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防谷令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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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借款条件对朝鲜政府颇为有利：年息六厘，以仁川海关收入作抵，分十八年偿还。

第一次借款契约于1892年10月9日签订。朝鲜方面签字的是转运漕米御史总务官郑秉夏，清廷方面采取了民间贷款的形式，以同顺泰行主谭以时这个富商的名义签字。金额为十万两。

十万两，简直是杯水车薪。偿还了从美亚商会借来的高利借款之后，朝鲜政府手里便一分不剩了。

低息这一点也颇有吸引力，为了不让清廷的宗主权在朝鲜显形，朝鲜政府一直坚持着不向清廷借款，可是，一旦借开了头，就像破了长年烟戒，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想把向日本、美国商人借的高利借款，改换成清廷的低利借款，也是合乎情理的。两个月后，第二次借款谈妥，也是十万两，抵押了釜山的海关收入。

第二次借款附带了一项条件，华商因之获得每年十万石的漕米运输权十五年。以往，朝鲜内河的米谷运输，统由两艘日本籍汽船承揽，袁世凯夺了他们的生意，事情不算大，但也是中、日两国之间对立的一个因素。

还有防谷令的问题，比漕米运输权更为重要。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各地发生灾荒，福冈、和歌山、奈良、爱知各县大水，熊本地震。日本苦于粮食不足，便从最近的邻国朝鲜大量购买米谷和大豆。金钱发挥了巨大作用，粮食大量输入日本，朝鲜却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

从朝鲜输入粮食，由十三年前缔结的《日朝友好条约》规定为免税贸易，所以历年都数量很大。这个条约，是以日本武力为背景，订于江华岛，因此也叫《江华条约》。当时的日本，与欧美各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国民引以为耻，呼吁修正。可是，日本政府与朝鲜签订的条约，更加不平等。例如：免税贸易等条款，含有欧美与日本的条约中见不到的苛刻内容。依据这些条款，朝鲜本国的产业被置于毫无保护的境况中。

因劳动力价格低廉，朝鲜的谷物很便宜。日本商人收购贱谷，运回日本，由于没有关税，只需在原价之上再加上运费就行了，确实是有利可图。看中这个生意的日本商人年复一年地增加，他们之间也展开了竞争。他们用很少的预付金收买青苗，也就是作为高利贷商业资本家来剥削朝鲜农民。叫苦的不仅仅是农民。日本商人的收购，使朝鲜谷类价格上涨，但是按日本的谷价，还是便宜的。朝鲜民众赖以生存的谷物猛烈涨价，引起社会不安。

在这种状况下，又赶上日本各地发生饥馑，于是，谷物收购简直像暴风雨一般袭来。而这一年，朝鲜的农业收成也欠佳。

日朝《通商章程》预见到这种事态的发生，在第三十七条写了禁止谷物输出的规定。朝鲜政府禁止输出时，须在一个月以前通告日本。

按照朝鲜的内政常规，禁止粮食流动的权力由地方长官掌握。朝鲜的行政区划，最大的是道，下面是府、县。道的长官为监司，府为府伯，县为县令。

咸镜道歉收，道监司赵秉式下令，自阴历十月一日（阳历10月24日）起，一年内禁止粮、豆输出。他根据日朝《通商章程》的规定，在实施前一个月的阴历九月一日（阳历9月25日），做了“关文”，即条约中规定的事先通告。

这就是“防谷令”。

然而，衙门办事拖拉，对公文的日期不以为然，赵秉式的关文到达外署（朝鲜外交部）时，已是两周以后了。及至外署通知日本政府，剩下便不足半个月。日本代理公使近藤真锄接到通告是在阴历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1日）。

赵秉式从阴历十月一日起实施了防谷令，遭到日本政府的指责。章程第三十七条明文规定，遇有天灾、大歉收，可以禁止输出。日本政府强调，咸镜道没有发生灾荒，而且预告日期还不足规定的一半儿。不过，日本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布防谷令根据不足上，向朝鲜政府提出抗议。

