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 第三节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惟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地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炷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自熙宁十四年起，西夷南大乱，朝廷派兵进剿，三年之间，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各地盗贼趁势猖獗，于是益州一路之兵逐年而增，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至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凡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已增至十二万余众，其中泰半用于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远甚于陕西。故凡征战用度，十之七八皆自本路征调，然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亦不过八十六万余户。是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先帝治平时，国家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殚竭，况益州西南，已是遍地烽火！转运之费，又数倍于此。”

“况且，蜀中其实也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然自孟氏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谓，然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旦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之口袋。况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是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自然和籴也是中户与下户来承担。”

“用兵则不免于征粮征夫，征调则百姓愈加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愈急则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于是治安愈乱，需兵愈多……而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司马光异常平静地说道，“但朝廷便算知道，亦无良策。”司马康一怔，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我是户部尚书，朝廷家底，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仁宗朝以来，汴京积畜之粮草，多则七年，少则五年。然熙宁七年起大灾，国家大大小小水旱灾害，便也没稍停；紧接着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后是西南，亦未曾停过。皇上是仁君，爱惜民力，救灾用兵的粮草，多半用的都是存粮。汴京的存粮，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的存粮只够一岁之用，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你去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看看，到处都挤满了漕船。去年两淮、两浙是大熟，两湖，两江亦是丰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为防谷贱伤农，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一是补足京师存粮，二是保证边郡军粮。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之地，却连连灾害欠收，元气刚刚恢复过来，军粮供应，还是要仰赖东南。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如今已是到了极限，凭谁也没有本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师、河北、西北、益州来——若非石越当年倡议，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漕运运粮，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需费三十七万缗钱——这还没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成本。若让粮食走陆路，从东南运到汴京，便是天价。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司马康，苦笑道：“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亦不愿看到川中局面败坏！”

“去年冬我便已经感觉到益州不对了，亦略做了些准备。”听到这里，司马康在心里默算了一下，那正是司马光给皇帝的三封奏章都被留中之后的事情，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司马光的奏折里写的是什么。他心中一凛，又听他父亲充满无奈地说道：“……然我终亦是束手无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纵使不顾两北塞防，将增运之粮菽全部运给益州，陆路困于蜀道，水路困于三峡，能运进去的粮菽不过是杯水车薪，而把运费加上，又足以让西南之支出翻倍。何况，两北塞防，关系国家之根本，亦不得不顾。除非有两三年的时间——但看现在之局势……”自做了这个户部尚书以来，司马光为了改善国家之财政而锱铢必较，每日休息时间不过两个时辰，累得几度吐血，这般劳心劳力，归根到底，其实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他却再也料不到，眼见着大败西夏，收复灵夏故土，在刚刚看到这个国家将要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之时，却冷不防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中。身为同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明白，现在益州路的局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司马光喃喃自语，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遵循自己以前的想法，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还是应当肯定他这些年来的选择，尽心竭力地匡扶朝政，为有所为而不惜与小人共事？

他所能预见到的局面，让他不自禁地怀疑起自己这几年的努力，但是，回想他这些年来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心血，司马光又觉得并非一文不值。这几个月来，一个念头不断地在他心间萦绕——也许，没有竭尽全力将小人赶出朝堂之中，才是他最大的错误。君子与小人的确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君子也应当不惮于站在朝堂之上，与小人斗争到底，而不是消极地“言不用则去”。

