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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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归国，朝鲜宫廷采取了冷淡的态度。不，在归国的当日处死了大院君的忠实家臣金春永和李永植，这种态度已超出冷淡，可以说是敌对。然而，民间却没有附和宫廷，人们对幽闭异域多年的大院君寄以纯朴的同情。如前所述，原来与大院君对立的亲日派，甚至在政变后的政府人选中起用了大院君一派的人，就是为了利用民众对大院君的爱戴之情。

大院君在仁川登岸，宫廷没有正式迎接，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据《容庵弟子记》记载：

二十五日抵仁川，韩之绅民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仁（仁川）至汉（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

仁川是首都汉城的出入门户。当时朝鲜的主要开放港口有仁川、釜山、元山三处，清廷在三港均设“分署”，类似领事馆。因为清廷对朝鲜总抱有宗主国意识，所以尽可能避开外交用语，在首都汉城的公使馆称作“公署”。

以袁世凯为首，一行人登陆后，在分署下榻。仁川有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他们分别来清廷分署拜访。

按照外交礼节，应当回拜，但大院君没有去，这是出于谨慎。日、英两国领事祝贺大院君归国，到访的是清廷分署，所以需要袁世凯回拜。停泊在仁川海面的英国军舰上的官员也来拜访。

“英国军舰是闵妃特意叫到仁川来的。”心腹们把街头巷尾的谣传告诉袁世凯。

“这很可能……”袁世凯点点头。

释放闵妃的仇敌，引起了她对清廷的怨恨。她刚刚采取靠近清廷的姿态，同亲日派斗争，却挨了当头一棒，自然对陪同大院君归来的袁世凯也恨得咬牙切齿。

叫来英舰，是一种示威行动，暗示：朝鲜被清廷抛弃了，但还有英国、日本以及俄国。

亲日派在朝鲜国内有牢固的根基。巨头金玉均虽亡命国外，但余党并未销声匿迹。而朝鲜同俄国联系，也是无可掩饰的事实。穆麟德在背地里穿针引线，已经是人所共知。朝鲜暗派使节去海参崴，也已被清廷的东北官宪所察知。

朝鲜同英国的交往，一直没公开。闵妃把英舰叫到仁川来，其意不外是向清廷表示：“不光是俄国和日本，还有……”市井流言，可能是闵妃一党有意散布的。

“这真是一件棘手的事……”

袁世凯苦笑了。回拜之前，他往汉城打了电报，毫不含糊地责问为什么不派人前来迎接。其实，他完全清楚闵妃的心思。

接到电报，朝鲜宫廷这才勉强又派出迎接使。

袁世凯对朝鲜宫廷使者说道：“我奉朝廷之命来送汝王之父，汝等竟如此简慢亵渎，不拘有何缘由，外观必须郑重严肃。仁川这里有日、英等外国使馆，若被他们说朝鲜简直没有君臣父子之情，你们不觉得羞愧吗？”

二十几岁的袁世凯向朝鲜内阁大臣级使者说教。

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即阳历10月5日，星期一，袁世凯和大院君一行人进了汉城。朝鲜国王在南门外张起帐篷，迎接生父。相隔三年，骨肉相聚，本当十分高兴，然而，国王的表情却非常拘谨，他是怕得意忘形，妻子闵氏一定会恼怒。在他周围，到处有闵氏的亲信心腹，虽为国王，却极端害怕侍卫们向他妻子告状。

大院君的私邸云岘宫里住着他的老妻和侧室，她们列队门前，恭恭敬敬地迎接主人归来。

“你不要做政治性发言。如有外国使节拜访，可以出门回拜，国内权贵、政客的拜访，就不要去回拜了。”