根据日朝《通商章程》，防谷令应由朝鲜方面“通告”日本，并未特别规定需要日本同意。近藤代理公使对章程做了扩大解释，认为类似这种重大事情，需要两国协议。日本方面要求取消防谷令，处分赵秉式。

朝鲜政府终于屈服，转年年初便撤消防谷令，将赵秉式调为江原道监司。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就此罢休，竟强迫朝鲜政府赔偿日本商人这一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原来是侨居的日本商人向公使馆请愿，日本外交部派来石井菊次郎和松井庆四郎到元山，调查实况，交涉赔款。

日本提出的赔偿额为日币十四万七千余元，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承认六万余元。日本公使是梶山鼎介，朝鲜外署督办是闵种默。

交涉正在进行，这时袁世凯丧假期满，从中国回到朝鲜上任。

“什么！防谷令只是个解释上的问题，取消它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为什么还要赔款？岂有此理，你得强硬点儿。”袁世凯激励闵种默。

“光靠我个人解决不了问题，难办得很……”闵种默说完，咬紧嘴唇。

对于日本的蛮横无理，抵抗最强硬的人就是闵种默。软弱派的代表是右议政金宏集。

“这里面纠缠着利害关系，不论哪国，商人都是贪婪的。”

“果真是根据商人的要求吗？”袁世凯不相信。

以梶山公使为代表的日本方面，要求赔款十四万七千余元，闵种默就地还价，只给六万元，梶山终于点头同意了，作为外交官，他以常识做出判断：撤消防谷令，外交上已获成功，再无休止地要求赔偿损失，就过于贪得无厌了。

然而，商人并不计较什么常识，他们只想趁机尽量多捞一点儿。

日本外交部觉得一下子答应下来，有点不够体面，于是派遣通商局长原敬到朝鲜，协助梶山公使交涉，说六万元解决不了问题。

交涉还未结束，黄海道监司吴俊泳又颁布了防谷令，吴俊泳认为解决粮食不足和涨价问题，除了采取这个办法之外，别无他策。但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挑衅。

咸镜道的海港是元山，黄海道是仁川。驻仁川的日本领事林权助提出给日本商人赔偿六万九千元。日、朝两国关于防谷令问题的处理，就这样逐步升级。

在日本国内，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会上讨论，集中责难梶山公使软弱无能。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十月，竟发展到免除梶山公使的职务，起用了在野政客大石正巳。

2

大石正巳生于土佐藩的藩士之家，是参与创建自由党的自由民权运动家。但是，他反对板垣退助的留洋之举，不久便脱离自由党。后来参加后藤象二郎的大同团结运动，成为众议院议员。

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对外往往是强硬的国益主义者，大石正巳正是这种人。

梶山鼎介的软弱路线，其实是常识路线。他失败了，大石正巳之所以被选上，是看中他能推行强硬路线。

朝鲜政府陷入了困境。

袁世凯在闲谈中不断给闵种默等人鼓劲儿，却总避开正面参与。他准备等朝鲜政府走投无路，伸手向他求援时，才出面干预。

独立自主，这才是朝鲜政府的最大希望。朝鲜想脱离清政府的束缚。袁世凯暗地里带着冷笑，旁观防谷令问题。他心想：你们愿意搞独立自主，那就搞吧，能否成功，慢慢就会知道。

朝鲜政府也希望尽量不借助袁世凯之力，单独同日本进行交涉。他们害怕找袁世凯洽谈，会把宗主权的轮廓勾画得更加浓重。

但是，强硬派大石正巳到任之后，朝鲜政府已经无法解决防谷令问题，不得不找袁世凯商量对策。

大石正巳要求的金额确数为十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九元三角七分二厘。

袁世凯答应出谋划策。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要求赔款的根据是豆谷买卖合同。袁世凯认为，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不能要求不履行合同的赔偿。本来防谷令是正当措施，要求赔偿之类事情可以不予理睬，但问题已经纷争至此，就适当地付给一些。日方提出一个过细的数字，袁世凯怂恿外署督办也提出一个更为详尽的数字——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五元五角四分九点三一二厘。