司马光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曾公亮死了，吴充死了，张方平致仕了，文彦博比自己还大十多岁，此时已经快八十了，在枢密院也呆不久了，冯京也已经六十多岁，并且越来越不得宠——吏部的事务，现在几乎都是由吏部侍郎主持。司马光心里很清楚，皇帝不喜欢一个吏部尚书干上十年！那些善会揣摩上意的御史们弹劾冯京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放肆了，也许就在这一两年内，冯京迟早要出知地方。自从苏辙被吕惠卿赶到了福建后，王珪与陈绎便都已经在眼巴巴地盼着，希望有机会做到这个“天下第一部”的尚书……当老人凋零，正人被赶出朝堂之后，这江山社稷，百姓黎民，该托付给谁？！这朝堂之上，一定要有才德兼备的正人君子来匡扶社稷，驱逐小人！只有这样，他才勉强对得起三朝皇帝的知遇之恩，太皇太后的信任，以及他身为士大夫之责任与良心！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司马康低声重复着他父亲的话，抬起头来，慨声说道：“依孩儿之见，国家腹心之患，不在益州，而在都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蔡京望着王谷，道：“我若没猜错的话，君实相公这样做，乃是想为国家除去这个‘庆父’了。”

“这只不过是元长你自己在胡乱猜测而已。”须臾，王谷便平静了下来，斜着眼睛看了蔡京一眼，冷冰冰地说道：“君实相公想什么，你蔡元长说了可做不得准。若是疑心他拉朋结党，排除异己，元长何不拜表弹劾？”

“君子群而不党！”蔡京笑道：“我何曾说过司马君实结党？”他身子向前一倾，盯着王谷的眸子，看得王谷浑身不自在，正在说话，却见蔡京忽然一笑，单刀直入，问道：“世用兄为何不问‘庆父’是谁？”王谷一怔，蔡京又紧逼着问道：“我说司马君实要为国家除‘庆父’，怎的世用兄竟半点也不疑这‘庆父’是谁么？还是说，世用兄心里其实早已知道谁是‘庆父’了？”

王谷顿时哑口无辞，半晌，方道：“方才你不是说两府么？”

“两府可不止一人。”蔡京此时铁了心要敲开王谷这扇门，竟是毫不相让，“世用兄，若说你不知道‘庆父’是谁，为何你这一个月内，竟与太府寺一个小小的九品录事打得火热？”

“元长！”王谷猛地涨红了脸，腾地站起身来，抓起放在桌上的扇子，冷冷地说道：“告辞了。”说着将手一拱，便要辞去。

“那是没用的。”蔡京连身子都没有动一下，端起茶喝了一口，沉声道：“世用兄想一举扳倒‘庆父’，扬名天下。但若想靠着一个小小的录事，只怕非止会让君实相公失望，还会连累到一家老小……”

王谷一凛，心里一犹豫，脚便没有迈出去。

“我与世用兄是同年，又是旧交，蔡王两家，又是姻亲……”蔡京微微叹了口气，极为诚恳地望着王谷，道：“若不是为此，我才不想管这些闲事。得罪了那‘庆父’，难道我的前程并不是前程么？我亦是好不容易才进到这太府寺的！世用兄，你和那周录事打得火热，真以为别人不知道么？交钞局的事情，我这个太府寺丞都只能见着台面上的事情，他一个小小的录事，又非交钞局的人，能知道些什么？你这样做，不仅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别人——告诉你罢，那周录事，马上要调到广南西路一个边鄙小县去了。”

王谷身子一震，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这……这与他何干？”

“你犯了多大的忌讳，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蔡京冷笑道，“要扳倒‘庆父’，自然要从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弟弟、妻弟下手，这章程原本没错。但象世用兄这么干，只怕等上个甲子轮转，也找不出半点证据来。说不好还会上个恶当，拿着假证据去弹劾，以‘庆父’的手段，只怕反而被他连根拔起……”

说到这里，蔡京见王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知道火候已到了，这才起身，将王谷拉回座中，诚声说道：“世用兄，这件事，心急不得，要沉得住气。你纵然不惜官爵，不惧贬窜，但若坏了事，却怎么对得起君实相公的知遇之恩？”

“那元长你说该怎么办？”王谷一把抓住蔡京的袖子，自听到周录事竟然已经出事后，他便已经失了主意。他出身富家，虽然不怕丢了官位，但若是被贬到那些偏远的瘴疠地，却实是让人不寒而栗，生不如死。