袁世凯把大院君送到云岘宫，临别时叮嘱了一番。

后来，闵妃下令禁止文武百官同大院君互访和书信往来，还公布了“大院君尊奉仪节别单”八条规定。在尊崇大院君的名义下，严格控制云岘宫的出入，实质上就是幽禁大院君。

闵妃又往云岘宫附近派驻军队，大院君的家臣、仆从终日惶惶不安，逃亡者陆续不绝。

袁世凯会见朝鲜国王，对处死金春永、李永植等人提出抗议，要求今后不得加害大院君方面的人员。

包围云岘宫的军队不久又撤回，这并不是屈服于袁世凯的抗议，而是因为担当参谋角色的穆麟德劝告闵妃：“这样明目张胆地镇压，不但给清廷以介入的口实，也会给外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没有好处。”

这年六月，李鸿章免除穆麟德“外署协办”之职，一个月后，又把穆麟德的“税务司”职务解除了。然而，穆麟德依然留在朝鲜，担当闵妃一党的外交顾问，薪金三百元，可以自由出入朝鲜宫廷。闵妃一党想利用穆麟德详知清廷内情这一点，以抵抗清廷行使宗主权。穆麟德当然还要劝闵妃与俄国勾结，而闵妃也没有放弃此心。

后来，俄国派驻天津的领事韦贝转任驻朝鲜公使。

前途莫测，但袁世凯此行的任务只是押送大院君而已。

“你还惦记这里的事？该回去了。”随同前来的王永胜斟酌一番用词后说道。

总兵王永胜不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比袁世凯高出很多，但这次朝鲜之行，袁却是首领，他只是随员。袁是上司，必须尊重，但也有一定限度，过于尊重也不适当。

尽管担心朝鲜的局势，但任务完成了，就必须回国。袁世凯突然笑起来。

“哪里，无所谓惦记不惦记，听其自然吧……”

袁世凯一边笑着，一边反省：心事让王永胜看出来了，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搞外交的，这简直是耻辱。他满不在乎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真的？”

王永胜表示怀疑，心想：这小毛孩子！但又一转念：或许他将来会是真正的大人物。

2

袁世凯在朝鲜停留十几日，这期间他写了一篇《摘奸论》，交给李熙。

这是揭发奸党的文章。“奸”，主要指俄国，具体是指在朝鲜、俄国之间上蹿下跳的穆麟德。

在短暂的停留中，袁世凯向值得信任的金允植剖析了国际形势和俄国的不足信赖，劝告他少接近穆麟德和韦贝，小心俄国的阴谋。他把劝说金允植的话写成文章，就是《摘奸论》。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把《摘奸论》递交朝鲜国王，是九月七日。其内容也向政府高级官员公开了，据说，读了它，“王及王妃均惊悟”。

次日，国王召见袁世凯，长时间笔谈。

“俄国一向以最小劳力换取最大效果，派遣军事教官一事，更须戒备，它会由此抓住朝鲜兵权，乘隙而入。俄国物色不冻港，只有在朝鲜，它怎能不生出觊觎之念？”袁世凯反复论说。面对面的笔谈要比《摘奸论》更具体、切实。他把穆麟德的策略批得体无完肤。

“用这样的人，国家也会被他盗走的！”穆麟德被清廷解职以后，朝鲜政府雇用为“典圆局差使”。现在，国王决定给三个月的薪金作为退职金，将他解雇。

失业后的穆麟德造访袁世凯。

“有没有什么工作？”

此事，《容庵弟子记》中也有记述。如果是事实，那么穆麟德的脸皮可够厚的了。他也许是假借找工作，探听清廷方面的虚实。

袁世凯完成任务，九月十八日回到天津，立刻向李鸿章做了汇报。

李鸿章边听边点头，没有插言，可见袁世凯的汇报很得要领。听完之后，李鸿章说道：“公署太软弱喽！……”

袁世凯对于驻朝鲜公署只字未提，当李鸿章提及时，才答了一声“是”。

陈树棠似乎没有魄力，但也没有特别可指摘的缺点，只是缺少威严罢了。

“需要改组！”李鸿章捋着胡须说道。

“名称也需要改。”

“‘商务公署’这个名称也太软弱！”

“这只能被人当作领事馆。”

