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日本

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月二十七日，康有为乘坐一艘英国客轮抵达了日本。

很显然，他是逃亡至此的。

话说就在慈禧突然回宫的那天，隐约已经觉察出不对但又自知无力回天的光绪把康有为叫来，派了他一个去上海办报的差事。

于是康先生就得到了一个在狂风暴雨来临之前逃出生天的机会。

慈禧发动政变夺还大权的当天，康有为已经出了北京城，所以九门提督没能在南海会馆抓到他。接着，康先生先到上海，再到香港，最后实在是躲不住了，坐船去了日本。

他老人家觉得，日本应该是自己的避风港。

可是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民并不欢迎他。

康有为的那艘船靠的是神户港，当时都在琢磨下船后上哪儿买房当寓公了，结果日本方面先来了通知，说是上峰有令，康有为不许登岸。

康先生闻讯后自然大惊，觉得这不应该啊，自己当初搞变法那会儿跟日本人多热络啊，都已经深入到两国合邦这一领域了，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

莫名加无奈之下，他想方设法派人找到了自己一个在日本的弟子，叫欧榘甲的，想让他去打听打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欧榘甲是个好孩子，并未因为师傅落了难就装不认识。两三天后，他亲自登上了那艘英国船，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在康先生的要求下，他先说出了坏消息：经过多方探查，确实有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日本政府方面的重要人士，认为没必要让康有为来日本避难。

理由是维新变法既已失败，那么他康有为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用处，收留了这位仁兄，反而会得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清朝廷，以现在的世界局势来看，无论是从实际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从理想主义的亚细亚大业出发，日本的结好对象都应该是清政府，而非那几个满世界乱窜的维新残党。

康有为听完，哀叹了一声，摇了摇头，然后又问道：那么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大清驻日公使李盛铎已经照会日本政府，要求他们配合清廷抓捕康有为……

话还没说完康有为就拍桌子了：你妹的这算哪门子好消息？

欧榘甲连忙摆手，说我话还没说完呢，虽然李盛铎是这么要求的，可日本方面却觉得这帮着大清抓人似乎也太过分了一点，所以拒绝了……

于是康有为再度哀叹一声，说这是天要亡我啊。

虽然形势一片大恶，但却也并非穷途末路。

尽管当时的日本的确不怎么愿意接待康有为，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帮他一把。

比如品川弥二郎。

品川弥二郎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也就是俗称的松阴门下。

此人在日本历史上很有名，曾经为日本最初的军歌做过词，也曾是日本史上暗箱操作国会选举的第一人。对于康有为的到来，他认为，应该接纳。

理由是当初人家搞维新变法时，你们一个个屁颠屁颠地要跟人搞合邦，现在人家落难了，你们倒不管了，这是人干的事儿么？

更何况，如果现在将康有为拒之门外，无异于是帮着清廷一起害他，这是不义的。

在品川弥二郎等人的坚持下，日本政府总算是允许了康有为下船上岸，并同意他留在日本。

应该讲，康有为确实不是一个本分的人，才刚刚落了脚，却又想要折腾了。

10月31日，他找到了一位在日本大名鼎鼎的人物，想要跟他谈谈日清之间的合作问题。

这人，叫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明治时代著名的间谍，人称中国通之第一人，同时也是有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兼大陆浪人。

什么是大陆浪人，我们放在后面讲。

宗方小太郎出生在熊本，明治十七年（1884），趁着中法战争之际来到中国学习中文，顺便搞搞情报，虽然当时他只有20岁，但因为刻苦钻研外加天资聪慧，因此很快就初步通晓了汉语，不光日常会话没有问题，甚至还能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云游各处。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一个叫荒尾精的人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就是间谍基地——不光刺探情报，还顺便研究中国。作为此时已经有了些许名声的中国通，宗方小太郎也自然而然地被邀请加盟。

荒尾精这个人，大致跟小太郎一样，除了是情报工作者、大陆浪人之外，也是一位亚细亚主义者，并且他还有一个十分出名的理论，叫对清弁妄。

所谓对清弁妄，其实是一个挺自说自话的想法，总结起来也就一句话：日本要通过战争对大清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和日本一样的近代发达国家，然后共同在亚洲防御西洋列强，绝不能战胜之后贪图割地赔款的这种利益，不然就是“有失大义”。

虽然后来的日本政府当然不可能不贪图割地赔款，但这套对清弁妄理论中的要求帮助中国进行所谓的“改造”，以及日中两国“共同提携”的调调，也是非常深入日本人人心的。

而宗方小太郎，正是其中的一员。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里，小太郎开始对大清各方面的情报进行正儿八经的打探，并且得出了不少与当时世界大众看法所相反的结论。