蔡京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不由得暗笑。他这个同年，蔡京是素知的，直则直矣，刚却未必，又只知横冲直撞，素少机变，兼之好名而少实。虽然得了个“用事不避权贵”的名声，其实一半却倒是因为不知变通，被人当了枪使，不得不得罪权贵。加上他又喜好虚名，更为虚名所累，其实心里面将这禄位亦是看得极重的。此君若起比包拯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司马光选中他，甚无知人之明。

蔡京心里甚是鄙夷他，脸上却装得极为诚恳，又叹了口气，道：“世用兄，恕我直言，我便是太府寺丞，你却找那个什么周录事，这般舍近求远……”他重重叹了口气，“哎……实是……实是令人心……”

王谷脸上一红，嚅道：“是我一时糊涂。我不知……哎！”见蔡京一脸的痛心疾首，他不由得一跺脚，骂道：“都是邵伯温误我！”因见蔡京疑惑地望着他，忙又解释道：“邵伯温说元长你是石子明的旧部，若是落下什么把柄……”

蔡京不由苦笑，拍了拍了王谷的肩膀，极为无辜地说道：“休说我不是什么‘石党’，便真的是‘石党’，石学士而今已赋闲，岂不闻树倒猢狲散？谁还能眼巴巴将前程放到一个失宠的人身上？石学士闭门谢客几年，什么样的党也都散了。”

“那……”王谷顿时眼睛一亮，问道：“元长果真肯帮我？”

蔡京恨声道：“便是不说公义，只说私怨，我也不能置身事外。这些年来，‘庆父’害我还不惨么？”他看王谷脸上一阵狂喜，忽然却转变了语调：“不过……”

“不过什么？”王谷心里顿时一紧。

“世用兄，恕我直言。兄台想以一人之力，扳倒‘庆父’，那是绝不可能的。便是杨时、邵伯温，甚至范纯仁加上，也未必是他对手。当年王介甫能将台谏驱逐一空，你以为‘庆父’便没这个本事么？”蔡京摇了摇头，道：“凭心而论，世用兄以为我有何道理要把前程寄在一场必败的党争上？这么明刀明枪一斗，倘若失败，那便是万劫不复，只怕就要老死凌牙门了……”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除非……”

王谷忙道：“元长请说。”

“除非是君实相公亲自出马。”蔡京郑重说道。

“卟……”王谷长长出了口气，不由得笑出声来，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便是你不说，只要拿到证据，君实相公肯定不会置身事外的。司马君实岂是玩弄权谋的人！元长若是肯出力，是国家之幸……”

蔡京却只是静静地望着王谷，并不搭话。半晌，见王谷自顾自滔滔不绝地说着，来“游说”着自己，不由在心里苦笑了一下，只得开口说道：“世用兄，以朝廷制度，我有何理由将证据放到你们手上？将来追究起来，我脱得了干系么？难道你想让我带头拜表弹劾么？”

王谷顿时怔住了。

“我既不是什么‘石党’，也不是什么‘旧党’。”蔡京冷冷地说道，“国家的大义，我不能不顾；但是朋党之事，我亦是绝不肯沾惹的。况且，朝廷法度，也不当为了某一件事而破坏。依常理，我若是发现太府寺有什么问题，应当上报寺卿，最多是送到尚书省，若他们隐匿不报，我才好拜表弹劾。否则，我将置太府寺卿于何地？置政事堂诸公于何地？但我若将公文送到尚书省，君实相公能不能看到，便不是我能预料之事了……”