“有人提出让徐承祖兼任。”李鸿章平淡地说。

徐承祖是驻日公使，就是说，让驻日公使兼任驻朝鲜公署首长。

“这可不妥。”袁世凯说道。

“我也反对。”李鸿章不假思索地说。

他想说：朝鲜已成为国际政局的一大焦点。中、日两国之外，近两年来英、美、德、俄、意等国分别同朝鲜缔结了条约。听说法国也在进行活动，俄国任命了驻朝鲜公使。外国已开始重视朝鲜，而清廷却让驻日公使去兼任，确实不妥当。

“这是井上的意见吗？”袁世凯问道。

驻日公使徐承祖在半年前同日本外务相井上馨面谈，井上对徐说：“希望贵国改派更有决断能力者做驻在朝鲜的负责人。委任以后，请他来访日本，不但可以受到阁下的有益教导，还可以同我国有关方面会晤，交换意见，今后同我国驻朝鲜公使和睦相处。”

徐承祖把会谈内容详细地报告了李鸿章。此事，袁世凯早就从叔父袁保龄那里听过。凡是有关朝鲜的事，袁世凯确信自己比谁都“通”。

李鸿章的眼睛闪了一下：他怎么知道？李鸿章马上就想起自己曾把徐承祖的报告给袁保龄看过，而袁保龄总是把朝鲜的任何事情都告诉给侄儿，因为袁世凯要以通晓朝鲜为政治资本。其实，李鸿章也估计到这些消息都会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

“哈哈哈——”李鸿章笑了，“外国政客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我们有害……让陈总办去做，确实有困难。”

担任总办之职的陈树棠过于慎重。“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这是井上对陈的评价，李鸿章也同意。

这一年（1885年），清政府向外派出公使的有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西班牙、秘鲁、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十二个国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兼任英、俄两国公使，七月间同刘瑞芬交接，刘也兼任英、俄两国公使。许景澄兼任德、法、意、奥、荷、比六国公使，张荫桓横跨大西洋兼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

清政府虽与十二国互换公使，但实际只派出公使四人。四人之中，专任的只有日本的徐承祖，所以徐承祖向李鸿章提出他兼任朝鲜公使，并不奇怪。

“是啊，应当找一个更果断的人。”袁世凯道。

“让徐承祖专注于日本吧，朝鲜那里派一个特别有决断能力的优秀人物去，已经定下来了。”

“是我吧？”

“哈哈哈，你真是恬不知耻……”李鸿章边笑边说。

“一定不辜负中堂瞩望。”袁世凯立刻郑重地说道。

“吴大瀓学识渊博，但称不上奇才。”李鸿章的谈话似乎不着边际，但这里有他的一贯脉络。

前一时期吴大瀓曾运动过，想担任驻朝鲜公使，对此袁世凯也有耳闻，李鸿章的讲话就是以此为前提。吴大瀓是进士出身，在金石学方面被称为泰斗，受到人们尊敬，然而驻朝鲜公使的差使对他却不适合。这里需要“奇才”。李鸿章承认吴大瀓是学者，却不认为他是奇才。

“奇才，还得属我袁世凯吧？”袁世凯毫不胆怯地说道。李鸿章不太高兴地皱了一下眉头，但还是点点头。

“马上就出发。”李鸿章说道。

3

对于政府来说，朝鲜不是纯粹的外国，所以不用“公使”这一名称，但实质上这却仍然是公使的人选。当时，“大使”这一名称只用于大国与大国之间互相派遣的全权官员身上。由于清政府不是国际政治上的大国，即不是列强，所以驻外负责人均用公使之名。等级是二品或三品，相当于道员、省布政使、内阁各部次官。

袁世凯不是科举出身，推荐他时，李鸿章耍了一些花样。他不但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识大体”，还说是朝鲜国王李熙曾要求派遣“熟谙朝鲜国俗，时务练达的袁舍人”。

李鸿章起用袁世凯的奏折是九月二十一日呈递的，在袁世凯向他汇报的三天后。

两天后，九月二十三日，朝廷发出上谕：“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

道是仅次于省的大行政区，台湾由福建管辖时是台湾道，其长官是道员。道员实际是正四品官，所以这是特意给袁世凯的待遇。一年前，徐承祖受命任驻日公使时也是以道员任用的。以前袁世凯驻在朝鲜时以同知被任用，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