此时的大清已经搞了三十来年的洋务，北洋水师也基本羽翼丰满，因此无论是舰队本身还是大清帝国，都普遍被世界所看好，认为亚洲龙头甚至是世界黑马，非大清莫属。

但宗方小太郎却并不这么看。他表示，把大清帝国当黑马，那是很愚蠢的，属于“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

在小太郎看来，观察一个国家其实和观察一个人一样，应该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洋务运动下的大清虽然有了不少改进和发展，但无一不是表面功夫，属于“形体”，而其“心腹”，早就烂光了，再怎么搞，也无非是“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根本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那么，这心腹烂光的根源在哪里呢？

宗方小太郎认为，在于腐败。

不光是官场的腐败，更是人心的腐败。

用小太郎的原话来讲，就是“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国民心态已经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地步。

几个日本人，在上海搞了个贸易研究所，就把中国的问题摸到如此透彻的地步，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可怕。

在研究所里待了几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了。宗方小太郎自然就此投身于战争，把社会情报暂且放在了一边，搞起了军事情报。

可以说，在整场中日甲午战争中，宗方小太郎是最大的幕后功臣。因为他的努力，使得日本方面在战前获得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情报：

第一，高升号的出港日期，是他打听到的，正因为有了这个情报，才能使得东乡平八郎他们顺利地打响了甲午海战的第一枪，并且还打赢了。

第二，北洋舰队离开威海卫的时间也是他打听到的，从而使得日本联合舰队可以抢先一步在9月15日于黄海大东沟布阵，虽然世间都认为黄海海战是遭遇战，但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看，其实是一场以逸待劳的埋伏战。

只此两件，使得宗方小太郎名声大噪，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更是亲口表示：“宗方小太郎，为君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话再说回康有为。

戊戌变法被镇压之后，康先生一直都不甘心于失败，总琢磨着怎么东山再起，但他很明白自己势单力薄，因此一直想要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只不过这靠山在大清境内是肯定找不着了，于是他又想到了日本人。

凭着敏锐的直觉，康有为认为能够将大清的国情和军事机密情报拿捏刺探得如此精准，他宗方小太郎必然有过人之处以及丰富的各种资源，如果跟他合作的话，大事应该可成。

只不过这事儿的关键在于，眼下你康有为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一呼百应的维新党领袖了，说难听点就是条丧家犬，你如何才能让人家宗方小太郎跟你合作？

骗呗。

话说在10月31日，康有为和宗方小太郎在东京见了面。

打过招呼后，康先生开门见山地说道，自己想在中国大闹一场，夺回变法维新的成果，希望宗方阁下能够出手相助。

宗方小太郎问怎么个相助法？

康有为提出两点：第一，由日本借兵给自己，打回中国去；第二，由日本发起舆论攻势，在全世界范围里声讨慈禧。

小太郎却连连摇头。

“康先生，日本政府是不可能轻易出兵的。除非是有时机到来，那个时候不用你请，也会自有行动。”

听了这话，康有为想都没想，张嘴便是四个字：“时机已到！”

宗方小太郎哪知道康先生是在蒙自己，一听便也有了兴趣：“此话怎讲？”

“以我目前实力，推翻清廷并非难事。”康有为一看对方入了套，便摇头摆手款款道来，“目前在下手下有一南学会，会中子弟兵上万，集中在湖南，且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会长，一旦闹将起来，我与阁下合兵一处，先取武昌，再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之后挥师北上，直取京城，擒拿慈禧。”

其实康有为手下一个人也没有，所谓“合兵一处”，实际上就是想从日本那里骗点兵然后给他们带路打回中国。

说白了，这哥们儿这是准备给太君带路呢。

只不过宗方小太郎并不傻，他觉得康有为这话听着实在太不靠谱，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怀疑对方，毕竟人家好歹也是大清帝国曾经的风云人物。

于是只能从话里找话：“康先生刚刚所提南学会，成员都在湖南，那出了湖南，又如何是好？”

“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湖北经营多年，他亦是我盟友。”

“那么清国方面，就不会对此有所行动吗？”

“大清的官军，能战者无非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祥福三人，合计也不过三万余人，不足为惧也。”

由于当时毕竟是公元1898年，不比现在，直接百度一下就什么都能知道了。因此纵然是一代名谍宗方小太郎，对于康有为所说的话也无法直接判断出真伪，尽管隐约觉得对方是在忽悠自己，但还是表示，在下知道了，要不康先生您稍等一段日子，待在下准备准备，联络联络，然后再说？