蔡京在心里冷笑：难道我还会大张旗鼓将证据都搜集齐了给你们么？那我便不是结党也成结党了。他最多只是在太府寺撕开一道口子，让司马光有机会进来而已。在不能肯定能置吕惠卿于死党之前，做出头鸟得罪吕惠卿，绝非智者之举。既然石越安排自己当先锋，那么他为何不能让司马光当手中的大枪呢？司马光是个聪明人，只要他撕开了口子，他就一定看得见。而且，君子可欺之以方，这个为国家操劳得几度呕血的户部尚书、人臣典范，在蔡京看来，实在就是天造地设的一杆大枪。司马光的安排，他冷眼旁观，看得很清楚。尽管新官制后御史台某些职权受到限制，但在监督方面实际反而是加强了。有着监察百官之权的兰台，依然是对抗两府最好的选择。司马光与吕惠卿之间的斗法，最关键的一步，还是御史中丞的任命。若范纯仁得以出掌兰台，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指派殿院、察院御史，吕惠卿执政近十年，他四个弟弟，四个妻弟，还有门生、亲友、党羽，虽然大多数只是些小官，但其中却不知道有多少污浊混事，一件件清理出来，便足以让皇帝对吕惠卿丧失信任。而且，蔡京想都不用想，便知道益州路那边藏着掖着多少事，只要范纯仁向益州路派一个得力的监察御史，便能把天都捅个窟窿出来！但是，这肯定也是吕惠卿要极力阻止的。所以，现在司马光最好的策略，便是设法在京师吕惠卿的几个弟弟、妻弟身上找出点够斤量的事情出来，再由御史一弹劾，或者发到御史台狱，吕惠卿自然要引咎避让，即便是不够赶他下台，至少在御史中丞的任命上，吕惠卿便说不上话了……若这几桩事情够份量，有范仁纯掌御史台，只怕也用不着多费功夫，便是一举扳倒吕惠卿也不是不可能的。

便让司马光来替自己和石越把吕惠卿扎得浑身是洞然后还来感谢自己欣赏自己吧……至于御史台，蔡京在心里思量着，他对范纯仁始终看不透，这个人聪明、正直、又极温和，绝不偏激，这样的人，直觉里，他感觉自己没必要去沾惹。既然要卖人情，自然是司马光比范纯仁要有用得多。

王谷怔怔地看了蔡京半天，蔡京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他才终于明白蔡京是想让自己将他引荐给司马光。

郑州须水镇。

唐康站在须水桥旁边的一座凉亭边，仰面看着满天的星宿，一袭黑绒的披风，将他整个人都裹在黑色的夜幕中。

这里距汴京只不过一日之遥了，但离汴京越近，唐康就越是感觉到一种不安。一向被人赞为“刚毅果决”、“少年老成”的他，此时心里却乱得如同一团麻似的。派回汴京报讯的家人也回来了，可石越捎来的话却让他摸不着头脑——“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唐康知道这是《老子》里面的话，他忍不住低声颂吟道：“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纲恢恢，疏而不失……”石越似乎是在教诲他什么，但唐康却又想不太明白。“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唐康反复低声颂吟着，想要悟出点什么来，却又心烦意乱，全然不得要领。

唐康知道自己是惹出大祸事来了。

但他绝不后悔。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晚上所见到的情形——平定渭南兵变后，他是与李浑一道进城的。进城之后，两人的眼睛一直是通红通红的，身子一直都在不停地颤抖。那个姓周的县丞被剥皮后那种惨象，还有渭南城中被乱兵洗劫过后的惨景——便是修罗地狱，亦不过如此。整座城中，到处都是惨死的无辜百姓的尸体，上至老人，下到婴儿，每具死尸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死不瞑目！

唐康是手中沾满鲜血的人，他在戎州亲手诛杀的人便不下数十，经他手令所杀的人更是数以千计。但是，他从来没有过那天的感觉，无比的愤怒，无比的痛恨，无比的悲悯……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一种五代时期的武人之祸，他再也不想有第二次！

没有亲身经过五代的人，是无法理解太祖皇帝与开国诸贤对藩镇割据、武人擅权的恐惧的！便算是天下所有的文官都贪污，也比不上一个武人所带来的残害祸乱！唐康这是第一次真正的理解了身为武人的太祖皇帝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说出这番话来的。

