政一直道南宋初年以后，才彻底取消。石越一直暗中致力于推动从法律上给予雇佣奴婢彻底的“良人”地位，虽然阻力重重，但这两条敕令的颁布，却无疑已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当时法律已经准许奴婢与良人通婚，而且社会上亦以雇佣奴婢为主，所谓卖身为奴为婢，都有一定时限，已经更近似于一种劳动力的买卖；而奴婢死在主家，官府也必须进行调查……加上这两条敕令，可以说奴婢之地位，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至于范纯仁所说的第三条敕令，却正是范纯仁本人的杰作。宋代广州富人蓄黑奴，是早已有之之事，当时广人称为“鬼奴”，至熙宁间海外贸易繁荣，从广州至南海，蓄鬼奴更是蔚然成风。宋朝法律严禁人口买卖，尤其是卖良为贱，最严厉者将被判处死刑，所以当时曾布才闹出这么大风波来。但当时南海地区急缺劳动力，人口买卖屡禁不绝，地方官员便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广州一些富商尤其骄奢，对本国雇佣奴婢，他们还有所忌惮，对鬼奴却是毫无人道可言。这条敕令便是由一起殴奴致死的案件而引发的，一富商无故打死家中鬼奴，贿赂地方官后，竟被判无罪。当时范纯仁还在吏部，他的一个学生在广州某县做主簿，听闻此事，便写信给他鸣不平。范纯仁勃然大怒，立即具章弹劾，皇帝令大理寺按问。当时“主人殴奴致死以凡人例”的敕令尚未颁布，大理寺便定了个无故杀奴的罪名，拟了流刑。但范纯仁却不肯善罢甘休，再三上疏，要追究卖良为贱之罪。最终大理寺说他不过，定了那富商死刑。并因此颁布敕令，无论鬼奴原本是良籍还是贱籍，因其国绝远，难以验问，故都视为良籍。凡过去蓄鬼奴之商人，一律赦免其罪；而要雇佣鬼奴，也必须重新签订契约，与宋朝之雇佣奴婢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此敕一出，南海地区天高皇帝远，还可以缓缓拖拖，但对广州等地的富商来说，却是绝大的打击。当时雇佣一个奴婢，以五年为期，价格平均大约在两三百贯。而鬼奴力气很大，干活更是一个人抵两个人，改为雇佣的话，不仅以前买奴的钱打了水漂，平均每年六十贯的雇佣费用，即使不发月钱，至少也要管吃管住。这蓄奴的成本一下子就变得高昂起来。

明白了这些原委，范纯仁用红笔全出来的这段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定是南海的海商开始钻法律孔子，打起了辽国奴婢的主意。无论范纯仁所说的三条敕令也罢，还是许多有贯保护奴婢的法令也罢，主要保护的，是雇佣奴婢，这在大宋而言，亦是最主要的奴婢。但同时宋朝也存在极少数贱籍奴婢——即是罪犯活罪犯家属、战俘等被籍没为奴，这些贱奴婢地位远低于雇佣奴婢，也很难改身自己的身份，更加不会有雇佣期限之说。虽然这种奴婢在宋朝极少，但在北方的辽国却多的是，而更重要的是——宋朝是承认辽国的契约文书的！

所以，从这“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短短二十四字中，便透露出很多事实。一定是有高丽商人到辽国买这种贱籍奴婢，然后转卖给宋人！辽人将一个奴婢以一二百足贯卖给高丽商人，当然认为非常昂贵，要知道如今一匹马也不过二三十贯！但高丽海商将之转手卖给宋人，从南海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来看，即使卖到四五百贯甚至更多，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艘大船载几百奴婢不成问题，一趟下来，仅单程卖奴婢，就可以获利近十万贯！

“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石越不由得冷笑道。

但范纯仁并没有表示愤怒之意，只是淡淡说道：“子明且再看看第二十五页。”

石越迅速如言翻到第二十五页，原来这一篇文章，却是介绍辽国与国中阻卜等部族关系的。范纯仁也用朱笔圈出了好几处文字，石越仔细读去，全是有关辽军征伐这些部族后所掳掠人口的记录。其中有一处尤为醒目，范纯仁用朱笔圈了后，又在旁边特意加了朱点，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几个商人在熙宁十七年的见闻——两只辽军为了争夺俘虏，竟差点内讧！