康有为则立刻点头称善，说我这边不急，您准备您的吧。

眼下康先生干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自是急不得。更何况他也从未想过要在宗方小太郎这一棵树上吊死。

数日后，又有一个人前来康家拜会，此人康先生不认得，可我们却认得，那便是宫崎滔天。

康有为跟宫崎滔天并无交集，仅限于听过对方的名号罢了。这次宫崎前来拜访，康先生也只以为是来给自己送钱的——自从到日本之后，有不少日本名流以各种名义资助着康有为，供他吃，供他用。

但宫崎滔天却不是来送钱的。

他非常开诚布公地先问康有为道：你听说过孙文么？

康有为点点头：有所耳闻。

乙未年广州闹那么大，不想听说也不行啊。

然后宫崎滔天突然跳转了话题：“康先生，我认为您是很愚蠢的。”

康先生很显然是吃了一惊，但脸上却没有显露出一丝失态，并且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着下文。

而宫崎滔天也不客气：“先生当初想用一纸圣谕，来清除贵国数千年所沉积下的弊病，岂非愚蠢？贵国积弊的由来，在于人心。要想彻底改革，就必须先罢黜那些陈旧的权贵。而罢黜权贵，则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先生两手空空，只想依靠君权，依靠那一纸圣谕，从而完成大业，真是可笑。”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脸上很挂不住了，恨不得当时就站起身来抽宫崎滔天一顿，但转念一想到这家伙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金主，于是便强按怒火，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一句：“那依您的看法，该如何是好呢？”

“在下认为，在贵国搞改革，太不切实际，见效也慢，不如搞革命。康先生，孙文先生的思想之高尚，见识之卓越，抱负之远大，堪称东亚珍宝，足以担负起四百州四万万生灵的命运，您不如跟他合作吧。”

四百州就是中国。

“呸！”康有为再也按捺不住，并且看出眼前这个人今天是肯定不会给自己钱了，非但不会给，而且还是来当说客的，要把自己拉去跟着孙文一块儿造反，这哪能行？

更何况，听他的意思，好像还是要让我去给那孙文当小弟？

“我康某忠君，世人皆知，岂能跟你们这伙人苟合，干那无君无父的勾当？”

宫崎滔天一看对方发火了，连忙起身劝慰，说您消消气，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同为天涯沦落人，没必要动怒不是？对了，要不康先生改日抽个空，我安排您和孙先生见一面？

“滚！”康有为拍了桌子，“来人，送客！”

于是宫崎滔天只能失落地离开了康家。而康有为却还怒气未消，越想越火大的他忍不住当着家里人的面破口大骂了起来，说这姓宫崎的，竟然给孙文来当说客，这孙文是什么人哪？贼子叛逆啊，他请来的说客能接待吗？肯定是先游说，游说不成再图穷匕见搞暗杀，对，肯定就是这种货……

这真的是冤枉孙先生了。

姑且不说宫崎滔天是真心诚意想当一次红娘，让一同在日本流亡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手共图大事，就说此时的孙文，也是根本就没可能去刺杀康有为的，不光是彼此之间无冤无仇，更主要的是因为人家正忙着呢，没工夫搭理你。

忙什么？

忙着娶媳妇儿。

话说在后来担任了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的犬养毅曾经问过孙中山：“先生最爱的，是什么？”

孙中山说，是革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犬养毅不以为然：这个是人都知道啊，咱能爆点猛料么？

孙中山没有任何犹豫：“女人。”

犬养毅抚掌大笑。

明治三十年（1897），孙文从神户移居至横浜，先是建立了兴中会横浜分会，然后又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叫中山樵。

这并非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网名，而是有典故的：且说有一次孙文跟一个叫平山周的日本人去东京，在旅馆住宿登记名字时，孙文自感如果在日本天子脚下登记“孙文”二字的话，或许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想着起一个化名。

正好两人所在的附近有日本公卿中山家的宅邸，于是孙文灵机一动，在名册上写下了“中山樵”一名，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宫崎滔天就把他的中国姓和日本姓合二为一，称之为孙中山。

而这个叫法，也被传遍了全世界。

不过孙文本人却从来未有以“孙中山”自称过自己，一次也没有。

同时在其本人的各种公私文档内，也只署本名孙文，而在欧美，则一般取其号称之为孙逸仙。

话再说回横浜，当时的孙文，住在一个叫温炳臣的华侨家中，住一楼。

温炳臣是横浜分会的干事，广东台县出身。主要经营茶叶和棉丝生意，因为一来敬重孙先生，二来也确实家中有钱，所以在孙文入住温家的房子之后，温炳臣特地请来女仆一人，负责照顾这位房客的生活起居。