同样，没有亲自经历过渭南那个夜晚的人，也是无法理解一向冷静理智的唐康，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的！

但是唐康心里绝无半点悔意。纵是让他理智考虑，他也还是会那样做！

便在第二日，唐康与李浑将蔓陀罗药掺在茶里，迷倒了高遵惠、田烈武还有赵隆等一干官员将领，由李浑手持田烈武的兵符，将投降的全部数千叛兵用绳子牵着驱赶到渭水河边，全部处死！

渭水为之不流！

兵变是一定要处死的，甚至连家属也要全部处死。但在大宋的历史上，数百人规模以上的兵变，便极少有全部处死的例子，往往都只是只诛首恶。而家属往往也只是被发配至岭南为奴。渭南兵变，朝廷极可能又要法外开恩。

但唐康绝对不能看着这些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闭上眼睛，便会想起渭南的惨象。这些人活着，他不知道那些无辜惨死的渭南百姓怎么能瞑目！他不明白那个被悬挂在城墙上瞪大眼睛望着自己的周县丞要如何瞑目！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田烈武部一定还要开赴益州平叛，他一时间也没有多少人马来看住这些恶狼。不过，唐康心里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这些人绝没有再叛乱的勇气了。

大宋绝不会再允许任何兵变存在！站在渭水边上，看着眼前叛卒一排排被箭射死，然后血流成河，唐康的心如岗石一样冰冷坚硬。

但是，唐康心里也非常明白，自己闯出了弥天大祸。擅调禁军已是罪名不轻，何况还擅杀数千降卒？他还记得，当章惇赶到渭水河边之时，脸色苍白，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连章惇这种胆大包天，杀人不眨眼的人物，看到自己时的眼神，都带着一丝恐惧。倒是高遵裕、田烈武和赵隆没什么表示，田烈武把将印交给了赵隆，李浑也很干脆地把节印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二人当场自己把自己给绑了，让章惇押解赴京。

唐康平静地写了自劾的奏折，脱掉了官服，也与田烈武、李浑一道成了阶下囚。到了这个时候，前程他已经没去想了。他只是抱憾自己对不起田烈武，也担心会影响到石越。

但他其实又并不是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前程的。自从做了石府的二公子后，唐康胸中便满怀抱负，一心想要帮助石越立一番事业，彪柄史册，垂名万古，成一代名臣。这时候便完了，唐康心里并不甘心。

越是靠近汴京，他便越是患得患失。一时间觉得自己劫数难逃，当求仁得仁，坦然对之；一时间却又抱着几分侥幸……“二公子。”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唐康身形停滞了一下，缓缓转过身去，望着来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田大哥。”

田烈武微微怔了一下，一种温暖的笑意从心里传到脸上，他走到唐康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高兴地笑了笑。

“我……”唐康张了张口，吐了一个字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田烈武靠着凉亭坐下，仰首望了望满天的星空，默然半晌，忽低声道：“你做得对。”

唐康定定地望着田烈武。

“那些狗娘养的，只能算是畜牲。”田烈武低声骂道，“我也想把他们全宰了。但若是你和李浑那小子不把我迷倒，这事我却不会做。我这次擅自出兵，是不得已，但我也有自己的章程——当年狄相公昆仑关大捷，今兵部郭侍郎当时在麾下，违令出战，大破侬智高，战后回营请死，狄相公说，违令而胜，是谓之‘权’，这是有功而无过——可就在昆仑关大战前，他还一气杀了违令出战的三十二名将校！可见军令这种东西，并非一成不变的。当年郭侍郎若是死守着狄相公的军令，昆仑关之战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所谓的‘名将’，是要知道审时度势，要有敢承担责任的勇气——郭侍郎明知道狄相公军令甚严，他违令出战是可能要被处死的，却行之不疑，我当年听司马纯父先生和讲到这一段时，心里便甚是佩服。我虽然不敢比郭侍郎，但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我以一个小小的捕头，受学士知遇之恩，又幸得皇上的恩宠，能有今日之出身，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要是只计较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不顾国家安全，不顾百姓死活，我便是个小人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是违令。一个人，若是凭着自己的才智，视军法为无物，也不会是正道。二公子，你想想，若是郭侍郎违令得胜后，便不知收敛，专门视主将的军令为无物，那他还算是‘名将’么？‘权’这种东西，智者不得已而用之，若是经常用，便不能叫‘权’了。或者名将，用‘权’之时，便越要谨慎。否则，军中岂不乱套了？若是恃智而妄为，那我们和雄武二军那些畜牲相差也只有半步之遥了。”