汉城的公署也被改组。以前称商务公署，带有总领事馆的性质，这次扩大为公使馆规模，袁世凯的正式职衔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陈树棠在任时只办理商务，现在增加了“交涉”。

“交涉”就是“外交”，因为清政府把朝鲜视为属国，总避开“外交”一词。陈树棠当时被称为“总办”，而袁世凯则称为“总理”了。

公署人员，在陈总办时代是十二人，袁世凯赴任后增为二十二人，增加将近一倍。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增加到五十四人。上记数字自然不包括仁川、釜山等分署的人员。

十月七日袁世凯偕同李荫梧、姚文藻等人踏上赴朝鲜的旅途。李是仁川的负责人，姚是釜山的负责人。

袁世凯之下有两名随员，即谭赓尧和张承涛。英文翻译是唐绍仪，日文翻译是张光甫，朝鲜通事是金大用等人。后来的大人物唐绍仪的身份显得很低，但薪金上，因为是英文翻译，给了一百二十两。而随员谭、张才八十两，相比之下他的待遇很高。日文翻译张光甫仅三十两，显然唐绍仪在当时已经被重视。日文翻译的三十两比起朝鲜通事的十五两来，还多一倍。至于仁川和釜山的分署负责人，则都是二百两。

可以想象出袁世凯那副得意扬扬的样子。刚满二十六岁，竟然把堂堂进士出身，年已五十的吴大瀓击败，弄到了驻朝鲜公使的位置。他摇晃着膀子在仁川登陆，是很自然的了。袁世凯谒见朝鲜国王是阴历十月十五日，阳历11月21日，星期六。

“不管怎么说，没有军队……”

李熙的口气是把一切简单地归结为武力。他辩解，有时不听从清政府，是因为它撤退了驻防军。

“如能派来大军，我们将只依赖上国。”李熙说道。

朝鲜国王向袁世凯请求出兵，似乎是件怪事，其实，他的发言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一定有闵妃的主意起作用。

朝鲜国作为一个国家，要求独立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也是多年的夙愿。但是，在独立以前，各派势力之争相当激烈。闵妃一族的事大党，必须全力对付以日本为背景的开化党，因此就需要清政府的武力。然而，由于释放大院君归国，加深了闵妃一派的抱怨情绪，认为“清政府是依靠不得的”。不依赖清政府，就得把“保险”放在别国，自然要与俄国联系。但是，清政府对朝鲜同俄国交往一事，又极其敏感。

朝鲜国王还通过李鸿章不断向清廷提出“奏咨”，请求“遣兵驻防”。

清政府同日本之间缔结过中日《天津条约》，出兵朝鲜时必须通告日本，恐怕日本也要派出相同数目的军队。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清政府不能出兵。

“因为同日本有条约，不能常驻大军，但仁川有清舰数艘，一旦有事，会做出反应的。”袁世凯这样回答了朝鲜国王。

谒见国王之前，袁世凯总算完成了李鸿章交给他的一件事，就是把穆麟德弄回中国。穆麟德被解雇后，仍留在朝鲜。当然，作为个人，侨居朝鲜与否是自由的。可是，他留在朝鲜一天，就会在朝鲜与俄国之间周旋一天。他了解朝鲜内情，也深知清廷内幕，让他留在朝鲜是危险的。

到达仁川后，袁世凯同穆麟德会面，极力说服他。

“你是学者，不应该在国际政局上搞幕后活动，听说你正收集满洲文献，这对于你倒很适合。中堂说，如果你继续搞满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他尽量帮助你，你以为如何？”

穆麟德似乎动了心。

朝鲜经济已经到如此地步，作为财政顾问，穆麟德的业绩应该打负分。另外，把俄国拉进朝鲜来，恐怕是德国政府的指示，他本人也并不十分积极。数年前，德、奥、俄搞了个三帝国同盟。在侵略朝鲜方面落后了一步的德国之所以要把俄国拉进来，不外是为了牵制中、日两国或英、美、法诸国。如今俄国公使已派到朝鲜，穆麟德的活动将受到限制。难道就这样了此一生吗？穆麟德正不知所措。假如研究满洲文献，作为欧洲人，他是第一流的。为了留名后世，与其充当外国公使的顾问角色，不如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研究，何况后援又是极可靠的。