女仆的名字叫浅田春，当年15岁，静冈县人。

浅田小姐进入温家之后没多久，就跟孙文彼此生情，成了一对。

不过因为两人没有明媒正娶昭告天下或者办理过任何法律手续，故而时至今日提起他们的时候，通常都将浅田春称为孙文的妾或情人。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主仆恋，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都不乏例子，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不对劲。但细细琢磨一下，就会觉得好像并非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首先，当时的孙文是不会日语的，或者说是很不精通。他只会中文和英语。

巧的是，浅田春也会中文和英语，而且很精通，精通到能随心所欲地跟孙文交流。

这就很奇怪了。

你得知道，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一般只有千金家的大小姐才有可能在15岁的时候掌握两门外语，并且熟练到足以跟人谈恋爱的程度。而浅田春很显然应该不是千金小姐，不然也不会去做女仆。

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刻意地对她进行过训练。

是谁？

我也不知道。因为历史上并无记载。

至于为什么要训练这么一个小姑娘，虽然目前也没有史料来说明这点，但其实好好想一想便能明白——她应该是日本方面派来的间谍，用于观察孙文一举一动的间谍。

如果是女间谍的话，那么上述的一切就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而浅田春是间谍的证据，也不是没有，那就是自她来到孙文身边后，孙文的各种行动，基本上都被日本政府了如指掌了。

比如明治三十三年（1900）9月21日，兵库县知事向外务大臣报告称：“孙逸仙（三十四岁）与跟随者温炳臣（三十八岁）及浅田春（十八岁，孙逸仙之妾）于昨（二十）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自横滨乘坐开往神户方向的火车，途经西京来神奈川，是日宿市内相生町三丁目加藤的旅馆。”

然后在9月22日，兵库县又报告说：“今日傍晚孙陪同其妾浅田春赴相生座观戏，不久返回住地，用罢晚餐复又观戏，除此之外再不曾外出，亦无他人造访。”

从以上记录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第一，浅田春到来之后，孙文的行踪被大量泄漏给日本政府是不争的事实；第二，此事多半和温炳臣无关。

因为温炳臣跟孙文同岁，都是公元1866年出生，但在上面的记录里，他的年龄却被错误地记成比孙文大四岁，如果浅田春真的和温炳臣有着较深的关系的话，那应该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犯低级错误的。

再说兴中会横浜分会成立之后，温家的那处住所也就成了革命基地，孙文每次都带着一群同志在自己房间里开会，每回开会都要摊开一张中国地图，孙先生指指这里，点点那里，然后嘴里还念念有词：“我们要尽快发动革命，攻陷这些地方……”

然后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秋季的某一天，正当孙文和往常一样带着一群同志在地图前开疆拓土说得唾沫横飞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响声。

众人定睛一看，发现地图上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大水迹，抬头望去，发现天花板上正往下滴着水滴。

于是大家就有点不开心了，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国家大事呢，上面怎么就滴水了，这不阻挠革命行动嘛！二楼住的是谁啊？

但孙文却并未发牢骚，只是回头问温炳臣，这是怎么一回事？

温炳臣表示可能是楼上的住户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我这就上去看看吧。

此时温家住着不止孙文一户，在二楼还住着一家日本人，家主叫大月金次。

大月金次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跟温炳臣关系很好。因为家里发生火灾房子被烧没了，于是仗义厚道的温炳臣便邀请他们一家暂住到了自己的家中。而这次的“水灾”则是由大月金次10岁的女儿大月薰所引发，且说小姑娘当时正在把玩着一个装满了水的花瓶，一不小心打翻在了地板上，于是水便顺着缝隙流到了一楼。

很快，楼上的大月金次就知道女儿干了坏事，于是便让大月薰下楼道歉。

小姑娘自知闯祸，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楼下的房间，当着所有人的面低头表示对不起，以后自己不会再这么顽皮了。

虽然大家不可能真的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但地图被弄湿了，会议被搅和了，所以尽管嘴里说没关系下次小心点，但脸上总归是不怎么好看的。

而唯独孙文，一看大月薰，就笑了，然后说道：“没事，你能主动来道歉，真是个好孩子。”