这时督办换为赵秉稷。

“岂有此理！”大石正巳要顶回这个数字。

朝鲜方面以冷处理的方式将此事搁置了一个月，然后提出：“那么，还按照以前我们同梶山公使之间即将达成的那个数额吧，六万零七百三十四元九角六厘。”

“我是作为软弱无能的梶山的后任来到这里的，那个数字不要再拿给我看。”

大石正巳态度高傲，蔑视朝鲜官员。

同日本大石正巳公使交涉的是外署，即朝鲜外交部。他不愿再同外署打交道，希望直接同政府交涉，因为外署背后有袁世凯，事情难办。

朝鲜方面拒绝了，外交的职能部门是外署，必须通过它才行。这样蛮横无理，使大石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不仅朝鲜官民，连外国的使节也纷纷议论，称他是“那个恫吓者”。

谈判毫无进展，大石公使焦急起来。三十八岁的少壮政治家，面临一堵厚墙，必须想办法突破。

事已至此，他希望政府派兵，占领仁川及釜山的海关，以解决问题。

大石公使的这一提案，使日本政府大为狼狈。单方面出兵占领海关，是公然违反与清廷缔结的中日《天津条约》。从国际上观察，这种强硬政策会使外国降低对日本的评价。

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都驳斥了大石公使的提案。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呢？

这时，前任驻日本公使李经方致函日本政府，以探询的口气提议：“朝鲜问题是否由大石公使和袁世凯合力解决？”

他的探询，可以认为是李鸿章的意思。

陆奥外相立刻做出反应。1893年4月12日，他给李经方复信，转请袁世凯出面调停。同时，向大石公使发出训令，让他接受袁世凯的调停。为此，日本外交部特派参事官松冈郁之进赴朝鲜。大石公使大概为此扼腕不已。

大石陪同松冈拜访袁世凯，郑重其事地请他出面调停。

后来，事情进展也并不顺利。5月2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但又提出为了尽可能避免两国决裂，行使武力之前留有两周的犹豫时间。

急于成功的大石，打算越过朝鲜外署和议政府，直接见朝鲜国王，但未能如愿以偿。恰巧这时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访问朝鲜。名义上是参谋次长，但参谋总长是皇家殿下，所以川上实际上就是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视察旅行时，有伊地知幸介、田村怡与造等年轻的陆军将领随行。朝鲜国王不能不接见川上将军，大石乘此机会，与川上一行人一起进入朝鲜宫廷，当面递交了“最后通牒”。

看来似乎是大石巧妙地利用了川上访朝的机会，但是，川上访朝竟在这种时候，不是也可以解释成对防谷令问题施加压力吗？

关于防谷令问题，袁世凯硬是坚持梶山曾经同意的六万元，并且拒绝再加上黄海道防谷令赔偿。对此，大石傲然地坚持十七万元的赔偿。

“这是人选的错误！”伊藤和陆奥都发觉起用大石是个失策。他一意孤行，竟决定把谈判地点移到天津，他认为同李鸿章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天津已有代理领事荒川已次，把伊藤博文首相的亲笔信递交李鸿章，信的内容是“防谷令问题的赔偿金，日本放弃原来要求的十七万元，愿意降到九万五千元，请说服朝鲜政府接受”。

朝鲜政府厌恶这个高压的大石，一边更换外署督办，拖延时间，一边由驻在东京的权在衡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在东京谈判。另外，还希望更换大石公使。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多么不受朝鲜方面欢迎。在外交上如同绵羊一样温顺的朝鲜，竟敢于向对方要求调换公使，显然事情非同一般。