想来想去，穆麟德决定接受袁世凯的劝告。不久，他乘清舰“超勇号”去了天津。

应该说，穆麟德的选择是明智的。1901年他死在宁波，死后一直保持着学者的声誉，他的《满语文典》至今仍是颇负盛名的著作。

对袁世凯来说，穆麟德这件事顺利收场，同朝鲜宫廷的关系也算和睦，而新任日本驻朝鲜公使高平小五郎竟然同他意气相投。

从1885年起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归国为止，整整九年间，袁世凯一直担任清政府驻朝鲜的最高负责人。

4

《容庵弟子记》这部记述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文献资料，一开始就称朝鲜为“韩”，但是，“韩”这一国号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1897年才正式改称的。

袁世凯以“总理”这一庄严的头衔，第三次踏上朝鲜的土地。谒见国王之后，市井间传开一个奇妙的谣言：“金玉均率领数千兵士，从日本攻过来了，计划占据江华岛，夺取王位。”

袁世凯从驻日公使徐承祖和日本公使高平小五郎那里得知金玉均来攻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曾经参与肃清金玉均一派的朝鲜要人们，包括国王，无不战战兢兢。

“绝不会有这种事，用不着担心。当然，也不妨加强海防警戒，派船巡逻，金玉均胆敢来犯，一定要把他活捉归案。”袁世凯向他们说。

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凄惨已极，哪里还能带兵反攻朝鲜。

失败后的金玉均逃到仁川，经井上角五郎等人从中说情，才得以乘船亡命日本。

“甲申政变”的背后有福泽谕吉和后藤象二郎，这是人人知道的事实，而井上角五郎就是他俩的代理人。

福泽谕吉想操纵金玉均一类人物，制造出一个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政权。如果失败，他就转变方向。福泽谕吉1885年写有著名的《脱亚论》，文章并不太长，下面一段是结论：

譬如，一村一镇之住民，栉比而居，众人愚蠢粗暴，残忍无情，即使偶尔有一人家，谨言慎行，注意人事，也将被彼等的丑恶所淹没。其影响间接阻碍我国外交者，实属不少，诚为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为今日谋，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尔后共同振兴亚洲。毋宁不与为伍，而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与中国、朝鲜交往之法，亦不宜以邻国之故，而特别拘于礼数。亟应如欧人之风以处之。亲恶友者，不免共恶名。依吾人之见，应谢绝东亚之恶友焉。

这就是所谓“脱亚入欧论”，亦即“入列强论”。“亟应如欧人之风以处之”一句，简直是帝国主义的宣言。

那么，金玉均就是被绝交之国的人，自然要受到冷遇了。

金玉均通晓日语，潜伏似乎并不困难。他辗转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有一次，到有马温泉入浴，被记者发现，一时成为新闻材料。

1885年9月17日的《朝野新闻》报道：

曾被尊崇景仰、执掌过一国政权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氏，一朝事败，成为伶仃孤客，流寓我国。人情常是却冷就暖，昨日之亲友，今成路人。其中唯有二人，固守节义，与金玉均氏辛酸与共。

文章还介绍了仆从小坂龟次郎和车夫伊藤金吉，虽然金玉均亡命中几乎无力支付工资，但他们毫无怨言。文章最后说：

而今回避疏远之辈，闻此事后做何感想？

朴泳孝从日本去了美国。

袁世凯送归大院君时，日本报纸说亡命中的金玉均在研究佛经。

金玉均杀了闵氏家族的重要人物，闵妃一派对他的仇恨是深重的。金玉均之父金炳台被捕，母与姐自杀，弟金珏均死在狱中。金玉均的妻、女也被投入牢狱。其他与事件无关的族人，也都被牵连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