田烈武的话，似是谈心，又似是劝诫，每一句都打在唐康的心中。他望着田烈武，心里隐隐感觉他这个弓马老师，实是大智若愚。

“所以，若是我，我心里再恨那些畜牲。我也不会允许我的部下去做那种事情。那是卫尉寺的事情。我擅自出兵平叛，是不得已，是用‘权’；可是我若去擅杀那些畜牲，我就是滥权。”田烈武回视着唐康，忽然微笑道：“但你这样做，我还是要说你做得对。”

“为什么？”

“我说不清楚。”田烈武摇摇头，笑道：“或许是我心里虽然明白不应当擅杀那些畜牲，可是却又极想把他们全宰了。你做了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或许，是看到你这么同情那些无辜的百姓……”他沉吟了许久，仿佛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半晌，方敛容道：“有些话……”

“田大哥但说无妨。”唐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石府田烈武教他弓马骑射的日子。

“这样的事情，做了便做了，但若是能逃过这一劫，以后二公子须多思量些。象我这样的人，资质有限，守经而不犯错，循规蹈矩，不是难事。但是对聪明人来说，循规蹈矩往往是最难的。不守规矩做了一件事是对的，做了两件事是对的，做了三件事也是对的，但不是说会一直对下去。只要错上一件，便会后悔莫及。因为这样而走上邪路的，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极奇怪的，郭侍郎违令立功，人人记得；可是之前违令出战大败而回的三十二将校，却没几个人能记得住。我记得有一回我见学士，学士正在练字，他拿给我看，写的是‘毋作聪明’四个字，学士告诉我，那是《尚书经》里面的话，我当时很奇怪，都说聪明好，为何圣人要说‘毋作聪明’呢？学士说，因为越是聪明人越是容易自以为聪明，就越是容易惹出大乱子来。自古以来，所有的大乱子，都是聪明人惹出来的，或是聪明，惹出来的乱子越大。所以，他写这几个字，是想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聪明。”田烈武说到这里，笑道：“学士和我说过的话不多，人人都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和我说过什么，我回去以后都会写出来，时时读，每次都能悟出些道理。象这段话，当时我一点也不明白。后来听人说书，讲典故，我留心对照，越往后便越明白这是至理名言。象学士那样星宿下凡的人，都害怕自作聪明……而且，聪明人易遭人嫉恨，往往也是因为不爱循规蹈矩……”

田烈武这辈子没和人说过这么多大道理，但他与唐康亦师亦友，当年感情也是极好。他是很重情义的人，这些日子看唐康的行事为人，又觉得这些话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只是自从再会之后，唐康给人的感觉，表面上看起来亲切平和，但骨子里却有点高高在上，他一直寻不到机会开口，这时终于有机会一口气说出来，竟是感觉如同去了一桩大心事。可是同时心里又感觉有点惶恐——唐康有石越这样的义兄，这些粗浅的道理，哪里还需要他来说呢？

“田大哥……”唐康一生自负才智，外谦而内傲，加上结交的又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因此便常常看不起普通人，也常有一种“礼法岂为吾辈设”的自傲。此时在这前途未卜之际，听了田烈武这一席话，竟猛然觉得自己这十几年来有多么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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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前误，今改，致歉。?</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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