日本政府拒绝了朝鲜的要求，但命令大石离开汉城，到仁川听候指令。

1893年5月19日，防谷令问题好歹解决了。咸镜道防谷令赔偿九万元，黄海道防谷令赔偿两万元，计十一万元。其中六万元先期付款，余下五万元以三年为期偿还。

这一问题是侨居朝鲜的日本商人引起的，商人的力量竟足以使稳健的梶山公使退出战场。商人们把自己当作日本扩张的尖兵，他们相信，自己所受的损害由日本政府用武力讨还，是理所当然的。此后，同类事情反复出现。

3

朝鲜政府想把防谷令问题的谈判移到东京，不仅是为了回避大石公使，也是因为东学党在各地兴起，治安急遽恶化。

防谷令问题使朝鲜国内充满了“日本可畏”的空气。

在朝鲜，商人的地位极低，而日本政府居然为商人的利益争辩，挥舞拳头，真意何在呢？

一般朝鲜人对日本抱着恐惧感，而宫廷的恐惧感或许更甚。庶民没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宫廷的人却有很多害怕会失去的东西。

朝鲜国王及闵妃族人似乎看见，日本这样一个恐怖对象的背后有金玉均活动着。他杀死了许多闵氏族人，逃到日本去了，这是闵妃一族念念不忘的。

他们的“日本恐惧症”，有时候也变成“金玉均恐惧症”。

“逮捕金玉均，将他引渡给朝鲜。”朝鲜政府通过全权公使和穆麟德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日本政府不愿把自己利用过的人物送进死地，同时也不能给以极为明显的保护，那会伤害朝鲜宫廷的感情，结果，金玉均被弃之不理了。

金玉均的遭遇很坎坷，他改名叫岩田周作，实际上是在日本政府的拘押之下。解除这种拘押是在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以后。

日本拒绝引渡，朝鲜政府便偷偷派出刺客，要刺杀金玉均。

从朝鲜派来的刺客是池运永和张殷奎等人。然而，金玉均身边有刚勇无双的郑兰教和柳赫鲁等人护卫。柳赫鲁觉得靠近金玉均的池运永可疑，在他的住处搜出朝鲜国王的暗杀诏书、武器、毒药等，成功地防范了一次暗杀。

虽然暗杀失败了，但朝鲜宫廷绝没有放弃消灭金玉均的企图，当金玉均被解除了拘押时，朝鲜宫廷再次派出刺客。这是比池运永等人强得多的刺客。

刺客的名字叫李逸植，本名叫李世植。

池运永是内署主事，由于他的过失，使暗杀诏书被盗，他被抓进日本监狱，后来遣送回国。他不是个出色的刺客。

与之相比，李逸植确实是高明的刺客。他带着权东寿、权在寿兄弟两人，潜入东京，接近金玉均。

因为有池运永、张殷奎的前车之鉴，金玉均警惕性很高。不管用什么理由，凡是接近他的人，开始时都要受到怀疑，李逸植戴着忧国之士的假面具来靠拢，金玉均并不完全信任他。

然而，金玉均是个交际甚广的人，对于前来接近他的人，决不拒绝。“也许是刺客，也许是同志，也许是将来能变成同志的人，不必回避他们。”金玉均对为他担心的人们说。

一起亡命日本的朴泳孝，与金玉均不但在政治上意见分歧，个人感情上也不融洽。金玉均死后，朴泳孝回忆道：

金玉均的长处是善于交游，巧于文字，谈话有术，诗文书画无一不能，短处是忘恩负义，缺少谋略。

——摘自李光洙《与朴泳孝相遇的故事》

朴泳孝意识到对死者的礼貌，在赞誉之中还夹杂了一句“忘恩负义”的批评。究竟是指对朴泳孝忘恩负义，还是指亡命中的女性关系呢？对于朝鲜人来说，“忘恩负义”是最严厉的批判了，至于“缺少谋略”一语，则是一半儿批判，一半儿赞扬。

对立面的朴泳孝承认金玉均的长处是“交游”，可见他是一个多么善于交际的人，然而在交游这个长处的背后，却潜藏着“无谋略”的短处。明明知道那是个需要戒备的人，可他却缺少警惕的谋略。