石越震惊地抬起头来，望着范纯仁，一言不发。

范纯仁在暗示什么，已是不言自明——辽军已经加入了这场贩卖奴婢的游戏。以往辽军征伐叛乱部族，往往以牛羊马匹为最大目标，而现在，他们的主要战利品，已经变成了俘虏！

但范纯仁特意告诉自己这些，与辽国即将南侵、宋廷将采取的对策这些事情又有何关系？

石越这时已是一头雾水。

难道范纯仁要把这些当成辽人的罪证公布天下？但从范纯仁白天在政事堂的态度、还有他此前所说的话来看，范纯仁是希望议和，以延缓战争的……“相公！”便在此时，侍剑捧着一卷卷轴回到了雪后轩，“不知范参政所说的，可是这幅地图？”

侍剑将卷轴高举着，恭恭敬敬递道范纯仁面前。范纯仁接过卷轴，缓缓打开，点头道：“便是这幅天下四夷图。”一面便站起身来，走到一旁桌案前，将卷轴打开，铺在案上。

石越连忙起身，走到案边。此时侍剑早已将一盏水晶灯移到案边，石越凑着灯光望去，却见这地图绘制得并不太精细，但西至大食，东至日本，南至三佛齐，天下万国，却是标得甚是齐备。

范纯仁用手指从辽国女直诸部，一直划到西州回鹘、黑汗、花剌子模等国，说道：“要延缓契丹南侵，惟有将祸水西引！”

他语气虽然平静，声音也不高，但这“祸水西引”四个字，却如同石越耳边炸了一声雷。石越猛地抬头，几乎是瞪着范纯仁。但范纯仁头都不抬，只定定地望着地图，道：“契丹南侵，为的何事？因为他们没钱！朝廷不再给岁币，两国贸易又注定吃亏。除了掠夺，他们别无良策！辽国君明臣贤，难道他们不知道与朝廷开战是两败俱伤？实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既知迟早要战，不如趁着大宋陷入困境的时候开战。若侥幸朝廷心生惧意，重提岁币，自然是上策；即便不能，若一战而胜，亦可迫使朝廷签订城下之盟。”

“但如今摆在眼前，却有一条出路，能令契丹可不与朝廷开战，而坐得暴利！”

石越这时已隐隐猜到范纯仁想说什么，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样的计策，这样的话，竟会出自范纯仁之口。若是蔡京倒也罢了，但站在他面前的，却分明是范纯仁！

“若能遣一善辩之士，说服辽主，与西夏同盟，西掠高昌、黑汗诸国，西域诸国，焉能挡契丹铁骑？我素闻西域诸国财货堆积如山，秉常所欲得者，无非土地人众而已。若辽主出兵相助，我观秉常之志，必不吝啬财货。使辽夏两国，辽得财货，夏得土地，瓜分其民众，正各得其所，秉常欲速成霸业，中兴夏国，更无不允之理。而辽主可得财货充实其府库，得俘获富裕其将士。与大宋交战，两败俱伤，徒贻天下笑；而与夏为盟，征伐西域，于辽国损伤实小。若能得胜，更不必言，纵不能全胜，掳掠人口财货，亦是契丹拿手好戏。掳得一万人，获利便是一两百万贯，其与大宋交战，纵侥幸得胜，岁币亦不过如此！万一战败，则宗庙社稷不保。其利弊如此，以辽国君臣之智，说之当不难！”

石越与侍剑完全听呆了，主仆二人，几乎都是傻呆呆地望着范纯仁，半晌说不出话来。这并不仅仅是范纯仁的计策如何惊世骇俗，实是他们再也想不到，这竟然回是范纯仁亲口说出来的计策！

要知道，范纯仁曾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鬼奴之死，不惜弹劾罢免了十余个地方官员，搞得大理寺下不了台，非将那为非作歹的富商处死才肯甘休。又影响朝廷颁布敕令，令数以千计的南海庄园主陷入困境。范纯仁一直反对虐待奴婢，主张修法彻底废除良贱之别，曾经上疏请求将天下所有贱籍奴婢放归为良人。谁要说范纯仁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士大夫，石越就第一个不相信。他一直都认为，范纯仁正直而不偏激，温和又有原则。

但就是这么一个范纯仁——无论他话中说得多么委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范纯仁竟然想让人去辽国游说，鼓励辽国发展奴隶贸易！