说完，拿出了一瓶糖水椰子，送给大月薰当见面礼。

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物产比较贫乏的国家，在以前就连砂糖也属于比较珍贵的食品，至于椰子，那更是只在鹿儿岛等南国地带才会有的特产，横浜的小孩子兴许连见都不曾见过。

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那一年，孙中山32岁，大月薰……10岁。

至于后来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后面慢慢再说。

话说在维新党的核心里，还有一位也来到了日本，那便是梁启超。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梁启超跟他的师傅康有为完全不是一种人。首先就是人品，这位梁先生基本上天生就干不来那种坑蒙拐骗的勾当，一直都是个心胸坦荡之辈。即便是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中间，他梁卓如的口碑也是不错的。

俗话说人品决定待遇——康有为从天津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香港再从香港跑到日本，绕了亚洲小半圈可临了临了日本人连岸都不打算让他上。

但梁启超，还没离开中国，日本那边连欢迎会都准备好了，伊藤博文更是亲口表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

于是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的10月3日，日本人就亲自派出军舰大岛丸将梁启超接走，先送他去了广岛，后来又到了东京。

和孙中山一样，在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也给自己搞了个日本化名，叫吉田晋。

吉田，取自吉田松阴；晋，即为高杉晋作的晋。

安顿下来之后，梁启超想办法找到了当时正在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光绪皇帝也给弄到日本来。

得到的答复当然是NO，因为这事儿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日本人要真能想办法从皇宫里把光绪带出来，那当初戊戌变法时就想办法去颐和园杀慈禧搞合邦了，还需要在这儿跟你梁启超扯淡么？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毕竟对方是值得敬仰尊重的梁先生，因此大隈重信只是表示，如今贵国大局已定，先生还请不要急躁，暂且等待数年，等到时局有变，再做计较吧。

不过你也不要笑梁启超太傻太天真，你知道当时康有为在做什么么？

康先生倒是挺成熟的，这位老兄此时搞了一个奉衣带诏，说是自己在临出国前，光绪亲下朱谕密旨给他要他去日本筹款募兵，然后杀回北京讨伐慈禧，因此，为了大清王朝，请在日本的同胞们，多多捐款给我康某人吧，不捐不是中国人。

顺便一说，那个奉衣带诏，是康有为手工伪造的。

两人的人品之差距，大致就在于此吧。

眼看救回皇上无望，梁启超也只能死心作罢，开始蹲在家里过着每天看看书学学日语的日子。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宫崎滔天，宫崎滔天么我们都知道的，那段时间也不知道吃了什么特别来劲，反正是逮着一个维新党就想劝人家跟孙文合伙，结果梁启超倒是真跟康有为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为人好说话，而且也确实开明得很，表示自己虽然是个不赞同革命的保皇派，但却并不排斥他们，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完全能一起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

就这样，当年11月，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梁启超和孙中山第一次见了面。两人一开始还各抒己见互不相容，各说各的理，结果没想到却是越谈越投机，聊到最后梁卓如也不顾自己维新党的身份了，跟孙文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合作。

其实此时梁启超的很多思想见解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且说在抵达日本之后，他几乎瞬间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了。

“当我来到日本，实地见到了这个正在不断进步的国家后，就仿佛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般，头脑和身体都一下子畅快了起来。在这个国家，无论是当差的还是做工的，都对人生抱有着莫大的希望并为此而活跃，浑身上下充满了勤勉进取的精神，这也就是为何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国能一跃登上世界文明的舞台吧。比起正在不断腐败着的清政府，我想日本是一个更值得去爱慕的国家。”

之后，梁启超又接触了福泽渝吉和德富苏峰等人的自由民主学说，在阅读了大量类似文章书籍后，得出了结论：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则必须从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入手，也就是所谓的“少年强则国强”，而要使少年强大，则一定得从教育入手。

当年年末，在兴中会横浜分会会长冯镜如的资助下，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叫《清议报》。创刊后，陆续刊载了《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同时攻击大清的专制朝廷，鼓吹爱国救亡。

可能有人会问看着弟子一步步走向革命党阵营，康有为为何不闻不问？

这是因为此时的康先生觉得在日本混着没啥意思，人生地不熟的施（坑）展（骗）不（不）开（到）拳（金）脚（钱），于是便带着他的奉衣带诏去了加拿大。而孤身一人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跟孙文他们来往得更加频繁，甚至还介绍了不少自己的仰慕者加入革命党阵营，像章太炎、唐才常等人，就都是在这个时期经梁卓如之媒结识的孙文。

就在维新党和革命党越走越近的当儿，大清那边又出了大事了。