金玉均虽善于交游，但极其肤浅。亡命九年，他受过很多人的援助，如玄洋社派系的人、犬养毅、尾崎行雄、福泽谕吉等，还有朝吹英二那样的实业家，对他也伸出过经济援助之手。

在野人士，痛恨日本政府对金玉均太冷淡，认为从日本国家利益来说，金玉均仍是个可以利用的人。日本的在野民权论者对外是些极端排他的国益论者，大石正巳就是个最好的例证。但有些人认为可以把金玉均当作日本的一个棋子，或许可用。还有一些人一直跟他打交道，不能立即撒手不管。例如，福泽谕吉等人在思想上已经进入脱亚论时期，认为与列强为伍，侵略朝鲜是正确的。要把朝鲜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老实说，像金玉均这类人，倒很碍事。金玉均之所以靠近日本，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自主，脱离清廷的束缚。一旦日本取代清政府统治朝鲜，可以想见，抵抗最激烈的将是主张独立自主的金玉均。

武装政变失败后，金玉均逃到仁川，登上日本“千岁号”，竹添公使想答应朝鲜政府代表穆麟德的要求，命他下船。倘若下船，就一定会遭到惨杀，金玉均一行已准备自尽。幸亏“千岁号”船长侠义，拯救了他们。船长是民间人士，公使是政府官员，到了这时，金玉均再也不会信任日本政府了。他的政治嗅觉是发达的，一定能察知日本民间的国益膨胀主义者是想利用他才来接近的，他之所以不斥退他们，是因为经济穷困和人力太少。

作为亡命的大政客，金玉均常被比作孙文，有时甚至被称为“朝鲜的孙文”。但是，两者相比，金玉均的条件可远远不如孙文。

孙文在海外有很多侨胞。在美国，在东南亚，在日本，有很多经济富裕的华侨，支持他完成大业。尽管如此，孙文在革命资金的筹集上，仍花费很大气力。要使革命成为现实，就必须有巨额的资金。华侨之外，还有许多青年留学生，是些有知识、有热情的革命战士。相比之下，当时侨居海外的朝鲜人却寥寥无几，原因是朝鲜开放才十几年，何况所谓开放，也只是外国人进入朝鲜，至于朝鲜人出国则为数甚少。所以，金玉均在海外不可能像孙文那样得到本国人经济上、精神上的援助。

孙文费力筹集的是用以实现革命的资金，而金玉均是在为个人的衣食费用犯愁。朋友们常为他举办书画展览会，尽管书、画都相当高明，但毕竟不是一流的。不过，由于他的声誉和情义，衣食所需费用总算能筹措出来。

比贫困更令金玉均苦恼的是同志太少，只要是本国人，他就偷偷地把他当作同志。即使明知是敌人，也要争取他成为同志。

金玉均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对自己的辩才绝对自信。谙于中国古典的金玉均，相信自己的三寸之舌比毛遂更强，岂止胜过百万之师。

金玉均创建了“三和主义”，他确信可以说服任何人。“三和主义”的目的是依靠日、朝、中三国合作，防止西欧侵略东方。内容大半是理想主义的，对于现实政治家似乎没有多少说服力，顶多能得到原则上的赞同。

“这个主义是我创建的，尽善尽美，毫无缺欠，足以应付任何论战。当然，若用日语辩论，尤为欢迎。”金玉均自豪地说。

金玉均的日语，据说比日本人还强。

他充满自信。然而，在外人看来，他的想法十分幼稚可笑。他的幼稚在于他连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立场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他完全明白，掌握着朝鲜政权的闵氏一族，把他当作杀害族人的仇敌，时刻想杀掉他；他也知道，他为了独立自主，企图同日本结盟，清廷当局是如何怒目而视；他更察觉到日本政府的冷淡态度，分明把自己当作日本实务派的一个障碍物。然而，对于这些，他的认识并不深刻。

“那种事我早就知道！”这似乎是金玉均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