石越凭直觉就相信这个计策是妙策，他也不止一次想过，若能令辽国将注意力转移到西方，对宋朝来说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弊。范纯仁此策，虽然可能令李秉常迅速壮大起来，但却至少可以为宋朝赢得四五年的时间。李秉常的重新壮大是迟早的事，若宋朝竟然害怕这点考验，那根本就没资格提“强大”二字。所以此策最重要的，便是为宋朝赢得的这难得的时间。

撑过这四五年，便是与辽国一战，又有何惧？！到时候只怕辽国不找宋朝麻烦，宋朝还想着要恢复幽蓟呢。

“幽燕未复，何谈一统？”太祖皇帝的这句话，是扎在每个宋人心中的刺。

但是石越依然一时无法接受范纯仁的这种前后表现的巨大矛盾，呆了好久，他才近乎愚蠢地说了句：“范公，奈鬼奴何？”

话一出口，石越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但此时覆水难收，亦只得呆呆地望着范纯仁，瞪着范纯仁翻脸。

但范纯仁只是抬起头来，望着石越，眼神中尽全是痛苦与挣扎。

“子明，奈社稷何？”范纯仁反问了一句。但这话却显然无法说服他自己，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又说道：“子明还记得你当日责我之语吗？昔日魏郑公也曾劝过唐太宗，可惜唐太宗不听，这才埋下祸根，盛唐不过辉煌了百余年，就此崩溃。我方才所说，实是背圣人之教，有伤仁道。然我既无本事兼济天下，便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求我中夏之民之太平安宁。春秋之义，亲疏有别，亲亲者，疏疏者，此亦天理人情。若有人身为汉人，而亲四夷，远中夏，吾不知其可！然我出此下策，实大伤阴鸷。我自束发受圣人教，凡事当以仁孝为先，汉人是人，夷狄亦是人，皆是父母生养，吾行此策，不知仁在何处？！孝在何处？！但我却始终记得子明当日责我之语，我身居两府，便当以天下为念，不能只顾念着自己干净。若此时令契丹南犯，纵能取胜，但却必有无数百姓惨死，朝廷二三十年内，更难恢复元气。我行此策，于神明有愧，于圣人有愧，然于国家百姓，可以无愧。”

范纯仁淡淡地、缓缓地说道，语言间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他所说的话，却句句出自肺腑，令石越与侍剑都不由惨然动容。推行这样的计策，对于范纯仁的折磨，他内心的痛苦，远非石越所能理解。对于石越而言，做这样的事，最多不过有点于心不忍，但对范纯仁来说，却是内心中信念的冲突与煎熬。

而他偏偏是一个信念无比坚定的人。

“然此策不能由朝廷公然推行。”范纯仁避开石越怜悯的目光，又沉声说道，“此亦是我来找子明的原因。朝廷不能公然行此不仁义之事，否则便是因小失大，传扬出去，不仅为万邦所轻，贻后世之讥，更无以面对天下万民。故此，若要行此策，必须择一人，此人须为布衣，最好不是汉人，且要能言善辩，可以见得了辽主或其身边重臣。此策亦非朝廷之策，不经政事堂，仅是子明与我之私谋。将来万一事发，咎谤皆由我二人当之！”

说到此处，他霍地抬头，直视着石越。

“咎谤皆由我二人当之！”石越轻轻点头，伸出掌来，与范纯仁轻轻击了三掌，又道：“便是这人选难觅。”

“此事便交给子明了。”范纯仁似是松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此事为我一生之耻。秋官掌天下之刑律，必须心怀仁心，至公无偏，方能执法无碍。我再居秋台，是辱此天下公器。此事一过，我便会自请出外……”

这又是大出石越意料，“范公……”他张口欲劝，却又想到范纯仁自责颇深，这欲辞去刑部尚书的想法，亦不过是为求的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范纯仁这类人，平素对己自律甚严，这时要劝，也未必劝得过来，因此张开口说了两个字，竟又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而且，在石越看来，这条计策，的确是卑劣、残忍。卑劣、残忍的东西，难道因为是为了所谓的“国家”，便可以变得不再卑劣、残忍吗？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将会是十分可悲的。

无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卑劣、残忍就是卑劣、残忍，坏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好的东西。

只不过石越也有矛盾的一面，尽管他如此认为着，但到了要抉择的时候，他却不会有半点犹豫。这又究竟是一种虚伪，还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